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為什麼選擇上海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在《南京條約》的談判過程中，清政府官員其實很擔心，他們擔心什麼？他們擔心外國人確定通商口岸的時候，會提出開放蘇州府，因為當時在清政府看來，蘇州和杭州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上海。結果沒料到，外國人忽略了蘇州和杭州，點中了上海，要求上海開埠，這說明什麼問題？不同的眼光，決定了衡量一個城市重要與否的尺度不一樣。

《南京條約》最後商定，中國有五個城市對外通商，是哪五個城市？從南到北，分別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這五個城市的行政級別是不一樣的，廣州、福州是省城，廈門、寧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一個縣城。

當時的中國政府還是眼光內向，著眼於內河航運。但大家知道，外國勢力是從海上來的，整個世界從工業革命以後已經進入蒸汽時代、輪船時代、海洋時代，所以轉換一下眼光，從海洋時代來看上海，當然上海的地位遠比蘇州和杭州重要，所以最後的結果是上海開埠。

這說明外國人在華經濟布局的過程中，上海是他們志在必得的地方。那麼，他們知不知道蘇州和杭州？他們當然知道。就當時的城市繁華程度來講，上海確實不如蘇州。但從海洋時代的眼光來看，上海的經濟潛力遠遠超過蘇州。

外國人之所以看中上海，就是因為它有優良的海港條件和背靠長江流域、京杭大運河和蘇杭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

上海得以形成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一個湖泊——太湖，一個城市——蘇州，一條河流——吳淞江（或名松江，本文為方便起見，統一稱吳淞江）。當然，與蘇州相關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大運河。

上海歷史地理優勢

太湖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佔有關鍵的地位，而傳說中從太湖發源向東流入長江口或者大海的有「三江」，北面婁江，中間吳淞江，南面東江。長江三角洲本是水鄉澤國，河網密布，太湖向東流去的水道也多如牛毛。不過唐以前，考證來考證去，只有一條江——吳淞江是有足夠規模的大江。於是有說法，東江唐以前早已乾涸。不過有學者很不客氣地判斷：「太湖三江」是對《尚書·禹貢》中「三江」的誤讀，《禹貢》裡指的是漢水、長江和入彭蠡的豫章江。但不管怎麼說，即使本來太湖沒有「三江」，一代代在這種觀念下治水的結果，「三江」也接近成為了事實，北面的婁江成為一條重要的水路，沿岸城市有崑山、太倉等。然而，元明以前，吳淞江作為太湖出海重要通道的地位沒有哪條江可以替代。唐代文獻曾說吳淞江寬度有二十多裡，根據現在上海境內俗稱蘇州河的吳淞江現狀，是很難想像這個寬度的。

蘇州一直是環太湖地區的中心，這與春秋時吳國開鑿南北大運河最早段落的邗溝被歷代所沿用，讓蘇州在水路運輸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有關。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中心南移，蘇州在中國經濟中的份額加重。宋代已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而吳淞江的重要就在於它是蘇州與大海之間連接的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所以，沿吳淞江的重要港口市鎮作為蘇州海外貿易的重要出口而有其重要性。

1843年上海港開埠以後，迅速超過廣州港，這是很罕見的。因為大家知道，一種經濟現象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形成的，很難想像上海1843年開埠以後到1853年，10年後就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內外貿易第一大港。原因是什麼？因為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強行規定，所有的出口商品都要通過廣州，所以叫做廣州一口通商。當時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兩項，一個是絲，一個是茶。絲和茶的主要產地都在上海附近，但在當時一口通商制度下，上海地區的絲、茶要千裡迢迢、翻山越嶺、水路兼程運到廣東。五口通商後，這個障礙被打破了，上海的經濟潛力得以較為充分地發揮。上海成為第一大港之後，100多年間地位沒有動搖，從某種程度上這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同時，我還要強調的是，近代上海港成為內外貿易第一大港，跟上海內河航運業的發達有著極其重要的關係。簡單來講，大量的外國貨物運到上海之後，如果賣不出去、運不出去，那也是白搭。

上海的重要在於它對外可以通達世界各國，對內可以走向中國的南北各地。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第一它靠海，第二它有母親河以及和母親河相關的蜘蛛網一般縱橫交錯的內河水系。從內河運輸的角度來講，小輪船的出現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內河的小輪船載重量少，吃水比較淺，抗禦風浪的能力比較低，它們顯然不適合黃浦江，但比較適合蘇州河等內河。當時上海主要的運輸工具是拖輪，一條船裝不了多少東西，但是一條船可以拖十幾條木船，就像火車一樣，這樣運輸量就上了幾個臺階。所以，小輪船通過上海，通過內河水系，通向縱橫交錯的中國大小城鄉。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幅生動的景象：蘇州河沿岸，現在的膠州路以東，膠州路到外白渡橋之間的蘇州河兩岸都是小輪船的碼頭，這些碼頭上的小輪船每天通向周圍農村的四面八方。以青浦縣為例，1934年，從青浦縣出發的輪船，有上海、松江、嘉定、金山、蘇州、崑山、吳淞、嘉興等58條航運路線，而且它們都是定期定時出發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發展對全國各地的輻射、對活躍城鄉商品流通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