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巨流河》
對於《巨流河》在中國大陸受到的歡迎，臺灣作家齊邦媛感到意外。她從沒想到這本書能跟大陸讀者見面。美國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把繁體字版介紹給北京三聯書店，居然沒經多少波折就出版了，「大陸媒體問我最多的問題，就是簡體字版出版以後刪減有多少？我可以告訴你，刪減其實不多，不到一萬字。被刪部分，基本上我都是認可的。」
她更沒想到，這本書會在大陸頻頻獲獎。自2010年簡體字版推出以來，《巨流河》成為各種年度好書評選中最熱門的候選。繼今年年初獲頒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年度散文家獎後，近日，齊邦媛又憑藉此書獲第二屆在場主義散文大獎。「說實在，起初對這個獎我並不很了解。不過，『在場主義』的提法讓我覺得親切。以我的理解，在場就是親歷。在這本書裡，我寫了我所親歷的真實的故事，其實也寫下了大家的故事。書出版後，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來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麼那麼了解我，你寫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們在閱讀過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進去。因為在場，所以沒有阻隔。」
《巨流河》的寫作，緣於學術翻譯名家單德興一系列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在臺灣發展的訪談計劃。他盛情邀請齊邦媛參加。「我認為自己並不知全貌，可談較少，半生以來，想談的多是來臺灣以前的事。他認為治學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熱誠邀訪。」從2002年秋天起，原擬訪問齊邦媛談女性處境的趙綺娜教授對她進行了十七次訪談。「訪談開始不久，終因世事紛擾，沒法思考訪談大綱與布局，也無法做所需資料的準備，所談多是臨時記憶，主題不斷隨記憶而轉移。」
直到2005年初春，齊邦媛下決心重寫的時候，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來了。此後，她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一次返鄉之旅，當她坐在大連的海岸，望著曾經紮根的島嶼，那一幕幕歷史場景重現。「我原只想寫我父親齊世英，自從巨流河一役失敗，終生流亡的事跡。但是我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料寫那個壯闊的場面。我終於決定，只能從小我的觀點寫我跟著父母生存過的那個時代。」齊邦媛溫和細軟的聲音，從電話那端傳來，帶著一種無可言狀的人生感喟。
作為親歷者，我的寫作態度是客觀的
記者：《巨流河》讀後，印象深刻。這本被歸為散文題材的回憶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在於講述往事的方式：父親齊世英救亡圖存的奮鬥之路和作者的成長曆程，兩條人物主線水乳交融。個人史、家族史相互映證，更展現了顛沛流離的命運與鄉愁。這樣獨特的結構經營，在散文體裁中非常少見。
齊邦媛：這本書出來以後，很多人都覺得難以歸類。有人稱它為自傳體散文，有人把它歸為長篇小說，我自己更願意把它稱為散文。事實上，自傳、小說這些題材原初都是散文。
我沒有想要給這本書一種特定的形式。開始我想寫大的歷史。但我發現這樣我沒法寫。像東北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我寫當年我父親的事，也都是根據他的口述史資料。但我的資料實在是不夠，我也不能隨便寫。而從個人記憶角度切入，以文學的方式呈現，是可以多寫，可以少寫的。記者：因為寫的相同的題材，而且差不多同期出版，媒體或評論大多把《巨流河》和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放一起做比較。大體而言，相比《大江大海1949》的激越，您的《巨流河》顯得頗為平實。有人評價道，您把波濤洶湧轉化為波瀾不驚。您自己怎麼看？
齊邦媛：我的寫作態度是非常客觀的，因為客觀，所以平實。我和龍應臺是兩代人，她是作為旁觀者去看那段歷史的，有鮮明的政治介入意識。我作為親歷者，80歲以後看人間事也許真的超然了一些———你連生死都超然，你還激越嗎？
所以，我只想寫自己能感悟到的人生經驗。我覺得我並不僅僅為自己寫那段歷史，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沒人知道了。我出書時已經80歲，我只想我能不能說一些我能說別人不能說的話。我知道的，在我之後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別人不知道的事。我現在說得很高興，我居然還活著。
文學永遠是少部分人「必要的堅持」
記者：讀這本回憶錄，能讀出很多的「假如」，假如東北無恙，假如郭松齡將軍當年能打過巨流河；假如那個叫張大飛的飛虎隊飛行員沒有為國捐軀；假如您沒有因為特殊的機緣來到臺灣，而是留在了大陸，……我想正是有了這些「假如」，才成就了這本「惆悵之書」。也因為此，才讓我在閱讀過程中，時時有所觸動。我想知道的是，在這些「假如」後面，是不是隱含著您對歷史和人生獨特的理解？
齊邦媛：我也會做這樣的假設。假如我當年留在上海，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當時來臺灣，我可以說是自願流放的，沒想一來就是一輩子。所以感覺到心裡很不甘心，打日本的時候，你拼命保護自己的家鄉而打仗，結果你回頭一看家鄉已經沒有了。我們當時以為抗戰勝利了，就可以回老家了。我父親是家中的獨生子，家還得靠他撐起來的，結果沒有家了。我們那樣的流離終身並不是浪漫的故事，而是你真的無家可回了。
所以，在半生的時間裡，我都想寫我父親那個時代，寫他們的理想與幻滅，可以說到了魂牽夢縈的境界。對我個人來說，《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我幸運能受高等教育，啟發我日後進修研習文學思想，終能取得感情與理智的平衡，我自六歲起就是「外省人」，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國故鄉，若是還有祖居三間瓦房多好。春天來時，也許會有燕子來到屋簷築窩。記者：在書裡，您用很多筆墨刻寫了包括您父親在內的一個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在顛沛流離之際，這些知識分子仍然堅守理想，仍有文學安慰心靈。而且因了他們的堅守，有很多像您一樣的學子，在那個年代，依然得以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您對他們充滿感激和深情。對此，王德威評論道：讀《巨流河》才能真正懂得「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歷史裡，為什麼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齊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學史多年後才有此嘆息，百年動蕩埋沒了多少智慧心靈！我們這一批人，兩代退居海隅，卻從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因為我們心靈自由，終能用文學留見證。
現在回想起來，人生有許多道路，每條路都有許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見所聞影響我一生思路的選擇。八年抗戰中，我由少年長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學教育幫助我更客觀、深層認識人間悲苦與活著的意義。教書時也以此為目標。
記者：無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文學都置身邊緣。時過境遷，在當下消費時代裡，您認為文學是否還是「必要的堅持」？
齊邦媛：朱光潛先生有篇文章，《慢慢走，欣賞啊》，受它的啟發，我知道文學包含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態度與品位。其實，文學有多少人在寫，多少人在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歡它的人真正懂得。哪怕，只有少數人真正喜歡。文學能給人以溫暖，讓人理解並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學會容忍。文學永遠會是一部分人「必要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