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沒什麼不好，我也曾一腔熱血，人沒有激情，什麼事也做不成。」48歲的李纓語氣平和，語速卻很快，「但我們該想想，憤怒之後，要用什麼方式來表達。」
提起李纓，就不能不提他的那部《靖國神社》。
從開機到最終上映，整整用了10年，這其中，他遭遇了無數靈異事件，直到今天，他也沒能從那無邊的煩惱中真正解脫出來。
這部影片在日本創造了兩個紀錄，一是有史以來最賣座的紀錄片，二是想看電影先安檢。為了它，日本媒體創造了一個新詞：靖國騷動。
李纓想把這部影片徹底忘掉，卻總也忘不掉。2年多的折磨，最終卻匯聚成了一本名為《神魂顛倒日本國》的書，那是被迫的續集，用李纓的話說，「這本書，是我寫給憤青們的情書」。
一天能賺一千塊
22年前，我來到日本，那時連一句日語都不會說。
大學畢業後，我在央視當編導，1987年，我帶著《雪頓——西藏》去參加萊比錫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當時挺有成就感，可一看別人拍的東西，立刻被震撼了。那時中國改革開放不久，與國際差距實在太大了，我當時想：在央視再呆5年，我也拍不出人家那樣的好東西。那時「出國潮」正熱，我也想出去看看。
1989年，因愛情的原因，我跟著到了日本，在語言學校裡學了兩年。連留學生都不算，是最低檔的「就學生」，拿的籤證只能籤半年。
剛開始刷盤子，以後經別人介紹，幹了3年搬運工，工資略高，打工是所有留學生必有的經歷。我過去一直當導演，沒下過鄉，這才知道為什麼叫「洋插隊」，實在是太累了。但這種壓力熬過來，也會變成一種營養，能讓你找到生存下去的感覺。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景氣，工作比較好找，努力一天能賺1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內半年的工資，這個刺激實在太大了。所以什麼都不想，埋頭打工。
《靖國神社》不難拍
在日本這麼多年，日本有的東西讓我感到很舒服，有的東西又讓我感到不舒服。
舒服的是日本人非常講禮貌，是禮儀之邦，社會氛圍、生活方式、人際交往等，有一種難得的和諧。日本重禮儀，事實上，靖國神社也是日本禮儀文化的一個延伸。
拍攝《靖國神社》並不難，因為它是公共場所，長期有媒體出沒，每年8月15日，各電視臺都來此做報導，加上我用的是家用DV拍攝，大家司空見慣，不需要偷拍。但靖國神社有規定，拍專題片需事先申請，批准後才可進行，我沒走這個程序，所以影片放映後，靖國神社方面對此頗有意見。
這個片子，我拍了整整8年，都是正面拍攝，我也沒攝製組，最多兩個人，所以也不引人注目。在拍右翼時，也發生過有人來過問和搶錄像機的事。
右翼其實很複雜
對日本右翼，國內了解不夠全面，其實右翼很複雜，包括新右翼、民族派、思想派、網絡右翼等。
孫中山先生當年以日本為革命基地之一，支持他的日本人很多是右翼。這些右翼認為亞洲人受西方人欺負，大家應聯合起來反抗壓迫。右翼思想不斷發展、分化，許多人走向了軍國主義，他們視靖國神社為聖地。
右翼不僅針對中國，而且反美、反西方文化。
在今天的日本，右翼的影響並不大，《靖國神社》公映時，右翼用宣傳車沿街喊口號，號召日本人抵制這部影片，右翼自己說，如果我們有正規發表意見的渠道，我們幹嗎要這麼做呢？正是因為無法發聲，才出此下策。結果反而讓更多人了解了這部影片，提升了票房。說句玩笑話，他們是搗小亂幫大忙。
因為影片的緣故，我和日本右翼高層有過一些來往，越是上層人物，越注意禮貌，待人非常客氣，日本是個禮儀社會，黑社會都講禮節。不過右翼底層也有過激行為，前幾年，因首相不參拜靖國神社，有右翼分子當眾自殺。我的影片放映時，也有右翼威脅電影院，說要放炸彈。
我想徹底忘掉《靖國神社》
北京晨報：為何在影片公映近3年後，才寫出這樣一本書呢？
李纓：我已經習慣了慢節奏，影片做了10年，書也寫了快三年。電影公映後，不斷接受採訪，不斷表達，想用文字來整理一下。2009年3月5日，我成了被告，正好是我到日本20年紀念日，因為《靖國神社》中拍攝了一位後援團理事長，他認為我侵犯了他的肖像權。這個官司我從沒對國內媒體說過，在日本，30多個律師組成律師團幫我打官司，日本媒體人、文化人、導演們為了聲援我，開了好幾次會，這一切讓我很感動，想表達出來。而我的影片上映後，引發「靖國騷動」，這個騷動恰好是我們觀察日本社會的一個窗口，我認為有必要呈現給大家。
北京晨報：拍攝《靖國神社》，對您的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李纓：影響實在太大了，在製作過程中，影片剪輯師說電腦不斷出問題，有些問題匪夷所思，他們說我得罪了亡靈，所以染上了「靖國病毒」。我拍紀錄片以來，一直在和亡靈打交道，這下可好，一下牽扯到240多萬亡靈。有時我想徹底忘掉《靖國神社》，但它總是跳出來。有時我也很苦惱：這事兒怎麼沒完沒了？我想集中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但事實上做不到。
北京晨報：您希望讀者怎麼看這本書？
李纓：《靖國神社》不管日本人怎麼看，我希望表達出一種理性的思考，在中日之間，情緒化的東西太多，當然，憤青也沒什麼不好，當年我同樣是一腔熱血，人沒有激情，什麼事也做不成，但我們該想想，憤怒之後，要用什麼方式來表達。這本書是我寫給憤青們的情書，希望他們能更好地了解日本。
李纓表示，憤青也沒什麼不好,但我們該想想，憤怒之後，要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所以，在拍攝《靖國神社》之後，他又專門為憤青們寫了一本書，希望他們能更好地了解日本。
普通日本人對中國有好感
日本電影院很了不起，他們能頂住壓力，與警方合作，堅持放映。日本警察也很配合，他們收入並不高，但日本人常說「公民社會」，政府是服務機構，不是權力機構，必須為公民服務，是公共道德、安全、秩序與理性的維護者，所以有危機時，他們總是很配合。
作為中國人，一般來說，在日本我沒有感受到歧視，當然也有個別情緒化的人，但那是極少數。普通日本人對中國有好感，尊重中國傳統文化，一般而言是友好的。對我拍的影片覺得不舒服、有情緒，也是正常現象。
以日本電影導演協會為例，理事長是韓國人，這在其他國家就不太可能。
日本的主流是民主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確實存在右翼，但不要誇大，對右翼也要看具體情況、具體場景，不能一概而論，否則難免得出極端化的結論。日本有網絡右翼，語言比較暴烈，但日本社會普遍認為過激，他們並不被主流所接受。
未來不應強強聯合
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許多媒體認為未來應強強聯合，對此我不太認同。
中國經濟實力強了，這是事實，但差距依然明顯，除了經濟增長之外，教育體系、環境、服務體系、醫療、社會保障等，這些都需要很大的投入，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個前提下，重要的不是什麼強強聯合，而是要「軟」下來，就是要致力於軟實力的增長。
在今天，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至關重要，日本軟實力就非常強，是好萊塢之外的最強者，日本動漫、時尚、遊戲擁有廣泛影響，建立了獨特的文化價值觀與文化體系，相比之下，我們還沒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體系。
只看到「強」，會扭曲對自我的正確認識，甚至走向情緒化，在今天，中日政經交往很多，但文化外交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如果說東亞是個共同體，我們看到，今天大家都自稱為大中國、大韓國、大日本，我想，如果能減少一點大，交往的空間也許會更大。
理性溝通，媒體有責
拍攝《靖國神社》，因為這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必須面對。我問過很多國人，究竟什麼是靖國神社，大家基本說不上來，既不知道它何時建立，也不知道它意味著什麼，只知道和「二戰」有關。
溝通的基礎是了解，否則很難做出正確判斷。我們應當尋找理性溝通的道路，而不是執著於情緒化，這樣很容易走進惡性循環，對此，媒體、文化界的責任非常大，應努力引導大家去了解、認識和理解。
我希望這部片子將來能在一個理性的環境中放映，在正常的氛圍中，觀眾們可以通過它來審視日本，而不是用它來推漲某種情緒。
網上有一些盜版，但很多翻譯錯誤，歪曲了原來的意思。 本版撰文 陳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