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揭開武官的神秘面紗
——我的武官生涯（一）】
中企思智庫：
作為第九屆《今日經濟》大會的演講嘉賓，羅援將軍將於11月4日下午在保定白石山為全體與會代表們帶來精彩的主旨演講。
從即日起，我們將連載羅援將軍的力作《鷹膽鴿魂》中的《我的武官生涯》一文，與您一起走進中國武官的神秘世界。
1991～1993年，大概有一年八個月的時間，我擔任了中國駐丹麥國防副武官。雖然時間不長，但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能在大多數人的眼中，武官是很神秘的，甚至有人以為武官就像電影中的間諜007一樣，時不時要飛車、交火、竊取情報。但實際上，它與間諜是兩碼事。
武官是我國派往駐在國武裝力量的代表，主要職責是和駐在國搞好軍事交往，加強軍事合作、軍事聯繫，其次才是情報官員，俗稱「白手套」。儘管在各國看來，武官搜集情報的職責是心照不宣的，但無論如何，武官都是以一個外交官的身份對外出現的。
武官跟間諜最根本的區別是，前者是在駐在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用一種公開的身份、公開的手段，來獲取一些公開的信息，既不使用非法手段，也不會顛覆駐在國安全。與其稱之為搜集情報，我們更願意稱之為獲取信息。而後者則相反。
此外，各國還設有專門的機構對武官進行管理和聯絡，方便武官之間進行信息交流。武官有外交豁免權，倘若武官違反駐在國法律，則極有可能會被驅逐而不是逮捕。
就我國來說，武官主要由相關職能部門派出，也有一部分是從野戰部隊、軍隊院校和科研單位中選拔出來的，標準相當高：不僅業務上要精通，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必須過硬。
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總理曾召集一大批有戰爭經驗的將軍擔任新中國第一代武官，主要派駐社會主義國家。
丹麥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它在1950年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所以我們也派駐有武官。儘管丹麥曾經就所謂人權問題與我國有過個別的小摩擦，但總的來講，我們跟丹麥不存在什麼根本性的利害衝突，關係相對不錯。等到我被派駐丹麥的時候，這已經成為一種外交制度的延續了。
20世紀90年代，我正在軍事科學院工作，得知相關職能部門需要招一批既懂作戰，又有些軍事理論，還有一定外語基礎的人才，作為武官力量的補充，我就鬥膽去報考了武官班，沒想到竟然考上了。後來，又到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防大學進行培訓，最後被派駐丹麥。
其實，做武官一點兒也不神秘。我們平時都是從公開的信息中或者通過武官之間的交流，來分析、獲取有用的信息，為我國所用。正因為這種頻繁的交往，使得我們同很多國家的武官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也為我們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不少便利的條件。
比如，丹麥屬於北約組織，我國則不是，所以有時候武官團裡的活動就不會邀請我們，有些信息很難及時獲取。但我和某國駐丹麥的武官交情很深，他經常邀請我到他們家裡去做客。
有一次他告訴我，他接到了通知，要去參加丹麥銷毀「百人隊長」坦克的活動。得知我不在此次活動的邀請範圍後，他便主動提出帶我去。於是我開著車，載著他們一大家子到了現場。
畢竟我是黃皮膚、黑頭髮，很扎眼，一下車便成為記者追逐的對象。他們紛紛問我，為什麼能到這兒來參加北約的活動，我一時之間不便回答，於是靈機一動，跑到觀眾席裡把那位武官的小孩抱了起來，開始逗小孩玩。記者見狀，也就不好再進去繼續追問了，我則順利地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但這不是我們偷偷摸摸地搞來的，無非就是我沒有受到邀請，但是「曲線救國」，通過別的途徑迂迴地達至到自己的目的。
除了獲取信息，武官還有很多事務性的工作，為我國與駐在國之間的軍事交流、軍事合作提供保障。比如，現在常見的聯合軍演，或者國家領導人、軍事代表團等到駐在國出訪，前期都是由武官與駐在國來進行溝通，並在其出訪丹麥的時候做好服務工作，保證其出訪安全。
我在丹麥一年多的時間裡，就曾接待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李瑞環、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吳儀等中央領導人對丹麥進行訪問。我國軍事五項隊到丹麥參加比賽，我們為他們提供了相關國家的情況，還要安排住宿等，做好整個賽程的接待工作。一些軍工企業來進行技術交流，也都需要我們協助其工作。
同樣的，我們也要聯繫駐在國的國防秘書，為駐在國軍事人員訪問中國安排日程。另外，我們還擔負著我國使館的安全保衛任務。
由於丹麥這個國家比較小，所以我們只派駐有國防武官，武官處裡也就是三四個人。但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就不同了，我們派駐的國防武官還下設有陸軍武官、空軍武官、海軍武官等，都是從不同軍種中派出的。他們的級別比較高，國防武官是由副軍級幹部來擔任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