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老上海的租界
存時近一個世紀的上海租界，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客觀看待這段歷史，對於全面認識上海的昨天和今天都具有重要意義。
上海開埠後，西方列強為了擴張在華特權，建立起獨立於中國行政體系之外的政治區域和管理體系。1845年11月29日，英方與上海道籤訂了《上海土地章程》，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租界——英租界。此後，美租界於1848年、法租界於1849年相繼在上海闢設。1863年，英美兩租界合併，稱公共租界，1899年改稱「上海國際公共租界」。經歷次擴張，到1915年上海租界總面積已達48653畝，是1845年的57倍多。至1936年，上海租界總人口已超過160萬，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三分天下的奇特格局。
開埠前的上海雖已立縣500年，但當時的上海只是東南海濱的一個縣城。上海仍是中國傳統小縣城模式，整個城廂位於蘇州河以南，佔地不足2平方公裡。由於租界的建立和擴張，上海城市的性質、結構和形態等都發生了巨大轉型。隨著港口建設加快，上海從封閉型的縣城轉換為外向型通商港城，城市功能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租界的畸形繁榮，使得租界由原來的荒地成為城市的重心，城市中心跨過蘇州河北移，沿黃浦江發展，拓展了城市中心區域，改變了城市空間結構。城市道路也由封建城市結構轉化成與資本主義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工商業城市道路結構。到1911年，租界內外道路總長度已達110英裡，形成了現代城市道路網絡。同時，高聳的西式建築、先進的有軌電車、電燈、電報、電話、汽車、自來水等西式事物紛紛在上海出現，租界呈現出「十裡洋場」的繁榮景致。上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迅速提升，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成為遠東最大的城市。
上海是中國最早植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的城市。1854年7月17日工部局的設立，拉開了租界制度化管理的序幕。工部局作為租界真正意義上帶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市政管理機構，憑藉《上海土地章程》及其《附則》所賦予的權利，全面統轄整個租界內的公共事宜。其最初確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在上海租界百年間不斷發展完善並始終保持著統一性和連貫性。上海租界也是中國最早移植現代法治的地方。租界作為實際上的「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立法主體和立法權。體現現代法制的法規體系、法規結構、審判制度、律師制度和監獄制度等都最早出現在上海租界。
上海租界作為被歐風美雨吹打的前沿地域，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具有鮮明的殖民性、混合性、近代性的租界文化。租界裡的外國人把不乏先進的西方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帶入租界，形成了西方文化在上海被逐漸理解、接受、模仿、採用的過程。1853年小刀會起義前後，大批華人湧入租界避難，打破了「華洋分居」的格局，形成了「華洋雜處」、「五方雜處」的局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聚集租界，為培育新型文化提供了土壤。租界文化就是租界歷史上逐漸發展出的移民之間彼此認同的共同文化。以開放、寬容、求新、進取為主流特徵的近代移民文化，100多年來深刻影響著上海的城市精神風貌。
1943年8月，上海租界的歷史結束。客觀地看，上海租界具有兩重性。它既是近代中國遭受列強欺凌的恥辱標誌，同時又是近代文明的窗口。第一幢高樓、第一盞電燈、第一輛電車、第一座歐式劇場、第一家廣播電臺等，中國的許多第一都產生在這裡。它既是西方列強經濟掠奪的基地，同時又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創造了近代工商業發展的環境，使得上海逐漸成為中國近代的經濟和貿易中心。它既有為殖民主義政治擴張、經濟侵略服務的文化滲透，同時也促進了新學的傳播，創造了比較適合文化發展的環境，形成了具有明顯的開放性、靈活性、創新性特點的海派文化，使上海成為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另外，由於租界的特殊性，使其成為中國封建、軍閥統治下的一個權利薄弱點，充當了保護革命進步勢力的不自覺的工具。
今天的上海，已是一個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國際化大都市。租界這樣的恥辱，在上海將一去不返。但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客觀評判上海租界這一中國近代史上複雜的歷史現象，則需要史學界認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