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現代歷史學家對於尼德蘭北部地區在18世紀的經濟衰退所做的研究指出，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其主要的原因是鄰近國家在工業以及造船業方面後來居 上，超過了荷蘭。荷蘭本國在這些經濟領域的競爭力也在減低。
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輔 助的原因，包括荷蘭共和國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風氣的改變等。荷蘭共和國在18世紀下半葉，特別是最後的25年裡的經濟衰退，是與該國的「食利階 層」即「依靠利息過活的富人」以及其他資本持有者的自滿以及短視有關的。這些 人更喜歡將資本投到海外而不是用於培養和促進本國的工業以及造船業，並以此減輕國內 的失業的壓力。出於自私的動機，他們更加關心的是保住自己的財產而不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在18世紀的時候，荷蘭上流社會主要是由這些「食利階層」主宰的，他們連上一輩從事的商業也不經營了，他們繼承了前輩積累的財富，既不經商，也不投資工業和加工業， 他們對國家的經濟活動沒有任何積極的貢獻，對於社會的發展也沒有任何實際的作用。他們過著富足的生活，住在精美奢華的鄉間別墅或者是城鎮裡美輪美奐的大宅子裡面，僱用 了一大幫廚子、僕人、馬車夫以及園藝師為他們提供奢侈生活的服務。他們擁有荷蘭國家的債券，依靠這些債券的分紅以及利息過活；他們還擁有東印度公司以及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也有分紅所得的利潤。
但是，他們對自己的祖國沒有感恩之心，把金錢存放到外國的銀行裡去，特別是英國的銀行裡去。他們要對當時荷蘭資本的外流負責。這些富人的心態 就是「今日有酒今日醉」。1778年，《市民》雜誌指出：「每一個都在說：『我 死以後就是洪水滔天也不管了！』這是一句我們的法國鄰居的格言，我們即便沒有這樣 說，也是這樣做的。」幾年以後，有一位名叫迪克·凡·洪根朵普的 人從爪哇寫信給自己的同胞說：「我活著的時候儘量行善，善有善報，我死以後就再也不 擔心什麼了。」1782年，荷蘭省的大法議長勞倫斯·特·凡·德·斯皮格爾估計荷蘭人通過資本的投資不勞而獲所得的利潤每年達2700萬 荷蘭盾，但是都由於經濟的衰退而被抵消了。同時，這些收入也完全沒有用於救濟那些處 於失業以及貧困狀態的無產階級。
要說在18世紀晚期荷蘭的資本家和食利階層將資本投入英國以及法國的基金以幫助了 這些荷蘭最危險的競爭者，此種說法可能並不完全公道。這些國家即便不依靠荷蘭的資本 也能夠發展自己的工業和商業。英國也是一個資本的出口國，但是其規模不如荷蘭那樣 大。約翰·德·維勒斯指出英國能夠承受美國獨立戰爭帶來的財政負擔， 不感到有太多的困難，即便荷蘭從倫敦召回其本國的資本時也是如此。同時，他也指出荷 蘭資本持有者投資到外國的行為對他們本國所產生的真正不利的影響，在18世紀一直持續下去。
博克塞引證約翰·德·維勒斯的研究指出，從荷蘭黃金時代延續下來的佔主流的商業傳統，就是主宰世界範圍的海外貿易的荷蘭商人階層，他們幾乎都深信是上帝賦予了他們的權力去成就偉業。商人階層在荷蘭一直享有比工業家或者除了寡頭統治者以外的其他社會 各界更高的社會名望；事實上，這種商業傳統、社會名望以及價值取向不利於培養和發展 工業所需要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人們只是想發財甚至就想過舒適的生活，許多人認為一旦 有了足夠的資本去從事發展工業以及手工業只會毀掉經商的神召，應當培養自己的子孫成 為商人。
這就造成了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那就是從事買賣的人多，經營實業的人變得越 來越少。另外，荷蘭共和國的政府結構是與中央集權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各省之間互相競 爭和互相妒忌並沒有對黃金時代的經濟發展造成損害，但是在18世紀形勢發生變化，在以 後的時間裡，特別是當荷蘭與外國的競爭日趨激烈的時候，荷蘭國內的這種互補合作的態 勢就成為社會經濟進步的很大的障礙。從1609年至1621年，各省對於荷蘭「總體」的財政貢 獻的份額已經確定下來，一直到荷蘭共和國結束的時候也沒有很大的改變，一些政治家想 根據情況的變化略作調整，他們的努力都流產了。
政治上的分裂也造成各派力量之間互不信任，18世紀下半葉支持和反對奧倫治家族的人士紛爭不已，使得任何人提出的改革議題都變成了敏感的話題，不是被自動擱置，就是被另一派所反對。在修築跨省的道路以及運河的時候，各省之間的互相妒忌使得這些工程無法推進。17世紀的時候，在寡頭攝政團中的腐敗以及任人唯親已經存在，那時還沒有太大地削弱執政的效率；但是他們的後代已經面臨一個不景氣的衰退的時代，這種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就一定成為社會和 進步發展的障礙。 1720年至1740年的荷蘭捕魚業的衰落已經引起了就業問題並導致經濟繁榮受到影響， 引發城市和鄉村經濟的嚴峻局面。但是，城市中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困的現象。
但是，18 世紀70年代的時候，由於航運業和商業的衰退，城市貧困的現象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了。在1780年的時候，城市衰退的事實已經演變得非常嚴重。在城市中作為經濟支柱的從事實 業的中產階層對於這個國家的前途已經沒有信心了。1720年至1770年城市經濟的衰退威脅 到了這些中產階層，店主、磨坊主、麵包師、手工藝人以及普通的勞動者對於前景充滿了 不安全感，他們已經覺得國家的前途已經被毀掉了。許多中產階層的人士都是從事消費行業的，但是城市中的人們已經沒有太高的消費欲望了。
在萊頓，1707年的時候，麵包師行會擁有130家麵包店主，到1759年的時候只有70家了；1731年10月，萊頓的麵粉廠和磨坊 主拆除了城市中10個磨麵粉的風磨，因為麵包店主不需要那麼多的風磨了。傳統的啤酒釀 造者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因為人們的喝飲料的習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更加喜歡時髦的飲料如茶、咖啡以及杜松子酒。在1660年至1770年之間，萊頓的啤酒和葡萄酒的消費業急劇衰退，這與當時城市人口的減少也有一定的關係，倒是杜松子酒的消費有所上升， 不過，從城市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只是一個很小的消費門類。18世紀晚期荷蘭著名的政治 以及經濟評論家和作家盧扎克聲稱咖啡、茶以及杜松子酒三種飲品已經佔據了荷蘭原來3/4的啤酒飲者的人數。
1719年，代爾夫特有啤酒廠14家，到 1798年的時候只有2家了。在荷蘭省，1748年的時候，啤酒廠超過100多家，到1786年的時 候減少到60多家。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丟棄了他們的工廠和作坊。伊斯列爾估計，在1710年 至1750年之間，在哈勒姆，有9000名紡織工人成為過剩的勞動力，他們中許多人陷入了極 端的貧困中，不得不到別的地方謀生。萊頓的從事織布業的勞動力從17世紀80年代的3.6 萬人下降到1752年的1.7萬人。上文所述，在贊河流域的造船業不斷萎縮，18世紀中葉以 後，許多風磨因為不用而被拆除了。
在代爾夫特，一個又一個的制陶廠關門大吉，被棄置不用了。由於就業機會的減少，大量的城市人口移民到別的地方去了。開始的時候，荷蘭人對於他們擁有比鄰國更多一點的技術上的優勢還有信心，這些人首先選擇去了阿姆斯特丹， 海牙以及鹿特丹。不久以後，他們就想到去外國了。許多熟練的手工藝人，移民去了英 國、斯堪地那維亞、普魯士或者俄國。荷蘭的造船業工人和木匠大量去了北歐國家，那些 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熟練工人們甚至離開了阿姆斯特丹。由於瑞典在18世紀40年代以後 明令禁止進口加工過的菸草進口，所以荷蘭的菸草業加工廠主以及從事菸草加工的工人就 去了斯德哥爾摩。
技藝較低的移民就選擇去了美洲新大陸。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團體中的 許多人在18世紀40年代以後選擇去了蘇利南和庫拉索島，因為他們在聯省共和國找不到工 作的機會。在布拉班特、上埃瑟爾以及海爾德蘭，特別是一些鄰近德意志的地方，大量的 荷蘭人去那裡做工，主要從事體力勞動，那裡生活條件比較艱苦，工資待遇也很低，這些 荷蘭人往往去那裡從事季節性的勞動。同時，從德意志也有移民來到荷蘭，但是這些移民 的社會成分結構與上一世紀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17世紀的時候，德意志來到阿姆斯特丹等荷蘭大的航海城市的移民都是海員和商人，他們主要在荷蘭的商船、軍艦以及海外貿易領域服務，這些人主要來自漢堡、不萊梅，埃姆登或者下萊茵河流域。但是，18世紀20年代以後，來到荷蘭的德意志人大多都是從下撒克遜地區和黑森等農村地區來的極端貧困的猶太人、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徒，他們在荷蘭從事比較低級的工作如挖掘泥炭和紡織業等。在哈勒姆，從1710年至1750年，有9000名工人成為無業游民，只有很少的人願意 待在本城接受慈善機構的救濟，絕大多數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外出移民了。在1770年以前， 荷蘭各大城市外出移民的人數還是比較少，但是從那時以後則有了急劇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