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重溫安妮日記(圖)

　　今年10月，我從德國的法蘭克福轉車去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這是60多年前安妮一家曾經走過的路線）。因為待的時間不長，所以博物館只去了兩個，一個是凡·高的，另一個就是「安妮·弗蘭克之家」——安妮稱之為「密室」，我則更願意稱之為「安妮小屋」。

　　安妮先和她姐姐瑪格特後與醫生達塞合住的那間屋子實在太小了，大約只有六七平方米，雖然按照安妮父親的願望，屋子保持著被德國人洗劫一空的原樣，但是她的小屋也只能夠同時容納五六個參觀者。

　　去的時候是上午11點，從一個大樓後剛剛拐過去，遠遠地，就看見了「安妮·弗蘭克之家」那棟樓下排著的幾十米長的隊，這讓我十分驚訝。在這之前我已經參觀了歐洲國家的多個博物館，很多名人的故居也並不大，但是，見到門前排著這麼長的隊還是第一次。我對此的解釋是：「安妮·弗蘭克」作為一個符號，她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所謂的「名人」，而成為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象徵。所以，這個博物館對人們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

　　從心理學角度看，對安妮這樣一個具有超健康心理的少女的行為分析，可以幫助我們從中發掘出非常重要的心理保健和成長資源。

　　現實中，人們常常認為自己的快樂與否、滿意或者幸福與否，都是由環境決定的。從宏觀上看，的確如此。但是，如果一個人因此而放棄個人的努力，那麼首先受損失的就只能是微觀的自己而非宏觀的社會。

　　其實，一個人主觀上感受到快樂與否，滿意與否甚至幸福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都與他個人的選擇有關。個人的努力和選擇能夠在環境的制約中為自己和周圍人爭取儘可能多的滿意和幸福感，並把可能遇到的損失降到最低。

　　生活中這樣的榜樣其實很多，而他們中的典範應該是早在61年前被納粹集中營殺害的15歲猶太小姑娘安妮。

　　不需要任何想像力，只要對歷史有一點了解的人都能想到，在納粹佔領的城市中躲藏25個月是一件多麼艱難的事，更何況那還是在不確定的時間中進行的。要知道，對不確定性的容忍能力是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標之一，因為不確定性會導致很高的焦慮。

　　當時，年僅13歲的安妮不僅面臨著極為危險的外在環境，而且經歷著幾乎所有青春期少年都會經歷的親子衝突和種種內心掙扎。在那樣的境地中，她可以自暴自棄，可以聽天由命，可以憎恨，可以仇視，還可以選擇放棄，但是，她所做的卻是如下這樣一些選擇：

　　她選擇——熱愛自己的小屋並且以決不敷衍的態度對待臨時居所，「我們的小房間牆上起初是光光的，什麼也沒有，可是感謝爸爸，他早已經把搜集的電影明星照片和明信片帶來了。在糨糊桶和刷子的幫助下，我們把牆壁變成一幅大壁畫，看上去愉快多了。範·當恩一家來了。我們又一同上樓去搬些木頭下來，做了幾個小柜子，還做了些別的小玩意兒，掛在牆上，這就更顯得有生氣了」（見安妮1942年7月11日日記，摘自《一個少女的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是的，安妮臥室的牆上有著和當代青少年沒兩樣的繽紛的明星照片，當然，他們推崇的明星不同。

　　在每天都有許多猶太人被一車車抓走並被煤氣毒死的時候，在令人驚恐的空襲聲中，她選擇——讀書，讀希臘、羅馬神話，為之著迷，學習速記函授課程，自學法文並且翻譯法語文章，整理歐洲各國王室族譜，還認真學習家長們規定的英語、數學、歷史課程，編寫讀書卡片，甚至還學芭蕾舞！

　　她還選擇——懷抱希望和夢想：「我得學習，才不會變成蠢人，我要上進，將來要當個新聞記者，這是我的願望！」她發現，「總有一些美依然存在——在大自然裡，在陽光裡，在自由中，在你自身中。這一切都能鼓舞你……你觀看一下就會重新得到內心的平衡」。

　　安妮的選擇還包括：信念、愛、正義、感恩、自律和勇氣……

　　這種從資源取向的角度看世界的視角往往是心理健康與不健康者的重大差異所在，這兩種生活態度所導致的情緒、行為也常常有很大的差別。

　　和那些因為一些事件就坐以待斃的人比，小姑娘安妮的選擇實在是太讓人欽佩了。

　　在樓下拐彎處的牆上貼有幾段文字，其中有安妮的一段話。

　　我的熱淚奪眶而出。幾乎同時，身邊響起一聲哽咽，一位金髮中年女子也同樣坐在了我身邊的凳子上，我看了她一眼，她眼圈發紅，也正盯著牆上安妮的話：」Iwantto be useful or bring enjoyment to all people．And therefore Iam sograteful to God for giving me this gift of w ritin g ，o f e xp ressin g all th at is in m e ．」（March25,1944）這段話的意思是：「我想做一個對人們有用或給人們帶去快樂的人。感謝上帝賦予我寫作的天賦，讓我可以表達我內心中的一切。」（1944年3月25日）在幾乎遭受著整個世界的迫害的時候，在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走出藏身之地的時候，在她完全喪失在陽光下行走的權利的時候，在她連正常說話的權利都被剝奪的時候，她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感謝安妮，她讓我們知道：人——即使年幼，即使在嚴峻的環境中，只要你願意，就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安妮13歲生日過後沒幾天就開始藏匿的日子，在納粹集中營去世時還不滿16歲），讓我們知道人原來不僅有選擇的權利，更有做出正確選擇的無限能力。

　　還有必要談談荷蘭那些援助者的選擇。當我走進安妮的「家」，電視中正在放錄像，一位老婦人——她曾經是安妮父親的僱員，正在述說當年對安妮一家及其他人的藏匿是怎樣開始並進行的。她是幾位堅定的援助者之一。

　　這位荷蘭老人和她的同事在當年是被指定的迫害者之一，他們當年完全可以選擇去迫害猶太人，也可以選擇對納粹的罪行視而不見。但是，她和她的幾位同事卻選擇了冒著生命危險去援助被害者。這是一個多麼艱辛的任務！但是「許許多多的人在戰場上，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顯示了英雄精神，而我們的援助者，卻是在他們高興而親切的笑容中，顯示了英雄精神。」（見1944年1月28日日記）這樣的人格是健康的。

　　我發現，安妮的日記原來可以作為心理健康的重要讀本，因為其中有著一個小姑娘所做的許多非常健康的選擇，我們從中不僅可以了解擁有心理健康的女孩子的人格特質，還可以了解她、他們和他們的援助者所做的種種健康的人生選擇，了解有關人性的第一手資料，對父母而言，這又是一本了解青春期孩子的第一手資料。

　　……

　　幾十種文字版本的《安妮日記》陳列在展廳中央的玻璃櫥中，她那個紅、白、灰格帶金屬搭扣的日記本也在那裡，我的耳邊響起安妮的話：「我希望我死後仍然繼續存在！」

　　「夢想皆有神助」，今天安妮的夢想已經實現，她獲得的是永生。她在所有愛她的、欽佩她的、懷念她的、以她為典範的人中獲得了永生。

　　小資料

　　《安妮日記》告訴我們的是一個成長期的少女如何面對戰爭、種族迫害、自我成長與定位，以及男女角色等問題。

　　安妮是個猶太少女，原來居住在德國的法蘭克福，納粹興起後隨家人避難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12日，她收到一個日記本作為生日禮物，從此開始寫日記。同年7月6日，由於壓迫猶太人的風聲日緊，她的一家和另外四名猶太人共八人到她父親公司的密室躲藏，1944年8月4日因被檢舉而遭到逮捕，八人中除她父親外均遭不幸，安妮和姐姐1945年3月初死於集中營，屍骨難覓。

　　日記中寫到避難時期生活的困窘，多次描寫阿姆斯特丹被轟炸所造成的恐懼，不斷譴責種族歧視，而藏匿中的日常生活又充滿了恐怖，這樣的真實記錄在平凡中打動著人心，見證著戰爭與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