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四十年時間走完美國一百年多年、歐洲兩百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經濟社會發生全面、深刻、歷史性的變化，其深層原因是什麼？這不是一本教科書、一個他國模式或一種理論模型所能說清的，而必須用歷史的、全面的、發展的、辯證的眼光來審視，從特定的歷史環境、國際環境、經濟社會環境等綜合因素去探究。概括起來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快速崛起得益於十大成因的綜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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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教訓
和發展困境的倒逼
改革不完全是我們的主動選擇，就像1934年10月開始的紅軍長徵，完全是形勢所迫，倒逼的。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豎起了共和國大廈的四梁八柱，但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十分艱辛，代價沉重。試驗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搞過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實施過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大鍋飯，直至發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一心想通過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其結果，越搞越窮，越搞越落後，越搞越背離我們的初衷，與世界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放開肚皮吃飽飯甚至成為一種期盼和奢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革」一結束，黨中央就果斷地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接著，恢復高考，知青回城，放開留學，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等，為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準備人才。鄧小平反覆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富就得要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得要調整生產關係，要調整生產關係就得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艱辛探索的代價，是我們實行改革開放的巨大學費，這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經濟體制改革的閘門一開，很快就激活了各個經濟主體，促發了第一波「下海潮」和民營經濟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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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標準大討論
和持續的思想大解放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不改變僵化的思想觀念，改革就邁不出步子。而要解放思想，就必須徹底改變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今天說起來容易，當年做起來異常艱難。1976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的這兩年，還是有人繼續堅持「左」的方針和「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實際上就是固守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1978年5月，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先後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兩個凡是」，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開啟了解放思想的先河。接著，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開了36天的工作會議，就重大問題撥亂反正、統一思想。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深刻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要求全黨要解放思想，要善於學習，要研究新問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為3天後隨即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由此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幕。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解放思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長期的過程，永無止境，不時需要新的思想突破。1989年政治風波、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後，改革處於停滯狀態，中國面臨新的抉擇，這直接引發了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談話。他深刻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針對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姓資姓社」的爭論，他明確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針對長期存在的把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理論教條，他深刻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他呼籲，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針對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帶來的危害，他深刻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次南巡談話，鄧小平徹底擯棄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狹隘、陳舊的觀念，突破了「兩個等於」的思想束縛，直接推動了新的思想大解放，不僅為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為十四大以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發展開拓了道路。在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鼓舞下，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階段，這也促發了第二波的「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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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
和承接國際資本轉移
國際環境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外部條件。當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需要兩個外部條件，一是和平環境，二是國際資本。十分幸運的是，這兩個條件當時都具備了。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的時候，雖然冷戰還沒有結束，但中國巧妙地利用美蘇爭霸的矛盾融入世界，發展自己，促成二戰以來國際環境相對穩定的時期。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1981年3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我們不要自己嚇唬自己，造成人為的緊張。如果當前老是強調戰爭馬上打起來，使我們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會影響四個現代化建設」。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說：「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基於這樣一個判斷，「我們在制定國內搞建設這個方針的同時，調整了對外政策。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有利於和平。我們不打別人的牌，就是說不打蘇聯的牌，也不打美國的牌。我們也不讓別人打我們的牌。」
至於國際資本，西方國家完成工業化後，積累了大量的過剩資本，正在尋求新的國際市場，渴求新的投資項目。這也是由資本的逐利本性所決定的。1978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建國後向西方派出的第一個政府經濟代表團赴西歐考察。在與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見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建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西德，巴伐利亞州州長卡裡在宴會上表示，願意提供50億美元的支持，無需談判，握握手即可。放到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簡直難以想像。假如今天再有國家搞改革開放，就難有中國當時的條件。可見，中國的開放也是歷史的成全，是與改革同步進行的，改革與開放渾然一體，密不可分。隨著打開國門，融入世界，西方國家的資金以及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等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1979年到2017年，中國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18966億美元，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這既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注入了新鮮血液，也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資市場和獲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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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著石頭過河
和實行漸進式改革
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大體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改旗易幟，搞休克療法，如前蘇聯等國家，結果造成經濟硬著陸和引發社會動蕩，大多不成功。一種是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這大概得益於中華文化涵養的沉穩謹慎、謀定後行的智慧和哲學理念。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對陳雲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說」完全贊同，提出：「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這對既大膽解放思想、殺出一條血路來，又積極穩妥、保持社會穩定，正確處理和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大膽試、大膽闖的試錯法，先搞試點，投石問路，對的就堅持，錯的就改過來，避免走彎路，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在實踐上，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到國有企業承包經營，從價格雙軌制到市場化定價，從企業股份制改革到設立股票證券交易所，從設立4個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城市，從浦東開放開發到長江經濟帶開放，從引進外資到對外投資，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走共同富裕道路，等等，逐漸把改革開放推向深水區。這種先搞試點、以點帶面、逐步放開、穩步推進的漸進式改革，避免了因情況不明、舉措不當而引起的經濟硬著路和社會動蕩，確保了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沒有出大的亂子，確保了改革、開放、發展、穩定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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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致富欲望
和少有的勤奮精神
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一句話，利益驅動和艱苦奮鬥。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左丘明《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中華民族歷來勤勞勇敢，聰明智慧，善於創造，具有強烈的致富欲望，自古嚮往小康生活，嚮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幸福日子。改革開放以來，老百姓為追求致富，可以說「走遍千山萬水、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煥發出無窮的創造力。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在《變革中國》中所說：「中國人的勤奮，令世界驚嘆和汗顏，甚至有一點恐懼。」
中國改革幾乎所有的源頭探索，都來自基層和老百姓追求利益的創造。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村全面改革，從「走私」、「倒爺」到破除價格雙軌制，從「大逃港」到設立4個經濟特區，從「前店後廠」到民營經濟崛起，從「承包經營」到國有企業改制，甚至從「農民工」到產業工人，從「簡單模仿」到「世界工廠」，等等。數億農民背井離鄉，分餐露宿，甚至沒有休息日，沒有節假日，真是「五加二、白加黑」地幹，把西方人用來喝咖啡的時間，都用來打工賺錢了。這是一個致富的過程、實幹的過程，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變革的過程。改革的偉力在於民眾之中，只要充分尊重和發揮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激發出人民群眾無窮的創造力，就會使社會財富大量地湧流出來。正如浙江發展經驗所詮釋的：在生產關係方面，大膽探索，勇於創新，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在生產方式方面，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大力發展區域塊狀經濟，不斷激發區域經濟的競爭力；在政府管理方面，因勢利導，順勢而為，無為而治和有為而治相結合，不斷增強把握經濟發展大局的能力；在文化傳承方面，激活文化基因，弘揚浙江精神，促進經濟與文化緊密融合，不斷增強綜合競爭的軟實力。總體上說，浙江在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的過程中，很好地踐行了「三個允許、五個不」，即允許試、允許闖、甚至允許犯錯誤，不爭論、不攀比、不張揚、不氣餒、不動搖，堅定、清醒、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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擯棄計劃經濟
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過去由於受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建國後中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經濟，把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切生產，人民的一切生活，政府都用最嚴密的計劃來安排，用各種票證來保障，計劃無所不包，計劃無所不在，計劃之外無市場。其結果適得其反，產品供應長期處於短缺狀態，俗稱短缺經濟，嚴重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嚴重束縛了企業的生機和活力，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嚴重束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為此，1979年11月，鄧小平對這種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他深刻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對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由此，中國才掙脫「計劃經濟」理論和體制的束縛，才走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探索。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後，中央又進一步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正了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的關係，改變了政府「有形之手」的職能作用，更多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調節作用，極大地激發了各類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促進了各類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價值交換，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滿足了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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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接軌國際市場
和國際規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每個國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發展自己。而主導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是世界貿易組織即WTO（前身是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革開放只有加入這些國際經濟組織，才能接軌國際大市場，才能實現生產要素和商品交換的國際大循化，才能使中國發展融入全球化進程。1980年，中國先後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隨後又在1986年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並開始艱難的「復關」談判。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從當年7月起「復關」談判轉為加入WTO談判，直到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其第143個成員。時任朱鎔基總理曾感慨地說：「我們已經談了15年……黑髮人談成了白髮人。」可見，中國加入WTO何其艱難。
為什麼中國不遺餘力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為加入WTO，中國可以在140多個成員國中享受到多邊的、無條件的、永久性的最惠國待遇，這是中國經濟全面加入國際分工和融入國際經濟循環的必要條件。有了這一條件，中國的產品才能更廣泛地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國的企業也才能在更廣闊的市場上尋找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增強國際競爭力。加入WTO，還能夠通過世貿組織多邊爭端的解決程序來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有效地保護中國的經濟貿易利益，使中國產品能夠在最大的範圍內享受有利的競爭條件，國內的資源在國際大市場中得到優化的配置。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倒逼中國改革開放走入深水區。如僅從2001年到2006年的5年間，中國就廢除了20多萬部地方的法律法規，清理了2000多部國家部委的法律法規，關稅總水平從15.6%下降到9.8%，開放了102個領域。隨著加入WTO，進一步打開國門，又促發了第三波的「下海潮」和「留學潮」。近幾年，中國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彰顯出中國作為現行國際體系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的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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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強烈的發展衝動
導致的非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是目標，非均衡發展是路徑，只有通過非均衡發展，才能逐漸實現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政府領導如同企業的CEO,出現了歷史少見的地方發展衝動，包括招商引資衝動、徵地拆遷衝動、投資饑渴衝動、GDP排名衝動等，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各地由「等靠要」，到「跑部錢進」，再到「不找市長找市場」，創造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深圳模式」等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形成了各地「比、學、趕、超」的競爭發展格局，書寫了經濟學非均衡發展理論的新篇章。
當我們今天在評判這些衝動的時候，不要忘記這在當時恰恰是改革所帶來的巨大變革。過去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大弊端就是中央管得太死，地方沒有自主權，沒有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一再鼓勵各地能快則快，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1983年2月他到江浙考察時，針對全國實現「翻兩番」目標，要求江蘇、浙江恐怕要多翻一點，不止「翻兩番」。他說，因為寧夏、甘肅這些地方比較落後，「翻兩番」困難，如果江蘇、浙江只「翻兩番」，全國平均起來就翻不了兩番。後來，中央又先後設立4個特區，搞14個沿海開放城市，實行財政「分灶吃飯」，促進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鼓勵東部加快發展，以及各地發展與工資福利和職級升遷密切相關等，把各地發展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改變了過去中央大一統、大鍋飯的弊端，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工作格局。正是地方強烈的利益驅動和發展衝動，才創造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發展模式和發展奇蹟。有了地方的發展奇蹟，才有了中國的發展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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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移、消費升級形成的
發展韌勁和迴旋餘地
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不是一般的大國，而是超大型國家，其大陸面積963萬平方公裡，大於大洋洲面積的897萬平方公裡，與歐洲面積的1016萬平方公裡相差不多；其人口近14億，居世界第一，比歐洲和美國的人口總和還要多。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發展起來不容易，而發展起來以後停下來也不容易。
這是因為，中國一旦發展起來，其產業可以進行從沿海到內地、從城市到農村、從發達地區到欠發達地區等的梯度轉移，進而形成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其消費可以進行從低端到高端、從小家電到大家電、從住房到汽車、從電腦到手機、從白酒到紅酒、從看病到養生、從國內教育到國外留學、從國內旅遊到國際旅遊等排浪式的消費升級，進而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市場，以致任何一個國家和企業都不會無視。這也就是為什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先後造成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等「亞洲四小龍」以及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四小虎」風光不再，而中國則闖過驚濤駭浪繼續前行的重要原因，也使外國一些專家預言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屢屢破產。「『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這是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說過的話，今天比喻中國經濟發展和應對外來衝擊所具有的發展韌勁和迴旋餘地，也是完全恰當的。明白了這一點，就會堅信中美貿易戰，中國一定會勝出。當然，這個發展韌勁和迴旋餘地是在改革開放發展中形成的，需要倍加珍惜和利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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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強有力領導
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
改革是從已知到未知的過程，途中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要避免走錯方向走彎路，就必須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指導思想。中國人很聰明、很能幹，但往往是「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十個中國人是條蟲」，缺的就是主心骨和凝聚力。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是經過幾十年的革命戰爭證明的，也是經過幾十年的建設探索證明的，更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證明的。反思「文革」一個重要教訓，就是「踢開黨委鬧革命」不行，搞「階級鬥爭為綱」不行，搞「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行，進而強化了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系統了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黨領導的舉旗定向和凝聚砥礪，黨領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黨領導的經受「四大考驗」、避免「四大危險」、堅持「四個自信」、樹立「四種意識」，以及黨源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內在形成的糾錯機制等，使中國在這40年中闖過了一系列激流險灘，經受住了一次次宏觀經濟調整和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以及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影響的考驗，沒有犯前蘇聯、獨立國協一些國家改旗易幟、休克療法、橙色革命等顛覆性錯誤，始終引領中國這艘大船沿著改革開放的正確航向行駛。
以上這十大綜合成因，是漸進形成的，雖不盡全面，但確是最主要的成因。如果離開這十大綜合成因，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也難以取得如此翻天覆地的歷史性成就。而這十大綜合成因，也是我們今後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需要借鑑的基本思路。（郭佔恆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浙商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