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許多自由派人士看來，這些支持共和黨的選民其實面臨著一個「大悖論」。支持共和黨的「紅州」經濟明顯更落後，受汙染程度也更嚴重，共和黨對汙染企業的監管更放鬆。但許多共和黨支持者飽受工業汙染困擾，甚至患病，卻依然投票給共和黨。當地的許多小企業主，很可能會將被大企業排擠出市場。但他們卻投票給支持大企業壟斷的共和黨。這些悖論該如何理解？許多貧困的底層白人都因美國政府的福利項目獲益，但他們依然支持削減福利的共和黨。許多共和黨的支持者並不在石油公司等被視為右翼的財團中工作，事實上，這些大財團賺到的錢也幾乎不會「下滲」到他們手上，那他們為何還支持共和黨？莫非他們都被那些財團控制的媒體和政黨宣傳攻勢所「洗腦」或誤導了？如果他們聰明好學、見多識廣，是不是就不會被誤導了？雖然美國以金錢換取政治影響力的行為真實存在並效果顯著，但是，這種「欺騙論」明顯過於簡單。
美國總統川普
跟許多國內網友貶稱美國自由派人士為「白左」類似，美國的自由派人士往往對共和黨的支持者嗤之以鼻，他們經常會蔑稱共和黨的支持者為「紅脖子」、「土包子」。美國的左右兩派之間互不理解，存在著巨大的「同理心之牆」（empathy wall）。這堵牆使得左右兩派對信仰、成長環境與自己相異的人漠不關心，甚至懷有敵意。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掌握著主流輿論陣地的自由派人士表示無法理解。他們根本搞不清楚，為何這些底層白人會投票給損害自己利益的共和黨。他們更無法理解，居然有那麼多人會投票給明顯不夠格的川普。難道這些人都是非理性選民？的確，這跟廣為接受的選民都是「經濟人」假設背道而馳。要解答這些困惑，首先就要破除這堵「同理心之牆」，對情感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深刻的認識。
美國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在退休之前，曾長期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教授，她明顯身處於左翼自由派的陣營當中。但為了解釋美國社會的深層分裂，理解這個「大悖論」，她懸置自己的政治立場，放下精英視角，深入路易斯安那州的右翼社區。歷經五年的田野調查，她企圖去打破這堵「同理心之牆」。由此，她寫出的《故土的陌生人》就揭示了這批保守派人士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這是指一個用象徵性語彙講述的故事，來表達人們對事實的感受。她對這些保守派人士的憤怒和哀痛，進行了極其深入的揭示和剖析。
《故土的陌生人》，[美]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著，夏凡譯，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簡單地說，霍赫希爾德發現，這些大多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本排著隊等待實現美國夢，排在他們後面的是有色人種。但在自由派的同情之下，這些女性、移民、難民和有色人種等邊緣人群，正在不斷「插隊」，享用著他們所眼紅的社會資源和福利。在他們看來，歐巴馬便是絕佳例證。更重要的是，這群底層白人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第一代經歷終身向下流動、與美國夢漸行漸遠的美國人。如今，他們大多年過花甲。自由派趾高氣昂地嘲笑他們是「紅脖子」和「白人垃圾」，卻不會這樣趾高氣昂地嘲笑有色人種。這群底層白人深感被冒犯。他們很想大聲說出來，他們也是應該被保護和同情的少數邊緣群體。但是，他們的痛苦無人問津。「白左」拋棄了他們，將他們讓給了右翼。美國聯邦政府還將許多納稅人的稅款發給了很多在底層白人看來無所事事的人身上。他們感到被聯邦政府背叛。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他們便將支持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大企業視為盟友，來對抗那些索取社會福利的人們。自由派的那套政治正確的「道德綁架」，讓他們引以為豪的生存倫理遭到擠壓。傳統社區的溫情也搖搖欲墜，精神上的安全感正在消失。因此，他們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這群右翼人士一直隱含著一種文化上的鄉愁。霍赫希爾德的研究揭示了這種訴諸於情感的「深層故事」，為美國右翼崛起提供了不同的、同時也是非常好理解的維度。被撕裂的兩個政治陣營，到底如何才能打破「同理心之牆」，擺脫偏見、彼此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會加深這種撕裂嗎？在全球「向右轉」的民粹大潮下，美國保守派的憤怒和哀痛，正以不同的版本在許多地方重演。貧富極度分化、階層固化和社會結構改變，讓那些離夢想越來越遠人們不再沉默。他們宣洩的憤怒和哀痛，使得底層之間的互相傾軋，激蕩著世界格局。霍赫希爾德的研究以小見大，她擺出積極對話、互相理解的姿態，希望雙方都能換位思考。她相信，這個撕裂的社會傷口，需要一次徹徹底底的療愈。
共和黨的三類支持者
骨灰級粉絲、沉默的支持者和「受夠了」川普的人
新京報：來說說最近發生的事情。自從5月26日喬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美國上百座城市爆發抗議示威，許多名人也紛紛表態支持示威者。甚至，其他許多國家也出現支持黑人運動的示威。你怎麼看待此次黑人運動的抗議示威？能談談你親身了解到的示威情況嗎？對此，你有什麼樣的感受？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和平抗議是公民非常重要的權利。「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給我以希望：黑人和白人其實可以聯合起來，一起解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系統性種族歧視的問題。與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相比，如今，更多白人加入了這些勇敢的黑人抗議隊伍中去。但是，我並不贊同在示威中的那些錯誤的行為，比如呼籲「廢除警察局」，還有人趁亂打砸搶燒。這些行為玷汙了這場抗議運動。除此之外，這場運動總體上是好事情。新京報：美國總統川普稱示威者為「歹徒」（thugs），並將認定「Antifa」為恐怖組織，還威脅開槍，甚至出動軍隊來恢復「法治和秩序」。你怎麼看待在這次抗議示威中川普的表現？川普的言論真的能獲取到保守派的歡心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許多保守派支持者的確支持川普將「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者們定性為「歹徒」。但是，大部分保守派支持者對川普的支持並不堅定。我們發現，川普的支持者有三類：第一類支持者我會稱之為川普的「骨灰級」（death grip）粉絲。他們是川普最熱烈和狂熱的支持者，他們相信「川普就是上帝」。我估計這部分人佔川普總支持者的10%左右。第二類支持者是川普的「沉默」（gone quiet）支持者——其實在他們心裡，他們對川普是持批評態度的。但是，由於沒有人站出來保障他們的權益，所以他們仍然會投票給川普。
川普的支持者
第三類支持者是那些住在城郊的「受夠了」（enough’s-enough）現狀的搖擺選民。在這些人當中，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加入了共和黨內部的「拒絕川普」（Never Trump）的小團體。據我估計，這三類支持者佔支持所有共和黨的選民的比例大概是——15%的共和黨選民是川普的「骨灰級」粉絲，70%的共和黨選民是川普的「沉默」支持者，還有25%的共和黨選民是「受夠了」川普的人。在2020年11月大選的時候，這三部分人群的比例會如何變化，這取決於如今左派有多瘋狂。
許多川普支持者
因被自由派視為「紅脖子」和土包子感到憤怒
新京報：我覺得，此次如此浩大的抗議示威，除了延綿已久的種族問題之外，其中一個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封鎖令，使經濟停擺，大量人口失業，許多窮人得不到救助。這很容易點燃抗議的火焰。你怎麼看待這個觀點？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我同意這個觀點的分析。這個觀點很有道理。新京報：其實由於疫情原因，許多地方進步派的街頭運動都開始式微，因為進步派較為支持居家隔離。但在美國，許多人對防疫的隔離措施的看法頗為分裂，保守派反而走上街頭抵制居家令。但在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後，自由派走向街頭抗議。據你的觀察，你覺得這樣的判斷對不對？有沒有因失業抗議居家令的群眾也參加了抗議警察暴力執法的運動？這兩撥抗議的民眾之間存在「同理心之牆」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保守派抗議作為防疫措施的居家令——比如他們在明尼蘇達州和肯塔基州的抗議——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在這些美國中部「紅州」（共和黨支持率較高的州）裡的鄉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其實已經很嚴重了，但是他們習慣看的福克斯新聞頻道並不熱衷於報導這個事實。福克斯新聞頻道不報導這個事實是因為，川普公然否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並想將之大事化小。所以，他們跟「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者當然不是一撥人。在公共場合，我也察覺不到這兩撥抗議群眾之間存在著「同理心之牆」。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的川普競選集會中，參加集會的共和黨支持者才來了6000人，而整個場館可以容納19000人——這顯示出，儘管川普表面上否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但是許多共和黨人依然害怕被感染。來參加集會的這些人很可能就是那些真的否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性的川普「骨灰級」粉絲。而那些買了票，但是沒有來參加集會的支持者，很可能是川普的「沉默」的支持者。
6月20日，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的川普競選集會，有許多座位是空的。
我得補充一句，在美國，有脫口秀演員嘲諷了川普對抗病毒的建議——川普說，我們應該注射或喝消毒液來抵禦病毒。我們別太過於放鬆了，對於那些川普的支持者來說，這樣的嘲諷只會讓他們火上澆油，怒火中燒。因為他們也將川普視為自由派嚴厲地批評下的受害者——他們自己就被自由派視為文化水平低的群體、一群蠢貨、「紅脖子」和土包子而感到憤懣不平。的確，這類人會優先處理他們的經濟生活，尤其是小企業主，他們的價值觀訴諸於一種藍領工人式的斯多葛主義。在《故土的陌生人》裡，我將這類人稱為「牛仔」型的人物。
情感對政治家來說是一座富礦
所以我們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情感
新京報：你在書裡提到了解釋「大悖論」的「深層故事」。你十分重視政治選擇中的情感因素。有人認為，情感因素如今在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與網際網路全媒體時代所造成的輿論環境有關。你怎麼看待媒介的變遷在人們的政治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情感的因素好像在政治經濟的選擇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我們要知道，與以前或美國之外的其他地方相比，在人們做選擇的過程中，情感並沒有「更加」重要。在任何時間和地點上，情感從來都是人們做出選擇的基礎。這不是說，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示威中，人們表達的悲憤情感，其扮演的角色就比在俄克拉荷馬州的塔爾薩的川普競選集會中，人們表達對川普的熱愛情感更重要。其中，對於研究者來說，更重要的是要去精確地理解，情感到底如何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生活？我們都知道，在社會學中，有著許多強調情感在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著作。我以前就寫過一本書，叫《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在這本書的附錄中，我列舉了諸如達爾文、弗洛伊德和戈夫曼等人的著作中，許多我認為的對感情研究中最有用的地方。
《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 [美]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著，成伯清 / 淡衛軍 / 王佳鵬譯，雅眾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版
我們要理解在政治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就首先要先理解，情感是一座富礦。對政治家來說，情感之於他們，其實就像石油和煤炭之於鑽井工人、礦工、監工和能源公司的CEO一樣。許多人——不管是哪一派別的——他們都會「挖掘」出大家的情感，進行加工，然後通過情感規則（feeling rules）去掌控大家的情感。所以，最重要的是，作為公民，我們需要知道我們的情感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我們需要將我們的「自我」中，所感受到的與社會事件聯繫起來，產生一種有深度和廣度的思考方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發現和理解，在我們成長於其中的文化裡，主導的情感規則是什麼樣的。然後，我們再按照經過自己寶貴的深思後的情感，去感受和行動。換句話說，正如一個孩子的成長一樣。在理想的狀態下，我們希望孩子能明辨是非。這就意味著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他或她能獨立地去檢驗自己對事物所形成的感受正不正確。2016年，川普在競選時嘲笑並模仿了一個殘疾人說話時的抽搐特徵。但是，一個孩子——或許甚至一個成年人——都會問，這真的很搞笑嗎？我「應該」笑嗎？我為何會跟著笑？在2020年，川普對於遊行示威的憤怒，比對殺死喬治·弗洛伊德的喬文（Chauvin）警官的憤怒更甚。對此，我們要反思，為何會有人對喬治·弗洛伊德之死表現得很難過，但卻有人表現得沒那麼難過呢？這個問題就體現出，我們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拉鋸點上——這是一個政治觀點與人類的情感相碰撞的拉鋸點。
生活在貧困的白人社區，
還是凋零的黑人社區，並沒太大不同
新京報：你的《故土的陌生人》讓我想起了Katherine J. Cramer對共和黨人斯科特·沃克當選威斯康辛州州長的著名研究，《怨恨的政治：威斯康辛州的鄉土意識和斯科特·沃克的崛起》（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威斯康辛州是著名的搖擺州，選民分化十分劇烈。該作者通過對威斯康辛州的田野調查認為，城鄉區別也是美國政治分野很重要的原因。鄉土意識相對獨立於兩黨意識形態，而城市居民的城市環境形塑了他們理解政治的方式。選民之所以會選擇那些有悖於自己利益的候選人，並不是因為他們認同自由至上主義，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錢不會花在自己身上。他們對城市政府的痛恨跟支持小政府的觀念結合在一起。這似乎也能解釋你在書裡提到的「大悖論」：他們不僅僅是非理性選民，因為身份認同形塑了他們對自己利益的認知。你怎麼看待城鄉區別在美國政治分野中所扮演的角色？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我很喜歡Katherine J. Cramer的研究。城鄉對立的確是美國政治分裂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想，她找到了另一個版本的對「插隊者」的憤怒。這些人害怕別人領走了政府發放的福利。其實，中小農戶越來越被主流社會邊緣化。而且，他們深深地與鄉村傳統的生活方式連結在一起，他們跟很多住在非城市地區的美國人一樣喜歡打獵。他們對「新的社會規範」——比如有關性、性別角色和種族的新規範——感到憤怒和害怕。而這些新的社會規範，在城市裡變化得更快。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美]Katherine J. Cramer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版
新京報：你在書裡提到「同理心之牆」，能說說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同理心之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如今美國的政治分裂不是某個人刻意設計或導致的。這是因為這兩群人成長和生活在不同的階層和地區。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全球化以來，美國的大城市和海岸沿線的地區變得更左，而小城鎮和農村地區變得更右。在人口學上，美國有色人種的比例在不斷上升。對於這些有色人種來說，美國海岸城市的左翼氛圍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們很多人都到大城市去了，這也反過來使得這些地方更加左傾。而共和黨表現得更加組織化，也更加有錢，他們也在加速右傾化。新京報：有許多人批評歐美的文化左派，在組成女性、有色人種、LGBTQ等群體的鬆散聯盟之後，他們實際上放棄了因全球化導致美國夢破碎、階層下流的白人底層群體，並將其交給了右翼。在你的書裡，你似乎也印證了這個觀點，藍領工人們認為，聯邦政府將稅款發給了遊手好閒之人。如今左翼真的沒那麼重視階級問題嗎？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是的。這也正是我當下在寫的一本書中，所研究的問題。為了我正在寫的這本書，我去了阿巴拉契亞山區做田野調查。其中，我採訪了一個受訪者，他在極端貧困的活動房屋裡長大，那裡毒品問題猖獗、犯罪率極高、失業率也很高。「我不知道在肯塔基州鄉下的全白人的貧困活動房屋社區裡長大，和在底特律市中心全黑人的社區裡長大有什麼不同，」 他跟我說，「可能就是音樂會有所不同吧。」他還說，越來越少的工廠崗位拋棄了黑人們，而凋零的煤炭業拋棄了東肯塔基州的白人們。
蕭條的底特律
新京報：川普將美國製造業的失業歸咎於全球化。你在書裡提到，其實使得製造業失業的主因是自動化，真正「插隊」的人是機器人。但是，被機器人替代的白人男性就會將插隊者的矛頭指向女人、黑人。為何他們沒有將對自動化的情緒具體化到「深層故事」中？面對製造業的自動化，我們該怎麼解決自動化所帶來的失業問題？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看看世界上最好的模板——德國——是怎麼做的。德國是一個實現高度自動化生產的國家。但是，他們卻有著很低的失業率和很高的工資。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有很強的勞工運動的因素，他們可以讓職工在企業的戰略規劃委員會裡有一席之地。
新京報：你在書裡認為，川普在2016年的勝選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川普能拋下一套政治正確的態度，拋下一套情感規則，讓人產生令人愉悅的快感。你覺得川普還能故技重施，因此達到連任的目的嗎？被「同理心之牆」相隔的兩派該如何打破這堵牆？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是的。首先我們應該問，到底什麼是政治正確？政治正確來自一種情感規則。在這套情感規則的主導下，人們焦慮而死板的在日常生活裡執行著其規則。在這之中，我們能發現，開放和互相尊重的對話是缺失的。假如我們發現開放和互相尊重的對話真的缺失了，我們就需要問問其原因。我們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這些情感規則，用一種焦慮並嚴厲的態度實施的——不管左派還是右派，我們都應該捫心自問。這個問題是一系列左派和右派都應該捫心自問的問題之一。對於政治正確來說，它佔據了兩個優越地位：在批評別人上（你們批評我們是種族主義者，但你們自己才是種族主義者）和為平權事業而辯護上。其實，這兩個地位都需要維持對話的開放性和有效性。在美國，如今真的有一些有關如何形成良好對話的討論。Bridge Alliance是一個有著包含七十到八十個不同的初創企業、非營利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龐大組織，它們嘗試在「紅州」和「藍州」中「搭橋」。在這些組織裡，有的組織名字叫「來自另一邊的招呼」（Hi from the Other Side）或「客廳對話」（Livingroom Conversations）——這是對美國的政治分裂的一個來自公民社會的回應。這也是美國社會中我最愛的那部分。
「客廳對話」（ Livingroom Conversations）的網站截圖。
而川普為真正存在的受苦者，提供了一個糟糕的答案。為何右翼的修辭術如此有力量？這就是因為他們提供了一套撫慰上世紀七十年代後，遭遇經濟創傷的美國底層白人和藍領工人的話術。這批人大約佔美國人口的45%。他們包括中小農戶，底特律、匹茲堡、辛辛那提和弗林特的鐵鏽帶中的下崗工人和失去收入、工作保障和文化地位的煤礦工人。有著本科學歷的白領和沒有本科學歷的藍領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在這些缺少本科學歷的藍領工人裡，許多白人就是共和黨的支持者。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只會加劇這些底層白人的恐懼。而我的恐懼是，這會使得右翼變得更加瘋狂。我們需要的是，對切切實實存在的問題，進行跨越左右的對話來解決。新京報：在世界各地民粹主義的浪潮中，右翼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響亮。你在書裡說，各個版本的「深層故事」正在走向全球。你如何看待這種右翼興起的局面？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在這個恐懼和不安的時代裡，也許在將來，動蕩和鬥爭會比合法抗爭出現的概率更大。從2016年11月到2020年的一月份，我們能看到，到處都在「向右轉」。在美國，川普運動就「吞併」了茶黨運動。共和黨成員們和川普，在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裡消除異己。所以，「右翼的聲音」當然是變得更大了。但是，如今是2020年七月了。我發現，左翼和右翼中，邊緣極端的聲音都在變得更大；其次，「黑人的命也是命」所領導的運動在左翼中崛起；再次，這場運動需要一個領導人——我希望那是拜登——來團結美國。在我所採訪的每一個人中——縱使從溫和右翼到極右翼——都認為美國的社會撕裂需要療愈。我想，到最後，療愈是會發生的。但如今，我們依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我們去做。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徐悅東；編輯：走走。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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