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是唯一在19世紀面臨嚴重危機的國家，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德川日本都經歷了和中國清朝末年類似的問題。這四個國家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軍事的軟弱，這使它們在面臨外敵入侵時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羅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軍隊都曾和歐美工業化國家交戰過或有過軍事對抗，很快都吃驚地發現它們的軍事力量比工業化國家差得太多。歐洲國家時不時地掠奪土地，或者納入本國疆域，或者作為殖民地來統治。但是更多時候，歐美的軍隊利用它們的優勢迫使軍事弱國做出讓步，從而尋求優惠條款，獲得商業特權，使工業資本家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在這些軍事弱國裡實現巨額利潤。
這四個國家另一個共同的問題是：人口壓力、農業產量減少、饑荒、政府收入銳減以及各級政府腐敗所造成的內部虛弱。土耳其、俄羅斯、中國和日本都經歷了嚴重的國內動亂，尤其是在 19世紀下半葉，農民發動起義，不同政見者要求改革，政治派系之間互相傾軋，甚至陰謀發動政變。軍事的虛弱使這四個國家的統治者無法有效地應對這些國內衝突，於是歐美國家就常常以保護本國商業利益為藉口進行幹涉。
這樣，到了19世紀末，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清朝中國以及日本都成為走到十字路口的社會。除非進行完全徹底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否則它們就無法擺脫國內危機，相對於工業化國家，會變得越來越孱弱。四個國家中的改革者都提出了種種改革方案，如引入明文憲法、限制君主權力、使政府響應民眾意願、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調整教育體系、啟動工業化進程等。很多改革者遊歷歐美，親自體驗立憲政府和工業化社會，並試圖沿著工業化國家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國家。
這四個國家都發起了積極的改革運動，但是結果卻大不相同。在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清朝中國，統治者和富有階層對改革十分警惕，並且抵制任何可能威脅到他們地位的變革。這三個國家的改革步履蹣跚，小心翼翼，甚至中途夭折。到了 20世紀初，奧斯曼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清王朝都瀕臨崩潰。但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統治已經垮臺，無法阻止變革了。日本的改革比其他幾個國家更徹底，到了 20世紀初，日本已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並準備向更廣闊的世界擴張其影響了。
一、衰落中的奧斯曼帝國
領土範圍不斷縮小的奧斯曼帝國
在18世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經歷了軍事上的衰退，其統治經常面臨挑戰。到19世紀初，帝國政府已無法避免歐洲的經濟滲透，也無法阻止領土分裂。當政府為復興帝國的活力啟動改革時，埃及和其他北非省已宣布獨立。而歐洲國家則在奧斯曼帝國西北部掠奪領土。與此同時，來自不同種族、宗教和民族主義團體的壓力預示著這個有多種語言的帝國的分裂。這個強盛一時的王國日漸衰落，其王權也要靠在這裡進行經濟掠奪的歐洲勢力來維持。
1、衰落的本質
到17世紀晚期，奧斯曼帝國達到了擴張的極限。土耳其軍隊在戰場上遭受了慘敗，尤其是在與奧地利和俄羅斯人的作戰中。土耳其軍隊在戰略、戰術、武器裝備和訓練上，此時均已落後於歐洲軍隊。同樣嚴重的問題是作為精銳部隊的近衛步兵軍團的紀律敗壞，從 15世紀起，這支隊伍就是帝國軍隊的骨幹。在17世紀和18世紀，近衛軍連續策劃了幾起宮廷政變，在19世紀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力量。近衛軍忽視軍事訓練，對武器技術的發展熟視無睹，其軍事能力不斷下滑，相對於周邊強大的國家來說，奧斯曼帝國變得脆弱了。
軍事力量的衰弱轉而造成了中央政府效力的衰減，中央政府正逐漸失去對各省的控制，權力旁落到地方官員手上。到19世紀早期，半獨立的地方長官和地方顯貴建立了由僱傭兵和奴隸組成的私人武裝，通過支持伊斯坦堡的蘇丹來換取對自治的承認。這些獨立的統治者還使越來越多的財政和行政機構服務於他們自己的利益，將稅收中飽私囊，只是象徵性地向帝國國庫支付很少量的稅金，因此掠奪了中央的財政收入。
經濟衰落加重了奧斯曼帝國軍事和政治問題的惡化。17世紀下半葉和18世紀，在奧斯曼帝國領土上進行的貿易總量始終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歐洲商人繞過帝國，直接與他們在中國和印度的貿易夥伴進行交易。到18世紀，歐洲貿易的中心轉移到了大西洋區域，而奧斯曼帝國在那裡沒有任何勢力。
2、改革和改組
為了應對不斷加深的危機，奧斯曼統治者啟動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強化和保護國家。改革的努力最早開始於 17世紀，蘇丹試圖限制稅收，提高農業產量，並且消除官員腐敗。改革持續到 18世紀，蘇丹謝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在位時，改革了軍隊。他以歐洲正規軍為參照，重新改組軍隊。但是由歐洲教官訓練、裝備現代化武器的新式軍隊的出現，威脅了作為精銳的近衛步兵軍團。近衛軍發動叛亂，屠殺新式軍隊，並且囚禁了蘇丹。當謝利姆的繼任者試圖重建新式軍隊時，近衛軍團殺掉了王室所有的男性成員，只留下了謝利姆的一位表弟作為蘇丹，即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馬赫穆德的改革計劃是按照歐洲的路線重塑土耳其的組織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軍隊。歐洲的教官讓土耳其士兵們穿上歐式的制服，並指導他們使用歐洲的武器和戰術。他的政府還建立了一個中等教育體系，幫助在清真寺學校裡受過基礎教育的孩子們進一步學習新的科學、技術和軍事學科。為了讓他的政府更有效率，蘇丹還建立了歐式的內閣，建設新型鐵路，鋪設電報線路，創辦郵政服務。到 1839年馬赫穆德去世的時候，奧斯曼帝國在規模上收縮了，但是比起17世紀早期以來的狀況，變得更易管理，也更強大了。
二、壓力下的俄羅斯帝國
像奧斯曼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也經歷了戰場上的挫敗，暴露了俄羅斯在經濟和科技上與西歐列強之間存在的差距。為了保持俄羅斯的大國地位，沙皇政府著手開始了一項改革計劃。這些努力的基礎是解放農奴。社會改革為政府發起的工業化進程鋪平了道路，使俄羅斯社會在 19世紀最後十年發生轉型。但是政治自由化並沒有和社會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因為沙皇拒絕放棄其獨裁權力。壓制性的政治環境激起的反抗運動在 19世紀晚期日益激烈。到了20世紀初，國內的不滿到達極限，爆發了革命。
1、社會改革
19世紀中葉，沙俄開啟農奴制改革
19世紀，沙皇統治下的多民族、多語種、多文化的帝國疆土從波蘭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有一半的人口講俄語或信奉俄羅斯的東正教。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通過專制政體統治這個廣袤多樣的帝國，所有的立法提案都出自中央。沙皇的統治基礎是俄羅斯東正教和有權勢的貴族階層。貴族階層擁有全國大部分土地，並享有稅收豁免和兵役豁免權。農民組成了人口的絕大部分，他們大多是被束縛在其所耕種土地上的農奴。農奴制幾乎和奴隸制一樣殘酷。
相應地，俄羅斯社會改革的關鍵是解放農奴。對農奴制度的反抗從18世紀起就穩步升級，反對者中不僅有激進分子，還有高層官員。一些人在道德層面上反對農奴制度，而更多人則認為這種制度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生存的障礙。除了經濟效率低下，農奴制還是鄉村不穩定和農民暴動的根源，在19世紀前40年裡已經發生了幾百次起義。政府試圖平衡地主和農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條款上的種種平衡措施令大多數農民不滿意。政府對土地所有者失去的土地和在這些土地上耕種的農奴進行補償。農奴獲得了自由，逐漸免除了勞作義務，並有機會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農民沒有獲得什麼政治權利，還不得不為所獲得的土地交納贖金。很多失望的農民認為，統治者是在強迫他們為本來就是他們的土地付錢。只有一少部分農民變得富有，並且因為解放而提高了地位，但是大多數人發現他們背上了一輩子的債務--這是造成疏遠和激進的根源。解放農奴幾乎沒有帶來農業產量的增加。
2、工業化
雖然俄羅斯的工業化發生在資本主義框架內，但是和西歐的工業化有很大不同，其發展的動機是政治和軍事，其動力不是來源於企業而是政府。工業化進程一開始很緩慢，但是在19世紀的最後 20年中卻突飛猛進。
俄羅斯工業化進程的首要推動者就是在1892-1903年擔任財政大臣的維特伯爵。利用自己在政府的所有權力，維特實施了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他的工業政策的核心是一項巨大的鐵路建設計劃，鐵路連接了俄羅斯帝國的廣袤區域，並且刺激了其他產業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新的鐵路跨越西伯利亞，使得在西伯利亞進行大規模的定居、開發和工業化成為可能。十年間，維特體系在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農民起義和產業工人罷工也表明，全國大部分人口不願意忍受伴隨著維特政策而來的生活水平的降低。經濟上的剝削和缺乏政治自由使工人們越來越容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地下運動迅速在他們中間開展起來。
並不是每個人都對加強工業化的結果不滿意。除了外國投資者以外，成長中的俄羅斯商人階層也從政府保護本國產業和利潤的政策中受益。俄羅斯企業家因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因此他們對政治體系幾乎沒什麼抱怨。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歐資本家在物質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有理由去挑戰絕對君主和貴族的權威，但俄羅斯的商人們基本上不會去挑戰沙皇的獨裁統治。
三、被包圍的中華帝國
19世紀，中國清朝的皇帝經歷了比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更多的困難。歐洲勢力對清朝軍隊實施了軍事打擊，強迫中國統治者接受了一系列屈辱條約。這些條約削弱了中國的主權，將中國瓜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為它們的經濟掠奪打下了基礎，也極大削弱了清朝統治者處理國內混亂的能力。政府在疲於應付國外挑戰的同時，還要面對危險的內部動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國起義。夾在來犯的外國人和國內起義之間的中國統治精英展開了一系列改革計劃，以維持社會秩序和清朝政府的統治。但是這些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到20世紀初，中國已經處於極其虛弱的狀況。
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國可以持續幾十年不衰退，因為中國政府在法律的執行上，沒有任何作為。事實上，腐敗的官員們經常通過允許非法交易而中飽私囊。到了19世紀30年代，政府官員開始意識到，中國已經同時出現了貿易和毒品問題。鴉片貿易不僅使中國流失了大量白銀，還在中國南方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1839年，中國政府加快了禁菸步伐，任命正直清廉的林則徐負責消滅鴉片貿易。林欽差行動迅速，沒收和銷毀了大約 2萬箱鴉片。他的不妥協政策激起了一場戰爭，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
1、太平天國起義
太平天國運動代價沉重，它奪去了2000萬至3000萬人的生命，農業產量急劇下降，人口大幅減少
19世紀末中華帝國的軟弱不僅是因為外國的入侵，內部的動亂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規模的叛亂反映了中國農民日益加重的貧困和不滿。從1800年到1900年，中國的人口從3.3億上升至4.75億，增幅超過50%。而同期可耕種的土地卻增長緩慢，人口增長帶來了中國資源的緊張。土地集中在富有階層，政府官員的大範圍腐敗，以及日益增加的鴉片貿易，都加劇了農民的不滿。1850年以後，起義遍及中國各地，淮北的捻軍起義（1851-1868），西南的苗族起義（1855-1873），以及西北的回民起義（1862-1878）都反映了農民的不滿。在各種起義運動中，最危險的是太平天國起義（1850-1864），幾乎橫掃整個中國，把清朝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太平天國過於激進的綱領使得中國的士紳階層都站在了清政府一邊，維護已有的秩序。當由滿族士兵組成的皇家軍隊無法平息太平天國的時候，清朝政府建立了由漢族士兵組成、由士紳階層成員指揮的地方武裝。這種變化得到了慈禧太后（1835-1908）的支持。在歐洲顧問和武器的幫助下，這些地方武裝逐漸擊敗了太平天國。到1864年年底，太平天國起義失敗。這次起義代價沉重，它奪去了2000萬至3000萬人的生命，農業生產急劇下降，在被戰爭摧殘過的地區，民眾經常要以草根、皮革、麻繩甚至人肉為食。
2、失敗的改革
太平天國起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面對外國的侵略勢力和在國內起義中遭受蹂躪的土地，清朝統治者認識到，帝國想要生存就必須進行變革。從1860年到1895年，清朝當局嘗試構建一個高效、仁慈的儒家政府，以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採用外國技術來加強國力。
最有想像力的改革方案是洋務運動（1860-1895），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尤其興盛。中央授權一些地方領導人籌辦軍隊、徵稅和建立官吏體系，從而推行了軍事和經濟改革。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秉承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口號，試圖將中國文化傳統和歐洲工業科技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一方面保有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力圖重建穩定的農業社會，另一方面興建現代船廠、修築鐵路、建立武器工業、開辦高爐煉鋼廠，並創立學院培養專業科技人才。
洋務運動雖然為工業化打下了基礎，但是只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了表面的變化。到了1898年，外國勢力將中國瓜分為不同的經濟勢力範圍。清政府無力抵抗外國列強的要求，給予列強修建鐵路和開礦的獨家經營權，山東省的給了德國，南部邊境省份的給了法國，長江流域的給了英國，東南沿海省份的給了日本，東北的給了俄羅斯。只是因為外國勢力之間的不信任和衝突，才使中國免於完全解體。
1898年，這些挫折激發了雄心勃勃但過早夭折的百日維新。這場維新運動的領導人是學者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啓超（1873-1929），他們印刷了一系列小冊子，重新解釋了儒家思想，為帝國體系下發生的巨變進行辯護。康有為和梁啓超追求的並不是保持中國的農業化社會和文化傳統，而是再造中國並使之轉變為強有力的現代工業化社會。年輕而開明的光緒皇帝被他們的思想打動，啟動了一個全面改革的計劃，要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保障國民自由，根除腐敗，重塑教育體制，加強外國在中國的影響力，使軍事力量現代化，並刺激經濟發展。皇族成員和他們在士紳階層的同盟，以及年輕皇帝的姨媽--殘酷無情但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后--對大範圍的改革反應強烈。僅僅在 103天後，慈禧太后廢除了改革法令，將皇帝囚禁在紫禁城內，並處死了六名改革領袖。改革的精神領袖康有為和梁啓超逃亡到了日本。
四、日本的轉型
1853年，一隊美國炮艦駛入東京灣，要求和日本建立貿易和外交關係。歐洲國家的代表也迅速加入了美國在日本的行動。全副武裝的外國勢力脅迫德川幕府將軍和他的政府籤訂不平等條約，提供類似於它們已經在清朝中國獲得的政治和經濟特權。日本國內的反對勢力利用恥辱的外國入侵作為藉口，推翻了聲名掃地的德川將軍和幕府統治。1868年重新恢復皇權之後，日本的新統治者致力於日本社會的轉型，以獲得同外國勢力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等地位。明治時期開始的變革使日本成為東亞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強國。
1、從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19世紀初，日本社會處於動蕩之中。衰退的農業生產力，周期性的穀物歉收和饑荒，以及苛捐雜稅造成了經濟困難，在鄉村有時甚至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一小部分耕種者在這一時期變得富有，但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賣掉他們的土地，變成佃農。大批農民湧入城鎮尋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城鎮的經濟條件也並不比鄉村好。由於稻米和其他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城市的窮人經歷了赤貧和飢餓。即使是武士和大名也面臨著困境，因為他們陷入了對逐漸強大起來的商人階層的債務之中。在這種情況下，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日本經歷了越來越多的農民反抗和起義。德川幕府以保守的改革作為應對，強迫住在城市裡的農民回到土地上，耕種稻米，反而招致了強烈的反對，最終導致了自己的下臺。
德川幕府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外國勢力堅持要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從 1844年開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船隻來到日本尋求建立關係。尤其是美國，試圖尋找一些港口，以便讓其太平洋商船和捕鯨船隊停靠，進行燃料和日用品的補給。形勢在 1853年美國海軍艦隊開到東京灣時，發生了突然的改變。美國艦隊要求幕府將軍開放日本，建立外交和經濟關係並籤訂友好條約。幕府將軍沒有其他選擇，於是馬上同意了要求。
2、明治維新
明治天皇的復位使政權重新回到天皇手中，結束了從1185年開始的一系列將軍的統治。這一事件還標誌著一個新日本的誕生。為了能夠和外國列強勢均力敵，由大名、皇室親王、宮廷貴族以及武士組成的保守聯盟建立了一個新政府，致力於 "富國強兵 "這一雙重目標。明治政府以歐洲工業化國家和美國為榜樣，從這些國家獲取知識和專家，以增強日本的國力，贏得對不平等條約的修正。明治政府派出很多學生和官員到海外去，學習從科技到國體的所有知識，還聘請外國專家來協助經濟發展和培養本土專業人才。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
明治領導人的首要目標是強化中央集權。改革者們說服大名將土地讓渡給君主以換取"華族"的名號後，將原有的藩國替換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府縣。改革者們進而任命新的地方長官，以防止舊藩國的復甦。這樣，很多大名發現自己實際上被剝奪了權力。政府還廢除了武士階層以及支撐這一階層的薪酬。同時被剝奪的還有大名和武士們以佩劍和梳頂髻表明其軍事地位的權利。當明治領導人招募軍隊時，他們還剝奪了武士們在幾個世紀裡對軍事的壟斷。這些行為使很多武士感覺到自己被出賣了。
經濟舉措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明治政府認為強有力的經濟是國家實力的基礎，因此興建了現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礎設施。電報、鐵路以及蒸汽輪船航線的建立把地方和區域市場連接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經濟網絡。政府還通過廢除行會限制和內部關稅，去除了商業和貿易壁壘。為了提高國民的識字率--在19世紀，男性為40%，女性為15%--政府引入了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體系。這些基礎設施支撐了工業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
在僅僅30年的時間裡，明治維新的領導人將日本轉變為強有力的工業社會，並為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做好了準備。對於尋求結束屈辱條約的明治政府來說，取得和西方歐美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平等地位是首要目標。1899年，日本取消了治外法權，1902年，日本作為平等勢力和英國締結同盟，以及在戰勝中華帝國（1894-1895）和俄羅斯帝國（1904-1905）時所顯示出來的令人信服的軍事實力，這一切都標誌著日本的卓越發展。
（本文節選自《新全球史》（第五版），作者：傑裡·本特利，因篇幅所限，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