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中國臺灣女作家，1956年8月生於高雄，祖籍山東臨朐。她的父親為作家朱西甯，母親為翻譯家劉慕沙。
朱天文是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的。1982年起，她與導演侯孝賢合作，成為臺灣新電影的重要編劇之一，同時從事小說、散文創作，被王德威稱為張愛玲「張派傳人」重要代表人物。
「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盛典」現場的朱天文
朱天文以繁複幽微的意象寫作折射出後現代語境下人的生存困境，並以其極具個人性的創作風格和文本內在的複雜性在中國和世界華語文壇上發揮了自己的影響力。
新京報獲得授權，全文刊發朱天文在「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盛典」現場的演講《一個書寫者的位置和時間》。
謝謝「21大學生世界華語文學盛典」發獎給我。
之前我仔細閱讀了閻連科老師寄來的一疊信息，注意到終評委員是由21位人民大學創作班研究生組成的，這極為特殊。甚至可以說，在國內外我所接觸過的各種文學獎，這是僅有的。
首先，大學生。在場出席盛典的各位朋友，對之有何定義？又懷抱了什麼樣的想像？
在我成長的年代，相對於畢業之後進入社會的複雜糾結，現實生活也日益疲憊石化，大學生意味著純真和理想性。即便尖銳了、偏激了，都是狂狷者可被欣賞的，人不輕狂枉少年。但現在，我已年過六十，我想換一些詞彙來說，感覺若還這樣童話般地講純真、講理想性，是很不負責的，也很貧弱無力的。
大學生，現在我會這麼說，他站在一個乾淨清爽的位置上，漢納·鄂蘭（大陸譯名漢娜·阿倫特）所說「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的位置。那麼大家要問了，是對什麼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我回答大家，對聲譽，對財富，對權勢。
在這樣的位置上，21位大學生最終討論評選和審定，然後贈獎，有此盛典，我感到格外新鮮難得。所以「獎」是怎樣的一件事，借今天這場相逢聚會，我們不妨來想想。
就從21位大學生想起。你們不但是大學生，還是創作班的寫作生，這讓我更感到光榮。我差不多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到今天，也有快五十年的寫齡了。我非常歡喜從你們手裡得到這份贈予，這項聲譽，或者說這個立即可被見到的「報稱系統」。你們若搏鬥、努力而且幸運，是的，我用「幸運」二字是因為真的是很難很難，寫到此刻我這番年紀時，也許你們跟我一樣便十分瞭然於以下這個故事了。
這是一則奇異時間的傳說，出自梭羅的《華爾騰湖》(大陸譯名《瓦爾登湖》)，請容我轉述：
「在庫魯城有個藝術家，渴望追求完美。有一天，他想要做一根手杖，考慮到在不完美作品中時間為因素之一，而完美的作品中則沒有時間因素，他便跟自己說，這手杖在一切方面都須完美，為它，我可一生不做別的。
「他立刻去森林裡找木材，決心不用不合宜的材料。
「他找了又找、丟了又丟的期間，他的朋友們漸漸都離開了他，因為他們在他埋頭工作時慢慢老了、死了，他卻一刻鐘也沒有老。他的專心致志、他的決心、他的上揚的虔誠，不知不覺中賦予了他永恆的青春。
「由於他跟時間不妥協，時間便站到一邊去，只有遠遠的嘆息，因為時間不能克服他。
「在他找到一切方面都合適的木棍之前，庫魯城已經變成了遠古的廢墟，他坐在一堆石塊上剝棍皮。在他賦予木棍一種恰當造型之前，坎大哈王朝結束，他用棍尖在沙上寫下王朝最後一人的姓名，就繼續工作了。在他把木棍打磨光亮之時，卻已不再是北極星了。在他裝上金環並在頂端鑲上寶石之前，夢已經醒了又睡了好多次。」
你們看，何等樣的打造功夫，連時間都只能讓開站到一邊去。
二十多年前我寫《荒人手記》，最後結束說：「時間是不可逆的，生命是不可逆的，然則書寫的時候，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因此書寫，仍在繼續中。」整本小說如果有主題，也許即是抵抗時間，抵抗遺忘。
十年前《巫言》出版，我出門跟讀者見面，幾次訪談下來，發覺總是拿波赫士（大陸譯為博爾赫斯）的小說《歧路花園》（大陸譯名《小徑分岔的花園》）在發揮。寫作的時候自然是不知而行，行於所當行，寫完了算後見之明吧，也自我解剖，我提出分析，《巫言》的書寫是，零敘事。
好，現在先問，什麼是敘事？
我想，敘事是時間的推進。
在無窮止的時間因果迷宮裡，書寫者試圖整理出或設計出一條線索，拉著往前走，走出迷宮，這可能是最簡單的敘事結構。但零敘事，以之寫長篇，這表示不循線索，時間停頓了?表示不找出路，任其亂迷?
亂迷二字，源自臺灣一位了不起的重要小說家舞鶴，他有部長篇就叫《亂迷》，完全是高度自覺於此的一次熱情、激進的書寫。而這樣的書寫，難道註定只能是一次野心雄心的失敗實驗嗎？——我由衷主張，與其為嫻熟重複的成功鼓掌，應當勇敢鑑別出富有意思的失敗並贈予獎賞。
那麼《亂迷》，或者相較之下緩和多了的《巫言》，究竟想要實驗什麼？實驗一種有無可能的、能把時間變成空間的「歧路花園」。
歧路，意指歧出了敘事時間。
一歧再歧，歧往的每一處，都是繁花盛開的花園。換言之，把推進的時間變成無與倫比的空間，流連其中，我們觀之不盡、賞之不完、遂而忘返。
這個書寫的巫術魔法，更早了，我是從卡爾維諾那裡得到點撥的。卡爾維諾的《寫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書裡舉出「離題」。作為書寫策略，離題，是為了要繁衍作品中的時間，拖延結局，一種永不停止的逃逸。可逃逸什麼呢？當然，死亡。
淘淘而逝，時間，即死亡。卡爾維諾說，如果直線是命定的，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即直線，那麼偏離，就能將此距離延長。如果這些偏離變得更迂迴纏繞，更複雜莫辨，以至於隱藏了線性的軌跡，也許時間就會迷路，我們就能繼續隱藏在我們不斷變換的偏離之中讓死神找不到。
離題成為主題。讓敘事呈現為零，為永恆的當下，為人類學細節的再現。我曾用這個角度來說明我父親朱西甯八易其稿、最後十年第九次開筆在寫的《華太平家傳》，寫了五十五萬字未完，他是用我們這個「實然」世界的材料，在打造他心目中那個「應然」世界的熠熠夢土了。晚年的他，當他說「我是寫給上帝看的」，為父親不平的朱天心直接嗆「你也太抬舉上帝了！」但就在此刻，我亦才忽然明了，對這位專注打造夢土的書寫者，時間也只好嘆息著站在一旁。
這是我的榜樣，一個書寫者的獨特時間，和他絕無僅有的位置。他想著一部作品，也同時想著一個世界。
所以又要請出我鍾愛的人類學家利瓦伊･史陀為我做注，他與卡爾維諾，他們的書，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拾起來一看，永遠靈光閃閃，再再啟動我寫作的欲望。利瓦伊･史陀說：「我對技藝情有獨鍾，這是人類在幾千年時間裡創造出來的無可替代的最偉大成就之一，它形成的基礎是人對自身在宇宙之中地位的一種認定。」人在世界為自己找到的位置，其完整感，其稠密堅實感，其篤然不畏不惑感，令一切的報償在這裡都已經獲得了。「我是寫給上帝看的」，父親所揭示者，原來如此。
如此追索下來，似乎獎這件事，帝力與我何有哉，獎譽與我何有哉？那，倒又不是。
回到開場所提，大學生的位置，一個對聲譽、財富、權勢沒興趣，無利益，不參與的位置。其實這個位置，大家馳騁一下想像，不正是上帝的觀看位置。降落於人間，不就是史官，一個史官應然站定的位置。「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史官自成一系甚至一代代相傳的獨立家族或學門，隔離於權勢和財富之外不交流，唯以專業來工作。史官把原本紀實性的書史工作，加進了對錯是非善惡的反省，改正了實然發生之事，成為一個「報稱系統」。這是春秋之筆，亂臣賊子懼，帝王都怕的。
而上帝，就更激切了。為了不讓正義等於強權，讓善可以乾淨地成立，便要用上帝、一個更高更公正的評鑑者來替代人。上帝的歸上帝，西澤的歸西澤，山中寶訓的思索便是發生在耶穌與世俗權勢、財富的劃清界線之後。
好了，沒料想講到宗教和歷史了。這兩大報稱系統，於21世紀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今天，還管用嗎？事實上，以上所舉詞彙與內容，皆來自一本剛出版的書，《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作者誰？唐諾。
此書真正關心的只是聲譽，卻用掉三分之二的書在搏鬥，以穿過財富和權勢交織縱橫的密林，這倒恰好佐證了聲譽這東西在今天的處境和實況。但何以要寫一本書，這樣苦苦地盯住聲譽爬梳？書裡說了一則老笑話，聲譽只是一根繩子。
「你怎麼會被官府抓去？」
「我拿了人家一根繩子。」
「才一根繩子也報官？」
「繩子另一頭繫著他們家的牛。」
聲譽是這根繩子，它本身也許毫無價值還帶點做張做致，但它繫著很多有價值的人和事。
聲譽往往呈現了這種悖論，真正最該賦予聲譽的，也許正是那些並不在意或喜歡聲譽的人。對聲譽的脆弱、不確定和其經常性虛偽的警覺，對聲譽總嫵媚地侍奉著財富和權勢的厭憎。但是，此書仍執意為聲譽辯護，因為聲譽單獨地探向應然世界，聯繫著也相當程度決定著，我們對應然世界的必要思索及其可能的數量、幅度、範疇和內容——簡言之，那頭牛。
我們不能只有一個實然世界，一個只有當前的薄薄存在。何況當前，不正是昔日人們的未來，很大一部分不正是昔日人們對應然世界的堅持、爭取及實現？常常，我們不自知地不也都是往昔某個思想者、某個智者的信徒嗎。
那麼，我們就要讓聲譽獨立出來，保護它成為一個報稱系統。
讓善的心志、善的珍稀能量有機會構成某種生生不息的最起碼的循環。有人見到，有人露出笑容，有人可以說說。在財富和權勢統治的實然世界裡，我們奮力留下一些應然的事物。
在這樣對聲譽的思辯基礎上，獎，作為一種報稱系統，是有意義並且也有責任的。我高興接受它，謝謝你們的贈予。
編輯：寇淮禹，瀋河西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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