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開年，川普突然命美軍成功「斬首」伊朗軍中一號人物蘇萊曼尼，引發國際局勢強烈反彈。
在這一事件中，國家利益、宗教衝突、歷史仇恨、國際勢力深度地糾纏，我們該如何理性認識？
本文剖析伊朗百年歷史，思考巴列維王朝為何在現代化改革中突然崩塌，霍梅尼如何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美國在伊朗歷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這次「斬首」行動對伊朗局勢帶來哪些影響。
本文邏輯：
一、巴列維王朝：合法性困境
二、伊斯蘭革命：現代化悖論
三、霍梅尼時代：法基赫監護
1921年2月18日，禮薩·汗·巴列維率三千哥薩克進軍首都德黑蘭，逮捕大批官員，國王聞訊出逃。禮薩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奪取了政權，伊朗從此進入了巴列維王朝時代。兩年前，英國試圖將伊朗淪為保護國，迫使伊朗國王籤訂英伊協定。這一奴役性協定遭到了伊朗民眾的反對，引發反英潮。英國擔心伊朗國王難以控制局面，遂扶植實權派禮薩取而代之。禮薩政變被認為是伊朗現代化的開端，但其政權合法性，尤其是依靠英國勢力奪取政權，一直困擾著巴列維王朝。禮薩是一個強硬派，他出生貧寒，十四歲從軍，從士兵一步步爬到中校軍銜。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他趁機趕走了俄籍軍官，掌控了哥薩克師，成為軍中實權派。在登基加冕後，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禮薩一方面實行君主立憲制，推動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另一方面儘量遠離英國與蘇聯，收復被蘇聯佔領的領土與主權，試圖奪回被英國控制的石油資源。禮薩崇拜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決心仿效土耳其，通過精英治理的方式，實現富國強兵。禮薩將政權與教權分離，以法國法典為藍本，制定了刑法、商法與民法，以取代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剝奪和限制教士對行政及司法的幹預權。這一改革遭到了教會勢力的強烈反對，禮薩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反對者予以鎮壓。他在北部消滅了蘇聯人支持的軍隊，在南部平定了庫德人的反抗，在西南鎮壓了英國人支持的反叛，在中部掃蕩了分裂活動。禮薩的改革強硬、鎮壓血腥，但不乏進步意義。他還建立學校，推行世俗教育，打擊教會對學校的控制。他下令允許婦女參加工作，廢除教義對女性的不平等限制。1929年頒布法令廢除了頭巾，男女皆可穿著歐式衣服；1935年頒布法令禁止強制婦女戴面紗。這項法令遭到了馬什哈德市宗教勢力的反對，禮薩果斷出兵鎮壓。禮薩展現了開國者（王朝開創者）的快速富國強兵的雄心與魄力。他努力學習西方強國，派遣自己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及百餘人到歐洲留學。禮薩的強勢手腕推動著這個波斯古國向現代化國家演進，工廠興建，城市興起，工人及中產階級湧現，公共教育出現。禮薩對英國人也持強硬態度，他廢止了議會尚未通過的英伊協定，將英國人從伊朗政府及軍隊中趕走，解散了英國在伊朗的武裝力量，遣散了憲兵部隊中的瑞典軍官。當時，英國通過英伊石油公司控制著伊朗的石油資源。這家公司是現在的英國石油公司的前身。在1930年這家公司的採油量在西方世界高居第三位，利潤極其豐厚，但是伊朗政府獲得的利潤分成不及6.5%。第二年，利潤分成降到1.6%，這一舉動引發了伊朗上下的反抗。禮薩下令吊銷了這家公司的租讓權，禮薩因此獲得民眾擁戴，被贊為民族英雄。但是，英國政府對禮薩施壓，兩國重新談判，並在1933年籤訂了為期六十年的新租讓協議。新租讓的面積要比之前少了一半（1938年以後只有原來的20%），禮薩政府每年可以從英伊石油公司獲取豐厚的租讓費和石油稅。在關鍵的石油領域掌控更多的支配權後，禮薩拒絕向英國、蘇聯引進技術，選擇與德國、法國、義大利合作。但是，不幸的是1939年二戰爆發了。兩年後，德軍入侵蘇聯，英國與蘇聯成為了盟友。更重要的是，德軍閃襲蘇軍，快速切斷了蘇軍的補給線。蘇聯迫切開闢新的補給線，英國則渴望重新奪回伊朗石油控制權，於是兩國計劃兵分兩路入侵伊朗，南北夾擊，最終會師德黑蘭。這時，禮薩作出了戰略性誤判。他認為，伊朗只要不倒向軸心國，就不會捲入這場戰爭，於是禮薩宣布伊朗是中立國。他甚至認為，英國只謀求南部石油資源，蘇聯不可能入侵伊朗北部。老國王沒想到，蘇聯企圖生吞了伊朗。英國找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認為伊朗為敵國德國提供便利，放任德國工程師在伊朗從事間諜活動，以破壞英伊石油公司的設施。這場戰爭僅持續了4天，英蘇會師德黑蘭，逮捕了禮薩並將他流放。伊朗的鐵路、通信與石油被英蘇控制。盟軍美國則源源不斷地通過伊朗補給線，投放戰略物資，北運至蘇軍，南運至英法聯軍。1943年11月，美英蘇在伊朗首都召開了著名的德黑蘭會議。可見，伊朗的地理位置，對同盟國來說多重要。這次會議確定美英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與蘇軍東西夾擊德軍。同盟國的目的並不是佔領伊朗，德黑蘭會議對伊朗承諾，戰爭結束六個月內便撤軍。不過，禮薩政權突然倒臺，對巴列維王朝的權威打擊很大。在美英蘇的支持下，禮薩的兒子巴列維繼位。年紀輕輕的巴列維屬於典型的「君主二代」，理想主義治國，妄自尊大，但關鍵時刻又軟弱無力，缺乏其父親的手腕及政治家的睿智。二戰結束後，蘇聯違背承諾拒絕撤軍，並在伊朗北部省份扶植左翼政黨。這股勢力此後雖遭遇打壓，卻成為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重要力量。1949年，蘇聯扶植的左翼政黨刺殺巴列維未遂，伊朗政府取締了左翼政黨。兩年後，巴列維又遭遇了來自民族主義勢力的挑戰。老練的摩薩臺在議會投票中獲勝，被任命為伊朗總理。摩薩臺上臺架空了國王，並推動石油國有化。這讓英國極為不滿，於是英美聯合策動了一場政變，將摩薩臺推翻，巴列維重掌大權。沒有部族基礎的巴列維王朝，其命運始終與英美勢力交錯，兩任國王都是依靠外國勢力策動的政變上臺或立足腳跟。巴列維與其父親一樣，面臨政權合法性的困擾。此次政變後，巴列維與美國達成了交易。巴列維掌控的扎赫迪政府與英美重新籤署石油協議，美國石油資本成了最大的贏家。美國為巴列維提供45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幫助伊朗政府解決財政危機。1960年，伊朗財政再次惡化，經濟危機爆發，不少企業倒閉，失業率超過20%。這一年，伊朗爆發了100多次罷工和反政府示威。1960年底，年輕的甘迺迪當選了美國總統，他調整了對伊朗的政策。甘迺迪上任不久，美國國務院給新總統遞交了一份關於伊朗政策的報告。報告指出，需要提供足夠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經濟崩潰及財政破產，但是國王（巴列維）必須採取一系列政策，比如滿足中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同時，這份報告提醒甘迺迪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並物色替代人選。從1954年到1962年，美國一共向伊朗提供6.8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是，巴列維依然難以控制局面。1960年巴列維承諾自由選舉，但選舉卻舞弊猖狂，遭到更多人的反對。面對糟糕的局勢，巴列維再次向美國政府求助。甘迺迪同意繼續提供巨額貸款，但條件是巴列維必須啟用自由派人士進行社會改革。巴列維後來回憶說：「美國人想要石油和它的人擔任首相。這個人就是阿米尼。最終壓力太大，我無法抗拒，尤其是甘迺迪當選總統之後。」阿米尼上臺後強行解散議會，以「毫無阻礙地進行至關重要的改革」。但是，阿米尼僅執政14個月就被迫辭職。有學者猜測，1962年春夏之交，巴列維訪美與甘迺迪達成默契：美國拋棄阿米尼，巴列維親自主持社會改革。1963年1月，巴列維頒布了六大改革計劃。這就是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白色革命」。這六項計劃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出售國企，工人參與公司分紅，讓婦女享有選舉權，農村「掃盲」。這些改革，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或西方式改革，其實是繼承了巴列維父親的改革思路，本質上是通過國家現代化來強化巴列維王朝的合法性。當時議會被解散，巴列維為了獲得民眾支持，採取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是否改革。結果，贊成票達99.9%，絕大部分農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維的改革。巴列維的改革成果是顯著的。伊朗的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從1963年到1976年，伊朗GDP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過11%。到1976年，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將近一半的人口擺脫了「文盲」。社會風尚煥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歐美國家一樣時尚，可自由戀愛，言論開放，且擁有選舉權。但是，令世人感到困惑的是，巴列維王朝正是在經濟持續繁榮、社會持續開放十餘年之際突然倒臺。有人將巴列維王朝的失敗歸咎於自由主義改革，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巴列維王朝的崩潰其實是獨裁政府現代化改革的經典案例。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在1962年提出關於「革命何時爆發」的「戴維斯J曲線」。戴維斯認為，貧窮本身不足以引發革命。最容易爆發革命的國家不是封閉國家，也不是開放國家，而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這種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穩定性降低，經濟持續增長，一旦經濟失速，可能導致現實與期望的失調。這種心理挫折感，及開放後對不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法國歷史學家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後，提出了革命爆發的「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巴列維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及國家機器，還有美國撐腰，卻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輕率地繳械投降。其實，巴列維王朝陷入了獨裁君主的國家現代化改革「悖論」。獨裁君主推行國家現代化改革，是一條自毀「江山」的過程。改革中的獨裁君主制，只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臨時制度。只要繼續推進現代化，獨裁君主最終會失去政權，最好的結局便是如英國女王、日本天皇依然享有國家象徵的至高榮耀。巴列維王朝的兩任國王不得不大力推行國家現代化以強化王朝的合法性，但是現代化改革必然加劇其失去政治勢力，削弱其政權的合法性。與多數力推改革的君主一樣，巴列維一邊大力推動經濟及社會改革，一邊又努力撈取經濟利益，強化政治統治。巴列維修改憲法，國王擁有擱置議會通過的任何財政議案的權力，組建了針對反對勢力的情報部門「薩瓦克」，還下令廢除了兩黨制，實行一黨制。為了打壓伊斯蘭教什葉派勢力，巴列維刻意強化伊朗的雅利安血統，波斯帝國的君主制傳統。同時，巴列維對內鎮壓一切反對勢力。不過，巴列維改革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創富效應壓制了人們的不滿，教會、農民及中產都對巴列維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經濟改革的成就衝昏了巴列維的頭腦，從七十年代開始大搞樹立國威、粉飾太平的全國性奢靡活動。1976年，廢除伊斯蘭教曆，採用以25世紀前波斯帝國成立開始計算的皇曆——旨在去伊斯蘭化。七十年代，伊朗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石油出口，但王室把持了石油資源，出口創匯利潤無法惠及國民。1973年10月，為了打擊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伊朗與阿拉伯國家聯合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並對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價格短時間內翻倍，巴列維被巨額的美元外匯衝昏了頭腦，忘記了自己手上的錢是從哪裡賺來的，自己手上的政權是怎麼來的。巴列維高調宣布，要將伊朗建設成為世界第五大工業國及中東軍事強國，復興波斯帝國的「偉大文明」。當時，整個伊朗的信心指數爆棚，期望值拉升，街道上瀰漫著石油、美元與航母的味道。巴列維拿著大把美元去購買美國的武器，大規模武裝軍隊，以及監控組織薩克瓦以強化統治。從1972年到1976年，美伊訂購的軍火合同高達104億美元。但是，從1974年開始，伊朗經濟開始失速，通脹率快速上升，1975年經濟陷入負增長，1976年反彈，1977年又是負增長，1978-1979年增速超過-10%。經濟一旦失速，海面之下湧動的不滿、憤怒與仇恨就噴湧而出。巴列維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視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嚴重傷害了伊斯蘭教會的經濟利益及信徒的情感。巴列維採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將土地折合為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給農民。農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覺被欺騙了。同時，大批的農民流向城市，經濟失速時，大批失業的農民工，又無法回農村耕地。七十年，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過3300萬，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過一半不到20歲。他們成為了一股難以控制的革命洪流。另外，曾經被巴列維鎮壓的民族主義勢力、憲政自由派、左翼政黨、工會勢力及失業工人也開始蠢蠢欲動。從1977年開始，伊朗逐漸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反國王運動。1978年，各城市遊行示威不斷升級，遊行群眾高呼「打倒國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蘭教國家」。不少遊行隊伍都抬舉著一個老者的畫像，他就是霍梅尼。霍梅尼是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領袖，他是巴列維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對者。他曾經公開辱罵巴列維為「卑鄙可恥的人」、「美國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擊巴列維的政策破壞了伊斯蘭的傳統，讓伊朗淪為一個毒品、酒肉、妓女泛濫的國家。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並將其流放到海外長達14年。霍梅尼大多數時間都在伊拉克聖城納傑夫，他堅持鬥爭在伊朗及伊拉克什葉派中贏得了威望。很多人不解，巴列維怎麼會坐視示威升級，被手無寸鐵的霍梅尼推翻？難道靠嘴巴也能說出個政權來？當時，幾乎所有的必然與巧合都湊在了一起。在這個節骨眼上，歷史打了個盹，就變成了今天這樣的伊朗。首先美國的態度極為關鍵。當時美國卡特總統，對巴列維的支持態度並不堅決、明確，甚至猶豫不決。1974年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導致美國引發了二戰以來最為嚴重、持久的一次滯脹危機。卡特政府在短暫的四年執政生涯都在疲於應付高通脹、高失業、工會談判及物價管控。卡特因此極為痛恨中東石油商，他呼籲美國民眾節省石油消費，不要上阿拉伯人和石油商的當。另外，卡特當年標榜國際人權外交，獲得不少民眾支持。他上臺後實行「隱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民眾。而當時，伊朗的人權記錄並不理想，這讓卡特政府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因此卡特對是否支持巴列維鎮壓反對派顯得猶豫不決。卡特政府的猶豫態度，讓巴列維等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了1978年，伊朗反對運動遍布全國，巴列維已陷入群眾的汪洋大海。這時，巴列維一直得不到美國政府明確的指示，決策左右搖擺，軍隊猶豫不決，官僚隊伍人心渙散。1978年9月8日，在德黑蘭的一場示威中，軍隊鳴槍示警無效，終於朝繼續前行的人群開火，造成89人死亡。已經流亡國外的霍梅尼開始大肆對外宣傳政府屠殺了4000名平民。在關鍵時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軍中，強調要避免伊朗爆發內戰。軍隊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採取中立態度。11月6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臺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作出道歉，並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霍梅尼趁機鼓譟群眾，宣稱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維這個「軟蛋」。這時，巴列維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群眾更加相信，美國人不可能支持這個不久於人世的國王，巴列維的支持者也紛紛倒戈。1979年1月巴列維以「休長假」為由被迫逃離伊朗。這時伊朗出現權力真空，幾十萬裝配精良的軍隊陷入群龍無首，一些軍隊及官員立即倒戈。有人認為，癌症打擊了巴列維的鬥爭意志。流亡海外的巴列維碾轉多國治病，但心中依然保持著天真樂觀的想法。他認為，這是1953年政變的重演，美國會擁立他兒子為新的國王。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美國再次陷入滯脹，卡特總統無暇顧及伊朗問題，更緊迫的是需要儘快提高就業率，促進經濟復甦，以爭取連任。另外，歐美國家太清楚獨裁君主的現代化宿命。早在100多年前，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到英國，與科布登、布賴特一起推動反穀物法運動時就預言，曼徹斯特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將終結殖民主義。以自由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套保護公正、自由及私有權的制度。國家現代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獨裁君主卻將其視為強化統治的手段。最終，國家現代化改革催生的自由思想、個人勢力及權力訴求，不斷地挑戰獨裁君主的勢力範圍。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更加明確地指出這問題。他認為，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現代化的成功又削弱了君主制的合法性。當巴列維陷入這種困境時，他採用的自保手段幾乎是自我毀滅式的：一方面進一步推行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死死控制著政治權力和石油利益不放。巴列維臨終前懺悔地說：「我的致命錯誤之一是盲目追隨西方，相信美國的友誼。我讓國家超出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實行民主和現代化。」其實，巴列維王朝的倒臺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局，只是巴列維的愚蠢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看過太多君主（專政）政府倒臺，他們通常選擇順勢而為，另選更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合作。前有國民政府倒臺，今有巴列維王朝倒臺，後面還有阿根廷和韓國軍政府倒臺。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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