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具有高度理論自覺性的作家，卡爾維諾被稱之為「作家的作家」，他的創作自然會有意識地實踐自己的詩學思想。自然，他的小說中處處體現著輕逸。在創作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卡爾維諾在語言、形象和結構三個向度上對三種「輕」的實踐：
輕逸的語言風格
美國著名學者雷納·韋勒克說過：「語言是文學的材料，就像石頭和銅是雕刻的材料，顏色是繪畫的材料或聲音是音樂的材料。」語言對文學來說就是磚瓦與建築物的關係，語言構建了文學的血肉，也決定了文學的「重量」。卡爾維諾說：「有時候我覺得一場瘟疫襲擊了人類，使人類最大的特點——使用語言的能力，或者說一場語言瘟疫襲擊了人類，使其講些意義平淡、沒有稜角的話語。」由於現代高度發達的媒介，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各種平臺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比如電視、報紙、廣告以及網絡。話語權不再是某一小撮人的專利，話語權的大眾化消解了話語，讓人們的語言成為了沒有意義的夢囈。卡爾維諾認為這一切產生的根源是「外部世界的不實在性」，一種言語的危機，這種「不實在性」使語言呆滯、沉悶。那麼，卡爾維諾認為文學語言的重量需要減輕，使意義附著在語言上。文學語言的「輕」應該是精確的、果斷的，與含混與疏忽無關。在這裡，卡爾維諾列舉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
一個普通的夏日的清晨一個萼片、一個花瓣、一根花刺、一汪露水、一隻蜜蜂也許兩隻，微風吹過，樹葉颯颯，我是一朵玫瑰花！
就整首詩來看，我們知道它是有意義的——描寫玫瑰花。但是，將整首分成一句一句單獨來看，它們是沒有意義的：「一個普通夏日的清晨」普普通通；一個「萼片」、「花瓣」、「花刺」讓人覺得支離破碎；「一汪露水、一隻蜜蜂也許兩隻」讓人不知所云；「微風吹過，樹葉颯颯」，細小而微。但是，在詩的結尾，詩人筆鋒一轉：「我是一朵玫瑰花！」一切都變得形象鮮明，赫然在目。作者的思維在這裡猶如尖端放電，果斷、迅速，將詞語的重量儘可能的輕化。這是卡爾維諾所推崇的語言風格，這是一種輕逸的語言風格，由詞語的意義的「不確定性」引發的美感。在這首詩中，結尾句前的每一句詩的意義都若有若無的附著在沒有重量的詞語上，在結尾，讓詞語的重量落入了形象之中。
此外，從讀者的閱讀角度來看，讀者不再有閱讀的滯重感。閱讀不是作者一個人的語言遊戲，而是將作品和讀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這首詩不是艾略特《荒原》那種需要淵博的知識才能理解其含義的個人化寫作，而是搭積木式的層層展現。
但在筆者所查找的各種中文文獻中，大多的研究者都認為卡爾維諾輕逸的語言風格體現在他對數量詞的偏愛上。他們從卡爾維諾的《美國講稿》中所引用的的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中入手，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們從這首詩最顯著的特徵入手，從而得有失偏頗的結論。卡爾維諾引用狄金森的詩歌是另有所指的，意象的並列疊加，最後得出完整的形象。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了中國元代馬致遠的著名散曲《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這首散曲跟狄金森的詩有異曲同工之妙，顯出輕逸之態。
除了語言材料本身的輕逸之外，卡爾維諾還運用了符號敘述的方式來對語言進行輕化。是在卡爾維諾的小說中，語言的不確定性最為明顯的就要數《命運交叉的城堡了》，在這部小說中，作者預設了一個場景：一群互不認識的人來到了森林裡的一座城堡中，他們都失去了說話的能力。每個人都想知道別人的故事，於是只能藉助於僅有的塔羅牌來述說自己的經歷。於是作者將圖畫文字作為敘述的載體，進行寓言化寫作。我們知道，符號是一種需要解釋的言語，每張塔羅牌都是一個符號，但每張塔羅牌的意義卻因組合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命運交叉的城堡》的第三個故事《被罰入地獄的新娘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塔羅牌結構中符號語言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現在，又開始放上一列牌，捕捉其含義又成了問題：一張大棒二（表示叉路口還是選擇？），一張金幣八（一個隱藏著的寶庫？），一張寶杯六（一場愛情的宴會？）。
作者在這裡運用符號解讀的不確定性從而產生的意義的不確定性，作者並沒有站在全知全能者的角度敘述新娘的經歷，而是站在一個旁觀者抑或城堡中失聲者的角度來解讀新娘排列的塔羅牌。這種符號解讀的不確定性所造成了語言輕逸的效果。我們知道，如果這個新娘開口說話，就可以讓語言的不確定性消失，而這個新娘的故事是確定的。但是，作者有意使這個前提消失，讓人物的語言只能以圖畫文字的形式存在。而圖畫文字的解讀與確定性的語言之間存在著鴻溝，從而塑造一種撲朔迷離的效果。這種效果的生成，也造成了歧義的生成，實現了語言的輕逸。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消解了敘事，而將之變成了一種挑戰想像力的智力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