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獨秀可能是黨史上最不好評定的人，一方面他是我黨的締造者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上都當選了最高領導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犯過錯誤的人，被開除黨籍，死後幾十年都遭到批判。
騰訊文化 李巖
今年9月，《新青年》雜誌迎來了創刊一百周年的紀念日。學界、媒體圈搞了很多紀念《新青年》的活動，但對其創始人陳獨秀卻提及不多。陳獨秀可能是黨史上最不好評定的人，一方面他是我黨的締造者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上都當選了最高領導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犯過錯誤的人，被開除黨籍，死後幾十年都遭到批判。本文著重梳理官方對他的評價是如何從最低點逐步改觀的。
一、1930年代王明、康生指責陳獨秀是日本漢奸
陳獨秀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被撤銷了總書記職務，隨後於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以站在黨的對立面的形象出現在各種宣傳物中，被戴上了無數頂「帽子」。
除了最早的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外，較早的一頂帽子是「漢奸」。1936年10月，創立於巴黎的中共海外報紙《救國時報》發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稱「陳獨秀就是拿著日本津貼的漢奸」。這個說法當時只在海外流傳，把它們帶回國內的，是王明和康生。
《解放》周刊是創刊於延安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從1937年底到1938年初刊載於其中的三篇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到對陳獨秀評價的驟然變化。
1937年抗戰開始後，陳獨秀提出與共產黨合作抗日。雙方對於抗日有高度共識，分歧在於對陳獨秀當年錯誤的認識上。1937年11月20日，《解放》登載《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一文，希望陳獨秀「虛心地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裡來」①。文中言辭不激烈，還把他稱為「老戰士」。
然而在王明、康生等人11月29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後，事情起了變化。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發表《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一文，稱在抗戰開始的條件下，「日寇偵探機關，必然更加設法安插自己的偵探、奸細、破壞者、暗殺兇手和暗害者等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他們首先從暗藏的託洛茨基──陳獨秀──羅章龍匪徒份子當中，吸收作這種卑劣險毒工作的幹部」，並稱，黃平、徐繼烈、屠慶祺（杜畏之）等每月從日寇「華北特務機關」「領取五萬元的津貼」②。
王明與他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單行本
這篇文章，直接把陳獨秀稱為「匪徒分子」，做的是「卑劣險毒工作」，並從日本人手裡領錢。這個論調與半個月之前的「老戰士陳獨秀」已經大不一樣。
隨後的1938年1月，康生在同一份周刊發表了題為《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託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詳細論述了陳獨秀為何是日本漢奸：「陳匪獨秀……使用其老奸巨滑的偵探技術，用『中國抗戰是為了發展工業科學』的煙幕來掩蓋日寇對中國的侵略。讓這些日寇漢奸在全國抗戰之後方還能繼續活動，這不能不是中國人民的恥辱，全國抗戰的損失。」並稱陳獨秀已「的確是」託匪漢奸了，應該殺掉，而「縱容」漢奸到處演講，則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工作的極大失誤；與漢奸合作則是與日寇勾結，從而破壞抗戰，也同樣是該殺頭的。③
短短兩個月，《解放》周刊對陳獨秀的稱呼就從「老戰士」變成「匪徒」，再變成「漢奸」，並應該殺掉。不僅如此，連試圖與陳獨秀合作抗日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也是犯了極大失誤，甚至也應該殺頭。聯想到王明、康生的蘇聯留學背景，再聯想到當時蘇聯史達林派與託洛茨基一派尖銳的矛盾，不難發現王明、康生是在利用陳獨秀事件，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身份，從原中央領導的手中奪權。
王明、康生的文章激怒了陳獨秀，他給《新華日報》寫信，大意是：「幾個月前我跟葉劍英、博古談得挺好的，他們沒說我是漢奸啊，怎麼你們突然就變了？」並要求拿出「託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證據。
結果當然是拿不出來，因為王明、康生文章裡很多材料都是沒有事實的推測，乃至是直接污衊。批判他也不是因為他真是漢奸，而是因為他是中國託派的領導，是史達林的眼中釘。王明、康生等留蘇派與陳獨秀的矛盾，實質上是蘇聯高層矛盾的延伸。
二、文革前後多位學者因「為陳獨秀翻案」而挨整
自從1930年代被定性為漢奸、匪徒後，陳獨秀的形象在其後的幾十年間一直偏負面。不僅如此，隨著政局的變動，他的形象還會「與時俱進」，成為某個特定的反面人物。而試圖正面肯定陳獨秀早期功績的學者，也會因此給自己惹來麻煩。
1963年，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孫思白在《歷史教學》上發表《陳獨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稱他早年是一個歷史唯心主義者，「他的唯物觀點，往往表現在自然觀方面」④。現在看來，這篇文章是從純學術的角度探討了陳獨秀的早期思想，並無意識形態爭論。然而在那個特殊時期，這樣的文章也是不能容許的。
這篇文章引來了至少四五篇文章的回應。從這些回應文章的標題中，不難嗅到一股鬥爭氣息：《不許為叛徒陳獨秀爭歷史地位》《孫思白同志所著〈陳獨秀前期思想的解剖〉的錯誤何在》（均載《歷史教學》1965年第5期），《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不應吹捧陳獨秀》（均載《文史哲》1965年第2期）。
「不許」「不容」「不應」，這些激烈的言辭理論上都不能出現在學術文章裡，然而那個年代卻能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學術文章標題裡。不僅如此，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學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觸及皮肉」的批鬥。他們的「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⑤
到了1970年代，「四人幫」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搞「影射史學」，批判所謂「黨內的大儒」。為了給他們「儒法鬥爭貫穿到今天」的觀點尋找證據，就把陳獨秀說成是「尊孔派」，說陳獨秀發表了一些文章，評論憲法與孔教問題「其實是配合了國會中一派的活動，其性質屬於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爭吵」。⑥
「批林批孔」運動時，孔子成了人人喊打的醜惡形象，陳獨秀頭上的帽子就成了「尊孔派」。圖為那時的小人書《萬惡的孔丘》
負面形象「與時俱進」，這是歷史上很多反面人物所逃不開的命運。無論過了多長時間，只要還被定性成壞人，就會根據需要成為某種特定的壞人。「批林批孔」時期，陳獨秀已經過世三十年，還是會被拉出來成為當時需要的那種壞人——「尊孔派」。
如今，儒學復興，我們談及歷史上的大儒時，陳獨秀的名字再次隱去，沒人會提起他這位「黨內的大儒」了。
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黨史研究重回學術領域
1978、1979年，《歷史研究》雜誌曾發表包括《砸碎枷鎖，解放史學》《打破黨史禁區》在內的一系列文章，引發強烈反響。也正是從那時開始，黨史研究開始從政治宣傳、路線鬥爭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重新回到學術領域。研究陳獨秀等黨史「敏感人物」和「敏感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往日的禁區被不斷打破，新的發現層出不窮。這種新發現不僅是新觀點的湧現，還包括舊資料的解密。
比如毛澤東在1940年代對陳獨秀的幾次公允評價。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的一個講話中提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⑦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重申並發揮了這一觀點，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⑧
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從根本上肯定了陳獨秀早年的功績。僅「五四運動總司令」、創造了黨這兩項功勞，就已經可以使他的形象不再負面。「文革」中因為給陳獨秀翻案而遭到批判的幾位學者，他們的話都比毛澤東這番言論保守很多，如果能早一些披露這些發言，不僅他們的皮肉之苦可以免除，四人幫也不會拿陳獨秀出來再批判一番了。
可惜的是，以上毛澤東所作的報告都是內部文件，直至1981年才公布，因而雖然是40年代的講話，但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對陳獨秀研究產生影響。公布之後，則對黨史研究重回學術領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此外，鄧小平和蕭克的態度也對陳獨秀研究正常化有推進作用。1981年7月，鄧小平在陳獨秀墓地的有關材料上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委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修墓，並望報中央。」
在鄧小平的關照下，地方財政撥款重修了陳獨秀墓，並作為文物單位保護下來
同年8月，蕭克將軍提出全面研究陳獨秀的意見，說：「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還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即便他後期犯了投降主義及開除出黨後搞了託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面的研究。」
整個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幾位領導人講話的意義主要是將陳獨秀的定性從「壞人」變為了「不全是壞人」。即便還不是好人，也是在可研究的範圍內了。但由於他們的談話都是對1927年前的陳獨秀「恢復名譽」，對研究1927年後的陳獨秀則會起到一定的束縛作用。有學者認為這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對晚年陳獨秀研究相對滯後的重要原因。⑥
四、1990-21世紀初叛徒、反革命、取消派、投降主義等帽子一一摘去
1989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史學界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陳獨秀研究也由此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一年，北京黨史學會召開了陳獨秀討論會。這是國內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專門的研討陳獨秀的學術會。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獨秀傳》，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首部展示陳獨秀一生的著作。
進入1990年代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相對公允地評價陳獨秀。最先這麼做的是官方。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相關注釋中，「叛徒」的帽子連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評價一同被取消了，改為：「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
《毛澤東選集》是最重要的官方著作之一，它的措辭可以代表官方的立場。毛澤東原文不能動，在相關注釋中進行改動，已經可以視作很明確的官方態度轉變。
《毛澤東選集》注釋中對陳獨秀評價的變化，立刻引起了學界的注意
官方態度轉變後，學界立刻跟了上來。同樣在1991年，曾任朱德秘書，後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黨史專家廖蓋隆指出：「縱觀陳獨秀的一生，他的歷史功績是主要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應當宣傳陳獨秀的歷史功績，確認他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傑出人物，永遠紀念他。」⑨
承認功績之後，下一步就是「摘帽」。雖然王明、康生給陳獨秀戴的漢奸帽子是污衊，但實打實寫進重要文獻的帽子還有不少。光右傾這一項，就有「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措辭的幾頂帽子。摘掉這些「帽子」，或至少是換一頂不那麼重的「帽子」，是在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幾年逐步進行的。
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陳獨秀的「帽子」從「右傾投降主義」換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相關文字如下：「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於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
這段文字相對客觀地描述了陳獨秀所犯錯誤，其中沒有對個人的激烈指責，更多的是對歷史的一種總結。
2004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00周年的講話時又進一步去掉了「機會主義」四字。當時他說：「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他（任弼時）旗幟鮮明地同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堅決鬥爭。」
區區幾個字的不同，往往意味著巨大的差別。同樣是「右傾」，「投降主義」是一個嚴重得多的論斷，它意味著陳獨秀需要為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而換掉這幾個字，則是因為黨史界已形成共識：陳獨秀不能成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來自莫斯科。用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話說就是：「他在中國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貢獻，而所犯錯誤與共產國際又有密切關係，因此要從一些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⑩
五、2013年習近平講話中將陳獨秀名字列於李大釗之前
官方距今最近的對陳獨秀的肯定，來自2013年習近平的一次講話。
那年10月21日，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時進行了講話。其中有這麼一段：「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毛澤東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
這段話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稱謂。陳獨秀、李大釗二位是「先進知識分子」，毛澤東同志等是「革命青年」。從稱謂上將陳、李二人單獨提出來擺在了主要位置，是他們帶領了毛澤東等進步青年一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這裡肯定了陳獨秀作為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的意義。
二是排序。將陳獨秀列於李大釗之前。李大釗的官方評價可謂至高：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個評價是犯過錯誤的陳獨秀望塵莫及的。習近平講話中將陳的名字列於李之前，是對歷史的一種尊重。
陳獨秀比李大釗年長十歲；中共黨史上有「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陳在李前）；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陳獨秀都當選為最高領導人。這些都表明，陳獨秀在建黨初期的地位要高於李大釗，在談及二人時理所應當將陳放在李前。
不要小看兩個名字的排位，在習近平這次講話之前，很多地方由於不知怎麼「安放」陳獨秀而傷透腦筋。例如2001年，紀念五四運動的雕塑「翻開歷史的一頁」在五四運動發源地北大紅樓舊址落成。其中處於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澤東和他手書的《沁園春·長沙》，其餘還有李大釗、魯迅和蔡元培的頭像較為突出，在角落裡甚至還有兩個賣國賊的頭像——章宗祥、曹汝霖，唯獨沒有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
「翻開歷史的一頁」雕塑圖解：①毛澤東②李大釗③毛澤東手書《沁園春·長沙》④魯迅⑤蔡元培⑥《新青年》雜誌⑦火燒趙家樓景象⑧章宗祥、曹汝霖
這座雕塑是北京市中心最大的街心公園——皇城根遺址公園的一部分，與另外5件雕塑和3組浮雕一起，展示北京的人文環境和歷史脈絡。這樣重要位置的雕塑，主創人員自然會對每個細節深思熟慮。而沒有將陳獨秀放置其中，顯然不是不知道陳在五四運動中的重要性，只能解釋為拿不準要不要放，該擺在什麼位置，於是乾脆就不放了。
正因為這樣的例子太多，習近平講話中兩個名字的順序才會如此重要。
結語：
蕭克將軍在1991年稱，「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套用這句話，如今的陳獨秀問題可謂是小半個禁區。也許他永遠不會有被平反的那一天，但經過幾十年的洗滌，我們正在越來越看得清他。
注釋：
①《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2期，1937年11月20日。
②陳紹禹（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6期，1937年12月4日。
③康生：《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託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
④孫思白：《陳獨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歷史教學》1963年第10期。
⑤唐寶林：《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世紀》雜誌2002年9月。
⑥張紅：《陳獨秀評價之變遷「蓋棺」卻難以「論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0年2月1日。
⑦《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403頁。
⑧《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94頁。
⑨廖蓋隆：《陳獨秀的評價問題》，王學勤：《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⑩方可成李惠普：《中共正修改的歷史評價》，《南方周末》2011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