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荔紅:小津安二郞電影及戰後日本

2020-12-26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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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是一個複雜而頗有爭議的人物,代表作《晚春》《東京物語》,以低視角仰視拍攝方式獨樹一格。文章站在「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立場,結合了小津安二郎的個人經歷及重要電影作品的分析,來闡釋這一位電影大師的影像之美與人性之多面性。

小津安二郎電影及戰後日本

作者 趙荔紅

1. 人情

戰後,日本籠罩在戰敗陰影中,年輕人、知識分子內心,充滿頹廢失敗的痛苦。小津安二郎多次服兵役,親歷戰爭殘酷,反想肯定和讚美一些東西,想拍一些長存的、永恆的影片。他說:「我在戰地是吃了點苦頭,多少會有改變,但我多半不會拍陰暗憂鬱的片子。就算是陰鬱的片子,我也想在其中追求快活開朗,在無比悲壯的基調中加入明朗。」他試圖通過電影,尋求一種明朗的肯定精神,也是為日本尋找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對傳統的執守,以東方式生活,抵制全盤西化,以沉靜圓融的東方美,抵制西方的細分辨析,以家庭倫理人情之愛,抵制現代社會的瓦解孤立、個人主義。

小津首先從「人情」,從家庭人倫、永恆的愛、人情與自然之美好那裡,尋找這種明朗的肯定精神,來抵抗戰後普遍灰敗絕望的精神狀況。他說:

在戰後,風俗、心理等那些所謂的戰後派或許和以前不同,但在其底層流動著的,說是人性可能過於抽象,算是人的溫暖吧,我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將這種溫暖完美地表現在畫面上。

泥中之蓮……泥土是現實的,蓮花也是現實的,泥土骯髒,蓮花卻清麗,可是蓮花的根在泥土中。

川端康成在《山音》中,將戰後日本比作一個腦袋龐大的向日葵,他說,若是能夠如向日葵一般摘下來,送到醫院去清理或修補一下,該多好啊!小津則將戰後日本,比作泥濘的蓮池,骯髒渾濁,卻能開出清麗荷花。他的電影,就是要努力去描繪那些謙虛的、美麗的、潔淨的、綻放著的生命。泥中之蓮,就是他說的人性溫暖、人情之愛。他要紮根現實泥濘中,強韌地去追求愛與美。所以,小津的寫實與唯美,並不相矛盾,當時卻為批評者詬病,認為他的電影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形式主義或表現主義,認為他是倒退的、保守的,是不知創新的。

何為新?何為舊?《宗方姐妹》中,小津借姐妹討論,表達看法。妹妹滿裡子(高峰秀子演)喜歡西式新潮事物,嘲笑姐姐節子(田中絹代演)迂腐、保守,成天只知道遊賞寺廟、庭院。姐姐就講了一番道理:「什麼是新呢?永恆不變的東西就是嶄新的。時尚的裙子款式,新的歌曲,今天流行,明天就過時了。不是真正的新。」世界日日在變,社會思潮風起雲湧,政治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新聞事件走馬燈般變化,時光流水般一去不復返;唯有人情溫暖,永恆不變如新。小津所有的電影,反覆變奏著,只在呈現這種永恆之愛、人情之美。

那麼,什麼是人情之美呢?人情包含哪些內容呢?

人情是在自然傳統中的。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婦之間,這三層是最基本的情感;此外有同學師友間的情感,同事之間的情感。這幾種情感關係又可能是重疊的,同學的孩子被介紹到公司當職員,同學同事的孩子,一起相親、聯姻……小津電影中的人情關係一般發生在三種空間場所:一是家裡,父母兄弟姐妹之間的日常生活,一日三餐,旅遊或探望鄉下親戚;一是飯店、酒吧、咖啡館,同學同事聚會的場所,年輕人戀愛、相親的地方;一是辦公室,這是最接近現代社會的場所,本是最缺乏人情味的地方,但在小津電影裡,卻是家庭或同學同事關係的延展區域,討論的不是工作,而是婚喪嫁娶聚會。此外,在車站,或電車、火車裡,在這些最具現代性的空間裡,人情不在這些地方發生,是臨時的、不穩定的,是從三個空間中的一個向另一個出發的過程,人在其間,僅做短暫交流,是陌生的、孤立的,大多時候沉默不語,或各自看著報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疏離的。

人倫間的愛與親情,如風吹過林子,如椿樹花掉落在青苔上,如黃鶯的鳴叫一般,都是極為自然之美。小津雖然意識到,現代國家進程必會摧毀這種自然之美,還是勉力通過電影,抒寫、讚美這種「泥中之蓮」。

《戶田家的兄妹》· 1941

從《戶田家的兄妹》開始,小津就將重點放在拍攝家庭倫理上。晚年,更著意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不依託什麼故事情節,只將生活瑣事自然而然呈現,按照影像自身律動、內在詩性進行剪輯。《東京物語》是一部被公眾喜歡的電影,小津卻認為太過情節性、戲劇化,他說:「必須拿掉全部的戲劇性,以悲而不泣的風格表演。」臨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電影是劇情,不是事件。」這是小津式電影的高度概括,日常生活即是劇情,那些戲劇性事件,不過是舞臺上的故事。

所以,小津電影的同質性很高,片名只是一個符號,不具有特定含義,早春,晚春,早安,麥秋,秋日和,似乎安在任何一部電影上都可以。他反反覆覆拍攝同樣主題,運用同樣結構,講述共同的人的情感。到晚年,更是重拍一些劇情:《秋刀魚之味》是《晚春》的翻版,雖然在處理父女間情感上有所不同;《秋日和》與《晚春》劇情類似,只不過嫁女的人,是母親而不是父親。彩色版《浮草》是重拍黑白片《浮草物語》,只將人物名字改了一下。《早安》(1959年)中的一些情節,比如小孩子絕食,與《我出生了,但……》(1932年)有相似處。小津反覆彈奏主旋律,所有命名不同的電影,都是他的即興變奏,在他反覆詠嘆與變奏的過程中,永恆主題也越來越明晰生動起來。這些重拍的作品,擯除了小津早年直露表達的痛苦、激烈的內心衝突,色調更為明朗,而人生、生命本身的悲傷,卻藉此傳達得更為深沉。

同時,小津進一步祛除依靠情節來吸引觀眾,或依靠戲劇衝突來製造歡笑與催淚,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婚喪嫁娶,吃飯喝酒聚會,就是小津電影的全部。他對人如此好奇、如此關注,以致其他一切,情節,故事,衝突,對白,就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如果說重要,也都是為了表現人。他不憚於表現同一個主題,同一種內容,連演員都是同一撥,手法完全一樣,只是畫面略作調整。為什麼他用老一套手法,能夠牢牢吸引住觀眾?原因是,人情之愛是永恆常新的,人性原本是如此具有差異性,如此複雜生動,每個人物,都是唯一的個別;就如同我們見到的每棵樹,每塊石頭,每條溪水流動的姿態,每一次浪花的跳躍,都是不同的。所以,只要逼真坦誠地去表達,人,必然是豐富而生動、永遠不會膩味的。小津在表達人情之幽微時,又是帶著極大的同情心、好奇心,順從生趣盎然的視角,觀眾自然而然會被他感染帶動、感受到人情的生趣盎然了。

《秋日和》· 1960

《秋日和》如同一首輓歌,哀而不傷。女主角是小津喜歡的原節子,人到中年,不比《晚春》中明豔,更為典雅風韻。小津評價這部電影:「凡塵俗世,就算極為簡單的事,人總是喜歡將之複雜化……用感情去表現戲劇是最簡單不過的。時哭時笑,便可以向觀眾傳達悲傷和高興的心情。不過,單是這樣的話,只會停留於一種說明的狀態,就算傳達了感情,也不能顯現那角色的性格和風格。我從前已經抱著一種想法,更把它逐步地實踐出來,就是去除一切戲劇的元素,以不哭來突出悲傷的風格,以沒有起伏的情節來讓觀眾感受人生。」

人倫情感,必須根植於傳統家庭中,好比蓮花必須紮根蓮池中。問題是,這個蓮池還會不會存在?小津窮其畢生,勉力去拍攝明朗的永恆的人情之美,卻不得不悲傷地看到,隨著日本現代化進程,傳統人倫關係崩潰瓦解,人情之美也終將消失。

2. 瓦解

從《晚春》開始,小津不再直接批判「社會的冷酷無情」,對無論左的還是右的思潮都不感興趣。他致力於探討更為普遍的「現實」,即通過捕捉「日復一日的生活風貌」,呈現完成現代轉型後的日本,傳統家庭瓦解、個人孤立隔絕的社會狀況。

1954年,小津的朋友成瀨巳喜男,將川端康成小說《山音》拍成電影;小說的重點是父親信吾,電影側重展現菊子的困境——傳統的菊子,與現代的絹子,都是不自由的。影響菊子自由的,是公公信吾與丈夫修一。信吾努力維護的日本傳統,業已千瘡百孔、四分五裂:他既無力挽救女兒的婚姻破裂,也無力解決兒子修一與菊子的問題,自己三十多年的婚姻也是不幸福的。修一象徵戰後現代化(或曰美國化)的日本,現代化沒有消除專制,不過是換了一種方式。從戰場回來後,修一就變了一個人,內心空虛、及時行樂、日日醉飲、荒淫無恥地墮落起來。「現代的」修一令菊子害怕、恐懼,她似乎更信賴信吾所代表的傳統。但戰後的日本,滿目瘡痍,想要回頭,也回不到戰前了!

與電影《山音》差不多同一時期,小津拍攝了《宗方姐妹》(1950年)、《麥秋》(1951年)、《東京物語》(1953年)、《早春》(1956年)、《東京暮色》(1957年)、《早安》(1959年)等。首先,小津在這些影片裡,集中呈現戰後日本的現實與轉變。他說:「戰爭帶來的疲敝,戰後的混亂,加上民生極度窘迫,讓國民陷入非常絕望的情緒中。」

其次,小津試圖探詢日本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東京物語》· 1953

《東京物語》中,紀子陪父親母親登上銀座百貨大樓,俯瞰東京城,紀子指指點點說:大哥家在那邊,大姐家在這一帶……「這一帶」「這邊」,位置如此不明確,老兩口毫無方向,一頭霧水,心生一種漂泊在大城市中的極渺小的感覺。誠如母親嘆息道:「如果不小心在這裡走散的話,恐怕一輩子都見不到了吧?」這些無根的、失去家園的現代人,日日在樓房、道路、鐵軌間穿梭,朝不保夕微賤地存活著,如同一個逗號、一粒塵埃,如同宇宙中的一個原子,順著軌道,日復一日,茫然地運行著……

位置、方向的不明確,其實是小津想表達對日本往何處去的不確定。在他最後一部影片《秋刀魚之味》中,小津依舊迷惑於歷史與未來的不確定性。曾是海軍艦長的周平(笠智眾演)遇到一個軍曹(加東大介演),軍曹問艦長:「我們怎麼竟會吃了敗仗?……我家房子被一把火燒光,沒有任何可吃的食物,物價波動不已……我在想,如果日本戰勝了,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頓了頓他又說:「就是因為我們失敗了,現在的小孩子都扭著屁股跳美國舞。如果我們打贏了,那些藍眼睛的洋人,可不都要盤起髮髻,一邊彈三味線,一邊嚼口香糖?」周平含混地回答:「那或者不要戰勝的好?!」

小津稱《早春》是一部表現「窮街陋巷中的知識分子」的電影。杉山正二(池部良演)是一位有思想有頭腦的年輕人,親歷戰爭,絕望而痛苦。每天一早,他從蒲田車站附近的貧瘠社區,擠電車去東京上班,順著浩浩蕩蕩的上班族大軍,同人們一起魚貫進入公司,成為現代國家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為了生存,為了一點點退休金,苦苦支撐,自甘自願被拘禁一生,與在部隊時一樣,都是可憐的、不自由的。杉山正二是戰後迷茫的一代,日復一日地單調工作之餘,就是打麻將、徒步、飲酒聚會,在外遇與通姦上尋找一點刺激,他既回不到傳統的家庭人倫中,也失去前進的方向與目標。影片基調是沉鬱的,雖然小津留了一個光明的尾巴,讓正二擺脫放浪形骸的日子,離開東京,去往偏僻的三石工作,過一種閱讀、沉思的生活,妻子也回到他身邊。

《東京物語》,小津說:「我試著通過父母與孩子的成長,描寫日本的家族制度如何崩潰。」影片中的家庭結構,與小津自己家很像,都是兄弟姐妹五個,戰死的是昌二(排行老二,小津自己也是排行老二)。父親周吉、母親富子住在故鄉尾道,啟程去看望在東京的子女。影片開始,小津以溫柔的全知視角,俯拍尾道這個海邊小城:清晨的陽光灑在瀨戶內海、碼頭棧橋上,在古老倉庫的白牆水泥杆上,也灑在鱗次櫛比的屋瓦上,輪船緩緩馳過海面,火車汽笛長鳴著奔馳而過……與詩性美好的尾道相比照的是,初來東京的老兩口,眼前所見是:噴吐著濃煙的高大煙囪,荒涼破舊的郊區車站,貧瘠簡陋的平山診所,隨風舞動的晾曬衣服,破碎、疲敝、充滿威壓感的東京,人如螻蟻一般地生活著……兒女們為了生存,為了養家餬口,日日奔忙算計,終於將父母親情都冷淡下來。在小津眼裡,尾道才是故鄉,東京卻是異鄉。小津繼而毫不留情挖掘出更深刻的悲傷:對東京失望的父母,回歸海邊小城,想退回到他們自己的傳統世界去,卻再也回不去了——母親病逝,留下孤單的父親,子女回來奔喪後,即作鳥獸散,這個傳統家庭,終究是瓦解了。

以團聚開始的東京之旅,卻以死亡終結。個人主義在現代化的東京蓬勃發展著,衰老、死亡與孤獨,留在了傳統的尾道。傳統家庭瓦解了,倫理道德崩潰了。全家再次聚會是在尾道,不是為了生的喜悅團聚,卻是為了死亡聚首,所有人都在,獨獨殘缺了最重要的母親。子女們環繞飯桌而坐,一起吃飯,一邊談論著母親在世時種種,小時候的生活細節。與其說在追念母親,不如說,他們在追念曾經擁有的家園,從今往後,他們將在東京這個現代海洋中漂泊,無家可歸了……

辦完喪事,三個子女迫不及待返回東京、大阪,只有紀子留下來陪伴公公。老人悲傷地說:「你還是個好人,真的……」他勸紀子忘掉昌二再婚。紀子慟哭道:「我,沒有像您說的那樣好……」紀子慟哭,爆發出長期被壓抑的激情。「我沒有您說的那樣好」,紀子為什麼這樣說呢?是無法持守逝去的愛情?還是說,她終將在東京這個大熔爐中被鍛鍊成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她勸京子體諒大哥大姐,說:「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慢慢都會變的。」每個人,終將成為孤單單一個個可憐的人,在現代城市中,茫無目的地飄浮,誰又顧得上誰呢?!父母,在子女眼中,也成了他者。如果說,尾道是故鄉家園,隨著母親的離世,這個故鄉家園也不復存在了。紀子終究也要離開尾道。火車上,她疲倦地望著遠山,拿出婆婆留給她的懷表,茫然若失……婆婆的懷表,象徵流逝的歲月,紀子終要拋棄傳統家園,進入東京那個人人孤絕的現代世界中去。在這部電影裡,小津似乎還留了一點希望,在尾道教書的小女兒京子,還存有自然的愛與人情,她是否代表一條可能的出路:教育,或能挽救傳統家園的破碎瓦解?

3. 孤獨

「最後,終究還是一個人,孤單單的……」

儘管小津勉力以其明朗的肯定精神來敘述家庭倫理、世態人情,努力在戰後日本普遍的萎靡、蕭條、頹廢、過分政治化中尋找一抹溫暖的人情之色,終究眼睜睜看著日本傳統家庭瓦解,替代舊傳統的,是一個全盤西化、全面進入現代的新世界、新國家。人情抵不過組織,每一個人,都被編入現代國家的各種組織機構,成為一個自私自利、以自我為中心的孤獨的人。孤獨,是不可避免的,是現代社會的唯一形態。晚年,小津越發意識到這一點,孤獨,成為他的電影一個不變的主題。儘管他表達孤獨的手法,是謙抑的、克制的、約束的。

《東京暮色》· 1957

《東京暮色》是小津最後一部黑白電影,也是反映日本家庭瓦解崩潰最激烈、最陰鬱的一部作品,其情節性、戲劇化,在小津電影中比較少見。此片呈現現代社會個人的生存狀況,父女、姐妹、母女、情人之間,缺乏溝通,每個人都極其孤獨地活著。小女兒明子(馬稻子演),深夜孤單單坐在咖啡館,等待情人,被情人拋棄的打擊、懷孕的恐懼,她都不敢告訴家人,連姐姐都不願傾吐。她是孤僻嗎?她是太缺少愛了。她一個人去墮胎,一個人坐在小飯店要了一杯酒,撞見情人,羞辱、激憤,又得知自己從小被母親拋棄,兩樣打擊令她極其絕望,衝出小店,撞車身亡。大女兒(原節子演)的丈夫,酗酒、家暴,她不堪折磨,帶著孩子回到父親家,她一個人帶孩子,面對死去的妹妹,拋棄她們的母親,只覺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父親,被妻子拋棄,一個人拉扯兩個女兒長大,但他既無法挽救大女兒家庭破裂,更缺乏與小女兒溝通,直到明子自殺身死,發生在明子身上的事,他都一無所知。私奔的母親,同樣是個孤獨的可憐人,她偷偷回到東京,希望能見一見女兒,不料小女兒憤恨而死,大女兒拒絕她進門祭奠,無法獲得寬恕、愧疚而悲傷的她,不得不再次離開東京,孤單單漂泊,老死異鄉。一個破碎的家庭,四個人,各自一方,每個人都在痛苦孤獨中掙扎著……

彩色版《浮草》是對1934年黑白片《浮草物語》的重拍。劇情大體相同,主人公喜八,改成了嵐駒十郎。「生如浮草」,有三方面意涵:戰後日本,失去活力、創造力與強壯勞動力,又接受制裁、為美國控制,處於疲敝絕望中。如何恢復生機、走出屈辱境地?浮草一般漂浮的日本,要往何處去?在小津拍攝《浮草物語》的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能樂、歌舞伎表演逐漸失去觀眾——劇團剛到村鎮時,受到盛情迎接,不久劇場就門可羅雀,終於不得不變賣、解散劇團——看傳統歌舞伎表演的只剩下老人了,只有老人還迷戀舊事物,年輕人更渴望「走出去」,正如嵐駒十郎的私生子精神飽滿地勸「叔叔」要改變劇團表演內容,迎合「世界潮流」;到小津重拍《浮草》的1959年,日本年青一代的美國化傾向更為嚴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大踏步進入城市鄉村,保守的小津,如同影片中執拗的嵐駒十郎,只喜歡穿著鬆弛和服、搖著紙扇、踩著木屐,吱吱嘎嘎走在小鎮石板路上,在居酒屋一坐一天,喝著溫熱清酒,與舊情人閒話,慢慢下著棋,釣魚釣一天——嵐駒十郎覺得這才是他理想的「家」,無論在外漂泊多久,他總要回到這個「家」,哪怕只過上幾天這種生活;但他的兒子(代表日本的新生代,穿的是西式服裝),既不認同傳統歌舞伎節目,也不認他這個父親。嵐駒十郎興衝衝來到小鎮,劇團解散後不得不離開,他總是「欣喜地回來,悲傷地離去」,一個人上路,重新開始漂泊,他的藝術追求如同熱愛的傳統生活,皆如浮草,飄搖水中,不知要流向何方……生若浮草,影片色調鮮豔明快,卻透著一種悲涼的孤獨感,一種無法釋懷的宿命感、失意感,瀰漫著無家可歸的鄉愁。

《晚春》《秋日和》《秋刀魚之味》,談的都是同一個主題,嫁掉女兒之後,家庭瓦解,主人公孤單終老。

《晚春》· 1949

《晚春》中,父親說:「還是男孩好啊,女孩很沒有意思呢。好容易養大了,又不得不嫁人……」嫁掉的女兒,似乎是一場遠行,如同死了一般,再也不可能回來了。笠智眾用他乾巴巴的聲音說著這些話,拖著孤單的尾音。女兒出嫁當晚,父親回家的腳步是滯澀的,再也沒有女兒等在門內,喊一聲:「爸爸,你回來了!」只有一個老傭來應門,然後離去。父親自己脫下衣服,撣一撣,掛在牆上(再也沒有女兒來為他脫衣服,安排洗澡水,端上茶);嘆了口氣,坐在藤椅上,百無聊賴,拿起一個蘋果來削,特寫他瘦骨嶙峋的手,笨拙地削著蘋果(之前,房間到處充溢著女兒的香氣,笑聲,言語,音容,流動著女兒的眼神,一切閃閃發亮。女兒走了,一切都黯淡下來);他一下一下削著蘋果,蘋果皮一圈圈越來越長垂下來,他突然停頓,垂下頭,蘋果皮長長拖下來,掉在地上,父親的眼角滲出了淚水……燈光下,人似乎越發佝僂起來,他像一尊雕像般停頓在那裡,似乎有一個深深的嘆息呼出來……切換鏡頭,海水湧動,音樂升起……

《秋刀魚之味》是小津的最後一部影片。嫁掉女兒的父親,一個人來到酒吧,那裡的老闆娘,某個部位與逝去的妻子相似,老人感到孤獨時就會去飲酒,偷偷看她,追憶妻子,就好像小津自己,心中總會浮現剛剛去世的母親的一些細節吧。老闆娘見他一身黑禮服,問他是否奔喪去。他回答說,也差不多。女兒嫁掉,就如伴侶喪失。時間流逝,傳統榮光不復存在,家庭團聚也不復存在,只有衰老、孤單伴隨他走完最後的命途。小津在不多的最後時光,通過此片表達,人的一生,孤單單來到世界,又孤單單走向終點。

最後幾個鏡頭:醉醺醺的父親,深夜獨自返回,嘴裡哼唱著:「不論防禦或攻擊,這鐵板……」(《軍艦進行曲》)又哼唱:「嗯……到頭不免孤單一人……」房間昏暗,他摸索著走到廚房,喝了一杯水,坐在椅子上,醉了的身子,歪斜著幾乎倒下,他繼續哼唱:「流動的城堡……土地的榮耀……」鏡頭切換到二樓,女兒路子的房間,昏暗一片,黑暗之中,浮現出女兒穿衣鏡的微光……

4. 空無

小津安二郎曾多次服兵役、入伍。最後一次入伍已40歲,至1945年日軍投降,他在新加坡被英軍俘虜,時年42歲。最受中國觀眾詬病的是:1937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9月,小津入伍,直到1939年7月他才返回日本,這期間,他參加了侵華戰爭的重大戰役,諸如上海、徐州、南京、漢口、南昌幾大戰役,踏遍大半個中國數十個城鎮。

尤其是,小津所在部隊隸屬華中派遣軍直屬軍部野戰瓦斯部隊第二中隊,他任分隊長,擔任通信和運輸,運輸的是特種彈、特種筒,就是毒氣武器。據資料,在南昌修水河戰役中,日本發射了三千發毒氣彈,令中國兩個軍不戰而敗。小津日記證實了日本的罪行,並且,他自己顯然受過有關訓練,對其危害性是知曉的。戰後,小津沒有談過這方面問題。他是迴避嗎?是心生慚愧嗎?

這怎不令小津迷們感到痛心?但的確,小津要在戰場上變得麻木,將生死當作無常之事,無論對自己,還是對敵人,都將生命當作一個蟲子,隨時會被掐死。生命如草芥,如螻蟻蟲子,毫無尊嚴可言,也絲毫不存在人情關係,沒有愛與憐憫,這不就是小津對戰爭最深的體會嗎?回國後,他不喜歡拍攝戰爭片子或政治性片子,難道不是因為在戰場上,他看到太多的生死?他需要擺脫這些,尋找超越戰爭及政治以外的東西。這或許是他後來電影反時代、反潮流的深層緣由。

沒有理由為小津辯護。有人認為,小津身上有軍國主義色彩,在他最後一部影片《秋刀魚之味》中,還播放海軍軍歌,唱著「防禦或攻擊」「流動的城堡……」似乎是為軍國主義唱輓歌,似乎小津對日本戰敗只有遺憾,缺乏反省。我不想為小津在戰爭中的行為辯護,只感到困惑:為什麼一個在現實中溫柔儒雅、恪守禮儀的平常人,到了戰場上,就可能變成一個殺人魔王?小津是否殺人魔王,並不知道。從他日記看,似乎他並不那麼奮勇,他應徵入伍,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毋寧說是盡軍人職責,他懷念的或是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但他忘記了,入侵中國,投擲毒氣彈,這樣無恥行徑,是與武士道精神大相背離的。

更多時候,隨時降臨的死亡,令小津心生無常之感:「這樣酷熱,不出兩天就長蛆。掀開太陽旗時,屍體整個眼窩都是蛆。『戰死山野,成雜草覆蓋之屍』,終究不是文字修辭所能想像的悽慘。」(昭和十三年6月6日日記)面對這樣的無常之死,他寫道:「如果命運就此終結,就聽天由命吧,夏草生長,雲在天際湧動。」從武昌行軍至九江過程中,值日本紀元節,他寄給友人一封信,引了《流淚的候鳥》中的一段歌詞:「不要哭泣啊,/不要哭泣,/一旦哭泣,羽翼就無法隨心所欲了。」

小津常在電影中,假定自己已死。電影中,戰死的那個孩子,往往排行老二,比如昌二(《東京物語》)、省二(《麥秋》),小津在家中即是排行老二。有關《麥秋》,小津寫道:「我要拍的不是故事,而是輪迴、無常等深奧的主題。」影片中,矢部謙吉是紀子哥哥間宮省二的同學,省二戰死了,謙吉的妻子也死了,紀子兜兜轉轉,最終嫁給了謙吉。當年,她收到省二從戰場寄來的一束麥穗(小津蚌埠日記:「一路上,洋槐花開,薰風吹過麥穗,淺藍色的蒼穹……」),徐州會戰正是在秋天的麥田中發動,無論中國軍民,還是被驅趕到異鄉的日本軍人,都一起死在麥田裡了。

《麥秋》· 1951

《麥秋》結尾,風吹過成熟的起伏的麥浪,送葬隊伍與婚嫁的隊伍同時行進在麥田中,父親母親悵惘地看著起伏的麥田、行進的隊伍,嘆息:「大和不錯啊,是個好地方。」想起遠嫁秋田的女兒紀子,想起長眠於異國戰場的兒子省二,婚禮如同喪禮,如果一棵麥穗是一個死者,麥田裡那麼多的麥穗,是那麼多的死者。音樂如風,長調如吟,遠遠而至,大和不錯啊,正是魂靈的安頓之處,是日本人的精神家園。麥浪起伏,時間流逝,冥冥之中註定如此。

在南京時,小津給溝口健二寫過一封信:

現在所居住的後山有一個古雞鳴寺。雨過天晴時常常爬上寺院。長滿青苔的石板上面是綠葉形成的隧道,穿過這個隧道,上面就是寺院了,東邊是紫金山,爬過城牆,有一個湖,湖上滿是青蓮,透過隱隱的草木葉子,可以一覽南京城的城鎮。這個寺院是梁武帝時皇帝敕令所建,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歷史了。弘法大師空海曾經遊覽過這個寺院,非常著名。如今非常荒涼,寂寥得很。我請這裡的住持二空寫了個字,我並不認為字寫得很好,然而寺印卻非常不錯。總之另給你寄去。

寄給溝口健二的字,就是一個「無」字。

有關南京大屠殺,日本國內沒有報導,但小津當時在南京,至少應該有所耳聞吧?他回國後,無論回憶還是訪談,絲毫沒有提及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我讀到小津1938年8月13日日記,他在南京待了兩個月,給溝口健二的信,應寫於此時。日本佔領了南京,作為勝利者,小津卻給溝口寫下這樣一封信,沒有喜悅之詞,卻寄去一個「無」字。無論是中國人的死,或是自己戰友的死,對小津而言,都是沉重的事吧?他記下杏子掉落的聲音,滿樹盛開的白花,伴隨的卻是炮聲在響、子彈在飛,生命竟是如此這般又美麗又殘酷又虛無。

小津後來的電影,多有表現離散與死亡的主題。但他的離散或死亡,往往是從相聚開始。尤其是,他以拍攝全家福、同學照、員工合影等集體照,來表達相聚儀式,照片中的人,聚在一起,幸福美滿地微笑著……但照片拍攝完成,也就意味著相聚的終結;完美之後,是殘缺的開始。

《秋日和》中,綾子出嫁前與母親秋子最後一次去旅行。她們住的酒店,依傍湖水,眼望青山。次日就要回東京了,母女倆對坐著一起吃豆子,回憶父親在時,曾一起來過。父親已逝,女兒即將出嫁,現在母女還能幸福地坐在一起吃豆子,窗外,湖光山色,依舊是美好……此時,一群修學旅行的女學生,吵吵嚷嚷笑著,鬧著,聚在草地上拍集體照,相片定格,年輕笑容櫻花一般燦爛。合影,意味著離散,綾子即將嫁作他人婦,終究剩秋子一個人,孤單終老。窗外的女學生,也終將分別、離散,長大、嫁人,然後,一年年老去,死去……時間凝固在集體照拍攝時,女學生輕盈的歌聲蕩漾,水光瀲灩,船兒緩緩行在湖光中……

《小早川家之秋》· 1961

《小早川家之秋》,是小津色彩感最好的一部影片。父親(中川雁治郎演)帶全家前往嵐山紀念亡妻,回來後一家子聚在一起。小津先給了一個走廊空鏡頭,溫馨木色,一盞懸掛的藍燈,再給藍燈一個特寫鏡頭,然後轉到一家子坐在榻榻米上吃飯談笑,其樂融融,父親居中、面對觀眾,子女分坐左右,好似一幅全家福。切換鏡頭,父親站起來去睡覺,小女兒突然回來叫:「父親倒下了……」是心肌梗死……救活了……女兒們喜極而泣。小津設置了一個懸念,父親被救活了,與孫子玩捉迷藏,趁女兒不注意,溜出去會情婦。切換鏡頭,父親去世了,情婦對著他輕輕搖動著扇子,自言自語說,分開了19年,以為可以陪伴他的晚年,才相遇就死了……而前面,全家的相聚,不過是死亡與離散前的最後一次團圓。圓滿的同時,意味著空無。

這是部令人心酸的電影,小津的父親寅之助就是死於心肌梗死。此片中,小津不再通過葬禮、追思會或人物表情來委婉地傳達死亡,而是直接表現死亡——堆積的墓碑,河灘邊不祥的烏鴉,屍體焚化爐冒著恐怖的黑煙;影片尾場,小早川家的所有成員,排成長長一列,走過河上長橋去送葬,黑傘,黑禮服,黑色的烏鴉在頭頂盤旋。影片,籠罩著抑鬱、死亡、命運無常的氣息……

《小早川家之秋》敘述的是父親的死,這是小津的倒數第二部電影。接下來準備《秋刀魚之味》。1962年2月4日,小津母親因患急性肺炎去世。自打孩提時,小津就跟從母親在鄉下過,後來才與父親團聚,父親死後,小津又一生未婚,只與母親為伴,可以想見,母親去世,對小津的打擊之大。2月10日,將母親葬於深川(小津兒時與母親待的地方)的陽嶽寺(後葬於北鎌倉圓覺寺,與小津葬在一起),之後,小津回到長野的廖科高原居所,開始構思、寫作《秋刀魚之味》,他在日記中寫了這麼幾句:「山下已是春光爛漫/櫻花繚亂/散漫的我,卻在此處/為《秋刀魚之味》煩惱,/櫻如虛無僧 令人憂鬱/酒如胡黃連 入腸是苦。」(轉引自野田高梧《小津安二郎這個人》)

《秋刀魚之味》於1962年11月18日公映,這是小津安二郎的最後一部電影。一年之後,小津也去世了。生日與忌日同一天,12月12 日。小津活了60歲,正是一個甲子的圓滿,他似乎不願意再將生命年輪運轉下去,就在圓滿之時,時鐘就停擺了。

小津安葬於北鎌倉圓覺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只鐫刻了簡簡單單的一個「無」字,這是圓覺寺住持朝比奈宗源書寫的。讓人想起,當年,中國南京的古雞鳴寺住持二空,曾送給小津安二郎一個「無」字。譯成英文,常為「空無」,nothingness。人的生命,或是,從無中來(有),又從有歸於無。小津及其締造的電影神話,也全都歸於混沌的原初,歸於太一。

選自2020年《花城》第6期

責任編輯:杜小燁

作者簡介

趙荔紅,作品發表於《十月》、《花城》、《世界文學》、《天涯》、《上海文學》、《散文》等幾十家刊物、收入多種選本。著作有《回聲與倒影》《最深刻的一文不名者》《宛如幻覺》《幻聲空色:趙荔紅電影札記》《意思》《情未央》《世界心靈》等。合編有《中國書寫:二十四節氣》《假如聽到喵喵叫》。現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編審。

《花城》2020年第6期 目錄

中篇小說

說部黃昏 / 呂新

四篇俠 / 邱華棟

短篇小說

小一號的島嶼 / 龐羽

越界 / 李葦子

傳說 / 趙小蕾

花城關注

本期關鍵詞:樹洞

欄目主持人:何平

關於南京的回憶 / 張惠雯

咪咪花生 / 文珍

本期點評:「我想給你一切,可我一無所有」

詩歌

影子的時代(六首) / 虹影

在異鄉夢見雙親(五首) / 馬永波

詩一束 / 張曉雪 廖偉棠 嚴彬 風言 石才夫

散文隨筆

弄堂記憶:六十年代末屑 / 陳東東

村莊兇猛——我的1980年代 / 玄武

黑金 / 張林華

花城譯介

欄目主持人:高興

愛戀中的佩索阿——佩索阿情書選 / [葡萄牙]費爾南多·佩索阿 姚風 譯

思無止境

小津安二郎電影及戰後日本 / 趙荔紅

紀錄片

《花城》是年輕作家慈祥的姑奶奶 / 畢飛宇 溫晨(導演)

域外視角

在黑暗中看見最亮的光:文學史上那些失明作家 / 趙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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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趙荔紅:小津安二郞電影及戰後日本 | 思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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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歡小津安二郎和是枝裕和的導演風格,他們擅用長鏡頭、固定鏡頭的影像風格和日本的禪道文化是否有關聯性?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您如果翻看一些歐美的日本電影評論,或者關於小津電影的研究專著,應該很快就能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小津電影風格與「禪」有關聯(不過,在這裡請注意:他們在談到小津電影風格的時候,關於長鏡頭和固定鏡頭的手法只是其中的一個構成部分)這樣的見解,最早是西方人對小津電影的解讀,後來傳到日本,成為對小津電影的常識性的解讀,而是枝裕和則是後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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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日本電影,不能避開的一個名字就是是枝裕和。國內很多喜歡看文藝片的觀眾,對於溫情風格的日本電影一向非常喜歡,是枝裕和的家庭片更是其中絕對要被提及的,《小偷家族》、《步履不停》等電影在國內也很受關注。事實上,講述細膩溫和的家庭日常、展現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電影,佔據日本電影很大一部分,而是枝裕和也只是其中晚輩。山田洋次、周防正行、溝口健二、木下惠介等一眾日本電影導演都是其中翹楚。喜歡這種風格的觀眾們,絕對不能錯過的則是日本乃至世界電影史上的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
  • 日本湘南之旅:從風景與藝術的雙重結合,淺析鎌倉與電影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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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11月,日本神戶地區的民眾第一次見到了由美國發明家託馬斯·愛迪生的工作團隊設計的活動電影放映機。次年日本引進了攝影機,主要拍攝歌舞伎影像。在當時的日本,受明治維新和「脫亞論」思想的影響,人們認為現代文學和電影都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先進的。但是對電影這個「年輕的外來移民」,日本的傳統藝術界是嗤之以鼻的,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電影的發展較為緩慢,也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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