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烏託邦之概念》（［英］魯思·列維塔斯著，李廣益、範軼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章。
總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傳統和烏託邦主義向來格格不入。在前者看來，烏託邦主義就是為一個無法實現的未來社會構建藍圖，而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使用同樣的定義將其對烏託邦主義的控訴還治其身。放眼20世紀，通常不受歡迎的烏託邦主義尚有幾位引人矚目的知音（包括後面的章節將要討論的恩斯特·布洛赫、赫伯特·馬爾庫塞、愛德華·湯普森等人），但認為烏託邦有助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始終是少數派意見。
馬克思主義反對烏託邦的根源可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找到，然而，他們對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批評被不恰當地用來證明，一概反對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描述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反對所使用的烏託邦概念，除了在「標籤殺敵」（annihilation by labels）的過程中充當政治武器，還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對未來的推測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與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之間真正的爭論並不在於目標或未來景象的價值，而在於轉變的過程，特別是僅憑宣傳足以最終實現社會主義這樣的信念。針對烏託邦逐漸發展起來的總體傾向，不僅歪曲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觀點，還對過去百年中的社會主義事業產生了完全有害的影響。在這一章中，我們將嘗試闡明真正能夠區分烏託邦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由及其對未來推測和烏託邦概念的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事實上很少使用烏託邦這個術語，除了主要在「烏託邦社會主義」和「烏託邦共產主義」等術語中出現的形容詞形式utopian。近期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辭典》包羅萬象，卻壓根沒有「烏託邦」這個詞條（考慮到辭典收入了關於恩斯特·布洛赫的詞條，這種遺漏或許令人驚奇）。「烏託邦社會主義」是一個有著特殊歷史含義的術語，最初指聖西門和傅立葉在法國、羅伯特·歐文在英國宣揚的理念和掀起的運動，但這個場域隨後得到擴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烏託邦共產主義」，主要指卡貝在法國和魏特林在德國的追隨者。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致力的整個事業可被視為對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批判，但為了理解其特定批評的意義，我們需要簡要考察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他們自己的理念。
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為將會克服早期工業社會標誌性的貧困、墮落等昭彰罪惡的新社會草擬了制度方案。他們都對耳聞目睹的貧富兩極分化、私有財產不受束縛的權力以及傳統性道德和家庭關係持批判態度。他們各自的批評性質和解決方案很不一樣，但都強調合作、聯合與和諧的重要性——並且都認為其方案建基於對人性的科學理解，以此論證其正當性。像馬克思一樣，他們自稱對現狀有準確的分析，並從這些經驗分析中提煉出他們推薦的解決方案——同樣被其稱為不可避免。他們也拒絕「烏託邦」這個稱號，因為它主要的意思是不可實現。
和馬克思一樣，聖西門相信工業發展為理想社會的成長奠定了基礎，原因是它為豐裕提供了前提條件，從而使消除貧困、懶惰和無知成為可能。當今困擾社會的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造成的影響，亦將不可避免地被克服。未來社會在平等方面不會是完美的，但將為人類才能的發展（因此也將為生產的擴張）提供最為充分的機會。但這些才能並不是平等地分配給整個人群的，而聖西門的理想社會由三個階級組成，與人類的三個天賦不同的類型相稱：科學家、藝術家和生產者。這種人性的三分組合觀被稱為是科學的。社會和諧將因人類活動與其意願的契合而大行於世，因此對政府的需要將逐漸衰退，最終為管理所取代。不過，晚年聖西門也主張，有必要運用更為有效的社會黏合劑來確保和諧，其來源是一種新的宗教，其道德規範以愛為準繩，以暴力為禁條。
從左至右依次為：聖西門、傅立葉、歐文
聖西門像傅立葉和歐文一樣，希望看到新社會靠勸說而不是暴力建立起來。和他們不一樣的是，他的目標是整個社會的轉變，而不是通過建立小型實驗社區逐漸改變。看不出所有者和工人的利益有何對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被視為生產者階級的一部分，與寄生者形成對照，後者主要由貴族和僧侶組成：
生產者不希望被任何一個或另一個寄生者階級掠奪。……顯然，鬥爭將在整個寄生者群體的一方和生產者群體的另一方之間進行到底……
因此，以聖西門1825年去世為契機建立起來的聖西門主義運動，尋求說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雙方認可其計劃的價值。由於對暴力和衝突主要持反對態度，這場運動在社會層面實質上是寂寂無為的。但是，到了1830年代早期，聖西門主義不再強調其學說的「科學」性，轉而自命為宗教，而它鼓吹的愛之教義包含解放兩性激情和反對資產階級家庭。1832年，運動領導者被送上審判席，處以監禁，整個運動也被宣布為非法。聖西門主義運動並未因此覆滅，一直持續到1848年以後，但其對工人階級的吸引力蕩然無存，唯繼續熱衷於道德和宗教問題。
傅立葉亦從聲稱是經驗事實的猜測性人類學說中推導出其完美社會方案。在他看來，人性由12種激情構成，這些激情在每個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而其精確混合決定了每個人的獨特性。基於這些激情和相應的人物類型，傅立葉進而推演出810種不同氣質，並據此主張，一個和諧社群所需的人口數量最小值為1620，而理想值在1700到1800之間。他的理想社會將由這些自給自足的小型社群組成，個體被整合到社群中各種各樣的團體中。職業選擇、同好團體（congenial company）和工作本身的多樣性意味著勞動將不再是一種強制：「有吸引力的工作不會導致肉體痛苦或精神緊張；對於工人而言，它是一種消遣，是對其才能的自由運用。」
傅立葉以遠甚於聖西門的力度，痛斥自己身處的這個社會的壓抑人性的道德，並將性愉悅置於理想社群生活的中心；他對社會疾患的分析還包含著詳盡的宇宙論，甚至擔心人類社會的不和預示著宇宙秩序的瓦解。傅立葉不僅聲稱他對人性的分析是科學的，還明確地拒絕承認其計劃是烏託邦或不現實的：
什麼是烏託邦？它是既沒有執行手段，也沒有有效方法的幸福之夢。因而所有的哲學科學都是烏託邦，因為它們許諾幸福，卻總是引領人們背道而馳。
傅立葉運動著重於建立自給自足、以農為本的小型社區。正如歐文主義影響了英國的合作運動，它在法國關聯著更為廣泛的合作運動，但並未在新興的工人階級中得到有力支持，也沒有被視為具有足夠的威脅而加以鎮壓。
歐文和傅立葉一樣，認為拯救社會的道路是建立自給自足的小型社區。但儘管他將宗教、私有財產和婚姻視為社會的三種主要罪惡，他的社區並沒有設計成放縱感官和肉慾的飛地。財產共有自不待言，但消滅貧困靠的是消除浪費和過度消費；歐文的烏託邦具有其法國同仁的設計明顯缺乏的清教色彩。他對人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聖西門和傅立葉都對人性的內容有獨到見解，歐文強調的卻是其可塑性。人們是環境的產物，個性缺陷的原因並不在他們自己；因此，在培養能夠在新社會適應合作的人類這一過程中，教育發揮著核心作用。事實上，「環境法則」是歐文哲學的核心要素：
任何普遍品格，從最好的到最壞的，從最蒙昧的到最開化的，都可以通過適當手段賦予任何社群，甚至是整個世界；這些手段很大程度上由那些影響人類事務的人掌握和控制。
和聖西門主義或傅立葉主義在法國的情況相比，歐文主義作為一場運動在英國新興工人階級中的根基要深厚得多，但卻是一場性質歷經多次轉變的運動。歐文重構社會的嘗試始於在新拉納克開辦一個模範工廠，以及建立社區用以解決失業問題的嘗試——因此科貝特將其計劃稱之為貧民的平行四邊形（parallelograms of paupers）。因其理念未能贏得權貴的支持，他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媒介。在1830年代，他主要致力於建立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工會，這個工會一度頗有人氣。當這項事業崩潰之後，運動的目標轉而聚焦於社區建設，其廣闊分支，特別是在北英格蘭的部分，為其成員和社區試驗提供了社會和教育設施。歐文主義強調父權家庭造成的壓迫和損害，因而深得婦女擁戴；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被整合到歐文主義之中。然而，在1840年代後期，當試驗性社區不斷受挫時，歐文主義運動像聖西門主義一樣，秘密千年至福（millennialist）教派的色彩日益濃厚。
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斥責現存社會不公正、不道德、總體上不能容忍。他們都尋求以全然不同、以合作而非衝突為特徵、人性在其中獲得真實表達的社會取而代之。他們都認為這場變革至少是有必要的，有時甚至視之為不可避免。並且，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新社會方案是如此的無可辯駁，對所有人的益處是如此的不言自明，因而藉由足夠的宣傳和理性的勝利就可以投入實施。儘管這些方案都聲稱自己腳踏實地，馬克思和恩格斯卻將其一併斥為烏託邦。
前一章出現的自由—人本主義式烏託邦定義將烏託邦視為對一個（可能無法實現的）理想社會的描述。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會像所謂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一樣，被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說成是烏託邦。原因之一是，共產主義社會主要特徵的輪廓可以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拼湊出來，儘管他們從未對其加以單獨描述。同樣廣為人知的是，這種憧憬在許多方面與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願景相似。許多人嘗試將散布於馬恩著作中的各種各樣論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內容整合起來，如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願景》和保羅·梅耶爾（Paul Meier）論證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和最終階段與莫裡斯的《烏有鄉消息》一書的內容相同的嘗試。參見第五章。然而，贊同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包含著烏託邦，與目標是否能夠實現毫無關係。如奧爾曼所言，那仍然是一個開放的問題。在進一步討論關於轉變過程的問題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目標本身的性質。
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性質的意見既有《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的非常抽象的原理，也有《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更為具體的陳述。在馬克思的早期著述中，共產主義的目標是超越異化，克服私有財產制度造成的人類與其自身的疏離：
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疏離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復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範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充分發展的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而作為充分發展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馬克思（1818-1883）
通過社會佔有消滅私有財產使工作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異化勞動正是異化的根源，因此，只能通過改變工作過程及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地位來克服人之疏離。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勞動分工。勞動分工將人們變成生產過程的延伸，並阻礙了每個個體的廣闊潛力的充分實現。因此便有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段我們耳熟能詳的表述：
在共產主義社會，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他所希望的任何方面造詣高明。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心所欲，今天做這事，明天做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致力批判，而不必成為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同樣，「在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畫家，只有將繪畫作為多項活動中的一項而從事的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市和鄉村的區分都被消滅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這一點稱讚了烏託邦社會主義者：
烏託邦主義者已經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結果，即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發展，另一方面是勞動活動本身的畸形發展，這種勞動活動局限於單調地機械地終身重複同一項操作。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式分工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城鄉對立的消滅……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因此，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離並不是空想。
性別分工是否同樣會被完全消滅，就不那麼明確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顯然支持作為新生產力的公共生活安排，這種安排包含新機器的發展和家庭的消滅，完全符合恩格斯對歐文所設計的社區帶來的勞動力節省的讚揚。奧爾曼認為，兒童公育是因為需要避免父母對子女施加毀滅性的影響，而又不將其強行分開。但他承認，馬克思的著述從未明言這一點，而且馬克思從未討論養育孩子對成年人（實際上通常是其母親）的自我發展造成的局限，雖然奧爾曼斷言「他肯定意識到這一點」。儘管共產主義社會中個體的全面發展顯然同樣適用於男性和女性，但使之成為可能的手段有待推斷或發明。
《政治經濟學批判》明確指出，新人類通過「既是閒暇，也供更高級活動之用的自由時間」的擴展實現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共同成長。這種自由時間「將其擁有者轉化為另一個主體」。工作仍然是必要的；與之相對，在工作之外的自由領域，人類的發展以其自身為目的。但這並不像一位評論者說的那樣意味著自由問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被降格為自由時間的問題，也不意味著工作領域由異化的勞動構成。工作並不會成為「純粹的樂趣，純粹的消遣，就像傅立葉的……孩童般幼稚的觀念中那樣」，因為「真正自由的工作……同時也是困難得要命，要求付出最大努力的工作」。但即便「勞動不能像傅立葉欲求的那樣成為一種遊戲」，他所說的「最終目的是將生產方式本身而不是分配方式提升到高級形式」仍然值得讚賞。工作的性質和條件將會改變，因而工作儘管是必要的，卻是自由的：
物質生產中的工作僅在滿足以下條件時獲得這一品格：（1）其社會性得以提出；（2）具備科學性，與此同時（在其應用中）普遍如此，並且不是工人作為以特殊方式加以訓練的自然力的勞苦，而是他作為主體的奮鬥，在生產過程中不是以僅僅自然、自發的狀態出現，而是控制著所有自然力的活動。
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不僅大為削減，性質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特徵有賴於生產力的擴張，這首先因資本主義而成為可能，繼而又因其滅亡變得愈發可能。豐裕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哥達綱領批判》總結了消滅分工、發展個體潛力、改造工作和增進物質繁榮（因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而成為可能）這四個關鍵特徵：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生活的首要需求之後，在生產力已經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增長起來，公共財富的一切源泉更加充分地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越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最終這個新社會必然在不僅增加原子式個體的力量,而且使其充分社會化的意義上，造就一種不同的人。異化不僅影響人們與自己、與其工作的關係，還會影響到他們之間的關係。對互相依賴、生產的社會性乃至總體上的人類存在的體認不僅帶來工作的轉變，還意味著個體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的相互關係不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具有工具性和競爭性。
這裡所概括的目標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作為烏託邦社會主義特徵的希求和諧的願望，但根本性的差異當然是存在的。首先，它並不像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方案那樣，包含固定不變的制度模式或個人能力。其次，它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目標，但卻對將會普遍實行的制度安排語焉不詳。原因有二。根本性的反對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的意見認為，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需求、欲望和能力並不是靜態的，處在資本主義的束縛中難以預知。此外，對共產主義圖景三緘其口還有策略上的考慮：如果看起來是在提供新的理想社會規劃，對烏託邦社會主義的臆測即其計劃將會自己實現的批評就缺乏說服力了。因此，馬克思更願意將共產主義視為過程而非狀態：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將被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將共產主義稱之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
關鍵問題是轉變過程：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對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並沒有克制住自己不去更加明晰地描述共產主義未來第一階段的制度要素，而成熟的共產主義正是通過這些要素最終得以確立。《共產黨宣言》列出了無產階級在掌權之後應當執行的十項措施，其目的是「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份清單包括：廢除所有地產和繼承權；將所有交通運輸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並通過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掌握信貸；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並徵收高額累進稅；實行普遍勞務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通過重新分配全國人口、擴建工廠和改進農業生產，消滅城鄉差別；對所有兒童實行免費教育，取消童工——儘管僅僅針對「現有形式」，教育將和工業生產結合起來。在另一處，馬克思參照歐文概括了教育的最佳形式：
正如羅伯特·歐文向我們詳細展示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這種教育將會使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生產效率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和《法蘭西內戰》中還可以找到更多關於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性質的評論。最末一部著作支持的政治組織形式提出了地方和中央管理機構由普選勝出者組成、由選民委任並對選民負責的構想。《哥達綱領批判》進一步強調擴大生產和與此同時縮短工作日的長度，後者成為可能是因為大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事生產者將因為普遍勞動義務制而投入生產。馬克思對要求平均分配所有勞動產品的呼聲嗤之以鼻。首先，並非所有產品都可用於消費，因為必須有所投入，而且不是所有可消費物都可用於分配，因為行政運作和學校、保健以及供養無工作能力者等集體消費都會形成開支。其次，分配不能被視為一個孤立的問題，因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後者又取決於生產方式。因此，最初分配應以勞動者貢獻的勞動時間為基礎，在這個階段不能以需求為依據。這在根本上是不公平的，因為既沒有考慮人們貢獻社會產品的能力差異，也沒有考慮他們的不同需求，把他們僅僅視為勞動者，而不是共產主義最終將會造就的充分發展的個體。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受這一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顯然，這裡匯集的建議加在一起也並不是歐文和傅立葉所提供的那種詳盡藍圖。歐文和傅立葉準備詳細說明每個居民點所要容納的人口數量和居民點的建築規劃，前者還為社區內部的社會生活和教育安排制定了規章。然而，很難說社會主義社會和隨後而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性質被完全留待未來去揭曉。如果說對理想社會有所想像就是烏託邦，那麼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烏託邦社會主義者就理所應當；但這並不足以說明他們自己的革命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與歐文、傅立葉和聖西門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差異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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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魯思·列維塔斯 著
李廣益 範軼倫 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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