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為什麼是除湖北外的第二大疫情重災區？原因就隱藏在浙江和湖北的經濟聯繫中。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湖北的情況牽動著每一個人的心。
而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距離湖北千裡之外的浙江，卻成了中國的第二大疫情重災區。
截止至2月3日24時，浙江省共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29例。其中，溫州以340例確診病例，居浙江首位，遙遙領先於省會城市杭州的132例，甚至還超過了湖北的一些地級市。
和溫州相鄰的台州，情況也比較嚴峻，確診病例數多達115例，幾乎都要趕上杭州。
浙江人民，尤其是溫州人民，突然間和湖北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這是為什麼？
其實，如今的疫情地圖，大致反映的是經濟聯繫地圖。
浙江人，尤其是溫州人，早就和湖北武漢，早就和全國、全世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溫州人跑遍武漢，跑遍全世界
浙江溫州，原本就是一個人口基數很大的城市。
2018年，溫州的常住人口是925萬人，是浙江省內第二大人口城市。925萬人，放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能都是遠超首都人口的量級了[1]。
2019年4月6日，浙江溫州，五馬步行街。這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接近千萬
當然，這次溫州受疫情影響這麼大，也和溫州商人遍天下有關。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在外的溫州人以在上海的最多，超過12萬人；江蘇和廣東次之，均為11萬多人；在湖北的溫州人則有3.24萬，佔比3%，在浙江以外省份中排第九[2]。
現在的數據相比當初應該有所發展。
2013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上海約有50萬浙江商人，浙商在上海的企業規模和總投資在各省市、自治區排第一[3]。
北京豐臺區，有一個著名的浙江村，大部分是浙江移民，主要是溫州移民。但溫州人絕不是只往最大的城市北上廣深擴散，他們的眼界要更為開闊。
人類學家項飈在《跨越邊界的社區》中說，通常認為人們可能更愛往更遠、更大的城市去，但溫州人不是。
最早溫州人去北京的最多，第二是上海。但80年代後期開始，溫州人開始探索更多的城市，就像你在玩《帝國時代》不斷揭開戰爭迷霧一樣。
據估計，在1988年春節，溫州人去得第二多的城市是武漢[4]。
2019年3月20日，湖北武漢，漢正街街景，也是部分溫州人曾經待過的區域。這裡最近幾年經歷過了一場改造
這次溫州副市長在浙江省新聞發布會上的通報，溫州在武漢經商、就學、務工的人有18萬人。
溫州人不僅在國內「開疆擴土」，他們還放眼全球。
海內外的很多大小城市也都聚集著溫州人。溫州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300多個海外溫籍僑團[5]。
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生活著1萬多溫州華人，從事皮具業；在佛羅倫斯附近總人口僅超過19萬的小城普拉託，有數千溫州人[6]。
義大利佛羅倫斯，居住著一群溫州人
2011年，包括港澳的在外溫州人有233.54萬人，佔溫州戶籍人口的30%[2]。
溫州人為什麼要去武漢
所以，溫州人為什麼要到處跑呢？
一種究其歷史地理根源的解釋是：溫州80%的土地被山、島、河覆蓋，耕讀面積少而人口密度很高，在此矛盾下，溫州人很早就開始外出做生意[7]。
浙江溫州雁蕩山風景區。此處風景確實是絕美的
但這不足以解釋溫州人強烈的外出意願，也不足以解釋人往高處走，為什麼溫州人卻是往「低」處走，四處擴散。
1997年，人類學家項飈和他「浙江村」的朋友一起去成都。可是接待他們的溫州朋友，準備把成都所有攤位都退掉。
項飈得到的解釋是：
「你不曉得，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在成都競爭很激烈。我去了涪陵，掛名牌專賣店的牌子……」
溫州人不去北京、上海，反而轉攻武漢、重慶，甚至是跑到更小的地級市，就是因為避免競爭。競爭越激烈，他們就會尋求新目標，向武漢、成都進軍[4]。
溫州商人在武漢打拼的地界，也曾一度變遷。
東漢正街市場一帶曾是老漢口的商業中心，附近的清芬路、大興路等都活躍著溫商。
電影《萬箭穿心》的故事背景就是發生在湖北武漢的漢正街一帶 / 豆瓣
1992年，清芬路漸漸成為溫商的「地盤」，以鞋子和五金批發聞名。後來成為武漢市溫州商會榮譽會長的羅雲遠，也曾在那裡租過門面，批發產自溫州龍灣的五金[8]。
有感於清芬路狹窄，鞋業商人黃如進（後成為蜘蛛王鞋業武漢總代理）看中了大興路一家廠房，改建成大興路鞋類批發市場[9]。
而羅雲遠發家致富後，創辦華中五金城，大量商戶入駐，後來華中五金城一度成為華中最大的五金市場。
2018年7月1日，武漢江岸區天津路22號德林公寓。漢口保留了大量民國時期的建築，圖片為老漢口的典型景觀
而漢正街本身則是漢口最古老的街道，並且早在80年代就成為武漢的小商品市場。
由於數次火災，漢正街、清芬路等地段改造，原來的很多商鋪搬遷到漢口北[10]。但漢正街依然是重要商圈。
漢口北成為新的小商品集散地，建成伊始，有來自廣東、成都的商戶入駐，也有義烏的小商品團、海寧的皮草、台州的燈具[10]。依然不乏浙江商人的身影。
這種傳統延續，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在外的溫州人站穩了腳步，擁有了自己的用戶、採購與銷售網。溫州人從千山萬水到處亂跑，變成了坐鎮地方開拓市場[4]。
電影《浮城謎事》開頭拍攝的武漢典型景觀，武漢是一座非常具有故事性的城市 / 電影截圖
也就是說，溫州人從「遊商」變成了「坐商」[4]。
依靠家人、朋友和老鄉建立起來的社交商貿網絡[7]，給溫州當地帶來了好處：商品流通變得更迅速。
社會學家費孝通，也注意到溫州橋頭鎮商品無滯銷現象。靠著流動在外的銷售，溫州形成了」以商帶工「的溫州模式，即商品流通帶動了工業發展[11]。
流通網絡能帶動多種多樣的產品生產。雖然生產的可能是偏輕工業的「小商品」，但這些小商品種類繁多，並且市場廣闊。費孝通說溫州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11]。
溫州除了自己人在湖北，也有湖北人在溫州務工 / 新聞截圖
儘管皮革廠倒閉的新聞曾傳滿十八線小縣城，溫州人的鞋子也非常出名，但溫州人並不局限於皮鞋業。
溫州下轄橋頭鎮的紐扣、打火機遠銷歐洲等都曾名聞一時。溫州的甌海有眼鏡小鎮，產品大量銷往國外[12]。
溫州人從事的行業多樣，以紡織、服飾、皮革皮鞋、紙和印刷，消費品生產等出名[7]。
這一特徵也可以追溯至溫州發展早期。溫州小販從事的行業就多樣，石雕，竹編，絨毛，桶箍，裁縫，美發，烹飪等工作的各種工匠養活家人[13]。
對於溫州人來說，「三個溫州人合夥，就可以辦一個工廠」。
溫州人，浙江的縮影
溫州人做生意，和其他省份的人是有不少區別的。
比如浙江溫州旁邊的江蘇。社會學家費孝通將蘇南的發展稱為」蘇南模式「。蘇南企業在發展的一開始就更富集體色彩，而溫州家族企業更多[15]。
到了1990年代，江蘇對外開放後外資經濟激起；而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蓬勃，依然鮮明地靠民營經濟驅動[16]。
浙商及溫州人的民營經濟特徵是：生意更依賴於家族、宗族網絡之上。哪裡有溫州人的足跡，哪裡就有他們的生意[13]。
為了生意，溫州人也必須各處跑[13]。
溫州人其實有很多浙江人的特點，當然也有不同之處。
浙江寧波民營經濟同樣發達，只不過比較專注於少數行業；以及寧波商人要比溫州人更愛在海外做生意[7,17]。
寧波大學，1986年由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世界船王包玉剛捐資創立 / 寧波大學 官網
義烏則與溫州高度類似：市場渠道的打通與生產，相互促進。義烏生產、銷售和出口商品到200個國家。
義烏的無縫內衣供應國內市場的80%，世界市場的20%；一家拉鏈工廠三天時間生產的拉鏈可以環繞地球數圈[18]。
2019年12月11日，浙江金華，客商在義烏國際商貿城選購各種喜慶裝飾品
溫州鄰居台州也有許多在外商人。台州副市長說，在武漢漢正街經商的台州人有2650餘人；春節前後從湖北返回台州的人數超過2.7萬。
此外，在產業集群上浙江各地有所差異。紹興有輕紡城，海寧（嘉興下轄）有皮革城，永康（金華下轄）有五金硬體產業集群。
如此來看，溫州就是浙江民營經濟的縮影。
2016年10月1日，浙江，溫州古老水鄉，梧田老街風韻。溫州不知道養育了多少生意人
溫州民營經濟發達，在外溫商很多，這一點成立；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在外浙商人數眾多，這也成立。
超過750萬浙江商人在浙江省以外其他省份及海外創造著GDP，他們創造的GDP總量相當於一個浙江省的總和[3]。
或許正是這種情形，讓湖北與浙江之間有更多客流往來。
當然，除了獨特的經濟模式，其他因素也使得浙江與湖北之前還有諸多其他商貿外來。
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溫州及其他地區的交通物流發展。
浙江擁有寧波-舟山港、溫州港、台州港、嘉興港等海港，服務的腹地包括安徽、湖北、湖南和上海，湖北在其列[19, 20]。
杭州、寧波和溫州均有國際機場，還有義烏、台州、舟山和衢州等分支機場。2011年，浙江省民航旅客吞吐量3005萬人次，貨物吞吐量42萬噸，位居全國第五。
當然，經濟發展到現在，地域間的聯繫絕對不是單向的。
湖北生產的水電、火電（煤礦運輸自山西、內蒙古等）也回輸往東部的上海、浙江和江蘇[22]。
此外，還有武漢有大量的學生，畢業之後流向珠三角、長三角，杭州、寧波、溫州自然在其列。
2011年6月20日，武漢東湖凌波門，一群畢業生在天然遊泳池拍照。這個城市每年給長三角輸送無數人才
商貿的往來利於經濟發展，只是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正如同我們共同的敵人不是武漢人，而是病毒；溫州人、台州人還有其他浙江人，也只是這場疫情無辜的受害者罷了。
不要忘了平等，不要忘了越是在困難面前，我們越是需要需要互相尊敬和關愛的人類共同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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