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娟 楊新英 朱家慧（實習）︱文
彭士祿簡介：
彭士祿，核動力專家。1925年11月生於廣東海豐。1956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1958年修畢於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現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顧問。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國核潛艇總設計師，組織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並參加指揮了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獲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上世紀80年代初，在籌建大亞灣核電站前期工作中，起草《關於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為國家領導決策迄今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提供了堅實的依據。在從事秦山核電站二期工程工作中，親自作了60萬千瓦核電站主參數的計算並作了核電站經濟分析模型，提出了「匯率風險等同因子」新概念，被公認為電站技術經濟專家。
1954年9月30日，美國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服役；4年後的1958年，蘇聯的第一艘核潛艇也升起了海軍軍旗，至此美蘇兩個核大國均成為擁有核潛艇的國家。於是毛澤東在1959年10月發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氣壯山河的偉大號召。1974年，我國第一艘核潛艇建成服役，並最終在我國也建成了一支強大的核潛艇艦隊，使我國具備了陸、海、空「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本期《走近核科學家》帶您走近被譽為「核潛艇之父」的彭士祿院士，共同分享這位「百家姓」的孤兒成長為「核潛艇之父」的經歷。
父親·母親
我父親彭湃，1896年出生於廣東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祖父很重視對他的教育，1917年父親東渡日本留學，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接受了馬列主義和許多進步的思想，並經歷了「五四運動」。1921年，父親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到家鄉後，曾經致力於辦教育、辦報紙，但後來決心放棄無謂的筆戰，而下定決心到農村去開展實際的革命運動。1922年7月，父親成立了海豐縣第一個農會，還燒掉了自家的田契，將家產分配給農民。1928年，父親奉命調到上海先後出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江蘇省軍委書記。1929年8月由於叛徒出賣，父親被捕就義。
母親蔡素屏與父親結婚後，在父親的鼓勵下，剪掉纏腳布、識字學文化、衝破封建枷鎖。從此，母親成為父親從事革命活動的好幫手和賢內助。她不但支持父親燒契分田，還賣掉陪嫁的金銀首飾，把錢捐出來作為農會的活動經費。1928年，海陸豐農民運動失敗，母親被捕犧牲，那一年，我只有三歲。
寄養百姓家
我3歲的那一年，蘇維埃政權失敗之後，國民黨要斬草除根，到處抓人。那時候我還小，只是依稀記得，在一個黑夜裡，我被奶媽背著離家逃難。我們先是逃到了一個牛窪裡去，呆了一晚上。奶媽覺得離家太近不安全，就背我到了一個小樹林裡。之後，我們又在一個爺爺家裡住了幾天。還是擔心不安全，奶媽又把我背到了一個村子裡，在一個姑姑家裡住了幾個月。
這之後，我被從香港回來的七嬸帶回香港，到澳門與祖母會合。在澳門，一家人很困難，靠糊火材盒維生。七叔那個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地下工作者。1931年，他要去南山蘇區工作，就把我從香港帶回到汕頭，準備把我送到中央蘇區瑞金，交給黨組織。到了汕頭一個鎮裡的寺廟裡，那裡是紅軍的一個據點。七叔說他要去上廁所，讓我在廟裡等著他，結果他就再沒有回來。那個時候我才五六歲，和紅軍戰士在一起年紀太小，就被送到村裡住在山頂的阿媽家裡去。阿媽的家是孤孤單單的一個房子，只有我們倆個住在一起。我跟著她種菜、種地、撿蘑菇、拾鳥蛋。呆了幾個月後，一天下山的路上，我們看見了一個死人，阿媽覺得我在山上不是太安全，就把我送到山下村子裡的一個阿爸家裡了。這個阿爸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他是打魚的。但這個阿爸對我很好，他帶著我打魚，我看見旁邊人家種著潮州柑，嘴饞，阿爸便拿著打來的魚去跟人家換柑給我吃。
在阿爸家呆了幾個月之後，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年輕人，又把我帶走了。這個年輕人就是陳永俊哥哥，是個紅軍。他原本想讓去蘇區瑞金開會的兩位同志把我帶到瑞金,結果由於半路上出了事情，那兩位同志被捕犧牲了，我又被送回到陳永俊哥哥家裡。在他家裡我呆得時間最長，有一年。他讓我叫他媽媽為姑媽，他還有一個三妹在家裡，我叫她姐姐。他總是一個月回來一次，給我們帶些吃的東西回來。我在家裡就跟著姑媽和姐姐過。陳家很窮，但姑媽對我特別好，那麼窮還讓我讀了半年書。過年的時候，姑媽讓我吃肉，讓姐姐啃骨頭。這讓我真正體會到老百姓太好了，我不是她的親生兒子，她能對我這樣真不容易。所以我感到很溫暖。
1933年陰曆的七月十五日那天，也就是鬼節，國民黨的憲兵隊把陳家包圍，我和姑媽被捕入獄。那一年，我8歲。出獄後我幾經輾轉一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從4歲成為孤兒到延安，我在幾十位老百姓家裡住過。到每一家裡，百姓都對我特別好，再窮也不會讓我餓著肚子，所以這點對我而言是終身難忘的教育。我覺得那麼窮苦的老百姓在那麼困難的情況下，還那麼保護和愛護著我這個孤兒。這段經歷的確是我心中受到的最大的教育，讓我感覺好像工作一輩子、幾輩子都還不完這個恩情。
兩次入獄
1933年，我和姑媽被捕後被押到潮安監獄，那時我只有8歲。因為年齡小沒有人照顧，就乾脆把我擱到女監房裡，跟姑媽在一起。我們一到女監房，發現山頂阿媽也在那裡。當時為了保密，害怕相互連累，彼此就只是點點頭笑笑。在監獄裡，有一個紅軍姐姐對我特別好，經常給我講故事、教我唱歌。大家看我穿的衣服很破爛，就湊錢買了兩塊布，一塊是紅格子布，另一塊兒是藍格子布。紅軍姐姐為我做了一套衣服——一件藍褲子，一件紅上衣。
過了幾個月後，突然有一天，我被國民黨一個軍官押走了。一般來講，把一個人單獨押走不是好兆頭，要槍斃的。我被押到汕頭的憲兵警備司令部，那裡有很多被他們抓來的紅小鬼，我在裡面是最小的一個。因為不滿18歲，不可以槍斃，他們就把我們又押到石炮臺監獄。在石炮臺監獄很苦，吃的飯裡都是沙子、蟲子。另外，我滿身都是蝨子，也沒有被子蓋，就蓋一個破麻袋。在那裡過了近半年多，後來又把我們這些紅小鬼從汕頭押到廣州，到廣州感化院受感化一年。在感化院的時候我差點就病死了。那時候，不知道得了什麼病，全身都癱瘓，站不起來。不能走路就爬著走，上廁所的時候爬著去也爬著回來，差點病死。在感化院認識了一個紅軍小鬼，我們兩個非常要好，他老給我講南山的紅軍故事，我就是從他那裡聽說我的七叔彭述犧牲了，哥哥陳永俊也犧牲了。
在感化院呆了一年後，我們這批紅小鬼就被遣散了。我回到汕頭當了乞丐跟著二嬸乞討為生。不久，我又被抓了，再次送到潮安監獄。這次我已經11歲了，就住進了男監房。之後，我被祖母認領出獄，又幾經輾轉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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