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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古史辨派科學求真精神，促成傳統文化現代轉型
史學走向公共領域是普及史學，讓更多的人參與史學，讓史學獲得廣泛的運用與認同空間，這樣史學才有未來，科學求真的精神才能深入社會，社會也才能深刻地現代轉型。現代史學無堅不摧，同時也以它深厚的歷史文化脈絡為時代注入底蘊和人文精神。所以新古史辨在致力於科學求真現代史學精神的同時，也積極回應和推動公眾史學。誠然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公共或公眾史學的前提是嚴肅的科學求真神精，不是為迎合大眾而庸俗化，更不能因之而放棄史學原則，而是在發現和適應公眾需求的同時，讓史學的精神普及，擴大史學的基礎，讓史學長青。
這篇文章比較翔實地梳理了公共史學在美國興起的原委、經過和問題挑戰，對我們理解公眾史學有很大幫助，是以推薦。
摘 要：公共史學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現在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美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作為一個新興的史學領域，公共史學激發了一系列的辯論：史學的功能、史學的「公共性」、史學與公民建設以及公共史學與傳統專業史學之間的關係等。這些辯論一方面反映了美國社會圍繞歷史解釋權的歸屬而展開的政治衝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國專業史學界面臨的多重「危機」。
關鍵詞：美國、公共史學、傳統史學、公民建設
「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是當代美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它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中葉，現在已經頗具聲勢和規模。目前，全美近百所大學的歷史系都設置了公共史學的研究生學位項目，公共史學課程也進入了許多高校歷史系的本科教學。1978年，美國史學界創辦了專業期刊《公共歷史學家》(The PublicHistorian)。1980年，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ational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以下簡稱NCPH)成立，它成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從事公共史學研究和公共歷史實踐的「公共歷史學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儘管在教學課程設置、確立專業規範和評估標準方面，該領域仍處於探索階段，但是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它開闢了史學研究和史學應用的新途徑，對傳統的學院派史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鑑於國內較少關注美國公共史學的發展，本文將考察它的起源、發展和演變，並就它引發的相關論題，尤其是它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以及史學與美國公民建設的關係，提出一些看法。可以說，了解公共史學以及美國史學界圍繞它所展開的討論，對於我們思考中國史學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起源
公共史學在美國史學界的興起似乎帶有某種偶然性。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史學界遭遇了一場空前的危機：傳統史學博士培養過多，許多史學博士完成學業之後，無法在大學裡找到合適的教職，被迫改行，脫離了史學界，造成了人才的極大浪費。根據1977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對144所可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高校所作的一項調查，1976—l977年獲得史學博士學位的1605人中僅有52％的人獲得了高等院校的教職，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約37％)獲得的僅僅是半職工作，而將近32％的人因在學術界謀職無望，只得離開史學界，到其他行業謀職。美國的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聯繫非常緊密，供需關係明確，史學博士就業無望的狀況嚴重打擊了各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項目，尤其是對各州立大學歷史系造成巨大的潛在傷害。這些學校的學術競爭力處在第二梯隊，其畢業生很難與一流大學訓練出來的史學博士競爭有限的教職，如果不能找到一條解決研究生就業的出路，其研究生項目就可能面臨關門的危機。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歷史系當時就面臨這樣的困境。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ey)後來回憶了他與同事韋斯利。詹森(WesleyJohnson)曾就此令人堪憂的前景在辦公室進行數次長談的情形。當時他們希望找到一條擴大史學研究生就業的新渠道，以便繼續吸引愛好歷史的青年前來就讀，使本系的研究生項目能夠繼續保持活力，不至於因為市場的因素而遭到校方的裁減乃至撤銷。凱利和詹森認為，保住研究生項目就將保證「歷史系繼續成為具有思想活力的地方」，並拓展史學研究和史學教育的前景。公共史學便是他們提出的挽救歷史系研究生項目的一種辦法。
1976年凱利和詹森利用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的一筆為期三年的基金，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開始了公共史學研究生項目的試驗。當年該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史學研究生，共9人。因為是試驗，該系最初只是將公共史學作為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的學位路徑之一(換言之，學生在選完必修課程之後，可以在傳統的論文寫作和公共史學的訓練程序之間進行選擇，來決定自己完成研究生學位的路徑)。最初的課程設計，仍然強調傳統史學對基礎知識、外語、史學方法和史料分析等的專業訓練，即便是選擇公共史學的學生也必須完成這些基本訓練，並通過傳統的口試後，方可進入專業訓練階段。公共史學的專業課程主要包括兩門高級研討課(seminar)，其中一門注重訓練學生從事公共史學的能力，另外一門則強調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訓練。根據凱利的總結，在第一門課上，教授與學生一起討論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公共史學家的職業操守(具體說，就是在遭遇外界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史學家應該如何堅持求真的基本史德)。他們特意請來一些曾在公共領域工作過的歷史學家，到課堂上現身說法，與學生分享實踐的經驗。該課還要求學生深入到「公共領域」的第一線一一地方政府部門、社區、公司、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地實習，進行「任務導向型」 (mission—oriented)的研究，學會與不同的機構、群體(包括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檔案人員、新聞記者等)打交道，從中獲得研究材料。該課程還要求學生學習一些行政和管理技巧，包括組織研討會、編輯簡報、為期刊撰稿、寫作基金申請報告等，這些技能顯然都不在傳統史學研究生課程之內。另一門研討課則注重訓練學生如何在歷史研究中掌握和運用其他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方法。此外，該項目積極鼓勵學生拓寬知識面，並特別強調團隊合作精神。這種訓練帶給學生一種嶄新的研究生經歷和感受，相對於本系在傳統路徑中接受訓練的學生而言，公共史學項目的學生之間往往能夠建立起一種更為深厚的個人友誼和團隊協作精神。課程訓練結束後，學生離開學校進行六個月的帶薪實習(salaried internship)，並根據實習的內容，寫出研究報告(類似論文)。學生實習的研究項目包括：城市用水權的問題、機場噪音、洛杉磯市文官制度的歷史、國家公園管理局的運作，等等。這些實踐為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創造了有利條件。該項目最初兩屆學生在畢業後大都找到了與項目培養目標相吻合的工作。
通過這個試驗項目，凱利和詹森摸索出了一些培養公共史學研究生的新方法，也對「公共史學」的概念做了更為清楚的界定。在1978年《公共歷史學家》的創刊號上，凱利第一次公開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學)的概念，並對其作了如下定義：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公共史學指的是歷史學家的就業(方式)和在學術體制外——如在政府部門、私有企業、媒體、地方歷史協會和博物館，甚至於在其他私有領域中——(所使用的)史學方法。公共歷史學家無時不在工作，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特長而成為「公共進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當某個問題需要解決，一項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資源的使用或行動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規劃時，歷史學家會應召而來，這就是公共歷史學家。
可以看出，凱利在此時使用「公共史學」的概念時，主要是指史學知識和史學技能運用於學術界以外的場所中，這些場所包括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大眾媒體、各地的民間歷史學會或組織，以及各種各樣的博物館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公共史學家」的工作視為「公共進程」的一部分。什麼是「公共進程」?凱利並沒有展開說明，但不難理解。這裡的「公共」既可以理解為「公共事務」(如政府部門和社區的決策、由納稅人支持的中小學歷史教學等)，也可以理解為「公眾社會」(包括向公眾傳播信息和提供知識的媒體、電影、電視、出版業等)，還可以理解為「公眾文化」(如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歷史遺址、紀念場所或公眾紀念活動等)。公共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運用歷史學家的知識與技能，在「公共領域」中發揮作用。
表面上看，凱利的定義帶有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色彩，這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凱利本人對此也毫不諱言。在《公共歷史學家》創刊號的「編者按」中，同為公共史學運動發起人的詹森對公共史學的本質和定義做了說明。他提出，公共史學是「一種多維度的新興史學領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 history)，它可以有效地將傳統史學訓練中缺失的許多內容組合起來，將歷史研究的技能運用到學術界之外的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他指出，公共史學的最基本特徵就在於它是一種「使公眾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歷史學科。他隨即列舉了歷史學家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的8個「公共領域」：1．政府機構(幫助各級政府做出相關的政策分析和評估)；2．商業(研究商業決定的起源，進行政策分析，書寫企業成長的歷史)；3．研究機構(進行專項和定向研究，包括開展口述歷史的項目等)；4．媒體(為電聲、電影和印刷媒體的作品提供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從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籍的編輯與出版等)；5．歷史遺址保護(進行歷史遺址的測繪、評估、環境保護等)；6．各地的歷史學會和家族史協會、博物館等(研究地方志、歷史展覽或地方的歷史項目，提供專業諮詢，進行史學審查等)；7．檔案和歷史資料管理(管理和主持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評估和管理工作)；8．教學(在大學講授公共史學的課程，培養人才)。①詹森駁斥了將公共史學理解為「實用史學」 (appliedhistory)的說法。他認為，將專業史學(academic history)與公共史學的關係類比成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所謂「基礎研究」與「實用研究」的關係是沒有意義的。公共史學家的訓練無疑會包含「實踐」的內容，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同樣也是一種「基礎研究」，也是在創造新的知識；他們同樣需要具備專業歷史學家的訓練和技能，他們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們對自己成果的質量要求與傳統專業歷史學家並無二致。兩者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他們的資助機構和僱主所建議的研究種類中來設想和創造(研究的)題目」，他們沒有專業歷史學家所擁有的隨心所欲地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即便他們有解決現實問題的目的，凱利和詹森對公共史學的原始定義卻包含了一種重要思想，即歷史學家必須將自己的史學知識與技能應用到與公眾相關的事務中去，大學歷史系必須承擔起一種社會責任，為社會培養掌握歷史知識、能夠為公眾事務提供具體和現實幫助的人才。換言之，史學必須為公眾事業服務，歷史學家應該在公共領域和公共話語中發出有分量的聲音，而不是關起門來躲進象牙塔，自說白話，與現實隔絕。他們所定義的「公共史學」實際上隱含了「公共領域中的史學」(history in public)的涵義，但這種理解要到數年之後才逐漸演變成為公共史學的一個核心概念。在論述中，凱利以耶魯大學美國南部史專家範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和著名黑人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等歷史學家對1954年布朗訴託皮卡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參與為例，來說明公共史學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但當時，他和詹森並沒有直接挑戰專業史學，也沒有把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對立面。相反，他們更多的是將公共史學看成專業史學的一個分支，看成是接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人進入公共領域的一種自然延伸。
發展
其實，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和中期，除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外，其他一些學校也在探索培養史學研究生的新途徑，如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當時在歷史系設置檔案學專業，中田納西州立大學(MiddleTennesseeState University)開設了歷史遺址和遺產保護專業等，但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公共史學項目直接提出了公共史學教學的宗旨和方向，對推動公共史學運動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賦予了公共歷史學家一種專業身份認同，由詹森等人發起創辦的《公共歷史學家》則為該領域的發展搭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學術平臺。l978—l980年間，一系列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會得以舉行，這些討論會吸引了專業歷史學家和那些在政府部門、博物館、檔案館等工作的史學工作者參加。這些會議直接推動了公共史學領域的組織化。1980年5月，全國公共史學委員會(NCPH)成立，成為公共歷史學家的專業學術團體。該學會成立後，將《公共歷史學家》作為學會的學術期刊，並出版會員簡報，召開年會，與包括美國歷史學家學會(OAH)和美國歷史學會(AHA)在內的全國歷史學專業組織建立了合作關係。 NCPH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歷史學家的聯繫網絡，鼓勵大家相互交流教學經驗和研究信息，尤其是交換公共史學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實踐項目和工作機會的信息。它同時還擔負起推廣和普及公共史學教育的工作。l98l一1985年間，NCPH出版了名為《教授公共史學》(Teaching Public History)的季刊，鼓勵各高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設計和發展公共史學的教學和研究生項目，推動該領域教學的專業化。1986年，NCPH發布了《美國公共史學教育指南》(Public History Education in America：AGuide)的報告，其中列舉了美國高校開設的，公共史學項目的名單租情況。1990年NCPH公布的報告指出，當時美國有54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專業。根據2010年NCPH網站公布的信息，目前開設公共史學專業碩士生項目的美國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學開設了公共史學的博士學位項目。
公共史學教學的迅速發展要求建立該新學科的教學規範和評估標準。1988年NCPH專門組建了評估委員會(Committeeon Accreditation，後改名為「專業標準委員會」)，對自稱設有公共史學的150所大學進行調查並收集資料，但因為學科評估牽扯麵甚廣，各高校公共史學項目的內容設置並不統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相：關專業的專業性組織的存在(如全國歷史遺產保護委員會、美國博物館學會、美國檔案館員學會等)，NCPH作為一個綜合性專業組織，不便也無法參與這些具體領域的教學評估標準的制定，所以公共史學評估沒有得到批准。但是，NCPH沒有放棄對公共史學教學的監督。它設立了專門的教育委員會，負責為公共史學的教學提供平臺，並向新建的教學項目提供課程大綱和教學參考資料。2008--2009年間，NCPH的「公共史學課程和訓練委員會」(NCPH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Committee)頒布了兩項重要的項目建議，分別對公共史學碩士項目和本科項目的課程內容和構成提出了指導性建議。關於碩士項目的建議指出，公共史學的訓練與傳統的博物館研究、圖書館學和檔案學的訓練有很大的不同，儘管公共史學家可能會在博物館等公共領域就職，但他們的功能是不同的，他們除了掌握史學研究的技能外，還必須具備「一種對利益攸關者的興趣保持敏感」和「從思想高度來掌控歷史內容」的能力。該建議稱，一個最理想的公共史學研究生項目應該為學生提供堅實的史學內容和研究方法的基礎訓練，並以獲取教育經驗和技能訓練為導向。學生必須要為在「公共領域」中實踐歷史學做好準備，這個領域要求他們對共享的解釋權(shared authority)、反省式的教育實踐(reflexiveeducational practice)、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政治敏感(political sensitivity)等價值觀具有高度的認同和準備。
儘管各學校的教學計劃有所不同，但他們的公共史學教學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徵。根據長期從事公共史學教學的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教授、公共史學項目負責人舒爾茨(Constance Schulz)的總結，美國公共史學教學在目的、主題和構成方面都已經達成了共識。在目的(purpose)上，公共史學訓練學生掌握傳統史學研究、解釋和寫作的技能，幫助他們將這些技能應用於眾多的公共領域，使歷史知識和歷史闡釋有助於思考現實問題，並力圖準確理解原始歷史材料。在主題(theme)方面，公共史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是：了解和理解原始的歷史材料並不僅僅局限於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築物、遺址、場景、文物、口述記憶、影像資料和電子文獻等；公共歷史學家必須學會在同時兼顧地方、區域、民族國家、文化和主題歷史的背景下來思考具體的歷史問題及其細節；歷史學家的工作經常是團隊工作，歷史學家必須學會與其他人進行合作。在教學內容(elements)方面，公共史學教學應做到：保證學生擁有史學研究和寫作的過硬技能，並熟悉至少某一領域的史學發展；學生應掌握在某一公共領域(如博物館、檔案館、公司或企業、歷史遺址)進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論原則和操作技能；學生應該擁有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從事實踐的機會。從實踐的過程來看，這些共識確實得到了貫徹和實施。絕大部分的公共史學項目都設在歷史系，保證了紮實的史學訓練。幾乎所有的公共史學項目都保證給予學生參與實習的機會。
與傳統的專業歷史學家相比，公共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受眾是不同的。他們必須同時面對學術界和學術界以外的「公共領域」中的不同群體。他們的研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知識追求，而是必須為滿足現實的需求提供線索和答案。公共歷史學家使用的材料必須是多元的、開放的，而不僅僅限於文字史料。許多學校的公共史學教學大綱都反覆強調學生必須重視照片、電影、文物、口述歷史、建築結構圖、環境狀況記錄等，並將它們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析材料。此外，公共史學的研究方法也必須是多元的、跨學科的．許多公共史學的訓練項目都特意增加了歷史地理、藝術史、民俗學、商業管理、政策研究、圖書館和信息管理學等學科的訓練。自然，在公共史學開始興起的時代，傳統的專業史學研究也越來越注重從其他學科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和技巧。1982年度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伯納德。貝林(BernardBailyn)曾呼籲歷史學家必須吸取和學習統計學、文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但正如舒爾茨所指出的，在美國史學界。公共史學的出現對推動交叉學科史學研究模式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也為後來大量出現的公共史學成果所證實。
公共史學的發展並非僅僅局限在教學範圍之內，近年來，一些研究專著的出現證明了公共史學對專業史學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並對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學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範例。例如約翰．博德納的《重塑美利堅：20世紀的公共記憶、紀念活動與愛國主義》結合方興未艾的公共記憶研究、區域研究、族裔研究和亞文化研究，對不同種類的公共記憶和象徵進行了研究，從社區、區域和國家三個層次來觀察公共記憶的形成與演變。戴維·格拉斯伯格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受了傳統的專業史學博士訓練，但最終成為了一名公共史學家。他在科羅拉多州弗德臺地國家公園工作數年，積累了豐富的公共史學實踐經驗。通過研究美國人對不同戰爭的記憶和表述、新英格蘭城鎮和加利福尼亞地域的發展，他緊緊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來分析美國公眾歷史感的形成及其內涵，並將自己的研究稱之為「新記憶研究」而與傳統的記憶研究相區別。在他看來，傳統的記憶研究關注一個群體或一種機制對於過去的信仰，而新記憶研究則關注公共領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歷史記憶的交織和衝撞。換言之，「地域」也是一種組織和建構記憶的媒介，而公共史學關注的正是社會、社區和群體的「傳統」是如何被編織起來的，即所謂「傳統的社會組織化」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過程。凱瑟。斯坦頓則通過考察美國早期紡織業基地洛厄爾國家歷史公園，來探討這個著名國家遺址公園在呈現歷史記憶方面所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羅伯特·科克則記述和分析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對內戰的不同記憶。安·登科勒則將種族關係與公共記憶結合起來，展示了公共歷史學家在表述歷史時所面臨的挑戰。我們同時看到，公共史學的發展已經不再僅限於美國，而且擴展到英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紐西蘭等國家，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公共歷史學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弗萊士的論文，該文考察了中國山東省對歷史遺址和博物館等「公共史學」項目的管理。
困惑
公共史學運動和NCPH的建立擴大了「公共史學家」的隊伍，但同時也產生了如何定義和定位「公共史學」學科的問題。當凱利和詹森在加州大學創建公共史學研究生項目時，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專業的公共歷史學家」(professional public historian)，他們仍然是將「公共歷史學家」看成是傳統的專業歷史學家(academic historians)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歷史學的專業訓練則是專業歷史學家和公共歷史學家共享的身份認同。然而，今天，NCPH的會員已遠遠超出了這一範圍。該組織的會員背景複雜多樣，包括了博物館的專業人士、歷史學顧問、政府部門中的歷史學家、檔案館專業人員、歷史組織的管理人員、大公司和商業界的歷史學家、文化資源管理者、圖書館和博物館館藏負責人、電影和媒體製片人、口述歷史學家、政策諮詢顧問以及對公共史學感興趣的大學教授和學生、中小學教師等。該組織歡迎任何「在公共領域中從事歷史實踐」(public practice of history)和對此有興趣的人士成為其會員。成員背景的多元化給「公共史學家」的定義帶來了困難。與美國歷史學會和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不同的是， NCPH的會員並不都是接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到底什麼人可以稱之為公共歷史學家?即便在公共歷史學家內部也存在不同意見，這也是為什麼專業歷史學家對公共史學家一直抱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與之相關的是「公共史學」的定義。作為一個開放性(open-ended)的學科，公共史學可以涉及歷史研究的任何主題，正如公共史學家自稱的「到處都是公共史學的天地」。它同時又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它大量借鑑社會學、人類學、統計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許多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涉足公共史學的課題。公共史學成了「萬金油」(jack—of—all—trade)，無所不能。到底什麼是公共史學?凱利的原始定義似乎已經不足以覆蓋新的內容和需求，而整個領域又缺乏一個統一和權威的定義。在此我們僅舉兩例：
公共史學「是一種普通群眾能夠看得見、聽得著、讀得懂並能解讀的歷史」。公共史學家依照專業史學的方法，「強調使用非傳統的史料和表現形式，重新設置問題，通過這個過程創造一種富有特色的史學實踐」。「公共史學也是一種屬於公眾的史學」……通過強調史學研究的「公共語境」(public context)，公共史學培養和訓練歷史學家，使他們能夠將自己的研究轉化為學術界之外的聽眾可以接受的東西。
公共史學是一種應用史學。它基於這樣一種認知：歷史不僅僅是在課堂上講授的，而且是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通過不同的方式習得的。公共歷史學家通過類似於信息傳播給廣泛的大眾。他們是原始材料或二手材料的提供者，他們經常向需要的人提供信息，便於對方通過展覽和研究形成自己對歷史和歷史事件的看法。
2007年，NCPH董事會根據該組織年會的決議，起草了一個關於公共史學的定義，將公共史學同時界定為一場運動(movement)、一種方法論(methodology)和一種方式(method)，其目的是「推動對歷史的合作研究與實踐」，公共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將「自己的特殊見識」以「易懂的和有用的」方式傳遞給公眾。同時，採用「運動」、「方法論」和「方法」的說法，說明NCPH意識到公共史學本身的複雜性和多重性。將該領域的目的界定為「推動對歷史的合作研究與實踐」則是為了覆蓋該組織絕大多數成員所從事的工作。即便如此，這個定義也令許多人不滿意。有人認為使用「運動」一詞，給公共史學增添了社會運動的色彩。有人則強調公共史學並不需要特殊的方法論，認為公共歷史學家首先必須是歷史學家，必須接受專業歷史學家思考、研究和寫作的訓練。
多種不同種類「公共史學」的存在為準確界定公共史學帶來了極大的困難。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珊。本森等學者就指出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公共史學」，各自有著不同的起源和目標。一是「文化史學或大眾史學」(cultural or popular history)，這是一種經過商業包裝但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歷史信息和歷史解讀，包括由報紙、電影、流行音樂、電視劇、歷史故事、傳奇小說、廣告、歷史遺址、博物館等媒介所傳遞的歷史信息。這種歷史對建構大眾社會的歷史意識影響最廣、最大。這種意義上的歷史知識和信息經過商業和藝術手段的包裝，將某種隱性的歷史觀、政治觀或意識形態，推銷或強加給大眾。二是由專業公共歷史學家發起的一種把歷史研究與公眾利益結合起來的運動，目的是通過參與、設計一系列與公共政策、商業歷史、文字編輯、檔案保護、地方史整理、歷史遺址保護等有關的工作，為公眾提供一種「更好的」和「更專業的」歷史知識。這個意義上的公共史學運動，一方面是為了擴大歷史學家在學術界以外的就職機會，另一方面(更為主要的方面)則是對逐漸走人死胡同的專業史學的自我封閉表示抗議和不滿。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公共史學最為接近凱利和詹森當初發起的公共史學運動的初衷。三是所謂的「人民史學」(people』S history)，其動力來自過去曾被邊緣化的群體書寫自己歷史的渴望。這些先前的弱勢群體為了確立認同，爭取政治話語權，提出要整理自己的歷史，培育自己的歷史觀。
顯然，公共史學的內涵已經極大地豐富和擴展。其他種類的公共史學不僅存在，而且影響更大。「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以無限延伸的空間，史學進入這一空間，成為「公共領域中的史學」，也意味著公共史學家具有了廣闊的天地，但同時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公共史學的早期提倡者、《激進歷史評論》(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主編邁克．華萊士(MichaelWallace)曾將歷史博物館視為「美國當權階級——不管是自願的還是不自願的——配發歷史的一種方式」。他認為，博物館的陳列與展覽是一種歷史的生產過程：通過對歷史材料和文物的選擇、排列、展出、解釋等程序，博物館製造出一種觀察歷史的傳統視角，用來「為資本家的事業正名，並對他們掌握的權力賦予一種自然性和必然性」。與此同時，博物館的展覽通過遮掩和刪除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和發展歷程，通過隱瞞和忽視剝削、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階級鬥爭，通過抹殺人民大眾對歷史的創造作用，篡改了人民的歷史記憶，「扼殺了參觀者們對另外一種社會秩序一無論是過去存在的還是未來應該有的一進行想像的能力」。他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正是美國政治進入右翼當政的時代，他擔心右翼勢力會在人文領域內捲土重來。他呼籲公共歷史學家應該進入公共領域，爭奪重建美國歷史記憶的媒介和平臺，抵制那些重新「配發歷史」的行動。顯然，華萊士等所提倡的公共史學已經觸及如何解釋歷史和誰來解釋歷史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NCPH對這些問題的敏感性可想而知，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定義也是預料之中的。
挑戰
如果我們注意觀察公共史學運動興起的背景，我們也許能夠理解公共史學遭遇的困惑。公共史學與新社會史學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繫，而新社會史在某種意義上則是20世紀60年代一系列挑戰正統權威、正統秩序的運動——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權利革命等——一的產物。這些運動極大地衝擊了美國社會舊的權力體制，促成了一批新的歷史學科——包括非裔美國人歷史、女性主義歷史、族裔史、新文化史等——在史學界的興起。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在法律上的)廢除以及「平權」政策的實施，使得來自弱勢群體的新歷史學家得以加入專業歷史學家的隊伍，並在20世紀70—80年代異軍突起，逐漸成為新社會史學的主力。相當一批專業公共歷史學家(或竭力推動公共史學的專業歷史學家)主要來自這股新的力量。
20世紀末歷史學回歸公共領域，或者說歷史學家回歸公共領域，可以說成為公共史學運動新的靈魂。公共史學運動因而發動了一場具有雙重意義的挑戰，一種挑戰是針對國家公共領域
在調查了普通美國人對公共史學應用得出醜結論:有效地「過去」，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培增強中那些崇尚傳統史觀、力圖維護傳統秩序的保守主義勢力及其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支持者，另一種挑戰則是針對史學界內部的傳統勢力。這是一場界限和立場並非能夠絕對清楚地加以區分的鬥爭。
第一類挑戰在1994年達到高潮。當年圍繞如何展出投放第一顆原子彈的飛機Enola Gay的問題，美國展開了一場影響頗大的辯論。負責籌劃展覽的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原本打算在展出飛機的同時，也展出一些原子彈爆炸後帶給日本人民的傷害的內容，包括受害者的照片等。但這個設想立刻遭到二戰老兵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加進這些內容，會使參觀展覽的人對美軍的行為產生質疑，為此他們組織起強大的遊說活動。美國國會為此通過決議，宣稱當年以投放原子彈的方式來結束戰爭是必要的舉動，為帶來「一個具有仁慈心的結局」起了重要的作用。迫於來自政府和二戰老兵的壓力，博物館只好修訂了原初的展覽計劃，僅展出了飛機，而對整個事件在當時和後來造成的後果和影響則保持沉默。
但同年發生的圍繞《全國中小學歷史教學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辯論則將歷史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帶人美國政治漩渦的中心。這部由專業歷史學家起草的《標準》吸收了「新美國史」(New American History)——即以新社會史為基礎的美國史學研究——的許多成果和內容，對傳統的以白人歷史為主、以宣揚崇美主義為主的傳統美國史觀進行了大量革新，結果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大不滿。保守派聲稱，《標準》歪曲了美國歷史的本來面目，過分渲染了美國歷史上的陰暗面，詆毀了美國歷史的光榮傳統。支持《標準》的人則認為，《標準》如實地反映了美國歷史進程中的成功與失敗，尤其反映了不同群體的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上的經歷，在史實、選題、教學方法和教材建議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對培養美國中小學生的美國史觀以及接受和適應多元化美國社會的能力十分重要。這場辯論同樣驚動了政界，參議院甚至於1995年1月通過決議，對《標準》予以譴責，並威脅要停止對起草單位的撥款(《標準》的起草是由美國人文基金會資助)。雖然負責編寫《標準》的歷史學家最終同意進行修改，但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停息。
這場辯論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存在的深層次分歧。就《標準》的辯論而言，反對《標準》的人指責《標準》無視美國的光榮傳統和輝煌成就，很少提及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對美國做出的巨大貢獻。他們認為，沒有西歐民族的政治思想與傳統所奠定的基礎，沒有類似華盛頓、傑斐遜、愛迪生這樣英雄人物的貢獻，美國不可能有今日的偉大。支持《標準》的人則認為，美國的政治傳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積累和完善的過程，不同的種族和群體在分享所謂「美國夢」時曾經是極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為不同群體利用美國政治思想中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才使美國歷史上的極度不公正得以矯正，美國思想和體制才增添了更富有活力的新內容，傳統的美國精神才可以不斷地獲得新生，並為過去受到歧視的群體所接受和欣賞。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美國歷史觀。其實，支持《標準》的人並非是在詆毀美國的傳統，相反，他們試圖把依據新美國史學所建構的歷史觀傳遞給美國民眾，幫助他們準確地認識美國的過去，為迎接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做好準備。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交鋒，因為它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誰書寫的歷史能夠進入公共教育體制、並作為公共領域的知識傳播到包括中小學生在內的大眾。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正如格拉斯伯格所說，公共史學所代表的不僅是關於歷史的看法，也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關係，它代表的思想涉及「公共」概念本身的定義，涉及「一個政治社會中不同群體之間的關係」。
並非所有的公共歷史學家都贊同左翼歷史學家的新社會史觀。事實上，上文提到的關於美國歷史的兩次爭論中，歷史學家的立場並不一致。一些專業歷史學家認為，公共歷史學家往往因為其工作的環境和性質，很難堅持史學家的立場，不得不屈從壓力，採取機會主義的做法，幫助渲染舊史觀，構建傳統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神話，製造美國的「國民宗教」(civil religion)。專業史學界的批評隱含了一種擔憂，即公共史學不可能堅持其史學立場，無法堅守史學研究客觀和中立的底線。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皮特．諾瓦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影響巨大的討論美國史學史的著作中，充分表達了這種擔憂。他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應讀作「受特殊利益驅使的歷史學」)，它以一種學術的形式包裝自己，追求一種看似公正的史學理想。然而事實上，公共史學所從事的研究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私有的歷史」(private history)。公共史學家收集材料，為政府部門或大公司提供他們需要的東西，實際上並不能參與決策的過程。即便在博物館和歷史遺址工作的歷史學家，也必然考慮普通參觀者的感情、口味和知識能力。公共史學家缺乏專業歷史學家的學術自由，缺乏他們所擁有的知識系統性和連貫性以及專注而單純的學術氛圍。諾瓦克注意到，雖然美國歷史學會和美國歷史學家組織都接受了公共史學是歷史學的一個領域，承認公共歷史學家是歷史學家隊伍的一部分，但這不過是出於「專業上的禮貌」，而實際上對公共史學的學術性(1earnedness)都持有保留態度。
對於公共史學運動的倡導者來說，公共史學的目的不僅是讓歷史回歸到公共領域和公眾生活中，而且要讓「公眾」(the public)參與到歷史的解釋中來，賦予他們解釋歷史和發出聲音的機會。公共史學的積極倡導者、紐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弗萊希(Michael Frisch)認為，公共史學所代表的是一種「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識權威」的運動，它將歷史研究和歷史傳播的權力分散開來，避免其成為「一種僅供掌控權力和等級所使用的工具」。公共史學不僅要把新的歷史知識帶給大眾，同時還需要挑戰歷史學界內部對公共史學的「歧視」和不信任。在一些左翼歷史學家看來，普通人民創造了歷史，但他們並不能從公共領域中獲得自己的歷史，而專業歷史學家又壟斷了歷史研究和歷史解釋的權力，即便是研究勞工問題的歷史學家也沒有途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廣泛分享。許多新史學的實踐者一直希望推倒兩道牆：「那些將人民與他們的歷史分離開來的」和「那些將研究歷史的人與曾親歷歷史的人分割開來」的牆。對於這些歷史學家來說，他們不能繼續躲在象牙塔裡自成一統，而必須走向社會，承擔起構建新的公民信仰的社會責任。
關於史學解釋權的討論隱含著公共歷史學家和新社會史學家對美國史學界近百年來實施的「專業化工程」(pr0{cssi。nalization project)的猛烈批判。這個所謂的工程始自20世紀初，以建立歷史學研究的規範化、專業化為目標，將史學研究與史學寫作逐步改造成為一種為專業歷史學家所壟斷的知識產業。1884年建立的美國歷史學會原本是一個同時容納專業和業餘歷史學家的組織，在早期(1890一l910)的會員中，大學教授只佔1／4，其他成員則包括了來自各地歷史學會的負責人和自學成才的業餘歷史學家，甚至連西奧多·羅斯福也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2。世紀20年代之後，幾乎所有的學會主席都擁有博士學位。歷史學界的旗艦刊物《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也只發表那些使用了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並以追求「客觀性」為目標的作品。史學打著「科學」的旗號，夾帶著想像與虛構，堂而皇之地成為了專業歷史學家的壟斷行業，唯有取得同等資格的人，方可進入這一領域。而該領域的規範則由專業歷史學家自己擬定，並作為衡量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酬勞)的評判標準。用米哈爾．瑟度(Michel de Certeau)的話來說，史學家為自己製造丁一個地方(大學)、一種分析過程(史學專業)和一種文本(史學話語)，以此來生產乃至壟斷史學知識，通過壟斷知識生產過程而建立起專業歷史學家的話語霸權。
隨著史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史學也日漸成為一種曲高和寡的「高深」學問。史學內部分工細緻人微、研究精細瑣碎、界限劃分嚴格、寫作生硬刻板，研究成果與大眾社會的文化和知識需求變得越來越脫節，也與公民素質培養(尤其是中學歷史教育)的需求相去甚遠。史學因而也就失去了傳統的魅力，在校大學生選擇就讀歷史學專業的人數銳減。史學研究生的訓練也只鎖定一個目標，即為專業歷史學家隊伍培養人才，課程設置也都指向這個方向。為了維護「專業化」的尊嚴和權威，專業歷史學家並不關心公共領域，而是熱衷於內部的交流，聽任業餘歷史學家在大眾文化和大眾教育領域中「創造」和「傳播」史學知識。20世紀70年代之前，歷史學家被迫處於一種「集體失語」的狀態。而所謂史學客觀性的神話早已受到質疑。應該說，當公共史學興起的時候，專業史學界實際上已經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
20世紀的最後20年，美國專業史學界一直在積極努力和探索，希望為史學找回「失去的天堂」。應該說，公共史學即代表了這樣一種努力。誠然，公共史學的出現與發展有其現實主義的動機，但它的確也代表了史學界內部的一種反思，一種對傳統史學教學方式的挑戰，一種對專業史學內涵、方法和功能的質疑。這場史學界內部的討論實際上受到學術界之外許多事件和發展的影響，包括美國社會的種族和性別關係的變化、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美國國內關於國家核心價值觀的辯論、中小學歷史教學的內容與質量問題、美國歷史記憶的重構、網際網路的出現與普及、電子化時代史料保存和傳播手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等。這一切都對史學界內部關於公共史學的討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討論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從最初的要不要將公共史學納入專業史學的範圍轉向討論史學的本質、內容、形式以及史學家與大眾社會的關係等。這些討論最終觸及「誰應該擁有歷史」(who owns history?)這一深層問題，迄今為止，這是一個遠沒定論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專業歷史學家長期以來擁有的史學話語霸權已經動搖了。
[作者王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100871；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原載於《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轉載於「當代史學」網站，注釋省略，如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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