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社會的觀察細緻入微，得出的結論也往往是經典，雖然歷經千年，有的在今天看來也還是在理。這是現在人們所創造的格言或警句所無法比擬的。比如，能者多勞這個詞，傳承了千年之久，環顧目前的職場，何處不是這樣？
有能力的人，這種能力當然包括體力與智力，往往要比別人承擔更多的更重的更難的工作，自然也要付出比他人更大的勞動和承擔更多的勞累。比如，某人身高體壯，遇到某些需要大力氣的活，在分配任務時，他往往是首選。比如某人技術高超，遇到某些高難度的工作，領導往往指名道姓讓其完成。比如某人文字能力超強，一遇有大型難弄的材料就被指定為起草人。但是，在這些工作之後，絕對無人提及多酬的問題。
不知道你發現沒有，古人只說能者多勞，沒有說能者多酬。這是什麼原因。因為中國是一個「吃大戶」的社會，是一個享受他人成果心安理得而且是振振有詞的社會。比如，向富豪借錢不僅理直氣壯，而且借錢不還也覺得理所當然——你那麼多的錢，不差借給我的這幾個錢吧。這就是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原理。能者多勞也是如此。誰讓你個子長得高、力氣比人大、能力比人強呢？你不幹，難道要讓我們這些的個子長得低、力氣比你小、能力不及你的人去幹？既然是應該，那麼哪有能者多酬的道理？能者就應該多奉獻少索取。如果你不認同並體現在行動上，就會為身邊環境所不容。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這種文化的劣根性是非常明顯的，對社會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所以，後來出現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理論，接著又提出了優勞優酬的主張。但是，這些先進理論和觀念雖然出自理論大家，而且公平合理，但遠沒有中國傳統文化對人們的影響那麼深，能者多酬還是難以行得通。能者多勞累、老實人吃虧、能者被算計等吐槽就是證明。如果有人覺得自己付出多就該多酬，往往被人扣上思想格調不高的帽子，不給你貼上人品低下的標籤就算不錯了。
「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雖然已經成為法律條文，但在濃厚的劣根文化影響下顯得蒼白無力。在實際分配中，按勞分配難覓蹤影，多勞多得言而無行。按職務分配、按年限分配、按崗位分配、按單位分配、按資本分配都有，唯獨沒有多勞多得。
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職務壓到一切，儼然職務就是能力，職務是貢獻，職務就是多勞，即使你的這個職務是跑來的、要來的、買來的甚至是其他不當手段弄來的，即使你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幹，都不影響你拿高薪，而且還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多勞多得連說話的權力都沒有。比如，職務高風險大很是流行，成為官本位分配的理論基礎。可是呢，從老百姓的視角看，職務越高，風險越低，一旦出事，被追責的往往是幹具體工作的，因為職務越高越有權力推卸自己的責任。風險成了分配因素的理論，也只有中國現在的官場能夠創造出來（在革命階段根本沒有這套理論）。任職確實有風險，但絕不是工作風險，而是腐敗被法辦的風險。在事業單位，不論你有沒有教授的水平，不論你的教授是如何來的，不論你乾沒幹教授的活，一律是教授待遇，所以當一些教授被揭露出抄襲論文、剽竊成果、根本不上課的真相時，公眾就有些憤懣了。尤其是，同樣一個人幹同樣的工作，在不同的單位工資收入有著天壤之別，公眾稱之為屁股決定待遇。
如果是企業，自然是資本為王，賺到了錢，資本拿走一大截，勞動者能夠讓你填飽肚子都還要指望資本大發慈悲。你看，一些大型集團，老總年薪幾百萬、幾千萬，普遍員工也就是幾萬、十幾萬，這將勞動置於何地。可是，即使不合理，你也沒有辦法。所以，中國的企業不管原來是做什麼實業，最終都會將目標轉向金融，至少也要在金融行業插上一槓子，因為玩資本來錢快，這就是脫實向虛的機理，結果把經濟搞得有些糟糕。
職務和資本變得不可一世，哪有勞動說話的份兒，能者多酬也只能是永遠的夢想。你看多少年來，相關各方一直在治理欠薪，還不是年年發生？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最積極的因素被打擊得如此悲慘，勞動生產率怎麼可能會不斷提升？即使是許多單位到了無人可聘的地步，資本仍然昂起高高的頭，不肯認輸。為了維護勞動者的利益，一旦出臺新的政策，一些資本的代言人就要尋找各種藉口以訴苦的曲線方式進行抵制，而且是誇大其詞，而且往往還有一些效果。比如勞動合同法實施了10多年了，個別高官以企業壓力大為由，說是勞動合同法惹的禍，這是在誰說話大家心理都極為明白。
在中國現階段，你還是面對現實為好，不要抱怨只有能者多勞而沒有能者多酬，因為即使你再有道理，即使你再有不滿，你也扭不過官本位和資本位的大腿，這兩者在利益分配當中具有絕對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