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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多民主？
薩達南·杜梅（Sadanand Dhume）
今年春天，殘酷的新冠疫情第二波重擊印度，將該國另一個全球關注的問題推入幕後: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究竟有多民主？
自2014年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掌權以後，印度在衡量民主健康狀況的幾個全球性指數中的排名已急劇下滑。過去六年間，在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排名中，印度下降了26位，從第27位降至第53位。今年3月，自由之家將印度的級別由「自由」下調至「部分自由」，與厄瓜多、莫三比克和塞爾維亞等國並列。同月，瑞典的多元民主研究所（V-Dem Institute）更進一步，宣布印度已完全不再是一個選舉民主國家。該研究所目前將印度歸類為「選舉獨裁國家」，這比沙烏地阿拉伯等（本處略去一個國家的名字——譯註）「封閉的獨裁國家」高一級，比日本和美國等「自由民主國家」低兩級。在其過去十年間失去最民主陣地的國家名單中，印度排名第七。據此標準，印度的退步幅度不及匈牙利和土耳其，但超過了玻利維亞和泰國。
2019年，印度有超過6億人在大選中投出選票，這一數字約佔合格選民的三分之二。在這個國家，許多人認為，有關印度民主衰落的指控代表西方削弱該國的企圖。「你們使用了民主和獨裁的兩分法」，3月，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一次媒體秘密會議上表示。「你們想要真正的答案？這是偽善。」
在這片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的土地上，這一拳擊式的回應相當奏效。獨立後的印度有一段將任何出錯的事都算到「外國勢力」頭上的塵封歷史，莫迪政府熟練地復興了這一傳統。但這位外交部長的偏離並沒有回答核心問題: 為什麼長期以來因在貧困中守護民主而被視為後殖民世界之異類的印度，突然失去了光彩？
族群式民主
Modi’s India: HinduN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Ethnic Democracy
By Christophe Jaffrelot
656 p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法國學者克里斯多福·賈弗雷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有關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的新著，是一個能找到答案的好去處。賈弗雷洛特認為，在莫迪領導下，印度已蛻變為一個「族群式民主國家」（ethnic democracy），這個國家將佔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約為人口的五分之四）群體等同於整個國民，而將基督徒和穆斯林貶為二等公民，將他們排除在國族形象之外，且將他們暴露在與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有干係的治安團體的憤怒之下。
這一族群化工程有多個層面。首先，在聯邦和邦一級，人民黨政府都訂立法律保護印度教及其象徵物。比如，若干人民黨執政的邦通過的法律懲罰殺牛行為（在虔誠的印度教徒那裡，牛被視為神聖之物），並限制宗教自由，阻止民眾從主流的印度教改信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那些邦通過了這些法律，但沒有改變印度形式世俗的憲法。
與此同時，莫迪政府任命支持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士管理一些聲譽卓著的大學（如新德裡的尼赫魯大學），打壓令人頭疼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由此攻擊左派和世俗主義思想的堡壘。去年，大赦國際援引「由虛假指控構成的步調一致的惡意抹黑運動、各類調查機構的突襲行動、惡意的媒體曝光、恐嚇行徑」，關閉了它在印度的辦公室。
莫迪政府還賦予全國志願者組織（RSS）以合法地位，這個帶有準軍事化特徵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志願者組織擁有近百年歷史，為人民黨提供了高層領導、獨特的世界觀和最忠誠的幹部。自2014年起，印度國家電視臺（Doordarshan）向全國轉播該組織幹事長的年度講話。得益於人民黨在一些邦的選舉中獲勝，全國志願者組織的工作人員進入了多個層級的政府部門工作，這削弱了常任公務員的公正履職。
隨著邦當局鼓勵改寫教科書，這場漸進的意識形態運動已潛入教育系統，包括歷史教學中。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待印度的過去，是透過與中世紀伊斯蘭統治者衝突的稜鏡，而非將那一過去視作包含衝突和合作元素的複雜鑲嵌畫。
最後，賈弗雷洛特認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合謀「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印度的公共領域」。簡言之，這意味著政府和執法機構會庇護印度教民族主義治安團體，令它們免受起訴，並縱容它們攻擊那些它們認為是「反國家」的人士。在大學校園裡，包括全國志願者組織的學生一翼ABVP（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在內，一些右翼青年團體攻擊那些呼喊讚揚克什米爾分裂分子口號，或拒唱民族主義讚美詩《大地之母》（Vande Mataram）的學生。
民主倒退
全國志願者組織或許沒有直接控制那些被冠以印度奶牛保護組織（Bhartiya Gau Raksha Dal）和印度教青年力量（Hindu Yuva Vahini）之類名號的最暴力治安團體，但在人民黨掌權的哈裡亞納邦和北方邦等一些邦展開行動時肆無忌憚。自莫迪當選總理以來，暴徒們私刑處死了至少37名穆斯林，這些人被控殺牛或運送牛隻供屠宰，但往往沒有證據。這些事件絕大多數發生在由人民黨掌權的邦。任何試用印度推特的人或許都見證過這類治安維持活動的網絡版: 攻擊任何被視為批評了莫迪，哪怕對人民黨蒸蒸日上的文化項目的任何方面抱以懷疑態度的人士。人民黨信息技術小組負責人在一次專訪中吹噓說，他指揮著一支由超過120萬志願者組成的軍隊，他們致力於不間斷地傳播該黨的信息。
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如出一轍，莫迪已掏空原本可能制衡其權力的機構。賈弗雷洛特展示了，印度政府如何利用國家調查局（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和中央調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等聯邦執法機構騷擾政治反對派。(假如反對派政客選擇加入人民黨，他們的法律麻煩就會奇蹟般地消失。)政府不斷削弱最高法院，令這家以獨立為榮的機構淪為橡皮圖章，要不就是迴避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政府在2019年突然取消了穆斯林佔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自治權。最高法院有時拒絕執行人身保護令，而這是印度本該遵循的英美法的基石。
2014年，莫迪到訪紐約市。圖：Lucas Jackson / Reuters
政府還對大量曾經是亞洲最活躍的媒體實施嚴格控制。它恐嚇新聞界，手段包括突擊查稅，對電視頻道發布臨時禁令，施壓媒體巨頭解僱桀驁不馴的記者，否則它們就得面對商業利益損失的可能。它還以其龐大的廣告預算吸引媒體，用那些預算影響政治類報導。一批新設立的親政府宣傳頻道晝夜不停地誹謗反對派領導人，稱讚莫迪的優點。自2016年以來，印度在記者無國界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排名中下降了九位，目前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42位。
不論印度的公民社會、機構和媒體面對多麼艱難的處境，選舉長期以來都是印度民主評價中的最光彩奪目之點。印度超大規模的民主選擇實踐以其高投票率為傲，且由歷史記錄不偏不倚的選舉委員會進行督導。
但賈弗雷洛特認為，印度現在已屈從於「選舉威權主義」。印度依舊舉行多黨選舉，但那些選舉缺乏「民主實質」。人民黨任命所謂黨徒進入選舉委員會，並懲罰這個委員會內部的異見人士，由此將政治競爭導向不利反對派的局面。相較於對手，執政黨還擁有巨大的資金優勢，部分原因是引入了新的競選融資形式，即選舉債券，捐贈者將這種債券存入政黨的註冊銀行帳戶。不像其他形式的競選融資，如現金捐贈，這些債券可以溯源至由政府監管的國有銀行。這使得那些向反對派提供大量資金的人很容易遭到政府報復。據一項估算，印度2019年的大選耗資86億美元，超過了據估計為66億美元的去年美國總統選舉花費。
印度監督機構民主改革協會（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發布的報告稱，2017至2018年，人民黨收入佔印度全國性政黨公布的全部收入的近四分之三，是其最大競爭對手國大黨的五倍多。
印度教民主主義與印度民族主義
印度的民主倒退可能是最近發生的事情，但由莫迪操刀加持的意識形態競爭可以追溯到近一個世紀之前。
傳統的印度民族主義旗手甘地（Mohandas Gandhi）領導了印度獨立鬥爭，他被擁躉尊為聖雄。甘地是眾所周知的虔誠印度教徒，但他嘗試團結各不同信仰的印度人共同反對英國的殖民統治。他在1909年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一書中寫道：「假如印度教徒認為印度理當只有印度教徒棲居，那他們就是生活在夢幻之地。」甘地最重要的信徒、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手締造了一個大體符合世俗主義重要標準的政體: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宗奉他或她的宗教，國家認為所有宗教在公共領域都是平等的。但不像法國的是，比如，印度沒有試圖分離信仰與國家，或對社會實施世俗化改造。印度的世俗主義不是立足於迴避宗教，而是力求平等對待所有宗教。
賈弗雷洛特對比了甘地的宗教多元主義立場和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後者是類似「世界各地其他排外的『大地之子』運動」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一種形式。在他看來，19世紀殖民時期，認為印度教徒「微不足道」的那種刻板印象導致印度教徒缺乏自尊，這是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源頭。而且，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人口變化激發了早期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恐懼，即認為印度教徒是一個「瀕臨滅絕的種族」。
最重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理論家維納亞克·薩瓦爾卡（Vinayak Savarkar）是一位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聲名鵲起的無神論者。他列出了民族歸屬的四個標準: 種族、領土、語言和文化。對薩瓦爾卡的信徒來說，只有那些將印度視作祖國和聖地的人，才是真正的愛國者，這樣的信仰自然而然將人們的懷疑投向印度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他們的聖地遠在印度次大陸之外。甘地以將非暴力作為他政治哲學的核心而知名。相較而言，薩瓦爾卡等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譴責這一立場是某種形式的軟弱。
四十多年來，印度教民族主義一直停留在國民生活的邊緣。但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人民黨作為一隻重要力量出現在印度政壇。該黨聲援了在印度北部阿約提亞鎮（Ayodhya）一座16世紀的清真寺所在地為印度教的羅摩神建造一座廟的運動。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聲稱，穆斯林入侵者恰好在據稱是羅摩出生的地點建起了這座清真寺。1992年，一群印度教民族主義暴徒夷平這座清真寺，這在該國許多地方引發了印度教徒-穆斯林的騷亂，但也提升了人民黨的選舉前景，尤其是在人口稠密、講印地語的核心區域。儘管如此，許多評論人士認為，人民黨距離該國主流太遠，因而無力謀取權力。
1998年，人民黨組建了由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領導的聯合政府。部分通過擱置該黨標誌性的文化事項，瓦傑帕伊得以當政六年：建造羅摩神廟; 結束該國唯一穆斯林佔人口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所享有的自治權; 制定統一的民法典，以結束伊斯蘭教法在穆斯林的結婚、離婚和繼承事項上的適用。賈弗雷洛特將自瓦傑帕伊當選到莫迪上臺的1998至2014年稱作人民黨的 「被迫溫和」時期，這是因為，人民黨必須與差不多二十幾個地區性政黨和基於種姓的政黨結盟，而其中許多政黨依賴穆斯林選民。
莫迪狂熱
2014年，莫迪擊潰了中間偏左的國大黨，並領導人民黨成為三十年來印度首個唯一取得多數地位的政黨。他的崛起顛覆了傳統的政治智慧。莫迪展示出，人民黨可以在印度教徒多數派中鞏固足夠的選票，也就是跨越種姓差異，以抵消該黨在基督徒和穆斯林那裡的弱勢，且不再需要在聯邦層面與其他政黨結盟。
賈弗雷洛特認為，莫迪還證明了一些政治學家提出的「溫和論」的錯誤。溫和論認定，選舉政治和治理的強制性，往往會將「激進黨派」改造為「更溫和的政治行動者」。2002年，古吉拉特邦發生了印度教徒-穆斯林的血腥暴亂，當時莫迪擔任該邦的首席部長，自那之後，莫迪首度全國聲名鵲起。那場暴亂致死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數人是穆斯林。
莫迪政治成功的秘訣是什麼？
首先，他獲益於全國志願者組織和人民黨數十年來的努力，那些努力壯大了人民黨在傳統上層種姓的基礎選民之外獲得的支持。莫迪屬於其他落後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印度複雜的社會群體分類中，這是一個人數上佔主導地位，但歷史上處於劣勢的類別寬泛的種姓。莫迪以在自己的家鄉古吉拉特邦一個火車站臺上賣茶而出名，這一平民背景與一度主導印度政治，擁有貴族血統的尼赫魯-甘地家族形成有利對比。
正如賈弗雷洛特援引民粹主義研究者皮埃爾·奧斯蒂蓋（Pierre Ostigguy）的話所說，大批下層印度人（其中許多是年輕人）視莫迪為「一位既像我.又自負的理想人物」。也即，莫迪是那個他們渴望成為的人。和他們一樣，莫迪缺乏炫目的家族血統、光鮮亮麗的文憑和流利的英語。但他可以與世界領導人平起平坐，對那些認定自己比他擁有更高社會地位的人施展權力。
莫迪通過一檔名為「誠摯思考」（Mann Ki Baat）的廣播節目與他的擁躉直接交流，試圖建立賈弗雷洛特所稱的「領袖與其人民之間親密的、基於信任的關係」。他還發起了一系列民粹主義的政府倡議項目，以彰顯他對窮人的關切。那些項目包括「清潔印度任務」（Swachh Bharat Abhiyan）、「總理的人民財富計劃」（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總理的光亮計劃」（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它們的共同特點是: 規模令人瞠目，專注人的尊嚴。「清潔印度任務」已建造6600萬個家用廁所。「人民財富計劃」為窮人開設了4.255億個銀行帳戶。「光亮計劃」為8300萬戶家庭提供了有補貼的烹飪用氣體鋼瓶，它們取代了糞便、木柴和木炭。
同時，莫迪精心營造出了賈弗雷洛特所稱的「世俗禁欲主義」氛圍。賈弗雷洛特指出，莫迪將自己塑造成了類似神秘主義者的人士，「竭力配合一檔享有盛譽的印度政治戲劇的演出」，這部政治戲劇的最重要出演者是甘地。莫迪的傳記和民粹主義招牌大大強化了印度教民族主義在選舉方面的吸引力。
2019年12月，印度北方邦，一名女性與防暴警察。Adnan Abidi /Reuters
對印度的兩億穆斯林少數民族中的許多人而言，這個國家從一個世俗民主國家轉變為族群式民主國家的後果是深遠的。一些人民黨執政的邦已通過法律，制止「愛的聖戰」（love jihad），這是有關穆斯林男性向印度教女性求愛，以之作為一種社會戰爭形式的虛構現象。北方邦是印度最大的邦，由印度教僧侶約吉·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領導。他組建了一支反穆斯林的民兵組織，他反對穆斯林的一些言論令人毛骨悚然，曾將他一度排除在高級公職之外。阿迪蒂亞納特稱穆斯林為「必須加以制止的兩條腿動物」。儘管有過（抑或正是因為）這些製造分裂的訴求，阿迪蒂亞納特仍在北方邦贏得忠心耿耿的追隨者，正如賈弗雷洛特所論，目前在北方邦，「政府首腦、精神領袖和民兵頭目的職能都集中在一個人那裡」。
在第二任期，莫迪草率取消了查謨和克什米爾邦的自治權，並通過了一項公民身份法，這部法律明確將來自三個鄰國的穆斯林排除在快速入籍的便利之外。長期以來，在軍隊、警察和公務員隊伍中，穆斯林的代表性不足，人民黨的崛起見證了這樣的邊緣化向政治領域擴展。自1980年到2019年，穆斯林在直選產生的印度議會下院中的議員數量減少了將近一半，為26人，佔議會總人數的4.6%。與此同時，穆斯林在印度人口中所佔比例上升了近三個百分點，達14.4%。人民黨的303名直選產生的議員中，沒有一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賈弗雷洛特認為，「今天的穆斯林很可能成為印度的新賤民」。
威權主義的種子
賈夫雷洛特的著作是對莫迪政府和人民黨在莫迪治下所宗奉的方向的有利控訴。但一如印度的民主，本書也存在缺陷，這包括若干著名人士的名字被拼錯了。有時候，賈弗雷洛特會偏離正題，轉向陰謀論領域。人們可以合理地認定，在莫迪執政期間，最高法院大體而言已喪失效力，但假如像賈弗雷洛特那樣，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宣稱這可能是因為政府在敲詐法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賈弗雷洛特認為，人民黨的崛起反映了舊精英階層的「印度式保守主義革命」，這一看法並不如他所暗示的那樣直截了當。人民黨或許在講印地語的核心區域遏制了基於種姓的政黨的權力，但它是通過使其領導層的種姓背景多樣化做到這一點的。人民黨僅僅是婆羅門（祭司）和巴尼亞斯（商人)的政黨，這一古老的政治格言不再成立。此外，人民黨很大程度上已經取代了印度講英語的老一輩精英。在這一意義上講，人民黨是一個新貴的政黨，而非特權人士的政黨。
賈弗雷洛特似乎把講印地語的核心區域當成了整個印度的代表。事實上，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跡比他所認為的要更有限。北方邦的基督徒或穆斯林可能生活在對印度教民族主義治安團體的恐懼當中。但很難認定，這一說法捕捉到了非人民黨政府執政的印度東部和南部大片地區宗教少數派的遭遇。今年5月，人民黨在喀拉拉邦、泰米爾納德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邦選舉中遭遇慘敗，這意味著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招牌存在地理限度。
說得委婉一點，賈弗雷洛特對印度的未來並不樂觀。他認為，這個國家已經從一個「事實上的印度教國家（Hindu nation）」轉變成了一個「威權主義的印度教民族國家（Hindu nation-state）」。莫迪已經領會到，在印度，「領袖魅力高於責任」。他的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招牌不只令印度成為一個族群式民主國家，而且為威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思考賈弗雷洛特預言的一種方式是將其視作一種看似合理的最壞情形。過去七年裡，印度走上了一條顯然是非自由主義的道路，這一點毫無疑問。但莫迪仍面臨巨大挑戰，那些挑戰使得宣布印度教民族主義已鐵定收穫勝利尚不成熟。它們包括：經濟不景氣，新冠疫情肆虐，邦政府不合作，與中國在邊境地區局勢緊張，這一屆美國政府可能較上一屆更關注人權問題。印度的自由民主可能岌岌可危。但現在就斷定它是否會倒下，仍為時過早。
（作者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研究員。本文原題「How DemocraticIs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見於《外交事務》2021年9/10月號。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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