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這是我第一次用這樣的稱呼，以前我都親熱地稱他為Vincent；但儘管如此，我在這裡使用這個稱呼時又覺得這麼自然！）離開我們有一段時間了，但直到今天我才能平靜下來，試圖記下這一段時間我心中的一些所思、所想、所念和所感。
噩耗剛傳來時，跟大家一樣，我也感到非常的痛心、悲傷和不舍，但除此之外，我還感到一種深深的內疚。這倒主要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什麼起死回生的能耐而沒有施展，而恰恰是因為我感到自己做了太多的事情，或者更確切地說，我讓他為我做了太多的事情，它們至少部分地導致或加速了這個不幸事件的發生。
我查看了一下我與沈先生的電郵記錄。我收到的他的最後一個電郵是十一月九日，即他過世前的五天，寄來他為我和我的同事吳啟超合編的一本關於朱熹的書 (Dao Companion to Zhu Xi’s Philosophy)所寫的一章，是他根據出版社請的匿名評審意見所作的修改稿。事實上，由於其原稿已經非常出色，評審者沒有提出很多實質的修改意見，主要都是格式方面的，但他對這些細微末節的問題都非常仔細地做了修訂。現在想來我們當初真不應該為這些小事去麻煩他。
我朝前看，他的另一個電郵是十一月八日，那是關於他預定明年春天在我們系做唐君毅講座教授的事。由於學校的官僚主義，要求他提供一些在我看來有點莫名其妙的東西，例如要求他提供在多倫多大學就職的證明（怎麼提供啊？）。但沈先生也都毫無怨言的照辦了。
我再朝前看，除了幾個還是關於上述朱熹一書的電郵外（其中有一個電郵是問我們怎樣在Word中用small caps!），是他在十月五日的一個電郵，他說經過重新考慮，他決定參加我計劃在明年春天舉行的一個小型會議，Ernest Sosa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我的計劃是，所有參加這個會議的都必須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對當代著名的美國哲學家、特別是在當代認識論領域最有影響的學者Sosa的哲學進行批判考察、並由Sosa本人加以回應。這要求參加會議的人必須熟悉中國哲學，同時又要麼已經熟悉Sosa的思想、要麼願意專門為這個會議去研究Sosa的思想。所以幾乎所有答應參加這個會議的人都得同意去花相當多的時間，專門為這個會議寫論文。考慮到這個情況，我在一開始聯繫沈教授時也是很猶豫，事實上，他在此之前一日即4日的電郵中還說，他事情實在太多，可能無法參加。對此我感到很惋惜，但也很理解。但隔了一天，他又給了我一個電郵，一開頭就是這樣的話: 「A good news. I decide to write a paper. The title is: 『Skepticism and Virtue Epistemology: Zhuangzi versus Sosa』。」我現在知道，他一定是不想讓我失望，但我是有點喜出望外。
我繼續朝前查，那是他九月五日發來的電郵，寄來的是他的另外一篇稿子。今年三月份，我舉辦了一個與上述關於Sosa的會議類似或者說相關的會議，圍繞的是當代美國另一個重要的哲學家Michael Slote。我是打算以「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為題作一個系列的會議和出版物。這個電郵中沈先生寄來的是他根據會議的討論和Slote在會議上的回應所作的修改稿，將與其它與會者的文章，連同Slote的回應，收入我要編的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Slote 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
我不再繼續朝前查了！看看，就在他過世前的這麼短短的兩個月時間，我就要他為我做了這麼多的事情！不說他在此之前對我工作的頻繁和大量的幫助和支持，我在想，如果我沒有在這兩個月中讓他為我做這麼多的事情，他就會有更多的時間休息，而如果他有更多的時間休息，他很可能不會這麼粹然離世！想到這些，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內疚！
這就使我想到了本文的標題：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實踐著其思想的哲學家。沈先生的哲學非常豐富，但熟悉其思想的朋友都知道，在他晚年（事實上，一直到過世，他還沒有活到晚年！我這裡指的是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他最心愛而又最著力加以發展的是其「對他者的慷慨」這個非常深刻的哲學概念，儘管這個概念他很久以前就提出來了。當然這個概念在沈先生那裡非常豐富，不僅具有倫理學的意義，而且也具有本體論、宇宙論、解釋學、認識論、科學哲學等方面的意義。我在這裡只限於其倫理的層面。
在倫理的層面上，這個概念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慷慨，一個是他者。關於慷慨，沈先生自己有這樣一段話，「慷慨是一種無私的贈與之德。『贈與』不是『送禮』，因為送禮蘊含著還有回禮，因而是屬於一種相互性（reciprocity）的行為，然而，贈與卻純屬無求的給予，無求於回報，也因此，贈者白白給予，而受者也白白接受，完全超越了相互性，這才進入了慷慨的真精神」。另一方面，對於沈先生來說，一個具有慷慨之德的人既不象尼採的強者，只是因為自己擁有的太多而向外溢出，而不管受者為何人，也不是從自身出發，即己所欲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己所欲者，也許不為他人所欲，而己所不欲者，則不一定為他人所不欲。這就是為什麼他如此強調對他者的關注在倫理生活中的重要性。為了達到對他者的了解，沈先生還提出了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外推（在用英文寫作時，如在為我所編的雜誌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所寫的一篇文章 「Appropriating the Other and 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into Wisdom」 中，他用了「strangification」這個字）。什麼是外推呢？按照沈先生自己的看法，就是「自我走出，走向他人、走向陌生他者的行為」。
當然，對沈先生哲學思想的討論需要找別的場合。我感到的是，「對他者的慷慨」這個概念是對沈先生自己一生的多麼好的描述啊：「贈者（沈先生）白白給予，而受者(我們)也白白接受」！我上面說，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實踐其哲學的哲學家，但換一句話說也同樣適合：沈先生是今世少有的其思想反映了其生活實踐的哲學家。關於這一點，任何跟他有所接觸的人都會深有體會。由於他的這種對他者的慷慨與他特有的風趣和幽默聯繫在一起，往往使得受者不僅不會有任何不安，反而會覺得非常自然。我記得有一次他來美國參加美國哲學年會，會後大家認識的一些朋友一起去吃晚飯，沈先生堅持要付帳，理由是，當時正值加元升值，他說，這使得他一下子富了很多。可是幾年後，在類似的場合，正值加元貶值，他又堅持要付帳，這次的理由是，現在加元不值錢了，沒啥用，請大家給他個機會趕緊把它脫手！在經歷到這些事情時，我往往會想起《莊子》在討論「至仁無親」時的一段話，「以愛孝易，以忘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我想沈先生在對他者慷慨時是如此自然，不僅他一定已經忘了自己在對他人慷慨，而且我們作為他的「他者」或者「受者」也感覺不到他在對我們慷慨。這恐怕就是《莊子》書中所說的真人所能達到的忘的境界吧！
沈先生的慷慨不只是表現在這些方面，而且還表現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方面，即你要求他幫助、支持你什麼項目，他總是非常桑快地答應。更重要的是，也是跟我自己不一樣的（當然也是我要向他學習的），他一旦答應了一件事，特別是作為一個集體項目的一部分，他從不拖延。好幾年前，看到英語世界出版社的「伴侶」（companions）叢書熱，我發覺缺乏關於中國哲學的伴侶叢書，於是決定編一套以中國哲學為焦點的叢書（Dao Companions to Chinese Philosophy）。我邀請沈先生負責第一批中的先秦儒家哲學（Dao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onfucian Philosophy）這一卷。這是一件非常耗時耗精力的事情，它要求編者不僅設計出該書的構架，包括具體的章節的題目和大致內容，而且還要求尋找合適的作者，在作者完稿後還要通讀每一章，提出修改意見，在修改稿寄來後，在確定所有的修改滿意以後才交給出版社；出版社在安排匿名評審後，又要求編者安排作者根據匿名評審的意見再作修改，直至修改令人滿意為止。更為麻煩的是，現在出版社，特別是商業性的出版社，要求編者還要從事額外的文字編輯工作。沈先生桑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而且不僅保證質量還按時完稿，成了這套叢書中的第二卷，在2014年正式出版。沈先生的這種敬業精神也表現在我在此之前和之後請求他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上，包括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最近的幾件事。他跟我說起，在這樣的集體項目中，如果他拖延，那麼就對這個項目中按時完成其任務的其他參與者（尤其是年輕作者）不公。也許這也是他對「他者」的關注的一個方面吧！
說起來，我自己認識沈先生也不是太早。在他來北美之前，我只是聽說過他的名字。但他去多倫多大學就職以後，我們就馬上認識了，並建立了友誼。我記得我們最早是在美國哲學學會年會和美國宗教學會年會上經常見面。從表面上看，我有與沈先生類似的興趣，即不僅做哲學也做宗教研究，不僅喜歡中國思想也喜歡西方思想，不僅對古代的東西感興趣也對現代的東西感興趣。當然事實上，我與他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首先，我只是對這些方面都有些興趣，所有的都是一些皮毛的知識，而沈先生在所有這些方面的博學是舉世少見的。其次，我基本上是個書呆子，而沈先生不僅精通學問，而且生活其它方面的知識也是令人吃驚。我記得我還在美國任教時，他有一次來我們學校演講，晚上跟我們系裡的同事一起吃飯，後來不知怎麼談起了葡萄酒，他講起來就好像在談論哲學問題時一樣，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事後我的一位對葡萄酒自覺也很有研究的同事就對我說，「你這個朋友真的了不起！」當然他的知識的淵博並不是天生的，而來自其勤奮。記得在他在我系裡做講座的第二天，我帶他到附近的一個Amish社群。這是基督教中非常保守的派別，拒絕現代化；他們都是農民，但還是堅持用馬犁田。而且這個社群就在繁華的現代城市費城外面。我看沈先生非常感興趣，不僅不斷地問領我們參觀的人，而且走時還買了關於這個社群的好幾本書，說回去以後要好好研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在上面說過了，沈先生是將其哲學思想、特別是其倫理思想溶化於其生活實踐中的人，而我迄今為止還只是在寫這方面的論文而已，想起來真的覺得非常汗顏！
不管怎麼說，我跟沈先上在上述那些方面表面的類似性也可能迷惑了他，使他對我關愛有加，對我做的事情也格外支持。我記得除了一開始我們經常在上述的美國哲學學會和美國宗教學會年會上見面外（後來他很少參加這樣的會議），我們之間得到相互了解最深的一次機會是在2005年。沈先生在多倫多大學舉辦一次學術會議，參加會議的主要是臺灣由黃俊傑教授帶領的一個團隊，北美參加的人很少。我記得就是我和現在已經過世的原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柯雄文教授。由於黃俊傑的團隊自己有經費支持，沈先生便想辦法支持我們，結果就安排我住在他自己的家裡。也是在這一次，我首次認識了在中國美學和藝術哲學方面有很深造詣的劉千美老師（當然被我認識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意味著我以後會頻繁地要求她為我做事，特別是為我所主編的刊物作評審，當然劉老師跟沈先生一樣，從來沒有拒絕過！）。
這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了很多。事實上也正是在這一次的交談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了他關於對他者的慷慨思想。由於這個想法與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我一開始稱之為道德銅律，即人所欲施於人，人所不欲勿施於人，後來又稱之為差別倫理學，即我們在從事道德行為時要重視行為主體與行為對象之間和在不同的行為對象之間的差別，最近又稱之為以行為對象為中心的相對論，以與以行為主體為中心的相對論和以評判者為中心的相對論相區別）非常接近。所以回去以後，專門找了沈先生在這個方面所寫的一些作品，發覺儘管我們的側重點不同，涉及的問題的廣度很不一樣（我上面講過，沈先生關於對他者的慷慨這個概念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哲學概念，而我的想法只限於倫理學），但我們都強調對他者而不是自我的關注。鑑於這一點，我在2010年費城舉行的美國宗教學會年會上，組織了一場討論，題目為「Ethics of Others: Levinas in Dialogue with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Daoism,」我的論文以道家特別是莊子為中心，沈教授的論文討論儒家，討論佛教的是Dan Lusthause ，而沈先生的一個學生蘭菲則討論Levinas。這個討論很成功，吸引了不少的聽眾。後來有一家出版社甚至希望我們各自能將論文展開，放在一起作為一本書出版。當初我跟大家商量了一下，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但當時大家手頭都在忙著一些別的事情，決定暫時放下，等以後再找時間重新回到這個計劃。
很顯然，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繼續跟沈先生將這個未盡的項目完成了。但沈先生給我們留下的豐富的哲學思想我們還是可以逐步消化的。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雖然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當然更有意義也是更為困難的是如何把沈先生的思想不只是作為學問去研究，而且是作為自己人生的哲學去實踐，也就是說，要像沈先生那樣，努力做一個實踐著自己的哲學的哲學家。但不管如何困難，只有努力這樣去做，參能告慰於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