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錢乘旦主編的八卷本《英帝國史》中的第五卷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
轉自一枚石頭公眾號 ID: yimeishitou
如果說皮爾在推行自由貿易時，對殖民地的利益沒有過多的考慮，那麼，他對自由貿易與英國繁榮強盛之間的關係卻非常明了。在皮爾看來：廉價而豐富的外國食品能夠保證英國工業與商業的優勢，因為它將促進英國資本的增加，而資本的增加反過來又將保持英國的工商業優勢。
羅伯特·皮爾，英國首相，1841年8月30日－1846年6月29日
因此，「『前進』必須成為帝國的座右銘，英國必須充分擔負起上帝所賦予她的使命。英國是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主要聯結點，她在財力、創造性、聲望以及海軍力量上超過所有的國家，不必懼怕競爭」。
皮爾之所以對自由貿易必將給英國帶來商業繁榮抱有如此堅定的信念，並非由於「反穀物法同盟」對自由貿易的極力倡導與鼓吹，而是由於英國自身所擁有的無可爭辯的工業優勢。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40年，的確是英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工業革命在各個領域迅猛發展，其巨大成就讓世人矚目驚嘆。
（《英帝國史》（八卷本），主編：錢乘旦 作者：姜守明、黃光耀、張亞東、郭家宏、張本英、張紅、洪霞、劉明周，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以發展速度最為驚人的紡織工業為例，1815年後的25年裡，它以每年6％—7％的比率增長，到1837年已吸收英國全部工業勞動力的30％，其產品佔了整個英國出口產品的70％。整個19世紀中期，質優價廉的英國棉紡織品始終牢牢佔據著世界市場。
英國人歡欣鼓舞地面對蒸汽時代的來臨，一些眼光睿利的人已經預感到工業化將給整個世界帶來的衝擊。1830年，利物浦勳爵與曼徹斯特鐵路公司司庫亨利·布思（Henry Booth）的一番話，最形象生動地表達了英國人對未來的預見：「從西到東，從北到南，機械的法則——整個19世紀的哲學——將廣為傳播。世界已接受了新的推動力。時代的浪潮就像一條新世界的巨大河流，浩浩蕩蕩，一路奔騰，洶湧澎湃，不可阻擋。」
19世紀，發達的英國棉紡織業
當時，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平民百姓，無論是自由貿易主義者還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在這一點上無疑是具有共識的：不列顛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足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業產品，因此，有資格同時更有需要佔據更加廣闊的世界市場。
在這幅反穀物法的宣傳畫上，所對比的是「昂貴麵包」帶來的飢餓貧困與「便宜麵包」帶來的幸福安康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前提下，在英帝國貿易與經濟擴張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炮艦政策」應運而生。所謂「炮艦政策」，顧名思義，就是以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為後盾，在全世界擴展英國的商業貿易和勢力範圍，並維護帝國的權威。
由於1815年之後強大的第二英帝國已經形成，在以歐洲強國為主的國際競技場上英國已沒有真正的對手，因此，炮艦政策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擴張帝國的版圖，而是獲取對於英國來說至關重要的貿易特權或政治控制權。同時，英國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對於落後國家和地區，更多的是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而且往往只需炫耀一下停泊在近海的軍艦與大炮就能奏效，因此炮艦政策通常又被稱作「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
英國海軍與英國對外貿易和海外擴張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與生俱來的。在與各歐陸勁敵幾個世紀的爭鬥中，英國正是憑藉著海軍力量先後戰勝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搶奪了大量殖民地與軍事要塞，在建立起龐大的第一英帝國的同時，掌握了對海洋的控制權。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戰之後，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更為鞏固。「海上霸權自始至終是英國的擴張、英國對世界和平與秩序的影響、以及英國作為一個大國存在的條件。英國海軍所保衛的貿易通道，不僅僅是道路，而且是英國的命脈。」
特拉法加海戰，此戰法國海軍精銳盡喪，英國海上霸主更加鞏固
歷代英國人都清楚地看到，沒有皇家海軍就沒有英國的對外貿易與海外殖民地，沒有海上霸權也就沒有帝國的聲威與安全。對政治家們來說這幾乎就是一條自然法則。
例如，在1842年的政府預算中，皮爾為了彌補因降低關稅而減少的政府財政收入，不得不開徵會招致反對的個人所得稅，但他卻沒有削減英國皇家海軍的費用。1845年，當通往自由貿易之路進入最後關頭時，皮爾甚至與自由貿易論者的信條背道而馳，在財政預算中要求增加海軍軍費100萬英鎊。1903年，英國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John Fisher）驕傲地指出：「大英帝國是浮在不列顛海軍軍艦之上的。」在所有關於英國海軍與帝國關係的評論中，這句話不僅形象生動，同時也最為精闢。
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19世紀末期，由於「不列顛帝國的大部分處於一種實力——政治權力的真空之中」，英國在海軍力量、殖民地、商業貿易以及工業化上都發展到頂峰，成為無可匹敵的全球性強國。
被流放到聖赫倫那島的拿破崙
在國際舞臺上，英國不僅同時擔當著海上霸主、工業霸主和最大殖民帝國的角色，而且將其海軍的絕對優勢與強大威懾力一直保持到20世紀初。正是由於英國佔壓倒優勢的海軍艦隊，列強之間「爭奪海洋控制權」的鬥爭在整個19世紀失去了全部意義。
然而，英國推行炮艦外交最為突出的年代，卻是在19世紀中期。研究英帝國史的學者們通常認為，「1835―1860年是炮艦外交和海軍幹涉的時代」。炮艦政策之所以集中體現在19世紀中期並非偶然，它恰好印證了英國海軍所擔負的歷史使命。
從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英國放棄傳統重商主義原則，逐步廢止壟斷與保護，徹底實現自由貿易的年代，也是英國穩居頭號工業強國地位而沒有對手的年代，英國要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需要拓展貿易機會和商品市場。如果說自由貿易已成為最代表英國利益的康莊大道，那麼，炮艦政策則是攫取和保護這種利益的制勝法寶。
20世紀初英國的一幅支持自由貿易的漫畫：左邊的「自由貿易」商店中擺滿了廉價貨品，顧客盈門；右邊的「保護主義」商店則相反，還有官員上門收稅
在炮艦外交上，最充分地體現了19世紀中期英國人意欲徵服世界的雄心，和海上霸主那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傲慢：英國需要的是貿易機會與特權，追求的是進入全世界市場的自由，如果有落後國家不願給予這種自由，那麼就強迫它給予，或者是用外交威脅手段，或者是直接動用武力，用皇家海軍發射的「24磅重的道德力量」，直至達到目的。
19世紀中期的英國政治家，大多支持並積極推行帝國的炮艦外交政策，但要論其中最為忠實自覺並成績斐然者，則非帕默斯頓莫屬。帕默斯頓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對19世紀不列顛的影響可能要超過任何一個其他的政治家」。帕默斯頓又是個跨越時代的人物，他漫長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英國政治從保守主義走向自由主義的歷程，也折射出步入鼎盛時期的英帝國耀眼的光輝。
18歲的帕默斯頓，1802年
帕默斯頓本名亨利·約翰·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1802年繼承其父親的爵位，成為第三代帕默斯頓子爵。和同時代的許多英國貴族政治家一樣，帕默斯頓也是以託利黨立場開始其政治生涯的，並大約從20年代後期起轉向自由主義。他於1807年進入議會下院，1809年起先後在託利黨政府海軍部和陸軍部任職，曾長期擔任陸軍部軍務大臣（secretary at war），至19世紀20年代成為託利黨內坎寧派的重要成員。
帕默斯頓贊成議會改革運動，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1828年拒絕進入威靈頓內閣並離開託利黨。1830年格雷組建輝格黨內閣，帕默斯頓擔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41年（除了1834年底至1835初的第一屆皮爾內閣）。在1846—1851年的羅素內閣中，帕默斯頓再任外交大臣。1852年至1855年任阿伯丁內閣的內政大臣。從1855年到1865年，除了1858—1859年保守黨的短期執政，帕默斯頓始終擔任自由黨內閣首相直至去世。
帕默斯頓像，繪於約1855年
在同時代的政治家中，帕默斯頓對歐洲事務與英帝國的影響是無人可比的，歷史學家因此稱「19世紀中期是帕默斯頓的時代」。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家，帕默斯頓公開宣稱：「除了那些涉及到自身政治或商業的特殊利益，英格蘭的真正政策，就是成為公正與正義的支持者。」
在長期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任期內，帕默斯頓將英國的自由主義國際形象推進到新的境界，他支持比利時從荷蘭取得獨立，對波蘭的民族起義表示同情，與法、西、葡結盟以抗衡俄、普、奧「神聖同盟」，避免捲入美國內戰，允許歐洲各國的政治流亡者進入英國，等等。帕默斯頓曾在議會宣稱：如果大陸國家向英國提出驅逐流亡者的要求，「他們將遭到斷然的堅決的拒絕，不列顛政府從來不願意為他國內部的安全而操心」。
儘管帕默斯頓的舉動多出於「均勢外交」中制衡列強的考慮，甚至僅是一種姿態，但無疑都符合英國的利益，這不僅為帕默斯頓贏得了個人聲譽，也「使英國成為整個歐洲自由主義的鬥士」。
正在下院發言的帕默斯頓
然而，帕默斯頓的政治實踐，更多的是與保衛英國的貿易權利和商業利益，以及捍衛帝國的權威相聯繫。帕默斯頓是個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他把自由貿易稱作「偉大的自然法則」，是「萬能上帝之下的國際法」。他對英國向全世界擴展貿易的行為充滿道德上的自豪感，認為「為了使人類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商業用一隻手引導著文明，另一隻手引導著和平，而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因此，「商業是文明的最好先鋒」。
美國史學家戴維·羅伯茨（David Roberts）這樣評論帕默斯頓：他是「一個愛國心很強的英國人，一個工商業和海軍舉世無敵的國家的外交大臣。他把英國的傳統利益時時放在心上，但他的外交政策也不免對英國的強國地位和大國偏見很敏感。他動不動就準備派遣軍隊，無時不在考慮維護英國的尊嚴，尤其是當他的外交勝利贏得了有愛國狂的國會或輿論的喝彩時」。
應當說，這一評價恰如其分。由於帕默斯頓在積極運用武力維護英國及帝國的利益上不遺餘力，他的名字幾乎成了英國「炮艦政策」的代名詞和同義語，19世紀中期的英國外交也鮮明地打上了帕默斯頓的烙印。
帕默斯頓是個帝國觀念極強的政治家，在他的外交考慮中，保衛印度的安全，保衛英國通往印度航線的安全，始終是處於第一位的戰略目標。為此，他將英國外交的重點放在與沙皇俄國在近東與中東的爭鬥上，千方百計地遏制俄國領土與勢力的擴張。
第一次英阿戰爭中，英軍圍攻加茲尼堡壘
例如1839年發動侵略阿富汗的戰爭，1841年聯合法、普、奧與俄國籤訂阻止其控制黑海海峽的《倫敦海峽公約》，1856年發動對伊朗的戰爭，等等。但同時，對於大英帝國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對於所謂英國保衛其臣民利益的責任，帕默斯頓也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熱衷與執著。
然而，歷史學家們認為，與其說帕默斯頓關心的是英國商人的利益，不如說他關心的是事件所涉及的原則——關乎到英國國家利益和帝國權威的原則。1846年，在給當時的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即中文文獻中的「德庇時」，為第二任香港總督，1844—1848年在任。的信中，帕默斯頓寫道：「我必須說，不管哪裡的英國臣民處於危險中，英國的軍艦就不僅應當被派往該地，而且只要有保護英國利益的需要，它還將維持在該地的存在。」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在廣州登陸
在鬧得沸沸揚揚的「唐·帕西菲科事件」上，帕默斯頓把英國人那種有強大海軍和工業優勢作後盾的霸道與傲慢，表現得淋漓盡致。
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是一個葡萄牙猶太人，因出生在直布羅陀而獲得英國國籍。1847年他在希臘雅典的住宅被當地示威民眾燒毀，帕西菲科向希臘政府索賠遭拒，引發英希兩國之間的衝突。
帕默斯頓以保護英國商人的利益為由，將英國艦隊派往希臘海岸實行封鎖，扣押了一部分希臘船隻，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希臘賠償帕西菲科的損失3.1萬英鎊。英國的行動又招致與法國的外交糾紛，因為法國、俄國與英國都是希臘獨立的保證者，1850年法國撤回駐倫敦大使以示抗議。
帕西菲科並非地道的英國人，希臘又是一個1830年剛剛獲得獨立的弱小國家，對英國的利益和安全並沒有構成威脅，帕默斯頓如此大動幹戈，態度如此強硬蠻橫，在國內引起很大非議。上院對帕默斯頓表示了譴責，首相羅素決定在下院進行信任投票，這給了帕默斯頓捍衛自己立場的機會。1850年7月，下院針對政府的希臘行動進行了四天的辯論。
帕默斯頓為辯論作了精心準備，翻閱了外交部文件不下2000份。根據記載，帕默斯頓的發言從1850年7月25日晚9時45分開始，到次日凌晨2時20分，在將近五個小時的長篇演講中，他將唐·帕西菲科事件說成是「關係到國家政策的原則、英格蘭的重大利益及其榮譽和尊嚴的問題」，為自己的政策作了極為成功的辯護。
帕默斯頓的傳記作者巴林·佩伯頓（Baring Pemberton）稱：這次「嚴肅的、說理的」演講,「是帕默斯頓政治生涯中最偉大的一次」，贏得了包括反對者在內的交口稱讚，會場內歡呼聲不斷。其中最具鼓動性也最受歡迎的一段，後來成了最能代表帕默斯頓炮艦外交政策的名句：
……決定女王陛下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則，以及使我們一定要向我們的海外國民提供保護的責任感，對於那些執掌英國政府大權的人，是正確的、適當的指南與嚮導。如同古羅馬人宣稱「我是羅馬公民」就可以免受侮辱一樣，一個英國臣民，不管他在什麼地方，都將充滿自信——英格蘭警惕的眼睛和強大的臂膀將保護他免受任何不公。
羅馬公民雕像
帕默斯頓「充當了那個時代英國人的代言人」。他的精彩演講不僅在議會獲得巨大成功，更受到議會外英國民眾和眾多海外英國人的歡呼，他將英帝國與古羅馬帝國的類比，極大地豐富了英國人對帝國權威與榮耀的想像空間，因此被羅素在議會辯論中譽為「真正的英國大臣」（the Minister of England）。
歷史學家們指出：對同時代的外國政府來說，帕默斯頓是一個愛幹涉的、專橫的恃強凌弱者，是19世紀「醜陋的英國人」（Ugly Englishman）形象的代表。德國人甚至把帕默斯頓與魔鬼相連：「如果魔鬼有一個兒子，他必定就是帕默斯頓。」
在國內的批評者看來，帕默斯頓的意志過於強硬，無論對內閣還是對女王都不夠順從，例如時任樞密院秘書的查爾斯·格雷維爾就在日記中對帕默斯頓表示了明顯的不信任：「在討論涉及如此重大利益的問題時，他的語調裡有一種浮躁，一種無可懷疑的自負與輕率，這使我相信，他是一個危險的人。」
英國的擬人化形象，源於蘇格蘭作家約翰·阿布斯諾特所出版諷刺小說《約翰牛的生平》，主人公約翰牛是一個頭戴高帽、足蹬長靴、手持雨傘的矮胖紳士
但在帕默斯頓敬慕者的眼裡，帕默斯頓是永遠準備為捍衛英國臣民利益與外國政府進行正義爭吵的「約翰牛」（John Bull）。「約翰牛」成為英國人的綽號有一個歷史過程。據稱該名字最早被提及是在16世紀。1712年，英國首次出現漫畫人物。帕默斯頓則否認自己恃強凌弱，認為即使是小國也要為它們的行為負責，「一個政府越是弱，它的傲慢和不正義就越不可寬恕」。
（本文摘自錢乘旦主編的八卷本《英帝國史》中的第五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內容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刊發。）錢乘旦，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學部委員，國家社會科學獎金專家評審組成員，中國英國史學會名譽會長，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通訊會士，北京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博雅講席教授。長於英國史、現代化和世界近現代史研究。著作有《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二十世紀英國》，主編有《世界現代化歷程·總論卷》《英國通史》《英帝國史》等；譯著有《劍橋藝術史》《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帝國斜陽》等。劉明周 華中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國際事務所副教授推薦關注幾個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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