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克思的幽靈對話」是包括韋伯、涂爾幹在內的眾多西方社會學家所從事的工作（往後面看，無論是布迪厄、福柯、哈貝馬斯還是吉登斯本人都或多或少的在與「馬克思的幽靈」對話）。
18-19世紀之交，與英國這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德國仍處在中世紀，無論就其經濟發展水平來說，還是就各個公國的政治自由程度的低下而言，都莫不如此。
1789法國大革命也影響了德國，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懷著對爆發一場德國革命的期待而撰寫的。可以說，馬克思意識到德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落後狀況，是他關於無產階級歷史地位的最早思想來源。1844年，馬克思指出，在法國，「部分解放是完全解放的基礎」，但是在德國，由於發展如此滯後，不可能來一次「漸進的解放」：進步的唯一可能性是通過激進的革命，而革命反過來只有通過革命的無產階級才能完成。當時德國幾乎還不存在無產階級，而且到1847年，馬克思清楚地意識到，德國即將要爆發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那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與封建專制主義競爭」。但是，在馬克思看來，由於德國社會結構的特定環境，可能緊接著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會有一場無產階級革命。
然而，1848年，革命的失敗消除了馬克思關於德國行將「躍入未來」的樂觀態度。對於日爾曼各國的統治階層來說，尤其是在普魯士，1848年的暴動也是一種有益的經驗，然而並沒有打破他們的控制。1848年未能造成任何根本的變革，這不僅給社會主義各個小集團所抱持的希望敲響了喪鐘，對於自由主義者的希望也是如此。保持貴族地主的經濟權力，保持他們在軍隊的軍官團體中和在行政的官僚體制中的控制權，這一切使大多數德國自由主義者接受了一系列妥協的措施，這些措施只是促成了一種類似於議會制的民主制，同時在他們不同的階層內助長了長久性的分歧。
1848年發生的事件表現了馬克思與韋伯之間的直接歷史聯繫。對於馬克思來說，事件的結果使他流亡英國，並且在思想上認清了具體闡明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的「運動規律」的重要性。在德國，1848年的失敗顯示了自由主義政治的不合時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麥的強權統治獲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這是韋伯整個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此外，1848年之後，德國保持了傳統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這大大影響了工人運動所扮演的角色。
在德國，拉薩爾領導的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有分歧，工人運動與自由主義者相脫離，加上其他因素，為俾斯麥統一德國做好了準備，推行的是一種實力政治和民族主義政策，保留傳統社會結構的同時實現了工業化的飛速發展。
與友人關於上述論述的討論
韋伯譴責容克地主是經濟上沒落的階級，無力領導這個國家。但是，工人階級在政治上也「極其不成熟」，不能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方向資源。因此，對於領導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但這個階級由於其臣服於俾斯麥統治的歷史而未能得到發展壯大，結果使自身沒有做好終究要由它來擔當的政治使命。（和馬克思的分析其實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韋伯在其政治生涯的後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自由資產階級要發展強大，就必須形成一種政府體制，該體制把真正的政治權力賦予議會，而且從中培養出眾多名副其實的政治領袖。根據韋伯的觀點，俾斯麥統治的結果是使德國議會喪失了培育政治領導層——它能夠控制歷史傳給這個國家的政府官僚機器——所必需的自主性，使德國受「不受控制的官僚制統治」的威脅。
韋伯對馬克思的一些質疑：經濟和其他因素的區分；經濟與技術的區分；階級鬥爭的重要性，階級、身份與政黨；認識論基礎：韋伯所採取的徹底的新康德主義立場建立在事實性命題與規範性命題在邏輯上完全分類的前提假設上。對韋伯來說，科學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效忠於交戰中的哪個神？
像韋伯一樣，在涂爾幹生活和寫作的環境中，兩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活動的潮流大有淹沒由法國大革命所留下的自由原則的危險：一方面是保守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是激進的社會主義。
俾斯麥勝利所帶來的結果（普法戰爭），構成了本書所分析的三位作者（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的思想產生關聯的決定性軸心。在德國，軍事上的勝利是推動俾斯麥實施以施普魯士來統治整個德國的計劃的主要因素。對於法國而言，結果卻是災難性的，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亂，廣大民眾也懷著持久的羞辱感。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的態度異常複雜，這裡不可能詳述此事。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短暫的生命及其遭受的野蠻鎮壓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將擴大階級仇恨，從而進一步加深法國國內的分裂。但是，巴黎公社並不像馬克思所希望的那樣，是「一個新社會的光榮先驅」。相反，隨之而來的是這樣一段時期：法國民族主義的重新抬頭為恢復民族統一提供了堅實的意識形態基礎，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說，這個國家也甘於落後了。因為法國的主要地方在很多方面自18世紀以來就保持不變，教會、有產的食利者和農民中的保守勢力堅強有力。雖然馬克思在《法國的階級鬥爭》中的描述比其早期的觀點嚴肅了許多，但作為對工業資產階級進步分子所獲得的真正政治權力水平的評價，他的態度明顯是樂觀的。
然而，在第三共和時期，這個國家在擺脫保守勢力的持久控制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使共和主義與教會、軍隊等反動勢力之間的衝突達到了最高潮，而且最終促使各種行政功能從僧侶統治中分離出來：這裡具有根本重要意義的是教育世俗化的擴展。這大多是由激進黨（Radical Party）的活動所造成的。法國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晚期的歷史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世紀結束時強勁復甦的蒼白影像。然而，就像在德國一樣，在巴黎公社遭受鎮壓後的幾十年裡，根植於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種子與本土的社會主義傳統混合在了一起——本來馬克思主義與該傳統的聯盟是極不穩定的。考慮到法國馬克思主義左派所處的十分脆弱的地位，這種聯盟的結果不過是一種主義的演化罷了，正如李希海姆（Lichtheim）所言，它「充其量是一種近似（approximation），而最壞的話，則是一幅漫畫」。
從一般意義上說，涂爾幹政治態度的實質很清楚，他既拒絕保守主義，也拒絕革命的社會主義。像韋伯的情況一樣，涂爾幹的自由主義思想深受其祖國的特定社會和政治條件的影響。對於涂爾幹來說，1870-1871年的災難之後的國家重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對於強化道德的普遍性關懷則明顯影響了他的整個著作。確實，涂爾幹著作所關注的主題是，使世俗個人主義的成長與維持一個分化的社會統一體所要求道德之間保持協調。
主張現代社會必須建立在集體道德的統一性上，同時又必須最大限度地體現個人的權利與自由，這其中並不矛盾。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可能通過重新實行傳統形式的權威來抑制個人主義而加以解決。相反，主要的問題是要擴大個人發展其潛能的具體機會，並與現代社會秩序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道德原則相統一。
涂爾幹拒不接受馬克思關於經濟關係——階級結構——是社會中政治權力焦點的看法。根據涂爾幹的觀點，各種社會的政治組織雖然在結構上相似，但其中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據此，歷史發展中的階級的重要性，或者一般來說階級衝突的重要性，被涂爾幹降到了最低限度。當然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涂爾幹既沒有在其著作中使用聖西門的「工業社會」術語，也沒使用經濟學家的「資本主義」，而是運用了「現代社會」或「當代社會」。涂爾幹的發展模式理論雖然承認社會進步的特定「階段」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但更強調歷史上累積性變革而不是革命推動力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觀點，頻繁發生政治革命的社會，並不顯得最具有變革能力。確實，情況正好相反，在這些社會中，基本的傳統保持不變。「表面看來，有一股源源不斷的新事件潮流，但這種表面上的變革掩隱著最為單調的統一性。正是在最具有革命性的民族中間，官僚式的例行公事往往是最強有力的。」如果社會以往的發展不能根據馬克思賦予階級衝突的首要性來加以理解，那麼目前的情形也還是如此。當代社會中階級衝突盛行，這是現代世界的一大病症，但不是其根本原因。階級衝突根源於另有出處的無序狀態。
在涂爾幹看來，經濟的重組不可能提供解決現代世界中引起社會主義「危機」的主要辦法，因為危機的起因並不是經濟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取消「強制性」的勞動分工本身並不會消除「失範」的勞動分工。這就是涂爾幹有別於馬克思的最重要意識的基礎所在。馬克思為減輕資本主義的異常狀態而制定的綱領，建立在經濟措施的基礎之上。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思想與其關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性質息息相關。「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源於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但它將讓位於一個由中央調節的經濟體系，對生產進行調節：「總之，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中，資本不會消失，它只是由社會而不是由個人管理罷了。」因此，按照涂爾幹的看法，對於作為社會明確特徵的主要原則，馬克思的著作是認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集中在國家身上。但是，其本身無助於減輕由現代工業失範所帶來的道德空虛感，相反，還會使問題加劇，因為社會將進一步被「經濟」關係支配。這種將國家與經濟合二為一的狀況，將會形成與聖西門的工業主義一樣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