今天，無論在美國還是在英國，大概只有學者還記得亞伯拉罕·考利[插圖]這位詩人的名字，我也懷疑他們中間每年有沒有十來個人在讀他的詩。17世紀晚期，他被視為正典詩人，影響很大，可以說是那一時期的龐德。雖然到了塞繆爾·詹森博士的年代，他的名氣多少已經消退了，但仍然足以成為詹森《詩人列傳》中的開篇人物。相比於約翰·鄧恩，他更多地被視為玄學派詩人或智者詩歌的奠基人與代表（業已暗淡），是被德萊頓和蒲柏取代的過時的老一派。文學史，尤其是文學批評史，常常把某一時代堅持的判斷變為荒唐。
在我年輕的時候，雪萊受到漠視，被文學界和學術圈所排斥，鄧恩的作品則被認為是詩歌的典範。在艾略特時期（或龐德的年代），假如你認為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是最好的美國詩，或者認為哈特·克萊恩[插圖]是比W.H．奧登更出色的不朽詩人，那麼你很可能被視作沒文化的怪人。
詹森博士認為《考利傳》是他的《詩人列傳》中寫得最好的一章，因為其中對於玄學派詩人（他從德萊頓[插圖]那裡得到這一命名）的論述是充滿先鋒色彩的。或許今天看來這些論述已經過時，但我覺得詹森對於鄧恩及其同時代詩人的討論仍然是我們所能讀到的最充分的觀點；儘管在那之後，"鄧恩熱"一直從19世紀的柯勒律治持續到亞瑟·西蒙，再到當下的無止無休。無論詹森博士有什麼盲點和瑕疵，他仍然是英語文學中最多產和最富建設性的文學批評家，只有哈茲裡特和羅斯金二位可以與之一較高下。很難期望比起蒲柏來，他會更喜歡鄧恩的作品。在任何情況下，他對玄學派詩的分析對我來說依然比任何一個現代辯護士更公平，包括今日路易·馬茲[插圖]的努力，後者試圖說服人們用"冥想詩"來代替"玄學詩"的名類。馬茲教授描述了兩者的定義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這對我們很有幫助：
在意象的使用中和喚起意志的激情感染力中，冥想指向詩歌……為了批評和歷史的目的，我相信，我們應該嘗試區分"玄學"和"冥想"的特質……［"玄學詩"］總是驟然起頭，處於某種機緣中，而這種機緣必須通過對隱喻的一種特殊使用而得到探索與掌握。舊式文藝復興"巧喻"（conceit）[插圖]，那些精妙的類比，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方式，抽象性、具體性以及不一致性的極端條件可以被編織到同一種論證結構中，由盛行的"才智"（wit）之力保持統一。這是負責任和明晰的，但針對同樣的問題，詹森博士以下這番話鞭辟入裡得多：
"才智"，如同其他受到人們選擇所支配的事物，有它的變化和時尚，即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大約在17世紀初出現了一類作家，可以用術語命名為"玄學詩人"……玄學詩人是一些有學問的人，這些人的全部努力就是表現他們的學問……如果批評之父把詩歌命名為"模仿的藝術"……是恰當的，這些作家要失去詩人之名不會有大錯，因為他們不能說自己模仿過任何事物。他們既不模仿自然也不複製生活，既不描繪事物的形狀，也不表現智力的活動。
然而，否認他們是詩人的人，卻承認他們有才智。德萊頓坦承他自己和他同時代的詩人在才智上落後於鄧恩，可堅信他們在詩藝上能超越他。如果"才智"由蒲柏做了適當的表達，它就是"常常想到而從未表達得如此之好的東西"，那麼，他們肯定不曾達到，也不會尋求它。因為他們苦心孤詣追求思想的獨特，而不大在意所用的措辭。但蒲柏的"才智"論無疑是不正確的。他把它打壓到它的自然尊嚴之下，也把它從思想的力量降為語言之愉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