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國貨幣深化對社會階層分化的影響
「貨幣深化陷阱」現象值得高度關注
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增長速度,貨幣發行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剪刀差效應」,貨幣深化度(通常而言,M2/GDP代表了一個經濟體的金融參與實體經濟發展的程度,即貨幣深化度)持續增長。1996年貨幣深化度超過100%;2002年貨幣深化度超過150%;2012年廣義貨幣M2達到97.4萬億元,發行規模全球第一,貨幣深化度超過180%(如圖一)。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貨幣深化度也較高。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年全球貨幣深化度為126%,我國貨幣深化度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4個百分點;與美英日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貨幣深化度低於長期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日本,高於英國和美國的貨幣深化水平(如圖二);同時,我國貨幣深化度也顯著高於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等金磚國家(如圖三)。
保持合理的貨幣深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義,貨幣深化過度可能產生「貨幣深化陷阱」,不僅會降低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用,更容易引發社會階層分化擴大化等社會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貨幣深化水平的提高,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差異也逐漸擴大,基尼係數(基尼係數是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其值在0和1之間,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基尼係數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階層分化貧富差異的核心指標。依循慣例,本文選擇基尼係數作為衡量社會階層分化的代表性指標)從1996年的0.357上升到2012年的0.474,超過了社會階層分化的警戒線水平。我國的貨幣深化和社會分化的變化趨勢表現出了很強的相關性(如圖四)。
貨幣深化對社會階層分化的影響機制
在我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經濟資源對社會階層地位的影響更加突出。有學者指出,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呈現出市場與行政權力同步擴張的趨勢,物質財富並沒有均衡地配置到不同社會群體之中,社會弱勢群體難以公平的分享物質財富增長的機會。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獲得貨幣資源的能力和機會存在差異,弱勢群體難以獲得必要的貨幣資源,進而擴大了社會階層分化。這也對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了重要的結構性挑戰:一是社會階層分化意味著弱勢群體難以獲得足夠的消費能力,影響擴大社會內需水平,不利於我國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模式,影響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二是社會階層分化還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公正性,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帶來不利影響。
貨幣深化會擴大社會階層分化,意味著貨幣資源未能均衡地配置到社會各群體之中,在貨幣深化的過程中貨幣流動和分配機制存在結構性缺陷,具體表現為四個不均衡:一是普惠金融體系不完善,社會信用結構不均衡。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享有更高的社會信用,更容易獲取金融資源,並強化其經濟地位;而社會弱勢群體則缺乏足夠的社會信用,更難以公平的享有獲得金融資源的機會。二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均衡,財政性收入增長過快。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5年10.27%上升到2012年的22.57%,財政性收入增長過快,易引發「擠佔效應」,擁有較多行政資源和組織資源的社會群體更容易獲得貨幣深化帶來經濟收益。三是城鄉發展分化,城鄉居民收入不均衡。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96年的2.51倍上升到2012年的3.1倍,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機會、更強的能力分享貨幣深化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四是居民財產狀況存在差異,財產性收入不均衡。貨幣深化引發資產價格上漲,已經佔有較多資產的社會群體可以充分獲得資產價格上漲收益,而弱勢社會群體要更多地承擔資產價格上漲的成本而難以獲得資產價格上漲收益。
政策建議:建立雙目標統籌管理的經濟社會管理體系
分析貨幣深化的社會影響,對於全面衡量貨幣政策的外部成本,深化金融體系改革,加快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我國加快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應探索將金融體系改革與社會體系改革納入全面評估體系,綜合評估金融政策的經濟社會效用,逐步建立將貨幣深化度和社會階層分化水平作為雙目標進行統籌管理的經濟社會管理體系,將普惠型金融服務體系納入新城鎮化發展戰略,這樣才能更有效地跨越「貨幣深化陷阱」,通過金融經濟社會發展的再平衡,實現金融、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一是持續深化貨幣發行機制改革,按照控增量、調存量的改革思路,根據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確定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深化度目標,促進貨幣深化保持合理水平。二是推動建設符合新型城鎮化發展要求的普惠型金融服務體系。將基礎金融服務和公共誠信體系建設納入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創新三農金融、小微金融、消費金融等現代金融服務,縮小城鄉金融服務發展差距。三是充分保護金融消費者特別是弱勢消費者群體的合法權益,著力提高金融資源的可獲得性,提高弱勢群體信用水平,讓社會弱勢群體能夠公平享有基本金融服務,確保各社會群體公平分享經濟增長和改革發展的紅利。(本文為作者個人學術思考,相關觀點和建議與所在單位無關)
作者單位:重慶銀監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