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降書出東瀛
1945年8月15日，東京。
在接連不斷空襲警報中苦苦度日的東京市民，剛剛從惶恐不安的睡夢中醒來，就聽到電臺不斷地反覆廣播：「天皇陛下將於今日正午親自發表演說，此乃最高之恩澤，舉國臣民務必屆時恭聽。」
儘管6天前，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就在全世界傳開，但作為普通的東京市民，他們聽到和看到的仍然是「皇軍必勝」的神話和「東亞聖戰大捷」的戰報。不過，有心人也在琢磨，既然皇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捷報頻傳，可為什麼「大捷戰報」的地點卻離日本本土越來越近了?
中午時分，全日本的活動都停止了。在工廠、學校、家庭和軍事基地，人們聚集在喇叭和收音機旁，收聽將要播出的重要廣播。幾天前，剛剛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長崎的浦上谷地，一群人聚集在校園內的喇叭周圍，四處全是成堆的燒黑的屍體。在已經變成一片廢墟的廣島，殘存的市民聚集在被原子彈摧毀的火車站殘垣破壁外，在喇叭下默默地佇立。這是東瀛島國第一次親耳聽到被尊為「天照大神」的天皇的聲音。
聽得出，就連著名的播音員和田直元也有些緊張：「本次廣播極端重要，請所有的聽眾站起來，天皇陛下現在將要向日本民眾廣播諭令。我們尊重地播放天皇的聲音。」
中午12時整，日本的國歌《君之代》播放起來，隨後，天皇有史以來第一次向日本民眾講話。
收音機裡傳來了一個略微帶些鼻音並有些發尖的男聲：「戰局未能好轉，世界大勢亦對我不利」，「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如此，則朕將何以保全億兆之赤子，陳謝於皇祖皇宗之神靈。此朕所以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守道義，堅定志操，誓必發揚國體之精華，不致落後於世界之進化。爾等臣民其克體朕意。」
「玉音」播放了4分37秒。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聽到天皇的真聲，不過天皇所用的是日文文言體，很多老百姓聽不明白，於是就出現各種猜想和解釋：是不是天皇要國民跟著他一起去「玉碎」；皇室要給大家發儲備米準備與入侵之敵決一死戰；大日本帝國海軍要進攻美國本土……
直到半個小時後，廣播員以清晰的聲音說：「天皇陛下為開萬世之太平，已於昨日通知美英中蘇四國，接受《波茨坦公告》。」人們才明白，日本戰敗了。
這天正午，在東京的金雞學院內，學院學監、日本著名學者安岡正篤與前來參加學院下午講座的一百餘人一起收聽了「玉音放送」。聽著聽著，安岡開始面露慍色，因為自己曾反覆強調的「義命之所存」這一句不但沒有被詔書中保留，反而又進一步被改成了「時運之所趨」。在外人看起來這兩句話無足輕重，只是字詞的修飾罷了，但安岡深諳其玄機，按照他所改「義命之所存」，就表明日本結束戰爭是出於道義上的考慮，而現在用「時運之所趨」，就等於直接承認了日本是戰敗而投降。
兩天前的深夜，即1945年8月13日，內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的秘書官曾經秘密夜訪安岡，將早稻田大學教授、漢學家川田瑞穗起草的詔書草稿第一稿送來進行修改。安岡後來回憶自己當時修改詔書的想法：第一，必須要選擇任何國家敗降時所沒有用過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權威的辭令。第二，不能顯示出日本是因戰敗力盡、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須說是受道義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作的決定。敗降決非基於利害得失，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在這個思路下，安岡幾乎是搜索枯腸般地字斟句酌，對詔書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安岡認為最得意的神來之筆有兩處：其一，安岡將草稿中的「欲永遠確保和平」改為「為萬世開太平」。安岡精通漢語，這句話出自《張載集?張子正蒙》一書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安岡將這句話放到停戰詔書中，很顯然是要為日本的投降強行塗抹上一些雖敗猶榮的光彩。
其二，安岡在「朕欲忍其所難忍，堪其所難堪」一句前面加上了「義命之所存」。「義命」出自《春秋左傳》的「以信行義，以義成命」(《左傳?成公八年》)。安岡寫上這句話，則是全世界宣告日本投降並非被逼無奈，而是追求道義所然。
為此，安岡特別叮囑負責詔書的內閣書記官長迫水，這兩處是全篇詔書的點睛之筆，千萬不能再改。但在內閣對安岡第一次修改過的草案進行審議時，「義命之所存」這句話引發了爭論。大多數內閣成員認為，「義命」不是一個正式的詞語，擔心國民會聽不懂。迫水想到安岡的叮囑，便一再解釋。但反對者最後拿出了詞典，說詞典上並沒有這個詞。迫水無言以對。只好任由內閣將這句話改成了「時運之所命」。
當島國的軍民真正聽明白了天皇的講話之後，數百萬日本人為之哭泣，他們的眼淚充滿了悲痛、恥辱和欣慰，他們為失去的大日本帝國的榮譽而感到悲痛和恥辱，他們為不再經受長期的痛苦而感到欣慰。在東京，成百上千萬人擁擠在皇宮前，向天皇鞠躬。東京各處不時傳來凌亂的槍聲，右翼軍官們紛紛拔槍自殺。在日本的其他地方，許多不知道天皇講話的人誤認為，是日本已贏得戰爭，因而戰爭結束了。
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在他的自傳中記載了這個不尋常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為了聽天皇詔書的廣播，我被叫到製片廠。那時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是永遠難忘的。
「去的時候，從祖師谷到砧製片廠的路上，商店街的情況真有一億人寧為玉碎的準備一般，非常緊張。有的老闆拿出日本刀來，拔出刀鞘，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刀身。
「我早就料到，這是戰爭結束的宣言。看到眼前這種情景我就想到，日本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當時居住在東京的木村良平也回憶道：雖然我們都不太清楚《波茨坦公告》的具體內容，但這一刻大家知道，日本真的已經戰敗了。抽泣聲、嚎啕聲、呼天搶地的撞擊聲迅即在東京，在日本列島，在日本所佔領的亞洲各地響起。
耐人尋味的細節
作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及戰敗國的德國與日本，在戰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對給全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的反省和態度，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立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天皇的玉音放送》的作者小森陽一說：「不是將每年的『8月15日』作為戰敗之日，而是作為『終戰紀念日』進行表象，這是日本主流媒體的實際狀況。我對此懷有強烈的牴觸感。」「為了揭穿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所進行的對歷史的歪曲，我所以撰寫了《天皇的玉音放送》這本書。那不僅是對『8月15日』之前的歷史的歪曲，也在日本戰後史當中造成了歪曲。因此我重視『8月15日』這個日子。」
就是這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在日本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這本書中小森教授不僅將戰爭罪責直指天皇本身，而且揭露了日本社會在右傾化。
通觀裕仁的《終戰詔書》，在815個字中根本就看不見「投降」二字，也沒有承認過日本「戰敗」。對於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詔書中也是百般狡辯，說什麼戰爭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日本仍舊以反抗歐洲白人統治，「解放東亞」的救世主自居。並且，裕仁在詔書中所說的戰爭是指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之間的戰爭，而對侵略中國的行徑根本就不置一詞。對世界各國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行為甚至用了「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的字眼兒。
強盜殺人，自己喊冤，就此而論，不難看出日本國民性格中幽暗的一面，對比自己強大的國家和民族無比崇敬和崇拜，對不如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傲慢和輕視。日本政府與國民普遍認為自己是被美國打敗的，他們服膺山姆大叔，而對中國、韓國及亞洲各國，他們根本就沒有言敗。既然如此，日本政府也很難心甘情願地主動對二戰中的罪行向亞洲國家和人民謝罪，並更不用說主動承擔由罪責而支付的經濟賠償，例如對中韓兩國慰安婦的賠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各大媒體都是在午夜接到裕仁的《終戰詔書》的，第二天，幾乎是不約而同各報都將「投降」說成「終戰」。《每日新聞》的標題是「聖斷：大東亞戰爭終結；頒布收拾時局詔書」；《讀賣報知》則更加厚顏無恥，竟然以「為萬世開太平」為題，聲稱「我們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自衛自存的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東亞的解放和十億民眾的福祉」。
其實，無論作何種推脫與狡辯，日本戰敗並接受無條件投降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何謂無條件投降?無條件投降是指戰敗國向戰勝國不附帶保留條件的投降。它意味著戰勝國主要受輿論與文明的約束，戰敗國則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即一切都應遵從戰勝國的指示和命令。無條件投降的主要特徵：一是不談判，戰勝國只向戰敗國傳達單邊的迫降要求和投降的具體事宜，如時間、地點等。二是不承認，戰勝國不承認戰敗國原政府、原政治團體、原領導人有任何政治權力。從戰敗國投降籤字到與戰勝國建立正常關係之前，戰敗國政府的職能由戰勝國駐軍首腦機構行使。
準確地說，日本投降的正式時間是中國重慶時間8月15日早晨7點，比日本天皇裕仁宣布詔書要早6個小時。這是根據1945年8月10日上午7時30分，全世界聽到日本新外相重光葵在日本電臺發布的消息後，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磋商約定的《四國公告》中規定的時間，即於8月15日早晨7時正(重慶時間)，從四國首都重慶、華盛頓、倫敦、莫斯科，用漢語、英語、俄語，向敵我雙方海陸空軍隊，播發內容一致的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的《中央社訊》曾有明確記載：「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系15日晨5時1刻由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用無線電打字機通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及我外交部吳次長國楨，約定於華盛頓時間14日下午7時即重慶夏季時間15日晨7時同時公布。」
四國公告具有最高的國際權威性，一經宣布，戰火停熄，充分顯示了四個大國在二戰全局中的主宰地位。當年，日本報紙封鎖了《四國公告》，後來，日本歷史著述也迴避這一重大史實，竭力宣揚裕仁天皇在終結戰爭時的作用。對此中國的文史學者邱維驥撰文揭露，「將8月15日東京時間中午12時(重慶時間下午1時)作為戰爭終結時，把已經接受中美英蘇管制下的裕仁天皇，扮演成能宣布停戰、締造和平的主宰，而中美英蘇反倒成了聽從《詔書》的『忠良臣民』，這是對歷史的誤讀，必須糾正!」
通過這個細節，不難看出，不僅僅是日本政府，就是日本社會主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仍舊擺出一副曖昧的姿態，缺乏深刻的反省，不願誠懇地懺悔，只打算利用別人的寬容和好意，推卸歷史和現實責任。
正如二戰期間的日本老兵東史郎所言：「當今日本，『聖戰』思想仍在盛行，『不是侵略，而是從白人手中解放亞細亞』的怪論愈演愈烈，對歷史毫無反省之心。日本軍隊在中國進行長達15年的侵略，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災難，大批生靈塗炭，家破人亡。戰爭結束時，史達林曾主張將日本一分為三，是蔣介石力排眾議，保全了日本的完整；同樣是蔣介石提出了『以德報怨，不要復仇』的主張，使在華的200多萬日本士兵得以迅速回國，更不要一分錢賠償。繼而提出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的口號並實行的也是心胸寬廣的中國人民。」
對過去這段全世界都眾所周知的不見光彩的歷史，為什麼日本會屢屢發生「曖昧的遺忘」?這種「集體的失憶症」究竟又是如何產生的?
菊香襲人刀鋒寒
多年來，對日本國民性的認識，我們似乎陷入了一個誤區，總以為歷史上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僅僅是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戰爭狂人所釀造的悲劇，與廣大日本人民毫無干係。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對日本近現代歷史稍作分析，便不難看出這種看法的片面與幼稚。
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加騰清上侵略朝鮮，妄圖遷都北京爆發的戰爭；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佔朝鮮，偷襲中國海陸軍發動的甲午戰爭；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中國境內挑起的日俄戰爭；以及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這些歷史上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有哪一場沒有得到過日本國民狂熱支持和擁護?若沒有多數日本國民亢奮高漲的積極響應，這些戰爭能如此大規模地開展嗎?
據歷史資料表明：二戰期間日本各黨派對戰爭議案表決時，甚至連日本共產黨也投過贊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時，美軍向日本本土發起最後的攻擊，在衝繩戰役中，日本方面傷亡24萬餘人。其中正規的軍人僅6萬餘人，將近18萬人則是普通的老百姓。這些老百姓為了效忠天皇，進行「大東亞聖戰」，寧願自殺身亡，也堅決不投降。戰後，日本政府追查戰爭責任，當時的首相東久邇曾提出「一億總懺悔」的口號；日本共產黨也提出「一億人民一億戰犯」，主張日本全體國民共同懺悔。但是，這種提法並沒有得到多數日本人的認同。當西方記者對市民採訪問及日本為什麼被打敗時，多數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還沒有準備好」。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輿論在進行民意調查時仍發現，認識到過去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者不足50%，而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生存不得已進行者佔了50%；同意這場戰爭是「反抗歐美壓迫，解放亞洲諸國」者竟然佔了45%，而對此持不同意見者僅有25%。
2005年4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會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中日關係提出五點主張，並強調日本要把對侵略戰爭表示的反省落實到行動上。對此，小泉首相表示，日方願意根據中方提出的五點主張的精神，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關係。但是，4月24日，日本《朝日新聞》對808個國民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1%的受訪者對胡錦濤要求日方就二戰中的罪行進行道歉需「採取實際行動」表示不理解。
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把戰爭的責任強加在日本人民身上，也並不是講日本國內沒有堅持中日友好的人士。筆者只是想提醒國人，那種只憑藉某種政治結論，將歷史事件中的統治者和老百姓截然分開的思維方式，既無助于澄清事實真相，也無助於我們正確分析事物的本質。日本之所以掩蓋侵略、逃避歷史、拒絕反省、缺匱懺悔，絕非只是少數統治者所為，而是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特別需要指出，日本的文化傳統，在這方面發揮著難以估量的巨大的影響作用。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在17世紀就曾對日本的文化特徵作過總結：他們「頑固、任性、剛毅、古怪」，同時又「不把一切危險和災難放在眼裡」。孟德斯鳩認為，日本的立法精神是殘暴的，他們相信只有更嚴厲的殘暴才能駕馭殘暴。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與刀》一書中也曾分析道：「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這個強大的對手，其行動和思維習慣與我們迥然不同。」「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非常溫和；黷武而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固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日本民族對內可以表現出菊花般的風情，人與人之間講究和諧、尊重。儘管這種和諧與尊重是建立在貴賤等級和權威分層的傳統秩序之中。然而對外，他們則表現出劍與火的風格，霸道十足且充滿攻擊性，毫不顧忌世俗的道德和法律標準，所追求的目標只是進攻與徵服。
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傳統影響，日本人形成自身的民族性格，產生出叫外人難以理解的國民心態。以對戰爭所造成的災難為例，日本國民對內對外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判若兩人。對外，逃避責任，態度曖昧，拒絕反省，缺匱懺悔。對內，則同仇敵愾，痛心泣血，百折不撓，伸張公道。自1946年起，每逢8月7日和9日，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市民都要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當和平紀念公園的鐘聲通過無線電波傳遍東瀛列島時，整個日本都沉浸在異常的悲痛之中，各種抗議示威和請願遊行接連不斷，其活動規模之宏大，悼念情感之深切，民眾情緒之激昂，可以說超過日本國內任何政治活動。作為40萬廣島和長崎的戰爭冤魂固然應該得到祭奠，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屠殺和殘害的上千萬亞洲人民難道不應該得到謝罪和道歉嗎?造成廣島和長崎這場悲劇的責任應該追究，但日本國民卻很少冷靜地思考這樣一個顯而易見，又極其簡單的問題：難道美國會無緣無故地向日本投擲原子彈?如果不是日本首先挑起這場侵略戰爭，將戰火蔓延到東南亞，甚至太平洋彼岸，給世界和平和人類命運造成極大威脅，廣島和長崎能夠遭受到如此悲慘的命運嗎?究竟誰是廣島和長崎悲劇真正的始作俑者?
若進一步分析，造成日本國民的這種近乎於偏執和狂熱的民族情緒，其實是日本的傳統文化長期以來在國家意志下被扭曲的結果。
由於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資源貧乏的島國。因此，險惡、封閉、孤立的自然環境就需要有一個信仰或宗教使全民族團結起來。自明治時代，日本政府便煞費苦心地將原本屬於民間，並無統一神祉的「神道」改造成為「萬世一系，神聖皇國」的國家意識，天皇成為了「神國」最高的象徵和至上的榮譽。日本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在各個地區普遍設立崇奉皇室祖靈的神社，並且通過專門的禮儀，周全的祭祀、參拜活動將此制度化，其結果是將這種原始的宗教崇拜，通過國家意志演繹成主流文化深入到日常的生活當中，成為日本國民的精神支柱，至今仍在發揮著影響作用。在日本的傳統文化中，武士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和非常獨到的作用。在武士文化中，忠君是最重要的精髓，真正的武士要勇於為國捐軀，為君殉死。只有這樣死才能夠體現其榮譽和價值，並被後人供奉為「護國英靈」，否則就是「犬死」(在日語中的含義就是死無代價)。明治維新之後，武士文化便通過國家意志，逐步演化墮落為替天皇盡忠，為軍國主義賣命的武士道精神。
以靖國神社為例，它始建於1869年(明治二年)，當初是用來祭祀那些在明治維新內戰中陣亡的天皇軍隊中士兵的亡靈的。因而，它也被稱作「招魂社」。1874年，明治天皇親臨神社參加祭祀士兵亡靈的參拜，使得招魂社獲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榮。1889年招魂社正式改名為靖國神社，成為國家管轄的神社，變為「國家神道」的大本營，它對日本國民的信仰與精神統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法西斯勢力的急劇膨脹，靖國神社也淪為日本軍國主義煽動戰爭、安撫民心的工具。
在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所著的《靖國問題》這本書中記述，靖國神社中不僅祭祀著在遠東軍事法庭(東京審判)中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平罪」的甲級戰犯，如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原首相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原陸軍大將板垣徵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小磯國昭，原海軍大將永野修身，原陸軍中將武藤章、原外相東鄉茂德等人，而且祭祀著在日本戰敗、日本國內外和聯合國以戰爭期間違反戰爭法為罪名受起訴並被判處死刑的1000餘名乙級、丙級戰犯。他們被看做是大日本帝國的「護國英靈」，被當做為日本的民族英雄而接受民眾的瞻仰與弔慰。在日本國民的心目中，靖國神社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徵，同時也是作為記載大和民族在天皇的感召和激勵下，開疆拓土、富國強兵、爭霸天下的歷史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日本在軍事上遭受到慘重的失敗，但是以「神道」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並未被根本觸及。在這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和被扭曲的文化傳統下培養出來的日本人，還能夠客觀地看待歷史嗎，還能夠冷靜地對自己的過失與罪責進行深刻地反省和誠懇地懺悔嗎?
在日本，有一種主導輿論和民眾情緒的論調，即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總以在靖國神社中有「甲級戰犯合祭」，而批判日本政府首相及高官進行參拜，其目的就是要徹底追究日本戰爭責任。日本人自己則一直認為，所謂「戰爭責任」其實就是兩點：其一，日本對美國戰爭失敗的責任；其二，東京審判所追究的1928年以後日本的戰爭責任。因此，「靖國問題起源於中國、韓國的批判，在此之前根本不成為其問題。」(高橋哲哉：《靖國問題》三聯書店43 頁)事實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日本首相公然參拜靖國神社的批判，並不是要批判靖國神社這樣一個宗教法人，而是說，在已經知曉靖國神社合祀著一些日本法西斯戰犯–這樣人所共知的事實後，日本首相仍舊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如果對這樣錯誤的政治行為不揭露、不批判，就等於默認日本所發動的戰爭是非侵略戰爭，中國及亞洲國家所遭受的戰爭苦難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義之舉而無法得到伸張!對日本軍國主義這樣赤裸裸的復活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包括中、韓、新加坡、英、美、俄等國在內的譴責和批判。
據靖國神社公布的《歷次戰役事變合祀祭神數字》，在250萬名合祀者中的絕大多數是「支那事變」即中日全面戰爭和「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的死者。可以說，沒有這些戰爭就不可能有日本對臺灣、朝鮮、南洋群島、中國東北三省等進行的殖民統治。換句話說，日本帝國就是通過這些戰爭而獲取大片殖民地，並建立起現代殖民帝國的。因此，日本政府和國民一旦進行反省和懺悔，就等於承認了日清、日俄以及日中甲午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非正義性，作為大日本帝國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靖國神社就會倒塌，那些在靖國神社裡被祭奠的250萬個亡靈，便不再是所謂大和民族的「護國英靈」和為國獻身為的「神」，而是一群替天皇賣命、充當炮灰的戰爭機器，一群嗜血如命屠殺各國人民的劊子手。由此一來，大日本帝國萬古榮耀的神聖天皇，也就成為千古罪人，維繫日本國體的精神支柱也將隨之動搖。但是，畢竟隱瞞和欺騙代替不了歷史，欠債總要要償還的。究竟如何解決歷史遺留下的這一棘手的問題，確實考驗著每一位日本政治家以及億萬日本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