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發生恐怖襲擊事件，造成至少2996人死亡或失蹤。作為回應，美國隨即發動了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
然而20年過去了，美國贏得了每一場「反恐戰役」，卻似乎輸掉了整場「反恐戰爭」。雖然許多極端領袖被擊斃、眾多恐怖組織相繼滅亡，但9·11事件的始作俑者——蓋達組織，依然如幽靈一般陰魂不散，無法根除。甚至前不久，在美軍撤離阿富汗之際，蓋達組織發言人放言：美國雖然撤軍了，但蓋達組織與美國的戰爭遠未結束，除非將美國驅逐出伊斯蘭世界，否則將繼續針對美國發動全面戰爭。
為什麼在蓋達組織能在無數次軍事打擊後展現出驚人的恢復力和野草般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也許就藏於其獨特的組織架構中。
蓋達組織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抗蘇「聖戰」運動，之後戰略目標轉變為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所謂「腐朽政權」。
簡單來說，以9·11事件為分水嶺，之前的蓋達組織具有典型的分層等級型結構特徵，是一支組織嚴密、層級清晰的軍事化團體。
9·11之後，在國際反恐活動嚴厲鎮壓之下，蓋達組織由等級結構分明的組織(諮詢理事會、軍事委員會、宗教委員會等機構組成)轉化為由蓋達組織核心、附屬組織(分支機構)、合作組織(外圍合作夥伴)和非附屬恐怖主義小組與個人組成的一個多層次、去中心化的全球恐怖主義網絡。
陰魂組織
化整為零的網絡架構
實際上，9·11事件前的蓋達組織，在結構上存在一個以拉登為首的「舒拉委員會」，整個組織的權力中心由此向外輻射，作為最高指揮機構，組織與協調各地區的恐怖活動。
9·11事件後，在美國反恐行動的高壓打擊下，蓋達組織的指揮系統與信息網絡受到嚴重破壞，核心領導人半數以上被擊斃或逮捕。在宗教精神號召力下降，資金狀況惡化的情況下，蓋達組織難以維持金字塔層級式的組織結構。
特別是拉登死亡後，被拉登個人權威壓制的基地埃及派，與沙特葉門派之間的分歧愈演愈烈。埃及派代表人物扎瓦希裡雖然接任了基地最高領導人，但是他真正能夠直接指揮的，只有其親率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成員。沙特葉門派雖說不會脫離蓋達組織，但對於蓋達組織核心的服從性大不如前。
賓·拉登與扎瓦希裡
這種情況下，基地的組織結構愈發鬆散，蓋達組織核心對分支機構和合作組織的指揮與控制能力也越變越弱。但正因此，通過各獨立運作的附屬組織、合作組織，蓋達組織整體被迫實現了化整為零的架構轉型。
不同於傳統的金字塔型層級組織，首先，網絡化結構無正式的組織形式，各次級組織地位平等，不存在傳統意義的「上令下行」。其次，蓋達組織核心的最高領袖只提供高層次的戰略支持，在精神方面引導組織成員，但不直接指揮和參與各個次級組織的具體行動，這使其兼具了靈活性與安全性的優勢。
各個次級組織不必受到高層領導者的制約，可以自主機動地制定目標實施恐怖襲擊。各次級組織之間的聯繫並不緊密，除需要合作執行任務外，一般避免組織間的上下級聯繫，這樣就保證了各次級組織的安全。如此也有效避免了金字塔型組織的缺陷，即使某個首腦、領袖被抓獲或擊斃，也不影響組織整體的存在。
各次級組織行動靈活自由，在行動策劃實施方面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實施恐怖襲擊，以及具體如何安排恐怖襲擊方案。故而在計劃制定直至逃跑路線的選擇方面也更佔優勢。
這些次級組織大多由若干較為分散的小型團體，或個體成員構成。在聯合行動時，小組或成員橫向聯繫，組成特定行動團隊，成員之間相互高度信任並相互配合，共同高效完成恐怖襲擊任務。
以「伊斯蘭祈禱團」為例，該恐怖組織在東南亞地區不斷製造恐怖事件，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從2002年到2004年，其先後有260名領導人被抓捕。但該組織並未因此走向終結，最主要原因就是採用了網絡化的組織管理模式，某一位領導人的缺位不會影響各次級組織的正常運行。
精神暗線
「聖戰」意識的感召力
雖然網狀化組織架構令各次級組織具有高度自主權和自治性，但他們絕不是絕對孤立的個體，在網狀組織背後，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連結各「孤島」的橋梁。
在實際運作中，蓋達組織最高核心領導集團負責輸送意識形態和戰略鼓舞，各次級機構再以自主靈活地策劃、實施聯合行動。
另一方面，蓋達組織是全球「聖戰」意識形態的發布中心和策源地。9·11事件令蓋達組織成為聖戰主義的圖騰與媒體中心，持續激發聖戰主義的情感，爭取廣大穆斯林的同情。
在9·11事件之後，蓋達組織很快建立了「聖戰主義」媒體發布網絡機構，每天發布大量的恐怖襲擊視頻、蓋達組織的領導講話、蓋達組織的官方文件以及「聖戰」訓練手冊，從而構成了拉登最重要的宣傳「機器」。
與此同時，隨著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入，「基地」組織的行動模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在9·11事件之前，蓋達組織挑選特定成員潛入目標國實施恐怖襲擊，9·11即為適例。如今，蓋達組織採取了新的行動模式，在其目標國招募、吸收新的恐怖組織成員並建立特定行動小組，由他們完成策劃實施恐怖襲擊的任務。而招募成員、組織行動小組、整合各方資源、制定行動計劃及目標等任務，基本都由本土化的下屬分支機構承擔。
這種「本土化」行為模式標誌著蓋達組織角色定位的變化：由組織策劃、指揮、招募、選派、實施暴恐活動，轉變為「聖戰」意識形態的輸出口，成為一個教唆者和煽動者。
蓋達組織利用媒體和網絡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猶如克蘇魯的低語，讓接受「聖戰」思想洗腦的組織和個人，自發實施「獨狼式」暴恐襲擊。
例如2009年11月，美軍軍官尼達爾·哈桑策劃實施的胡德堡軍事基地恐怖襲擊案，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傷。事後查明，哈桑本人深受蓋達組織煽動，認為美國民主制度與伊斯蘭教法存在「衝突」。
先誅賊王
層級制恐怖組織的覆滅
當然，並非所有恐怖組織都以蓋達組織的去中心化網絡架構馬首是瞻。
2014年6月29日，被稱為「現今世界最危險的恐怖組織」的ISIS（伊斯蘭國）宣布在其控制的伊拉克與敘利亞部分地區建立「伊斯蘭國家」，實行伊斯蘭律法。
ISIS源自1999年建立的恐怖組織「統一和聖戰組織」。2003年美國進軍伊拉克後，該組織在伊拉克建立基地，主要攻擊美國領導的聯軍部隊、約旦政府和什葉派，製造多起自殺式爆炸恐怖襲擊。
2004年9月，組織前領導人扎卡維宣誓效忠蓋達組織領導人拉登，從此更名為「蓋達組織在伊拉克分支」。2006年1月，該組織與另外五個恐怖組織合併形成「聖戰舒拉會議」，同年6月又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
2011年敘利亞爆發內戰後出現巨大權力真空，給了「伊拉克伊斯蘭國」可趁之機。2014年，組織領導人巴格達迪自稱「哈裡發」，將組織更名為ISIS，並宣稱對整個穆斯林世界擁有絕對統治權，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犯罪的「領頭羊」。
巴格達迪
現在看來，ISIS相比蓋達組織，更為激進、瘋狂和殘暴。
從組織的戰略使命角度來看，基地的戰略目標，旨在迫使被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稱為「遠敵」的美國、歐洲等國家，改變針對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維護和鞏固伊斯蘭信仰共同體。而ISIS的戰略目標則是開疆拓土，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主義國家締結的《賽克斯-皮克協定》所劃分的中東國家邊界，重建「哈裡發國家」。
對此，蓋達組織核心曾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建立「伊斯蘭國家」的時機並不成熟。拉登也僅僅將蓋達組織策劃實施的恐怖活動視為建立「哈裡發國家」的前奏，但他悲觀地認為自己在有生之年，無法完成這個「宏願」。
ISIS為了有效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宣布與蓋達組織決裂，並對原先網絡式的組織形態進行調整，回到曾經的金字塔型管理結構。由此，ISIS擁有了明確的結構分層：集團領導者、特定職責的次級領導、行動者與支持者。
這樣做的好處在於組織結構更為嚴密，類似於軍隊，適合大型武裝戰鬥與攻城略地。然而，對於恐怖組織來說，致命缺陷也顯而易見。金字塔的最頂端，即最高權威領袖、組織領導層作為獨一無二的首腦，對整個組織來說具有異常重要的意義。因此，他們必然成為國際與國內反恐行動的重點打擊對象。
也就是說，擒賊先擒王，只要核心人物死亡，整個組織也會隨著領導人的缺位而灰飛煙滅。
例如，泰米爾猛虎組織領導人普拉巴卡蘭在被政府擊斃之後，該組織隨即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迅速走向支離破碎的境地。2019年10月，巴格達迪也在美軍的定點清除行動中死亡，此後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殘餘勢力也被迅速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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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蓋達組織，幾十年來面對全球反恐行動的強力掃蕩，依然能夠陰魂不散並擁有驚人的恢復力和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於其去中心化的、鬆散的網絡組織管理架構與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
在恐怖組織網絡模式中，某個節點的斷裂並不會影響整個網絡的運轉，各個節點之間的聯繫也為其賦予更多組織彈性，致使極端勢力在處於低潮或重創後依然能夠重新崛起。此外，國內一些學者認為，蓋達組織的網絡化組織結構還有另外兩個特點也強化了這種恢復力和生命力：一是不斷擴大社會服務功能，二是流動性特徵。
總而言之，解鈴還須繫鈴人。社會矛盾和社會需求決定了如果不能從社會根源入手就無法徹底剷除恐怖主義，而網絡化組織結構則給予了恐怖組織在一定區域內繼續存活的基礎條件。
參考資料：
埃裡克·施密特《反恐秘密戰：美國如何打擊"基地"組織》，新華出版社
喬比·沃裡克《黑旗：ISIS的崛起》，中信出版社
Jami T Forbes《The Revival of Al Qaeda》，ProQuest Journal
Thomas M. Fitzpatrick《Al Qaeda Origins, Ideology, Goals and Future》，David Publishing Journal
張家棟《蓋達組織現狀與發展趨勢》，國際觀察
蘭迪劉、思彤《當代國際恐怖主義的重大發展變化及其應對策略》，山西警察學院學報
李意《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歷史演變》，國際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