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7日，湖南某中學男廁所內，尚未滿15歲初二學生蔣華，被同年級15名學生包圍。對方一人上前，將蔣華摔倒在地，隨後十餘人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混亂中，蔣華拿出一把事先準備好的摺疊刀亂舞，刺傷了圍攻他的3名同學。其中，兩人為重傷二級，另一人為輕微傷。
2020年7月6日，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蔣華是在被他人毆打、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被迫實施的自衛反擊。判決書中提到，這是一起以多欺少、以眾凌寡的校園暴力案件，蔣華行為構成正當防衛。
一審判決無罪後的第10天，吉首市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一、案發當時處於學校這一特殊環境內，小蔣並非孤立無助，可以尋求老師的幫助，可以給家長反映；二、蔣華沒有採用上述正當合法維權途徑來保護自己，而是準備刀具用於鬥毆，鬥毆的故意明顯，不能認定正當防衛，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其刑責。
法院認定該案屬正當防衛不存在問題，如若本案都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那還能有什麼案件被認定為正當防衛？
檢察機關認定本案不構成正當防衛乃至二審抗訴也能找到「合理」的藉口：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公布於2020年9月3日，本案檢察機關提起抗訴時間是2020年7月16日，檢察機關在沒有上級文件規定情況下更傾向於選擇傳統、穩妥的方式辦案。二是一審案件判了無罪，如若不提起抗訴，對承辦檢察官來說不管是績效考核還是未來發展都會有一定的影響。即便二審改判可能性很大，但「努力了可能會改變結果，不努力肯定不會有所改變」。
正如南京老太太案的判決「導致國內道德水平倒退五十年」，每一起司法判決對社會都有導向作用，本案亦是如此：校園霸凌是困擾全世界的難題，如若社會像提起抗訴檢察官想的那樣，只要「尋求老師的幫助，可以給家長反映」就能解決校園霸凌問題，校園霸凌要就銷聲匿跡了——這也是為何初高中生校園霸凌案件比重較多的原因：幼兒園、小學生家長老師對學生還有很強的約束，對初高中生來說，正處叛逆期，越告訴家長、老師，家長、老師教育霸凌者後，可能反而會起到相反的結果，霸凌者會將在家長、老師那裡受到的氣撒到被霸凌者身上，會更加欺負被霸凌者。
家長、老師對霸凌者能起到約束作用嘛？《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未成年人霸凌只要發生人身傷害，對其個人來說換來的只是口頭教育。法律規定尚且如此，更別說家長、老師了。
二審堅持正當防衛的判決會有如下正面效應：你霸凌別人，別人把你捅死了，別人是正當防衛，別人不僅無需承擔責任，你的小命就沒了。基於如此嚴重的後果，霸凌者在霸凌之前是否應慎重考慮一下？
如若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被採納，則會出現以下荒唐的情況：被霸凌者隨身帶刀只想保護自己，只要霸凌者不霸凌，刀只會變成削蘋果的工具，只有霸凌者霸凌時刀才會成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工具——難道自救行為也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