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歷史看西安，一千年歷史看北京，一百年歷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時間迅速崛起，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可謂是一奇蹟。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生氣和活力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淵源，可以發現在上古時期其文明已有相當水平。據考古資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濫觴時期始於據今5900-4900年的"崧澤"文化。崧澤文化屬於新石器時期母系氏族社會過渡的階段。在崧澤文化的古遺址中，發現了捕漁的網墜，織網用的靴形器、捻線的陶紡輪以及狩獵用的劍簇、石刀、骨錐、牙刀等與漁獵有關的遺物，上古時期上海的物質文明程度據此可以略窺一斑。
1843年開埠以前·上海文化從屬於中國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淵源於長江流域江浙的古吳越文化。吳越文化是一種水文化，水是流動型的，而非靜態型的，海派文化傳承了吳越文化的親水性特徵，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動態文化；其次，海派文化還繼承了吳越文化的敏感和細膩，對異質文化體現出一種寬容的姿態，善於接受新鮮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點；另外，大量自南而來的浙江人和自北而來的江蘇人，構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吳越人的後裔，吳越文化大膽開放的冒險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邊精神，構成了"海派"文化的開創性特徵。海派畫家任伯年的商業畫、劉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開創機關布景等等，俱是"敢為天下先"的行為。開埠後，西方文明又於此首先登陸華夏大地，上海由一個小鎮迅速蛻變為全國的商業經濟重心，中西大匯融的 "海派"文化隨之漸趨形成。
"海派"一詞，是20世紀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創造，用於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種文風，海派的對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徵著申國兩種風格迎異的文化。京派是傳統的正宗，海派則是叛逆的標新立異、中西結合的產物，充滿濃鬱的商業色彩和民間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對之有一個生動點評:"京派如大家閨秀，海派則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來文明和中國傳統文明之間，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間呈現出開放的姿態，敢於打破成規，銳意革新，廣採博納，"海納百川，兼容並蓄"成為 "海派"文化的精髓，並體現於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清末民初，上海文學界由一批文人自發組成了"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張恨水、陳蝶仙、範煙橋、秦瘦鷗等，大多擅長寫愛情故事:才子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魯迅語)。該派作家持"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觀念"，認為人生就是一場遊戲。"不世之勳，一遊戲之事也;萬國來朝，一遊戲之場也:號稱霸王，一遊戲之局也"。文學就是供人們消遣休閒的，他們以 "做出一本快活雜誌來，給大家快活快活。 忘卻那許多不快活的事……"為創作理念，祝願人人 " 皆大快活，秒秒快活，分分快活，刻刻快活，時時快活，日日快活，月月快活，年年快活，永遠快活"(周瘦鵑:《<快活>祝詞》)。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秦瘦鷗的《秋海棠》，注意細膩的人物刻畫，感染力較強，受到讀者的歡迎，生發了較大的影響。其後，廣為流行的還有海派作家張愛玲的小說，如《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記》、《多少恨》、《小艾》等文學性兼通俗性的作品。
繪畫上形成開闢新畫風的 "海上畫派"。
清末畫壇，畫家們大多咀嚼古人的陳山剩水，呈現出衰微敗落的景象。而海上畫派的畫家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人，縱筆馳騁，一掃庸腐柔糜之習，開闢出一條全新的道路。
趙之謙的繪畫取材極為廣泛，筆墨恣意奔逸，用色絢麗燦爛，但豔而不俗，在濃妝豔裹裡呈現出他的藝術特色。任伯年不為陳法羈絆，敢於革新，其花鳥畫"筆無常法，別出新機"，技法嫻熟，靈活多變。吳昌碩在趙、任基礎上，把花鳥畫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進一步弘揚海派畫風。在藝術教育方面，上海也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1912年，由年僅17歲的藝術教育家劉海粟創辦私立美術學校一一上海圖畫美術院，該校又屢屢打破陳舊的世俗偏見，如1914年的"人體模特"風波、"男女同校"、"招收青樓女士張玉良"等。1919年，吳夢非、豐子皚、劉質平等創辦上海專科師範學校，其影響也很大，自此全國掀起了創辦藝術學校的高潮。商業性的繪畫--月份牌美人圖更是風靡一時，成為上海時鬃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電影從歐美傳入中國後，首先在上海站穩了腳跟。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電影放映。1913年，中國第一部故事片《難夫難妻》誕生於上海，該片由張石川、鄭正秋組成的新民公司拍攝。描寫的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對素昧平生的少男少女被強迫配成夫妻的故事。在當時電影尚被當作賺錢和消遣的 "玩藝"的時代，如此嚴肅的題材是極其可貴的。後來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拍攝了數十部影片，以注重"處處惟興趣是尚"的娛樂性和 "長片正劇"的教化性為宗旨。 藝術創作上，力戒歐化而試圖創出一條電影民族化的道路。其教化類的影片有:《孤兒救祖記》、《苦兒難女》、《好哥哥》等; 反映婦女題材的影片，如《玉梨魂》、《最後之良心》、《上海一婦人》等，這些影片，將婦女所承受的苦難一一陳現於銀幕，震人心扉，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也拍攝了一些 "鴛鴦蝴蝶派"的愛情片、香豔片，如《空谷蘭》、《可憐的閨女》、《多情的女伶》等。30年代由明星阮玲玉、胡蝶、王人美、金焰等主演的《神女》、《三個摩登女郎》、《漁光曲》、《天倫》、《馬路天使》等影片，更是把中國電影推向發展高潮。一部早期的中國電影史，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上海電影史。據1927年1月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鑑》統計，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出現的電影公司總數目為179家，而上海就佔142家，令人不得不驚嘆。
海派戲劇受西洋戲劇的影響，在傳統戲劇中融入新鮮成分，形成獨具特色的新劇。從1903年到20年代初，海派戲劇創作出《明末遺恨》、《秋瑾》《黑籍冤魂》等百餘新劇目，根據劇情需要著古裝、清裝或時裝、洋裝等，故被稱為時裝新戲或時事新戲。海派京劇打破傳統京劇的套路，偏於通俗明麗，注重按照劇情需要，靈活地駕馭程式，塑造出鮮活生動的藝術形象，追求舞臺藝術的整體美；音樂上亦獨具特色，保留了古老徽戲的吹腔、撥子、四平調等諸多腔調。說到海派京劇獨特風格的形成，不能不提到京劇藝術家周信芳、蓋叫天等人的名字，他們以藝術的熾熱情懷，在京劇藝術的編劇、表演、舞臺方面，打破傳統，大膽革新，使海派京劇風格逐漸凸顯，形成京劇史上鮮活的一支藝術新秀。
海派服飾自然也是海派文化不可缺少的獨特一景。
凡是欣賞過王家衛《花樣年華》的觀者，肯定對片中女主角蘇麗珍優雅的旗袍著裝印象頗深。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各式各樣的新式旗袍幾乎就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摩登"的一個標籤。20世紀20年代，上海地區服飾呈現出中西合璧後的海派特色，服裝樣式漸趨多樣化，除了滿足蔽體和保暖的基本需求之外，更符合現代審美觀念，上海成為中國流行服飾的發源地。當時有一首歌謠："人人都學上海樣，學來學去學不像，等到學了三分像，上海又變新花樣。 "這不僅反映出上海服飾文化的興盛，也道出了上海服飾引領中國服飾潮流的史實。20年代甚至出現了美術家專門設計服飾新樣式的現象。如1920年，《上海時報》增發圖畫周刊，美術家但杜宇逐漸發表新裝圖說，向大眾灌輸服飾美學文化。畫家葉淺予在1928年10月為《良友》雜誌第29期，設計了多種新式旗袍樣稿。另外，紅極一時的月份牌時裝美女畫對旗袍新樣式的盛行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改良旗袍"是最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服飾，當時西洋盛行短裙，從1927年起，中國旗袍的下擺也不斷上提，到1930年，旗袍下擺幾乎與膝蓋齊平，而且袖口葉逐漸縮短，改良後的旗袍成為上海職業女性的必備裝束。旗袍是充滿韻味的、經典的東方服飾，既雍容華貴又儀態萬方，端莊中見俏麗；賢淑中顯清高。宋慶齡一生鍾愛旗袍，在各種正式場合總是身著款款大方的旗袍，即使賦閒在家也喜歡穿旗袍。
上海的建築文化，亦體現出中西並存、中外合壁、藝術交融、風格獨特，如外灘的特色建築、豫園、石庫門等。上海的音樂文化也是"土洋"相融，既有"紫竹調"、"梅花三弄"、"廣東音樂"，又有歐美的交響樂、銅管樂、管弦樂；一些優雅的老歌，如歌星周旋演唱的《夜上海》、《花樣年華》、《花好月圓》、《天涯歌女》等被傳唱一時。就連上海的飲食文化，在"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文化理念下，不但薈萃了域內川、粵、京、魯、浙、閩、淮、揚等地特色菜系，而且匯聚了濃鬱歐美情調、各國風味的西餐館、咖啡廳……總之，"海派"文化襟懷開闊，呈現出一種開放的姿態，在吸收長江流域文明的古文化的基礎之上，又融入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成為長江文化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
回溯歷史，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揚子江口所堆積而成的沙洲，一個小小的漁村，這村鎮只有七八條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戶。村民以捕魚為業，家家張著捕魚的網，小河邊上橫著幾十隻小船，水面群鴨浮遊其間。今日的上海已成為繁華的國際大都市，面對滾滾長江千百年沉澱下來的這片土地的滄桑巨變，我們不得不感慨造化的神奇，也不得不折服中華民族文明魅力的巨大如斯……
作者：郭淑敏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