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和價值。儒家仁愛精神內涵深邃，核心可以歸結為孝悌與博愛。
《論語》載，有若說：「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以孝親敬長為仁的本始。孔子對此是肯定的，故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這也是強調孝悌對於仁義的基礎作用。
孔子說的「泛愛」，實際上就是「博愛」。《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愛人」就是泛愛所有的人，亦即「愛類」。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裡的「愛人」與「仁民」同義，也就是「達之天下」、普遍愛人的意思。所謂「親親而仁民」，是講由孝悌以至博愛；所謂「仁民而愛物」，是講仁者愛人，亦可兼及「泛愛萬物」。
先秦儒家的仁愛精神被秦後儒家所繼承。如漢儒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仁者，愛人之名也……故王者愛及四夷……」唐儒韓愈說：「博愛之謂仁」。宋代的理學家對仁有「愛之理，心之德」之說。近代康有為說：「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為先。」相關例證，不勝枚舉。
儒家的仁愛精神以孝悌為仁之本始，近代以來遭受兩方面的詬病：從社會進化來說，認為它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從中西文化比較來講，認為它有違古希臘的道德源自「至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於「恭愛上帝」。實際上，重視家庭關係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而且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道」。西方文化中關於道德的起源也有休謨、亞當·斯密等人的「同情心」之說，與儒家的「親親」之情或「惻隱之心」說較為接近。
人一生下來就成長在父母的關愛中，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真摯而溫暖的「親親」之情，儒家的仁愛精神就是以此為道德的本始。但儒家文化同時認為，僅僅停留於「親親」之情是不夠的，必須對之進行擴充。如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擴充，即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即「忠恕」之道。
上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聚會倡導建構「全球倫理」，並在其《宣言》中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繫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辭，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不可取消的無條件的原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儒家以「親親」之情為道德的本始，以「忠恕」之道為「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具有人類道德的普遍意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結構，認為此結構中最大的毛病是「私」。這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弊病。但中國傳統社會也確有梁漱溟所說的「倫理本位，互以對方為重」的優點。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陷於「私」的弊病，並非「仁」的本義如此，而是由於存在「分殊之蔽」的歷史局限或認識局限所造成的。在現代社會，把孝悌與博愛、個人與社會、情感與理性、道德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需要對儒家的仁愛精神作出創造性詮釋和創新性發展。
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中華民族由「多元」而形成「一體」，「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用這種認識來評價儒家的仁愛精神，可以說儒家道德是從孝悌擴充到博愛，但博愛並不否認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愛類」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這種世界主義並不能取代我們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具有生態環保意義，但並不與「愛同類之人為先」相矛盾。這種多層次認同而並行不悖的思想，應是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作者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圖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