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平反靜悄悄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結束。毛澤東病逝，而江青則關進了秦城監獄。「平反冤假錯案」工程啟動，此時距離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已有半個甲子，當年一些參與批判武訓的人，也開始有所反思。
最早提出為武訓「平反」的文字，大概是張經濟——一個與1951年的《武訓傳》批判毫不相關的人所寫的《希望給武訓平反》。該文刊發於山東曲阜師範學院1980年第四期的《齊魯學刊》（雙月刊）。接下來，該刊又連續刊發來信來稿綜述《關於武訓和電影的評論》，立場鮮明地要求為電影《武訓傳》及武訓本人恢復名譽。
這份刊物1981年發表的馮毅之的《要從的調查中吸取教訓》，和4年後《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刊發的《趙國璧同志談當年調查武訓其人其事的一些情況》、《司洛路同志談的寫作情況》，因是來自「武訓歷史調查組」成員的第一手材料，迄今仍是研究《武訓歷史調查記》的最核心文獻之一。
而官方對武訓平反的最早公開回應，是在1983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裡在全國普通教育會議上講話時曾提及：「你們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復他的名譽。」兩年後，胡喬木在北京「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成立會上，對武訓批判做了否定性發言，媒體也進行了報導。武訓平反問題，至此進入實際操作層面。
但平反工作，出於「以免把事情搞得複雜化」考量，進行得遮遮掩掩。最終虎頭蛇尾了事。
《齊魯學刊》一聲驚雷
在《齊魯學刊》刊發《希望給武訓平反》之前，張經濟已經在到處投稿，呼籲為武訓和電影《武訓傳》平反。他工作於江蘇無錫市公安局崇安分局，在文革期間曾去過武訓的家鄉，「耳聞目睹當地幹部、群眾對武訓的冤、錯、假案很是不平，言辭之間極其崇敬這位窮苦人的教育家。」他個人也認同這個觀點，所以自文革結束的1976年起，就開始不懈地給媒體寫信。
1978年，在海峽對岸，臺灣《山東文獻》發表了沈景鴻《鄉賢武訓》、張培鴻《聖丐武訓行乞所唱的歌謠》以及《武訓傳略》等文，紀念武訓。這代表了彼岸華人世界的另一種價值觀。而在大陸，為武訓平反的呼聲也醞釀著，即將蔚為風潮。1979年11月,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即有人提出，對於「武訓傳批判」這一歷史公案，應作為學術問題展開討論。
而《齊魯學刊》是較早公開表達這種立場，且引發輿論很大反響的媒體。以「讀者來信」形式刊發的張經濟文章，堪稱一聲驚雷。
「還有一些『禁區』並未打破，對武訓的評價就是一例。至今，他的名譽還沒有恢復，他的冤案還沒有昭雪，學術界、教育界仍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難道這種狀況應當繼續下去嗎？！」張經濟在信中說，「武訓何罪？還不是因為他忍受屈辱為窮孩子辦了義學嗎？這有什麼罪？這個為窮人辦了好事的老實人，竟然在他死後幾十年，新中國成立不久惹下了大禍，慘遭批判，被打成：清朝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平心而論，這三頂帽子硬套在武訓的頭上，是缺少根據的、不能令人信服的。這也是江青等人從50年代起就搞文化專制主義與文化虛無主義所造成的惡果。」
這封來信仍有著時代的痕跡，譬如他在論證中還強調：「清朝統治階級確實嘉獎過他，但他沒有接受那件黃馬褂（據學界考證，清廷並未嘉獎武訓黃馬褂——筆者注），並沒有以此欺壓過鄉裡，窮孩子讀書仍然可以不繳學費，同孔子每收一名弟子需繳十條幹肉相比，總要進步得多吧。」「他本人並沒有反對過農民起義。」「他辦義學確有一定成績，至於義學最終失敗，那只是當時社會造成的，絕不能由武訓來挨棍子。」
該文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新聞社以電訊稿的方式，轉發了這篇文章，《文匯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和山東本地的黨報《大眾日報》，也都轉載了該信的摘要。
接下來，《齊魯學刊》趁熱打鐵，又在接下來一期的刊物上發表李士釗《對問題應進行學術性探討》。李士釗原為上海武訓學校校長，1951年編著的《武訓畫傳》亦被毛澤東在社論中點名批評。
李士釗在文中回顧說：「一部電影有缺點與錯誤,進行適當的批評,這本來是正常的學術活動。但是,後來的發展,使這一學術領域的活動變成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政治思想運動,由批判電影《武訓傳》變成了對關於武訓的各種著作及其作者的批判,問題牽扯之廣,時間持續之長,在國內外影響之深,都是很突出的。至於對《武訓傳》的作者(主要是孫瑜和我)的批評,更是極盡諷刺、挖苦和奚落之能事,完全離開了學術討論的範圍。特別是江青插手搞的《武訓歷史調查記》發表後,使一切不同意見都處於窒息狀態。」他希望能夠回歸學術層面，重新評價《武訓傳》。
而《齊魯學刊》連續兩期刊發的來信來稿綜述《關於武訓和電影的評論》，則匯集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與學人意見——如北師大教育系曾文聰、南京師院俞潤生、遼寧大學中文系劉卓等。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武訓和電影《武訓傳》應予平反。
媒體已經有了討論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空間，但官方在接下來的幾年內，一直保持沉默。據說1950年代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高層，對平反有反對意見。
萬裡：能否恢復武訓的名譽？
按照武訓重孫武玉泉的回憶，李士釗曾於1980年與聊城師範學院的相關人士來武莊，重新調查武訓。「他說上面要調查，為武訓恢復名譽。把村裡的老人都叫來，了解情況。當時我們家連茶壺和碗都沒有，不得不到另一個村民家裡去。」武玉泉對筆者說，李士釗沒有在武莊住宿，當天就離開了。但此後數年，他又來過武莊多次。
但官方一直遲遲不予表態。
在官方表態之前，1951年「武訓歷史調查組」成員、原山東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馮毅之所撰寫的文章《要從的調查中吸取教訓》（《齊魯學刊》1981年第1期），值得單獨做一介紹。他應是最早公開提出武訓批判是「冤家錯案」的「武訓歷史調查組」成員。
馮毅之在文章中做了自我檢討：「我當時的覺悟不高，政治水平低，思想不解放，盲目崇拜也很嚴重，又加上受了『盲從也比不服從好』謬論的影響，在調查中雖然感到有些不實事求是，卻從未敢懷疑過批判《武訓傳》會有問題。」
「就調查材料來看，武訓為辦義學叫窮孩子念書，他掏錢募捐，積累基金，他自己卻吃粗穿破，甘心情願地做了一輩子乞丐。他最後買了三四百畝地，都是託人管理的，所有收入他未用分文，都用於辦義學了，這樣怎能說他是大地主呢？義學基金是放過債，但他自己不曾經手，所收利息也全部歸義學使用，他自己沒有買過一件新衣，吃過一頓好飯，又怎能說他是剝削人的大債主呢？他為了討錢辦義學，什麼苦行的事都幹，什麼難堪的洋相都出，見人就下跪叩頭，甘做兒子，學驢叫狗爬。對於這樣一個被義學迷了心竅、完全忘私為窮人謀利益的人，說他是大流氓，實在是太不公道了。」馮毅之最後說，只有真正徹底地實行民主，提倡獨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認真地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才有可能避免像《武訓傳》批判這類是非顛倒的冤假錯案發生。
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齊魯學刊》未再刊發有關武訓平反方面的文章。按張明《為武訓的研究說幾句話》一文的說法，聊城師範學院教師李緒基、孫永都也曾在1981年訪問了《武訓傳》編導孫瑜和「武訓歷史調查組」的部分同志，但是和《齊魯學刊》一樣，他們也受到「極左思想的幹擾」，調查材料未能問世。可見在平反武訓問題上，阻力仍然巨大。
國務院副總理萬裡對《武訓傳》平反的表態，因此顯得難能可貴。萬裡曾先後兩次做類此表態，最早的一次是1983年7月27日下午，在國務院第一會議室召開的全國普教會議上，萬裡說：「解放後，教育很有成績。但錯話、錯事也很多，批了武訓。你們可以研究一下，能否恢復他的名譽。他要飯所得用來辦學，卻給他戴上一頂維護封建統治利益的帽子。現在如果有這樣精神的人，應該表揚。」
大概是萬裡講話的影響，1984年開始，武訓故鄉山東冠縣開始有所動作。中國文聯副主席吳作人為「武訓先生故居」題了字，這年秋天，曾任輕工業部副部長的徐運北則先後寫了「武訓紀念堂」、「武訓先生之墓」及「山東堂邑武莊武訓學校」、「山東堂邑柳林武訓學校」兩塊校牌。
但真正的變化，還要等到1985年胡喬木的公開表態。
胡喬木：武訓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
1985年6月25日晚，萬裡在北京中南海接見了張紹虞——此人1954年任堂邑師範學校（原柳林武訓師範學校）校長，兩人就武訓平反問題進行了對話。一個月後，李士釗根據張紹虞的複述整理了對話內容：
張紹虞：武訓這個人，現在看可不可以為他平反？
萬裡：我已經兩次在全國教育會議上為他平了反。話是我講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很同意。
張紹虞：你兩次為武訓平反的講話，下邊都不算數！群眾為武訓平反搞了些民間活動，領導既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對。
萬裡：那好，這麼辦吧！你回去由縣裡向地區行署寫報告，再由地區行署向省府打報告，由省府向國務院打報告，國務院作一次專門研究，然後批回去為武訓平反，恢復武訓師範。
張紹虞：武訓這個問題，省裡是否有權為之平反？
萬裡：省裡有權為武訓平反。哪個朝代辦教育都是對的。武訓這個人不能批判，正如史達林不能批判，孔子也不能批判。孔子是位老教育家，他在教育史上有重大貢獻不能批判，武訓辦學還有罪嗎？1951年5月批判武訓時，我正在重慶，就不同意。後來聽說是毛主席帶頭批的，我就不好說了。因為牽扯儒家、法家的不同觀點問題而沒講的。毛主席是個偉大人物，後期有些錯誤，如果每個問題都批判他也不好，所以有幾句涉及毛主席的話我都叫勾了去了。因為不宜上報，不宜廣播。
張紹虞：原堂邑柳林武訓師範是1951年批判武訓後，先改為堂邑師範，以後又改為柳林師範的。可是1962年下了馬。
萬裡：下了馬，現在可以恢復。你回去可以找李昌安同志（山東省省長），他可以向國務院打報告，批一下就行了。
張紹虞：因為批判武訓使很多幹部群眾受到株連，如《武訓畫傳》作者李士釗就曾受株連，他原來是十三級幹部，後來變為十七級的（實際是由原文藝三級降為文藝十級）。你和李士釗熟嗎？
萬裡：我不熟悉。這個事你回去要抓緊辦，爭取在十三大之前辦完，凡是因批判武訓受株連的幹部、群眾都要徹底平反。
張紹虞回去後立即行動。7月30日，冠縣人民政府向聊城行署和山東省政府提交了《關於為武訓恢復名譽的請示報告》，提了三點建議和要求：1.為武訓徹底恢復名譽，推倒強加於武訓的諸如「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等一切污衊不實之詞。同時，為受株連的幹部、群眾、知識分子恢復名譽。2.修復柳林鎮原「崇賢義塾」遺址、「武林」遺址和「武訓故居」，供人們瞻仰和遊覽。3.恢復和重建武訓師範學校。修復和重建項目共需投資530萬元，鑑於地、縣兩級財政困難，呈請納入國家計劃。
冠縣的報告還未獲山東省政府批覆。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就於1985年9月5日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稱，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1951年）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胡喬木還說，對《武訓傳》導演和演員的批判是完全錯誤的，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
胡喬木做出否定建國初對《武訓傳》批判的講話時，李士釗也在現場。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發了這個消息，表明胡喬木的講話代表中央，並表達出強烈的平反武訓信號。
「大張旗鼓地恢復名譽，似亦過當」
在胡喬木講話兩個半月之後，山東省省長李昌安和宣傳部長鄭維民接見了張紹虞和冠縣副縣長許公綏。李昌安在提到萬裡與胡喬木的講話後表示：是否存在平反問題，怎樣平法，由中央決定。省政府會把文化、教育等有關部門的意見集中起來向國務院寫個報告。
李昌安透露，萬裡此前來山東時，還向李昌安問及張紹虞是否來省政府找過，讓省政府給國務院寫個報告。
張紹虞和許公綏顯得有些急迫，鄭維民部長回答說，平反涉及好幾個層次，包括武訓的問題、電影的問題和武訓師範學校的恢復問題，要組織人研究，查找資料。李昌安說，恢復武訓的名譽是肯定的。但怎樣恢復還要中央說句話，省裡不能定。武訓師範也要恢復，名字不一定叫武訓師範。等中央同意後，再一項一項落實。
1985年12月18日，山東省政府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及4點意見：一、為武訓恢復名譽，山東省主要通過內部處理的方式，擬於明年召開一次「武訓學術討論會」，對強加給武訓的「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的誣衊不實的罪名予以推倒。會後在《大眾日報》、《光明日報》發表討論會消息和介紹武訓生平及其興學精神的文章，以此來表明武訓名譽已經恢復。二、武訓批判涉及的問題和造成的影響是全國性的，不僅僅是山東一個省。因此，建議請國務院考慮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三、遭到破壞的「崇賢義塾」遺址、「武林」遺址和武訓故居等，可逐步恢復，供人們瞻仰遊覽。武訓師範學校，酌情重建為冠縣師範學校，鑑於地方財政比較困難，請國家財政給予支持。
4個多月後，1986年4月29日，國務院做出批覆：「關於為武訓恢復名譽問題，胡喬木同志作了指示：『武訓其人，過去大加撻伐是錯誤的，現在如大張旗鼓地恢復名譽，似亦過當。最好在徹底查清當時指責各項問題的基礎上限於地方範圍內處理。這與武訓傳之涉及陶行知、孫瑜等一大批人有所不同。』請遵照喬木通知的批示精神斟酌處理。」
在胡喬木講話之後，國內報刊曾刊發數篇關於武訓的文章，包括《齊魯學刊》1986年第1期發表了孫瑜的《關於如何編導電影的真實情況》。在電影《武訓傳》受到批判後，他本人還拍過《宋景詩》（1955）《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等電影，但到了文革，則受到嚴厲的批鬥，還被抄了家。而今，他終於可以放下包袱再就《武訓傳》發聲。
《聊城師範學院學報》也在1985年第四期，將四五年前因「極左思潮」幹擾而未能刊發的文章，公之於眾。
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全國媒體出現一次不大不小的宣傳武訓的熱潮，包括《人民日報》還曾摘要轉載北京《群言》雜誌刊發的《批判對教育的影響》（作者劉季平）。
1986年4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劉蘭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山東代表團小組會議上，做了《關於為武訓恢復名譽工作中的部分情況和要求》的發言。她提的建議包括，恢復過去以「武訓」命名的三十多所學校，修復武訓墓、故居和紀念堂；恢復各級教科書中有關武訓的篇章；重新放映《武訓傳》；為《武訓傳》批判受株連的幹部、群眾進行政治上的徹底平反。
此時，山東省正沉浸在召開「武訓學術討論會」的期待中，聊城師範學院為配合討論會的召開，正在編輯出版《武訓史料叢刊》和《在江青炮製下的背面》。但國務院「限於地方範圍內處理」的批覆，讓「武訓學術討論會」胎死腹中。劉蘭盈代表關於公開放映《武訓傳》等建議，自然也無人落實。
和胡喬木最初講話時黨媒的宣傳相反，官方正式為武訓平反時，選擇了靜悄悄的方式。
消失的武訓故居和被喚醒的記憶
在武訓重孫武玉泉的記憶中，1980年代末期，正是武訓平反的困頓階段。「武訓學術研討會」的召開，要等到1991年。這一年3月25日，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放出一則20天前的消息，稱武訓研討會籌備會議已於3月6日在冠縣召開，冠縣武訓故居委員會、聊城師範學院、曲阜師範大學、山東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等單位是發起單位。會議決定9月下旬召開武訓研討會。
研討會9月25日召開時，主辦單位又多了冠縣縣委、縣政府。來自北京、江蘇、山東等省市40餘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山東省政協副主席丁方明和陶行知之子、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系教授陶成等人發來了賀信。會議為期兩天，按照國慶節這一天《聊城日報》的報導，大家認為：「武訓興學是有著時代局限的，這種局限是武訓本人無法解脫的，不能因其局限性就全盤否定武訓本人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雖然是在為武訓正名，但這些專家學者們，似乎比宣稱「哪個朝代辦教育都是對的」的萬裡更加堅持原教旨的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武訓的局限性這一前提。這是1990年代初的輿論氛圍。
武訓的後人此時則被政府淡忘，他們甚至相當長時間內不知道武訓已經被平反。1989年，冠縣柳林鎮武訓紀念館籌建小組開始修復武訓墓，但並未通知武玉泉等人。以至於保存在他那裡的李士釗撰寫的《叔先祖武公墓誌》並沒有刻碑。甚至於連文革期間掘墓後，被武玉泉父親偷偷埋在一塊麥地裡的武訓遺骨，也未移葬墓中。武訓墓內空空如也。
之前屢屢提及的「武訓故居保護」，並未得到貫徹。「武訓故居有三間正房，一間門樓。房子山頭都歪了，用棍子頂住，成了危房。我們和縣裡說了好幾次，希望撥款加強保護，縣裡說找這個事沒意思。我父親1993年為此還去京上訪，但一直沒解決。那一年，就把故居拆了重建。」武玉泉之子武成田對筆者說。
冠縣曾一度想在武訓墓東側建武訓祖居院，還擬在柳林鎮對外主要交通幹道上設置武訓故裡坊。這些想法遭到武訓後人的反對。武玉泉為武訓長兄武謙的重孫，雖然武訓後來與武謙分家，但分家後一直居無定所，所以他們認為，故居應指武訓在武莊的祖宅。
1999年，冠縣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其中有柳林鎮武莊村的武訓故居。但政府的行動晚了一步，此時武訓的故居已經過1993年的重建。
武訓後人有一連串的想法，想要把武訓的故居做大。全國政協委員舒乙2007年還曾提案修復武訓故居，並認為其有資格成為全國級重點文保單位。山東省政府對舒乙的答覆是，武訓祠已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下一步，我省將繼續做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工作。關於在武莊建立武訓故居紀念館的問題，根據考證，當年武訓與其兄分家後，一直居無定所，無故居可言。由於該鎮已有武訓祠，且規模較大，功能比較完善。因此，從尊重歷史保護和現實情況出發，當地將在進一步保護和利用好武訓祠，搜集相關文物和資料進行集中展示，充分發揮其文物保護單位的作用方面多做文章。
言外之意，武訓分家前的故居，不會再有進一步的保護和擴展。
這大概和1993年武訓祖宅已在政府的輕忽下，而被拆除重建有關？畢竟它已非原版文物。一次靜悄悄的平反，最終讓我們失去了一間有資格成為國家文保的老屋。
2011年，武訓批判60周年。筆者來到冠縣柳林鎮。武訓祠及墓所在的武訓紀念館，空空蕩蕩，大門緊閉，已連續多年不對遊人開放。即便在武訓的故裡，他仍是一個被輕忽的人物——直到今年的電影《武訓傳》解禁面世，所有關於他的記憶才重新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