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鷹派遍地的美國政壇，如果要評價一個政客算不算主流鷹派，標準可能因人而異，但是就我看來，一個所謂的鷹派，來自對手的評價最能掂出分量。所以，我們來討論幾個三番五次登上《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聞聯播》這種重磅媒體的「人類公敵」面目，那些光在美帝叫囂，而沒有資格被中國鄙視的鷹派，實在太多，按下不表。這些「人類公敵」有沒有什麼共性，又有沒有特點？
一、美國「範進」：納瓦羅
大器晚成的納瓦羅在川建國的幕僚團隊裡面，職級不高，只是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的主任。他的出鏡頻率也不高，用當下的話說，就是存在感不強。但從結果來說，其實這個人對中國的影響很大。
納瓦羅是正牌的哈佛經濟學博士，大學畢業後還從過幾年軍。注意這兩條配置——這是接下來要講的幾個鷹派的標配。納瓦羅此前在加州的梅拉吉商學院當教授，是百分百的知識分子。他的經濟學觀點是非分明，攻擊性很強，這樣的人不太容易討喜，往往都是非主流。
納瓦羅出身寒微，又是知識分子中的少數派，所以雖然身為民主黨，在加州這個民主黨大本營裡面卻混得不太好，缺乏金主和黨派支持的他先後五次競選聖地牙哥的市政職位，都沒有成功——60多歲了還連個科級小官都混不上，這一點也是被央視大肆嘲笑的一點，說納瓦羅是美國「範進」。
他的眾多著作中，其中關於中國的幾本書最著名：《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致命中國》、《臥虎》——這些著作主題都十分明確，那就是中國正在利用各種手段成為美國的威脅，必須在戰略和戰術上加以遏制。
《致命中國》是納瓦羅著作中的重中之重，此前我專門寫文章介紹過，因為這是美國貿易戰的奠基和溯源之作。可以說美國對中國發起的曠日持久的貿易戰的各項措施，在這種書中都能找到影子。川建國沒當選之前就讀了這本書，相見恨晚，所以從參選總統開始就大力提攜鬱郁不得志的納瓦羅——注意，納瓦羅是民主黨，川建國是共和黨，跨黨派提攜一個主要智囊，是不多見的。
諸如納瓦羅這樣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在古稀之年還有強烈的從政欲望，我覺得並不是所謂的「官癮」——而是一種時不我待，踐行自己學術見解的急迫，所謂的修身治國平天下，這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和多數圓滑的政客比起來，納瓦羅身上有十分明顯的知識分子氣息。他沒有模稜兩可的討好式語言，觀點總是一以貫之、愛憎分明，從來不輕易改變。他的《致命中國》扉頁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獻給所有的中國朋友們。希望他們有一天能自由地生活。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請大家多保重！」
二、反華奇葩：盧比奧
能被冠以「反華奇葩」這種頭銜，暴裂的事跡肯定不少。此人正是美國國會的明星參議員：盧比奧。
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會兩院中的參議院比眾議院權力要大得多。參議員每州只有兩個，職位少，任期長（6年），而且沒有連任限制。從參議員到總統的例子數不勝數。可以這麼說，一個美國參議員在立法和決策層面的影響力遠遠大過一個州長。所以很多美劇裡面大陰謀的背後都有一個資深參議員的影子，這絕不是瞎編。
盧比奧是古巴裔，父母1956年從古巴逃出，投奔一海之隔的邁阿密。在離開古巴前，父親是個酒保，母親是一名旅館清潔工，絕對的藍領底層。但盧比奧卻是標準的勵志的窮人家孩子，學業一路開掛，體育也極為優秀，最終以邁亞密法律學院法律博士畢業，讀書期間靠出版名為《美國之子》的著作，賺了80萬美元的稿費，標準的美國夢。
因為佛羅裡達是古巴移民的天下，所以盧比奧的古巴裔身份是個天然利好，他年紀輕輕從政就人氣極高，2010年36歲奪得佛羅裡達州眾議院議長職位時，被人稱為「歐巴馬第二」。2013年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稱為「共和黨救世主」，2015年還和川建國競爭，參選總統。
盧比奧之所以能獲頒「反華奇葩」這種勳章，完全是實力硬剛——說史上美國參議員反華提案最多，他是當仁不讓的。我們熟悉的近幾年關於臺灣、香港甚至新疆的很多提案，都是他不遺餘力推進的。除此之外，廢除孔子學院、限制華為、控制南海等問題，也處處是他的影子。當然，這傢伙也不單是針對中國，他的祖國，古巴也沒少被他剛，他就極力反對美國古巴關係正常化，因為他覺得古巴不配。而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都在他持續硬剛的名單上。從上述國家名單也可以看出，盧比奧清晰的價值立場，他發力的方向是刻意為之的。
盧比奧作為共和黨內明星少壯派，志向絕不會小，將來肯定還要參選總統。當然，如果他夢想成真，那央視的罵詞可能不夠用。
三、人類公敵：蓬佩奧
一個國家在媒體語言裡把另一個國家的政客定義為「人類公敵」，這在國際外交中極為罕見，可能只有文革期間的話語體系能找到與之匹配的攻擊力度。
蓬佩奧這個胖子可以說完全是依靠這波挨罵打響了在中國的知名度，他之前存在感一般的從政經歷，甚至還比不上一張居家圖片——他穿著圍裙在家裡洗碗，而老婆孩子優哉遊哉在旁邊打牌。這種嚴重敗壞家風的行徑，和堂堂美帝國務卿的頭銜十分違和。
國務卿這種稱呼僅僅用於美帝，它實際上源自北洋政府時期的職位，當年在翻譯美帝這個職位時候，就借用了。為什麼不像其他國家一樣，翻譯成總理或者外長呢？這也是因為美帝的政府權力設置非常特別，與他國區別很大，國務卿既有外交職能，又兼有部分內閣職能。這個在美帝排名第五的職位，權力小於總理又大於外長，不好等同翻譯，用國務卿這個翻譯其實是比較準確的。
蓬佩奧家族來自義大利，按照義大利語的翻譯，其實他的名字應該叫做「龐培」，妥妥的羅馬三巨頭的味道。這個胖子如今雖然外形較為猥瑣，但年輕的時候確實絕對的上等豬頭肉，清新可人。他來自洛杉磯橙縣的工人之家，老爸是個機械師，老媽就是家庭婦女。這個苦孩子同樣是個從小就開掛的學霸，從西點軍校以總成績第一名畢業，其後作為基層指揮官在德國駐軍，回來後又入讀哈佛，拿到了法學博士。
實事求是的說，蓬佩奧在學習經歷上是數一數二的學霸，但職業經歷卻比較一般，無論是當律師還是自己開公司期間，都沒搞出大名堂，還虧了不少錢。他上任國務卿之前申報自己的財產——身家還不到70萬美元，可以說是白宮菁英裡面最寒酸的一個。
但是，西點和哈佛的雙重金字招牌和從軍的經歷，為他從政加分不少。在美帝政壇，西點、哈佛、耶魯這些名校的學歷是天然敲門磚。僅僅是蓬佩奧86級的西點校友，如今在白宮就有好幾位，且都在關鍵位置。蓬佩奧從2010年當選國會議員後，就平步青雲，在校友們的提攜下，先後能源與商業委員會，還加入了情報委員會。在這裡，他又認識了大貴人——副總統彭斯。彭斯雖然不是他的校友，但和他一樣，都是虔誠的宗教信仰的保守派——因為蓬佩奧有過專門的教會工作經歷。正因為如此，彭斯才把他推薦給川建國，這成了蓬佩奧橫空崛起的關鍵。
蓬胖子作為保守派，政見雖然和川建國有類似之處，但2015年川建國參選的時候，蓬胖子並不看好，他支持的是上面提到的盧比奧。為了表示站隊，他甚至公開罵川建國是「癌症，是民主的威脅，無視憲法。」
川建國並不是不記仇，而是根本沒有在意名不見經傳的蓬胖子。任用蓬胖子後，有人提醒他，這個胖子以前罵過你啊。建國雖然醒悟過來，但是也很有氣度，一笑了之。而蓬胖子情商也很高，很快就跟以前做了切割。他各個方面的才能雖然不是那麼出眾，但是卻很符合川建國對於下屬執行力的要求。川建國上任以來，解僱了很多職業生涯非常出色很有想法的人，從國務卿到顧問，排起來一頁紙都寫不完。一言蔽之，建國完全是以商業管理的手法施政。
如果單從政治理念來說，蓬佩奧被冠以「人類公敵」這頂大帽子，確實有點冤——因為他雖然各種表態很銳利，但大多是跟隨川建國和彭斯的調子，原創性的表態並不多，而且他當國務卿之前，和中國的交集也很少。這樣的一個圓滑政客，被連上三天新聞聯播示眾，最終暴得大名，不知道是高興呢，還是高興呢。
四、汙名化黑手：博明
前不久在《後浪》用前所未有的矯情刷屏的時候，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馬修·波廷格（中文名博明）代表川建國，也對中國青年發表了一篇全中文的演講。在演講中，博明用極其流利的普通話闡釋了美國人視角下的五四精神，其中引用了很多專業的史料，而且文採飛揚，讓人很難想像出自一個白宮官員。毫不誇張的說，中國很多教授都未必寫得出來。
有專門的中文名的人，一般都是中國通。博明就是。他出身於中產之家，老爸是個律師。他在麻省大學裡學的就是中文專業，畢業後作為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駐華記者，在中國呆了7年。作為一個新聞記者，還是一個外國記者，日子好不好過不難想像。他後來在32歲的「高齡」棄文從武，加入美軍，有記者問他動機，他說了兩個：一個原因是他調查商業腐敗案件時被社會主義鐵拳伺候，狠狠揍了一頓。後來又因為新聞調查被圍堵在一個小旅館裡面，「我當時站在馬桶上，一群中國警察站在我身邊，一頁一頁地切碎我的筆記本，然後衝到廁所裡。」第二個原因是他的同事丹尼爾在伊拉克從事新聞報導的時候被教棍們斬首。這兩個讓博明倍感屈辱的經歷，成為他最終從軍的理由。
文字只對文明的人有用，對付流氓還是得靠拳頭——這種覺悟不難理解。博明在阿富汗前線充分發揮了自己當過記者的特長，專門從事實戰情報分析，在這個過程中結識了自己的貴人，陸軍中將弗林。後來弗林進入白宮，他也隨之完成了華麗轉身。
前面說過，美帝政壇其實特別看重從軍的履歷，博明同時還有他人無可比擬的中國通背景，所以進入白宮之後，特別是中美關係進入長期博弈的環境下，迅速崛起，從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官員，一路升為副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媒體對博明的定位是：汙名化中國的幕後黑手。博明具體的罪狀有：2017年，起草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正式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2019年，將華為列入美國出口管制「實體名單」；今年3月，博明主導下直接掀起了中美記者互逐大戲；最近美帝「斷供」世衛資金據說也是出自博明的建議。很難說中國經歷對博明有多大的影響，但或多或少能看出一些端倪。
美帝媒體曾經把博明稱為「冷戰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大轉變的核心」，可能有吹捧的成分，但是足見博明現今的作用。
一個文人最完美的復仇，古代說的是伍子胥，現代大概就是說博明吧。
五、最硬鷹派：博爾頓
前面說的這些鷹派，其實要和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比起來，那都算鴿派。單就政策立場而言，博爾頓是白宮當之無愧的最硬鷹派。「美國想敲打誰就敲打誰」這句話就是出自他之口，他還建議美軍直接進駐臺灣。川建國曾經評價他：「若由他做主，他會挑戰全世界」。
博爾頓的鷹派歷史可謂源遠流長，他對所謂「流氓政權」的態度就一個字：打！他認為推翻薩達姆政權是正確選擇，主張對伊朗的核武器計劃採取戰爭威脅，公開指責金家政權統治的殘酷無情和危險性，主張嚴格懲罰北朝鮮。同時提出不應該繳納聯合國會費的也是他……歐巴馬時期，他還經常撰文批判歐巴馬在對華外交上的「軟弱」。博爾頓甚至在川建國上臺初期，就主張美國應該重新評估「一個中國政策」。
博爾頓這麼硬氣是有來由的，他的履歷非常漂亮，可以說資格老到在白宮無出其右了。他出生在美國的暴徒之都，巴爾的摩一個消防員之家，並不富裕，也是「別人家的孩子」，學業極為傲人，耶魯大學法律博士畢業、執業律師、裡根時代助理司法部長、布希父子時代助理國務卿、歐巴馬時代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進入川建國時代，又任國家安全顧問。
美帝的「國家安全顧問」（有正副之分）作為總統的決策智囊，是個很重要也很特別的設置。他的任命無須通過國會，只對總統負責，作為專業人士，很多政策建議可以直接影響總統的決定，堪稱影子中樞。
博爾頓強悍的性格，資格又老，自然和川建國這樣的強勢老闆會有衝突。伊朗擊落美軍無人機，博爾頓當即越過川建國，建議美軍無人機飛彈回擊，已經擬定計劃對伊朗開戰，千鈞一髮之際被不想鬧大的建國叫停；其後又因為不經同意出版回憶錄，建國被彈劾表態不當等結下梁子，被建國開了。他倆之間的矛盾，並不是方向上的矛盾，其實是技術層面的矛盾。建國喜歡談判不成再動手，博爾頓喜歡直接就幹。就像我們中國人說的「君甘臣酸」，老闆和員工需要性格互補，特別是面對建國這種老闆。
博爾頓的離開當然改變不了中美漸行漸遠的趨勢。因為在對華政策上，越來越多的博爾頓正在湧現。
翻看這五個美帝鷹派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很多共同之處：普通甚至寒微的家庭出身、貨真價實的高學歷高智商、漂亮的職業履歷和成就、在政策建議方面的專業權威等。同時，因為各自經歷和位置的不同，又在各自的決策發力上有所區別。不管對他們是何種看法，可以說都是專業的人在幹專業的事。他們在對華的表態上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都會不約而同的，有意識的嚴格區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於前者的措辭嚴厲，對於後者的百般安撫。至於這是不是人類公敵的詭計，歷史會有答案。
可能最讓人悲哀的是，在僅僅兩年的時間裡，我們見證了美國的鷹派政客從零星到數不勝數的過程，甚至可以說，目前已經找不到嚴格意義上的對華鴿派。美帝兩黨空前一致，都是鷹派，只是程度的不同罷了。在5月13日的《新聞聯播》上，央視主播連用17個成語痛批美國無恥政客，我覺得用得太早了，省著用才好，以後要罵的人類公敵還多著吶，理可以屈，但詞不能窮啊。
對半導體的深度思考（完整版）1. 緣起
始於近代，中華民族命運多舛。因為戰爭，在上世紀前半葉，除了尊嚴，這個民族幾乎失去所有能夠失去的東西。上世紀的後半葉，這個民族奔波於果腹與溫飽之間。千禧年後，在我們有機會重回世界之巔時，爆發了中美貿易戰。上世紀欠下的債，終要這個世紀來還。在這一次戰爭中，使用的武器不再是槍炮，而是不足一握的半導體晶片。
半導體是一種特殊的材料，這種材料有時表現為導體，有時表現為絕緣體。地球蘊含許多半導體材料，最常見的是石塊。與傳統的木匠活相似，將這些石塊加工成半導體晶片，需要使用許多設備，經過多個步驟。木匠活三分看手藝，七分看家什兒，晶片的製作也是如此。
晶片製作的第一個環節是設計，等同於木匠活裡的手藝。在設計環節結束後，工程師需要向半導體工廠提供刻在晶片上的圖形文件。今天的半導體晶片集成了幾十億個電晶體，使用手工繪製這個圖形並不現實。工程師需要書寫程序，然後藉助EDA (Electronics Design Automation) 工具，將程序轉換為圖形文件。
EDA工具的提供商經過多年的優勝劣汰後，Synopsys、Cadence與Mentor三家瓜分了絕大部分市場，這三家本質上都是美國公司。EDA廠商除了提供工具之外，還為工程師提供了許多組成模塊。在今天的半導體晶片內，包含了幾億到幾十億個電晶體，工程師們不可能再從一顆顆電晶體開始搭建，會使用許多已經實現好的組成模塊。
有些模塊可以從EDA或者其他廠商處購買；有些模塊需要自己實現；還有一些模塊即便是自己實現，依然需要給他人支付專利費用。高通在通信領域中的一些算法，只要你使用了就要付費，高通不需要為此提供任何技術支持，僅需要派出幾名律師。諸如此類的條款，在半導體設計領域隨處可見，只是沒有高通這樣霸道，這樣引入注意。
工程師完成設計工作後，將圖形文件提交給半導體工廠，半導體工廠需要備齊各類原材料與製造設備，製作出一顆顆晶片。半導體晶片分為兩類，一類是分立器件，一類是集成電路。由一個獨立的二極體或者電晶體構成的晶片，被稱為分立器件；集成電路是將多個電晶體、二極體、電阻和電容等元件互連在同一個晶片上，所構成的晶片。
1947年，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所發明的第一個電晶體，可視為分立器件；隨後Intel的Robert Noyce和TI的Jack Kilby，將多個電晶體組合在同一個半導體晶圓上，發明了集成電路。集成電路是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重要裡程碑，在其後誕生了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的持續正確，推進了整個產業的發展，也逐步提高了半導體製造的門檻。Noyce時代的集成電路並不難做，使用木匠活的墨斗加斧刨鋸鑿加工即可。而後集成電路由摩爾定律指引，每兩年在同樣大小的半導體晶片上集成的電晶體數目增加一倍，使晶片的製作愈發艱難。
摩爾定律推動了集成電路的進步，也使得半導體設備所需提供的精度，從毫米開始，過渡到微米，最後步入到納米世界。在納米世界中，半導體材料的通行法則不是傳統的經典物理，而是在上世紀初興起的量子力學。沒有量子力學的突破，半導體無法到達今日的高度。
現代智慧型手機中的處理器，已經集成了幾十億個電晶體，設計複雜度不亞於一座北京城。但是這個北京城需要在指甲見方處搭建，這對設備精度提出了近乎無限的追求。這使得雷射，這個至今為止，人類所能控制的，最準的尺與最快的刀，參與半導體製造成為必然。
光刻相當於傳統木匠活中的墨斗，主要用來打線測量；加工半導體晶圓的是蝕刻、研磨、切割、打孔這些設備，相當於木匠活中的斧刨鋸鑿。半導體製作的第一步，是使用雷射將準備好的設計圖案印在晶圓上，這個過程也被稱為光刻，之後斧刨鋸鑿協力，製作出一顆顆晶片。
在現代半導體晶圓製作中，光刻佔據了大約40~50%的時間，其他製作步驟緊密圍繞著光刻進行。因此半導體產業的所有製造設備可以簡約為兩類，光刻與輔助光刻的設備；矽這個主材料之外，剩餘的材料也可以簡約為兩類，光刻與輔助光刻的材料。
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的進步是摩爾定律持續向前的源動力。摩爾定律的持續正確，使人類獲得了更強的計算能力；計算能力的提高進一步促進了設備與材料的發展；設備與材料的持續進步，捍衛著摩爾定律的持續正確。這使得摩爾定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真理。整個半導體產業，在這個自身能夠驅動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中，奮而向前。
在半導體產業中，設計與製造緊密相關，材料與設備耦合在一起。設備與材料的前進步伐緩慢，研製周期漫長。這使得貌似可以通過良性循環，而無限上升的產業總會遭遇波折，使這個產業呈現出一定的周期。從半導體產業誕生之日起，形成這個周期已經成為必然。
源自于貝爾實驗室的電晶體誕生後，引發了歐美日所有巨頭的關注。IBM、HP、摩託羅拉、飛利浦、西門子、NEC、東芝、日立前後進入半導體產業。在當時，半導體工廠所需要的超重資產對多數小公司可望而不可及。
小公司沒有錢，沒有好工廠，但是可以加班拼命。上帝是公平的，賦予了小公司以創新。地處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小公司TI，在1954年發明了基於矽的電晶體。電晶體的發明者Shockley，從貝爾實驗室來到矽谷後，培養了IT史上著名的八個叛徒。後來這八個人成立了仙童半導體，為首的是Intel的創始人諾伊斯，他與TI的Jack Kilby同時發明了集成電路。
在當時，一個半導體公司或者大公司的半導體事業部中，不僅有半導體設計人員，半導體廠房的工人，還有研發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的科學家。
那時的半導體公司一定很熱鬧。一邊是歪在椅背上唱著歌，異想著天開的設計靈魂；一邊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非要分辨出是針頭還是針尾先落地，Copy Exactly工廠哲學的捍衛者；還有一邊是兩耳不聞天下事的科學家。那時的半導體工廠在管理哲學上存在的一定不止是兩難。到後期，這幾夥人還能在一起上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看究竟是誰先挺不住離開這裡。
1987年成立的臺積電，打破了這個僵局，此後出現了一批僅從事製造而不進行設計的半導體工廠。設計人員紛紛獨立，在整個矽谷、美國與歐洲，出現了許多沒有工廠，僅從事半導體設計的公司。設計與製造的分離促進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這是一段屬於半導體的黃金時代。
半導體產業的進步，推動了處理器的發展。上世紀90年代，Intel的處理器進入奔騰時代；Apple、IBM與摩託羅拉共同發布PowerPC微架構；SUN與TI聯手搭建SPARC晶片；還有將計算機體系結構推向巔峰的Alpha處理器。那是一個屬於半導體與處理器的輝煌歲月。
處理器很快席捲了整個世界。處理器的性能更加強大，與此相關的生產資料也更加完備，完備的生產資料提高了人的效率。當所有人的效率都得到顯著提升後，量變的積累引發了質變，全人類的合力重構了整個世界。電子資訊時代終告降臨。
在處理器的推動下，出現了程控交換機、乙太網與路由器。在這些網絡設備的基礎之上，網際網路嶄露頭角並迅速泡沫化。網際網路產業需要許多伺服器與網絡設備，這些設備需要大量的半導體晶片。半導體產業在這個需求的刺激下，欣欣向榮也孕育著泡沫。這個泡沫很快與網際網路泡沫走到了一起，相互借力，相互配合，搭建了一個巨大的空中樓閣。
2000年3月10日，納斯達克指數在達到5048這個高點後開始崩塌，半導體產業無法獨善其身。至2003年，半導體產業進行大規模的合併重組已勢在必行。我願意相信，推倒合併重組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發生在2003年10月的摩託羅拉分拆半導體事業部。我願意選擇這個時點作為半導體新周期的標誌，也願意以此作為對摩託羅拉的回憶。
資本的無知疊加著行業的恐懼，半導體產業一片廢墟。
網際網路泡沫的塌陷，刺穿了半導體產業的泡沫。在2001年，半導體產業出現了大約30%的降幅，直到2004年，半導體產業才逐漸復甦。此後半導體晶片的需求在緩慢地上升，但是摩爾定律也頑強地走了幾步，使得半導體晶片的集成度更高，在一定程度對衝了這個需求。
今天的智慧型手機，複雜程度遠超之前的功能機，所使用的晶片數目卻沒有增加。在iPhone Xs中，半導體晶片不過30個左右。智慧型手機產業沒有使半導體行業受益。隨身聽、卡片相機、GPS導航儀，還有許多曾經輝煌的產品，最後被塞入了智慧型手機之中。
智慧型手機從功能機時代的5億部提高到15億部，依然無法彌補這些消失的電子設備對半導體的需求。智慧型手機一路高歌的時代，也是半導體產業逐步低迷的時代。這個產業在資本的撮合下，在西方進行了大規模的合併重組，以抱團取暖。
在智慧型手機時代，移動網際網路風靡整個世界。智慧型手機打開了應用之窗，也關閉了硬體之門。應用為王的理念在智慧型手機時代逐步成立，奪去了硬體創新的接力棒。與應用場景相伴的是各類跨界的微創新，這些微創新會培育許多好公司，但不是偉大的公司。這使得在電子信息產業，我們將長期面臨一個缺乏創新的時代。
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偉大公司，有幾個是聽從了現有應用場景的意見，然後在此基礎之上精益求精，逐步發展起來的？我們之前經歷的多數創新，是少數人對未知領域做出了準確預判，提前布局這個未來，是自己創造出新的需求，並指引著這個未來。
這些創新在初期，通常與當時的常理相悖，需要歷經叛逆、前衛、流行與懷舊這個必經之路。機會如同小偷，來時悄無聲息，走時方知損失慘重。無數公司因為錯失一次創新的機會，遠離了舞臺中央。PC誕生之日，IBM持續質疑著Intel與Microsoft；賈伯斯拿出第一部iPhone時，諾基亞的詆毀與否定，不是因為吃不到這顆葡萄。
PC之後不再有PC，iPhone之後不再有iPhone。這兩個劃時代的產品完成了各自的歷史使命。這兩個產業不是起始的百家爭鳴，而是落幕的孤芳自賞。從2003年開始的，半導體產業的併購重組，伴隨著PC與智慧型手機時代的結束而結束。此時西方已經沒有剩下幾個半導體公司，可以繼續合併重組了。
更少的公司形成了更強的壟斷。美國政府拿起這個壟斷，作為武器。
在中美貿易戰的前夜，美國在很多領域僅剩幾個巨頭在死撐門面。在中國加入WTO後，勤奮而聰慧的，能過得起苦日子的中國人抓住了一切機會，掏空了原本屬於西方世界的下遊產業。如今這些下遊已經淹沒在珠長三角的人海之中，很難再次回歸歐美。
下遊產業更加龐大的產值，更多的參與者，使應用場景集中於這片古老的東方大地。勤奮的中國人，在下遊產業中，沒有給歐美這些發達國家，也沒有給亞非拉這些相對落後的國家任何機會。西方在PPT層面討論IoT與AI時，華強北路已經把樣品準備好了；西方考慮將產業鏈轉移到東南亞時，中國人在越南與緬甸不知道度過了多少個日夜。
美國人希望拿回自己失去的下遊，中國人也不願意在上遊產業被持續勒索。東方的智慧與西方的哲學將再次碰撞，首先在半導體這個戰場上一決高下。半導體產業一個全新的周期，將從這次貿易戰開始，從東西方的這次碰撞開始，我們這一代人在退休之前，看不到結束。
2. 近鄰
日本人口眾多，約為1.27億人，排在世界第11位，因距離中俄太近，使其領土顯得非常狹小。日本由本土四島與周邊七千多個小島嶼組成，面積略小於法國，大於德國與英國。日本島嶼大多在本土附近，還有幾個向東、南方向輻射的島嶼，深入太平洋腹地。這些島嶼給日本帶來了440萬平方公裡的海域面積，中國可控的海域面積僅為200萬平方公裡。
中日間在近代多有戰事，在這幾場戰爭中我們吃了大虧。日本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並不友好，我們卻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中國和日本是一海相隔的鄰邦，中國與日本有近兩千年的文化交流。上世紀的前半葉是一個大戰爭時代，日本人並不幸運。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不分地界、無論種族都是極其不幸的。戰後的日本，與中國同樣，在滿目瘡痍中重建家園。
二戰後，盟軍佔領日本，麥克阿瑟要求東芝、日立這些電器公司，大量生產收音機，以保證每一個日本家庭，都能夠收聽到盟軍的廣播。在當時，日本這些公司製作的收音機，僅有10%的良品率。為此麥帥專門設置了一個為期八天的質量管理課程，讓世界上最著名的戴明博士傳授日本人，如何才能製作出合格的產品。至今「戴明獎」仍是日本科技界的最高榮譽之一。
戰勝國的權威，使得所有日本企業家俯首帖耳，日本最頂級企業的總經理全部參加了這次培訓。這些即將在未來重新塑造日本的企業家，在上課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這位戴明去美國的汽車巨頭福特解決質量問題，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故事了。麥帥的無心插柳，使質量優先於技術的哲學，在日本生根發芽。十年後，美國在多個產業受到了這個國家的直面挑戰。
這個堅忍的民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始終在模仿著美國，抄襲著美國，並開始逐步超越美國。日美貿易戰前夕，物美廉價的日貨幾乎要全面佔領美國。上世紀50年代末，日美貿易戰爆發。從紡織品開始，歷經了鋼鐵、家電、汽車、電信與半導體行業。戰火還進一步延伸到了金融與匯率領域。
日美貿易戰之間最慘烈的戰場，發生在半導體領域，這也是日本希望能夠負隅頑抗的最後一塊陣地。當時日本生產的半導體晶片已經比美國好很多了，在質量與價格這兩個層面同時超過了美國。在上世界八十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已佔據全球的半壁江山，並在半導體存儲行業形成壟斷，Intel生產的存儲晶片堆積如山。Intel危矣，矽谷危矣，美國危矣。
美國人有力的拳頭，將胳膊牽引得很長，強迫日本在1986年籤署了一份為期5年的《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這個不平等的條約重創了日本半導體產業。日本強大的半導體存儲行業，逐漸被韓國，甚至臺灣超越。日本的一味退讓沒有換來太平，等待大和民族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在那段時間，日本所接受的條件，除了屈辱，還是屈辱。這份屈辱，日本人忍受了三十餘年，日本人沒有理由不恨美國人。在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前，這個國家一直在臥薪嘗膽，厚積薄發。今天他們終於等來了機會。
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貿易戰打響時，有許多中國人包圍了肯德基與麥當勞，準備抵制美國貨，後來發現，準備抵制美國貨的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自己，美國不準備賣晶片給中興通信，這個公司快破產了。中國人是應該抵制美國貨，還是抵制美國不賣給我們美國貨。
中國購買的半導體晶片數量太多，與當年購買巴西與澳洲的鐵礦石類似，多到了丟失了話語權。在半導體領域，我們無論是買，或者是賣，都面臨著一個極難翻越的刀鋒。不出意外，中國在半導體的設備、材料、製造與設計，這四個領域全面處於下風，面對來自美國發起的半導體之戰，中國沒有反制措施。這也是美國在貿易戰中，選擇半導體產業作為先鋒的重要原因。
中國半導體產業之殤，始於上遊。
半導體產業上遊產業的落後，是中國所有產業在上遊領域落後的縮影。半導體產業的上遊是設備與材料，在這個上遊之上，較量的是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我們的落後，不是因為不夠聰明，恰是太過聰明。上遊產業不需要聰明人，需要願意破釜沉舟，十年磨一劍的傻瓜。
半導體的上遊，包括與光刻直接相關的設備與材料，及輔助光刻的設備與材料。其中最重要的設備當屬光刻機。荷蘭的ASML在高端光刻機陣地獨佔鰲頭，日本的Nikon與Canon在中低端有一些存在感。光刻機的上遊是雷射源與光學系統。高端的雷射源僅剩下ASML旗下的美國公司Cymer，與日本的Gigaphoton。
最好的光學系統來自德國的卡爾蔡氏。在中國還在打鴉片戰爭時，這家公司就在專心致志地磨鏡頭，至今還在磨。源自於這家公司的阿貝成像原理，奠定了光學系統的理論基礎。日本人的執著，使Nikon與Canon在光學系統中，也有一席之地。
光刻機的輔助設備很多，包括蝕刻、研磨、等離子注入、沉積等百餘種設備，絕大多數份額被美國的應用材料、泛林科技與日本的東京電子瓜分。在半導體晶圓的生產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領域是晶圓的前道測試。晶圓的前道測試與製造緊耦合。這個領域的核心設備，是基於經典物理與量子力學的各類探針與顯微鏡，被美國的科天壟斷。
半導體設備是物理的世界，材料是化學的天堂。日本的工匠精神，使其在精細化學領域打遍天下無敵手，也使得半導體材料大多數都在日本手中。高純度單晶矽晶圓最重要的兩個供應商，是日本的信越與勝高。與光刻直接相關的材料，光刻膠幾乎被日本的JSR、信越與TOK壟斷。剩餘的其他輔助材料被日本與歐美企業瓜分。
中國在半導體設備與材料的全面落後，歸根於上世紀對物理與化學這些基礎科學的忽視。風花雪月的德布羅意的波粒二象性和薛丁格方程，解決不了當時中國老百姓的溫飽問題。這個落後是冥冥之中，上帝對中國的安排。至今中國這個產業的落後已是懸崖百丈冰，只可徐徐圖之。
在這個領域，日本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半導體的上遊，曾幾何時，由貝爾實驗室、IBM等歐美公司掌控，後來逐漸在日本落地生根。今天的半導體上遊產業，缺少歐美，大家最多是活得不夠舒服；缺少日本，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
日本在半導體產業上遊的地位，是美國人逼出來的。最初日本緊跟著美國，弱者向強者取經，本無可厚非。只是在日美貿易戰中，這個抄襲被刻意放大了，日本喪失了許多東西。他們只能做些美國也不會的東西，才不會被指責。他們沒有失去20年，只是在很艱難地向產業的上遊，向基礎科學的方向上前行。這些在上世紀的努力，使日本在本世紀獲得了許多諾貝爾獎。
這個國家能拿諾貝爾獎的不限於大學教授，還有一些是來自小公司的職員。在日亞工作的工程師中村修二重新發現了藍光。在島津製作工作的小職員田中耕一，為他在無意中的發現，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寫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論文，這篇文章使他獲得了諾貝爾獎。如果沒有這個發現，田中的一生，將與眾多日本工程師一樣，默默無聞，直到退休。
這些人是傻瓜，他們選擇了一條不成功便成仁的不歸之路。在日本有很多這樣的傻瓜，日本的產業環境也在寬容著這些傻瓜，不斷創造著能夠培育這些傻瓜的土壤。這個國家，正是因為這些層出不窮的傻瓜，持續創造著奇蹟。
在中美貿易戰爆發的今天，日本具備了天時與地利。廣場協議後，這個國家等待了三十餘年，他們失去的，他們會拿回來。在半導體領域，韓國得到的也是日本失去的。中美貿易戰之餘，日本限制對韓國出口一些半導體材料，包括氫氟酸、光刻膠、與含氟聚醯亞胺。
電子級的氫氟酸較為普通，而半導體級的氫氟酸生產廠家很少。韓國需要的半導體級氫氟酸幾乎全部來自日本。光刻膠是半導體製造中與光刻相關的最重要的材料，被日本的JSR、信越與TOK壟斷。日本不提供光刻膠，三星電子的半導體事業部可以直接關門。
聚醯亞胺始於美國杜邦的發明，簡稱PI (Polyimide)材料，是一種工程塑料，因其熱、電、力性能獨特，廣泛應用於機械、電子、航空與航天等多個傳統工業領域。標準的聚醯亞胺，因為加工難度、顏色較深、亞胺化溫度與介電常數偏高等原因，無法直接應用在半導體領域。
氟化的聚醯亞胺，可以有效克服這些問題，也使PI材料從傳統工業進入到微電子、光纖與液晶顯示領域。幾乎任何高純化學品，都會有日本人的身影，含氟聚醯亞胺並不例外。對於OLED，這個材料不可或缺。日本禁售含氟聚醯亞胺，三星電子的LCD事業部也可以重組了。
貌似偉大的三星電子，因為3個材料的禁售，面臨著破產危機。這幾個材料僅是日本上遊產業的冰山一角。至今日本完全可以憑藉在上遊的強勢，左右下遊產業的布局。
日本對韓國有極強的制約能力，對中國也是同樣。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這個國家的上遊產業與中國的下遊產業的互補極強。如果可以與其合作，中國有機會化解在半導體領域存在的所有危機。中國在上遊產業上存在的短板，決定了與這個國家只可結盟而不可用兵。
半導體上遊的技術難度遠高於下遊。半導體設備與材料，在近60餘年的發展歷程中，已水乳交融，如光刻機與光刻膠，光刻膠與蝕刻液之間都存在關聯關係。
材料與設備的研製，試錯時間較長，試錯機會匱乏。半導體工廠不會將寶貴的生產時間，過多用於新材料試錯。新的設備與材料，通常在研發新的半導體製程時，在製造廠商的大力協助下，才有機會導入。對於一個沒有老產品的新的材料與設備廠商，這種機會從何而來？
在半導體產業中，設備、材料與製造廠商，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半導體設備與材料本質上是設備、材料與製造廠商共同開發出來的，這造成了半導體工廠選用設備與材料的評價標準並不客觀，甚至包含了幾十年並肩作戰的友情與信任。這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在設備、材料與製造廠商間反覆上演，也增加了中國進軍半導體上遊產業的難度。
上遊的落後使我們在電子信息領域多個層面上的布局進退維谷。從產值上看，電子設備與其下的半導體產業呈倒金字塔布局。在2018年，最上方的電子設備廠商約為2萬億美金，下方的半導體晶片接近5000億美金，更下方的設備與材料在1000億美金左右。有些關鍵的材料，如半導體光刻膠，只有20億美金左右。
中國是電子設備的製造大國，也許我們能做到全方位的中國能造，世界不必再造。只是這種頭重腳輕的布局，隨時會帶給我們滅頂之災。上遊不穩，而片面發展下遊，將會為對手提供以四兩撥千斤的機會，給自己留下巨大的風險敞口。今日中國的下遊產業如山巔之湖，一旦崩塌，必一瀉千裡。中國半導體產業在上遊存在的問題，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
我們有未來。我有個還算聰明的孩子。如果他將來願意做上遊相關的科學，我會坦誠地告訴他，請原諒你們的父輩，我們努力過但一事無成，能夠傳授你們的是哪些路我們沒有走對。我不忍心讓孩子走這條看不到終點的道路，從事這個行業的絕大多數人不會獲得成功。
如果孩子還要堅持走這條路，我會繼續告訴他，上帝眷戀的是傻瓜，不是我們這些自作聰明的真正的傻瓜。人類進步依靠的也是這些傻瓜，不是被江湖磨練得有如一碗開水白菜般的聰明人。人終將死去，如果在死去之前，你覺得為這個星球有所貢獻，哪怕不過是一絲可以輕易忽略的塵埃，此生足矣。材料與設備的革新，我們留給那些甘為傻瓜的下一代。
在短期，我們半導體產業在上遊存在的問題，不能再押寶於現有的國內半導體人。底層無法克服的單點故障，需要高階的系統層面彌補。相比許多小國，我們的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有足夠的戰略縱深，有基礎與能力在系統層面解決這個單點故障。
半導體上遊之外的產業，形勢對中國相對有利。
半導體晶片的製造可以分為三個步驟，晶圓製作、封裝與測試。封裝與測試是中國與全球差距最小之處。中國的幾個封測廠有機會做得更好一些。只是在封測的上遊設備與材料層面上，中國依然嚴重依賴西方，依賴日本。
在晶圓製作層面，「十萬青年十萬肝，翻班熬夜救臺灣」的臺積電已暫時取得先機。這個領域本是細節為王，加班為王。同為炎黃子孫，我們不嫉妒臺灣在晶圓製作上的領先，我們本是一家人。國內的晶圓製作不夠強大，因為自身，也因為上遊廠商的並不公平。臺灣與大陸人有著相同的基因，臺灣能做成的事情，我們可以做成。
臺灣與我們血脈相連，我們的祖輩同飲一江之水，萬不得已也無需刀兵相見，多讓臺灣的年輕人來這裡工作，只要兩岸往來絡繹不絕，民間婚嫁不斷，用不了幾代人的時間，沒有力量能夠阻止我們的統一。臺積電之外，晶圓製作的全產業鏈，已經圍繞著中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布局。這片區域美國的軍艦可以到，我們的也可以。
在半導體產業中，設計環節最容易突破。半導體設計與軟體開發較為類似。
在PC與網際網路時代，國內軟體因為許多原因無所作為；在手機與移動互聯時代，中國人開發了許多優秀的App。這些App無論是用戶體驗，或是與應用場景的適配，都不輸於歐美同類產品，甚至在很多領域是領先的。
憑誰問，中國人沒有軟體開發的基因。
至今在電子設備領域，中國已經完成了全部的產業布局，中國全面掌控了應用場景，這使得半導體設計逐步東歸成為可能。中國人的勤奮與西方世界在這個領域近期的無所作為，將使這個可能逐步加大，直到必然。
3. 計算
半導體設計，由計算、存儲、通信與其他，共4大部分組成。在「其他」之中包含大多數分立器件、電源與傳感器相關的組成模塊。一個電子設備，無論是PC、手機或者是汽車電子，都是由這四類基礎半導體產品搭建而成。
與計算領域相關的半導體產業幾乎無所不包，x86相關的PC與伺服器，基於RISC-V與ARM微架構的SoC (System on Chip)，人工智慧相關的GPU、TPU與FPGA等都可歸為計算領域。半導體設計，本就以計算為核心。
整個電子信息世界也是圍繞計算展開。多數科技公司，從Google、Apple、Intel、Microsoft，到你們能馬上念出名字的科技公司，其主要的研發人員是軟體工程師，他們書寫的程序在處理器中運行。這些公司在電子信息世界中的歸屬也是計算。
即便是打電話，這個貌似是通信領域最典型的應用場景，首先是將輸入的語音，傳送給手機的主處理器或者基帶處理器之後，先交由通信系統，經過網絡設備中繼之後，傳送給其他手機。大多數網絡設備，交換機、路由器和5G的基礎架構，依然以處理器為核心搭建。華為這家通信公司，即便只看其運營商事業部，主要研發人員依然是軟體工程師。
電子資訊時代始於計算，精彩之處在於計算。第一臺電子計算設備ABC (Atanasoff–Berry Computer)揭開了這個時代的序幕，當時這臺計算機僅使用了三百多個電子管。電晶體的出現促進了計算的進步，在1954年1月，貝爾實驗室為美國空軍搭建了第一個基於電晶體的計算機TRADIC (TRAnsistorized DIgital Computer)。
計算體系的重要裡程碑由馮諾伊曼提出，這個體系也被後人稱為馮諾伊曼體系。在此之前出現的所有的計算機，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一些功能各異的計算器。此後到今天，計算機依然由運算器、存儲器、控制器、輸入設備和輸出設備，這馮諾伊曼體系的五大部件組成。
在這個理論的支撐下，計算領域蓬勃發展。在上世紀六十年代，IBM研製的System/360大型機系列，進一步確立了處理器體系結構的基本組成，奠定了現代作業系統的基礎，也揭開了大型機時代的帷幕。
System/360第一次提出並解決了兼容性問題，為System/360開發的程序可以在現代的IBM伺服器上運行，解決這個兼容性的首要功臣是這個大型機使用的作業系統OS/360。與OS/360同時出現的是周邊的應用軟體。這些應用軟體的數量多到了，使IBM這個硬體提供商，順利轉型為軟體服務公司。
至此，以硬體與作業系統中心，周邊應用軟體為生態的模型在計算領域逐步確立。IBM因為兼容與開放，引領了處理器與作業系統行業長達30年之久，這個公司也被後人稱為藍色巨人。
在大型機時代，處理器的亂序執行、並行處理、存儲緩衝架構等處理器體系架構已經逐步確立，大型機時代盛行的UNIX作業系統，奠定了今天還在使用的Linux、MacOS、Windows、iOS與Android等所有作業系統的基礎。單純從技術理論的角度上看，Intel與Microsoft在上世紀末取得的成就不是不如大型機，而是遠不如大型機。
在大型機時代，開發並使用機器的都是從事各類計算的科學家，也許是這些科學家們並不情願讓這個智慧飛入尋常百姓家，也許是一個公司很難連續跨越兩座刀鋒。藍色巨人輕視了Intel與微軟，忽略了PC時代，然後被遺棄，更加年輕而有活力的公司勝出。
Intel的老安迪締造了PC帝國，他也是IT史冊中最大的機會分子。
Intel的三位創始人，諾伊斯生性灑脫，憑藉發明了集成電路，肆意妄為，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他已游離於公司之外。摩爾與老安迪被迫著肩負重擔。摩爾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那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定律。這個定律，與其說是一個定律，不如說更像是摩爾在酒館裡喝多了之後的豪言壯語。老安迪這個機會分子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將這句醉話寫在紙上，並落到實地。
這個馬屁拍出了藝術與哲學高度。摩爾陶醉於此，深以為然。自此老安迪執Intel牛耳，與微軟一道開創了PC帝國，並在這個帝國最輝煌的時候急流勇退，在幕後選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老安迪鞏固了在大型機時代確立的，以硬體與作業系統中心，周邊應用軟體為生態環境的理念。憑藉這個理念，PC逐步壓縮著大型機在企業市場的應用場景，直到其名存實亡。
通信領域伴隨著PC帝國一道成長，很快出現了第一部手機，第一部帶有智能功能的手機，直到賈伯斯拿出第一部iPhone。已經逝去的Intel第5代CEO保羅，在卸任時與全體員工坦率地說，他在任期間最大的失誤是錯過了iPhone，錯過了智慧型手機。事實上，他必然錯過這個機會，Intel也必須錯過這個時代。
智慧型手機時代，重要的不是硬體。作業系統也不是之前Linux與Windows這類管理硬體的軟體，而是逐步進化到管理應用。在這個時代，各類應用百花齊放。微信和Facebook比Android與iOS更像是作業系統；在這個時代，因為ARM的存在，處理器設計的門檻逐步下降，Apple與華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設計出更好的手機處理器；在這個時代，處理器已不在浪潮之巔。
從直接提升生產力的角度看，智慧型手機的成就也許不如PC，連智慧型手機的App也是在PC機上開發出來的。在辦公室裡，若員工不是天天對著筆記本敲鍵盤，而是時時看著手機發微信，估計他的主管臉色會很難看。
智慧型手機的出現使信息交流更加便利，過多的交流也加大了獲取真實信息的難度。對於多數人，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思考的時間變得更少了。另一方面，智慧型手機的出現使衣食住行更加便利，客觀上節約了所有人的時間，從另一個層面提升了所有人的效率。
究竟是PC，還是手機，誰才是生產力工具。Intel認為是PC，蘋果堅持是手機。普通人離不開手機，也離不開PC；兩個行業的從業者，卻也無法否認，這兩個行業已過巔峰。PC與智慧型手機不會很快消亡，將有彗星般的長尾，伴隨著這個創新匱乏的時代。
PC與智慧型手機有很多不同，所創建的時代卻有一個本質的共同點，都是先有硬體設備，由這個設備創造、引領並重新定義了新的應用場景，幾個公司一道圍繞著這兩個硬體產品，團結著周邊的軟體生態，創建著各自的帝國。
從大型機到PC至手機，圍繞計算領域的周邊軟體生態，其重要性甚至超過處理器與作業系統的組合。處理器體系架構在上世紀末已經達到頂峰，在此後的二十年，並沒有本質的提高。處理器在歷經了x86、ARM至今日的RISC-V後，已經徹底淪為一個組成模塊。
在Intel的x86處理器中，技術難度最高的是存儲器層次結構、高速的外部總線接口、虛擬化技術與指令流水線。將這些模塊集成在一起，成為一顆處理器，並將功耗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仍然有非常大的工程難度，但並非不可克服。
在PC領域，為Intel和微軟保駕護航的是周邊的軟體生態。首先是桌面作業系統Windows與MacOS；之後是作業系統周邊眾多的應用軟體。作業系統與這些應用軟體，從DOS與Windows開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組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PC生態。即便有人能夠做出x86和Windows的替代品，依然對這個生態束手無策。
Google在最強大的時候，推出了ChromeBook與ChromeOS的組合，試圖進入這個市場挑戰Wintel，依然無功而返。PC的軟體生態太龐大也古老了，Google對此一籌莫展。沒有人有能力，在商業上也沒有必要，將其推倒重來了。
在伺服器領域，x86處理器獨領風騷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軟體生態。在這個領域，作業系統已非天塹。Linux作業系統可以很好地支持x86、ARM及其他處理器，但在Linux作業系統周邊，仍然有牛毛般的伺服器應用軟體，與x86處理器共同組成了無懈可擊的伺服器生態。
基於x86架構的伺服器，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份額，幾乎所有伺服器軟體都是在x86處理器上開發出來的，對x86天然友好。目前國內廠商已經開發出一些非x86架構的伺服器，這些廠商面臨著由軟體生態帶來的死鎖問題。因為市佔率低；所有沒有人為他們的伺服器開發程序；沒有這些程序也就無法建立生態；因為沒有生態導致市佔率更低。
即便是輔以重金，亦難化解這個死鎖。與PC生態相比，伺服器生態或許更難搭建。PC生態的多數搭建者是追求著商業利益的企業；伺服器軟體生態的搭建者，除了企業，還有許多開源組織，免費提供著大量的軟體。由一個或者幾個廠商完成這些開源軟體適配的想法，從人力、財力與技術等多個層面上看，都不現實。
即便我們願意不惜代價，讓開源組織去適配國產伺服器，他們也未必有能力做到。他們哪裡能夠搞清楚，免費提供代碼的這些程式設計師到底身處何方。將這些國產伺服器送到這些程式設計師手中，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更不用說讓他們去做適配工作了。
在智慧型手機時代，中國在計算領域中的位置，無論從軟體或者是作業系統層面，比大型機與Wintel時代好出許多。在我現在使用的PC中，雖然沒有什麼國產的軟體，但在我的手機裡，也沒有什麼國外的軟體了。在智慧型手機時代，以華為海思與MTK為代表的中華血統，在手機處理器中已站穩一席之地。
如果物聯網能夠引導一個時代，適合物聯網應用的，更為開放的RISC-V微架構能夠勝出，中國人的話語權會更大。目前中國在RISC-V微架構與相關生態上的投入，比RISC-V基金會主席Krste Asanovic創辦的SiFIVE公司大許多倍。
智慧型手機之後的故事，距離我們咫尺之遙。我們並不確定，在不遠的將來，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慧、自主物件、增強分析，誰將勝出。唯一確定的是這個世界依然由創新引導，成功仍然依賴著一次創新之上的持續創新。
萬物將在新老交替中生生不息。IBM之後是Intel和Microsoft，之後是Apple和Google。計算世界屬於年輕的一代，x86之後是ARM，ARM之後會不會是RISC-V？萬生皆有一死，再輝煌的公司也會燈枯油盡。沒有歷史包袱的新生力量，將輕裝向前，創建著新的帝國，與新的生態。
強大的文明決定著生態的成敗，技術的領先支撐著文明的強大。決定生態系統的最終力量依然是技術。在生態層面，中國真正落後的是語言與文化的穿透力，這個穿透力最終仍然以科技為本。當我們的孔子書院開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不被排斥；當我們的文明如漢唐般重新璀璨於世間，這個生態我們遲早會有。
4. 製造
在半導體設計中，存儲與通信是計算之外的兩大分支。存儲與通信在半導體領域中的區別極大。兩者卻有一個本質的相同點，製造的重要性大於設計。存儲領域的核心是在一個集成電路中容納更多的能夠穩定運行的存儲單位；通信領域關注的是分立器件，是將一個電晶體的性能做到極致。兩者的核心在製造上，從事這兩個領域的廠商，都擁有自己的半導體工廠。
存儲是一個古老的行業，源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對傳承的渴望。文字出現之後，他們迅速地將過去發生的事情，記錄在可以相對持久保存的媒介中，先是甲骨與石碑，之後是紙張、磁帶、光碟、硬碟，直到今日的基於半導體的固態盤。
基於半導體材料的存儲主要有兩個分支，RAM和由NAND顆粒組成的固態盤。RAM在掉電後，數據將丟失，而固態盤不會。RAM常被稱為內存，也可以歸於計算領域的存儲器層次結構中；固態盤真正屬於存儲領域。在iPhone Xs中，RAM的大小為4GB，存儲容量指固態盤的大小，分別為64、256與512GB。iPhone手機裡面的照片就是存放在固態盤中。
在存儲領域，三星、東芝、美光與海力士等佔據了絕大多數份額，中國的幾個廠商處於起步時的全面劣勢。存儲領域的重點是製造，而非設計。也許存儲不難設計也不難製造，但要求穩定。穩定與可靠是存儲最重要的特性，穩定性是1，剩餘的所有特性僅是在其後的0罷了。檢驗穩定與可靠，沒有太好的方法，唯有歷經時間的滄桑。
進軍存儲領域是在參加一場馬拉松長跑，不是比誰跑得快，是在比誰更有耐力，誰更少犯錯誤。存儲領域是一個典型的周期性行業，在行業景氣時，建設工廠的預算將更充足一些，也更容易在內部獲得通過；在存儲廠房建設完畢後，產能瞬間釋放出來時，這個行業進入低谷。
也有一些廠商反其道而行之，在行業低谷時建廠，高峰時控制價格，逆周期布局。採用這種方法的一家公司最後成功了，他的名字叫做三星。三星敢於逆周期建廠的底氣，在於存儲這個行業，能夠長時間維持穩定的增長；在於韓國政府的鼎力相助。韓國政府的底氣，在於當時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希望這個國家的半導體能夠成功。
還有很多公司也做了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越過寒冬。死人是沒有機會表達自己意見的，他們被迅速遺忘。在存儲領域，韓國的三星能做的事情，我們有條件做，也許也能做好，只是參與者是否在此時已經準備好了十年方得一劍。
在通信領域，我們必有足夠的話語權。中國上方的藍天足夠大，人口足夠多，在地球上，沒有人能夠忽略這個事實。這是中國在這個領域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也使得華為與其他國內通信廠商的出現並不是偶然。華為的偶然，在於這家公司還有一個金剛而不可奪其志的領袖，使這支能徵善戰的部隊終成鐵軍。
在通信領域，華為打得是一張讓歐美不可防的明牌。通信領域，從有線到無線，從2G到5G，不同的組織在不同利益的驅使下，制定著各類不同的協議，這些協議早已汗牛充棟。在中後期，這個領域哪裡還是在比技術，倒是與存儲領域有幾分相似，在比耐力而且比的不是一個人的耐力，是一大群人的耐力。多數廠商不堪重負，黯然離去。
如此多的協議，總要有人落實到程序層面；如此多的協議，總有衝突，需要有人去協商。華為的本事在於將這些多如牛毛的協議與瑣事，最終以全系列的產品設備的形式展現出來。大中華提供了足夠多的人力，不管多少協議與瑣事，你能做我也能做，我能一直熬你未必。任老爺子熟讀毛選，只要讓歐美廠商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他們無路可逃。
華為在手機領域，沿襲了通信領域的成功哲學，先做到你有的我都有，再牽引對手做到我有的你也必須要有，之後就可以比人力，比流血，比加班，直到比企業的綜合實力，將這些競爭者引入到華為的步調中迷失消亡。讓絕大多數歐美和中國企業先與華為比人數，比具備同等人數後的效率，再比企業的三十餘年的底蘊，談何容易。
十幾年之前，我和許多朋友們開始與這家公司打著各類交道，我的許多朋友不喜歡這家公司。這家公司足夠冷靜，足夠冷酷，足夠拼命；這支鐵軍，除了殺敵，殺周邊，連自己也殺。沒有幾個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喜歡這樣的公司。華為在通信行業從零開始，殺出了一條血路，周邊萬骨皆枯。
相比合作夥伴，華為的競爭對手反是幸運的，在多數時候他們還能享受著溫水煮青蛙的歡悅，直到最後一刻的滅頂之災；與華為合作或者說是在伺候華為的合作夥伴們，遠沒有這般舒坦，他們幾乎是日日在煎熬，服務過這支鐵軍的普通人心中別有一番滋味。
你喜歡他，他成功了；你不喜歡他，他也成功了。商業世界，有叢林法則，有成敗之分，不受普通人的價值觀束縛。華為遵循的是一個企業的文化與價值觀，不是普通人眼中的道德。一個正向的價值觀是企業能夠常青的基石，但是這個企業價值觀與普通人的道德，有較大的差別。抄襲也許不符合普通人的價值觀，但幾乎發生在每一個企業，只是換了一個說法，叫做跟隨。
華為有很強的跟隨基因，這使得華為時刻需要有挑戰的對象。在通信領域的對手逐步式微，中美貿易戰尚未爆發的這段時間，華為在不斷擴張邊界，進軍PC/伺服器、存儲、光伏、安防、與汽車等領域，一時間無處不是華為，從中國到美國，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華為的假想敵。
剛極必折，慧極必傷。在中美貿易戰中，華為迅速成為美國畢其功於一役的目標。作為一個公司的華為，在自身並無優勢的半導體戰場上，受到了一個國家機器的飽和攻擊。任老爺子年過古稀，幾個兒女本質都不算在華為體系了，也許是民族大義在支撐著這位老者，他們頂過了第一關。中華之幸，在於美國選擇了華為。
美國藉助這次貿易戰，肢解華為的企圖，如司馬昭之心。西方世界本就認為，公司大者必為惡，而況在中國為惡的代價的確低於美國。美國可以讓不可一世的AT&T解體，這類事情能否發生在中國，這個解體在中國是否一定是件好事？這是一個哲學而不是半導體的思考。中美的這一差異，會使華為在這場貿易戰中的前景撲朔迷離，歷時曠日持久。
華為會因為成為這次貿易戰的決戰對象而永載史冊。這卻不能改變，這次貿易戰永久改變了華為。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個公司的幾個事業部面臨著合併重組；這個公司需要在戰略上收縮防禦，進一步扶植而不是擠壓周邊的生態。這個公司不應該繼續選擇與天下為敵，進行大規模的應用邊界擴張。這對華為，對中國，未必是一件壞事。
在這次貿易戰中，華為在2004年成立的海思半導體，拯救的不止是華為，也不止是中國的通信產業。2018年，海思半導體的銷售額進入世界半導體總排名的第21名，Fabless半導體設計公司的第5名，這個成就還是建立在海思銷往華為母體的晶片價格僅為成本核算。海思的存在使得中國在通信相關的半導體行業，並不是全面落後。
通信領域主要由有線、光纖與無線通信系統組成。有過基礎通信原理或者計算機網絡的從業者，都應該知道網絡的7層協議，在這7層協議中，最下面的叫物理層，剩餘的6個層次簡言之都可以歸納為高層。兩點間進行通信時，無論缺少哪個高層協議，最多是數據傳輸得不利索而已，沒有物理層壓根沒有辦法傳遞數據。
在通信領域，最底層是物理層，最核心的是物理層，最有技術含量的也是物理層。通常來說，技術上越難的活，需要的人越少，愛因斯坦在發現相對論的時候，地球上大概有20億人，能有效幫上他忙的人不會超過10個。
在貝爾發明世界上第一個電話時，通信協議僅有物理層。後來科學家們發現，很多事情別人也可以幫上一把時，向上推了一層。之後上下層使用協議制定好分工原則，從此不同層次的從業者可以各掃門前之雪。上層從業者可以按照這個原則，繼續將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向上再推一層，直到不可劃分。最後所有人按照能力值大小排好隊，各領一層就成了現在的通信協議。
沿著物理層向上走，技術難度在逐級遞減，需要的人手卻在依次增加，人員從科學家到架構師，從程式設計師到碼農，依次排開，也就形成了今日的網絡協議。物理層之外的高層協議，其實現方式通常以運行在通信處理器中的程序表現出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歸於計算領域。
通信領域建立在麥克斯韋方程組和香農三大定律的基礎之上，相比做為半導體基礎的量子力學，屬於可以用人海搭建的應用學科。中國在通信領域，已經把需要人多勢眾的活做完了，而且比歐美企業高效許多，剩餘的硬骨頭集中在物理層。在通信領域，物理層屬於半導體範疇。
與光纖與無線通信系統相比，有線通信系統的物理層最容易實現，最常見的乙太網系統，網卡這邊是看得見摸得著電線，網線那邊本質也是電線，電到電之間的協議轉換難不到哪裡去，技術含量中低端的晶片中國都將做得出來。
光纖通信系統略微複雜一些，一邊是光，另一邊是電，需要進行光電轉換。光纖通信系統，主要由光發送器、信道與光接收器組成。信道自然是光纖，中國已是光纖生產的大國。光的發送與接收依賴著半導體光電器件。發送端無論採用雷射或者LED都是基於半導體材料，接收端原理也是基於半導體的光電導效應。在這些基於半導體材料的領域中，我們都有不足。
光是一種電磁波，只是波長極短，可見光的波長在390-760納米之間；無線通信最高端的毫米波，波長為1-10毫米，比光波高出一個數量級。單純從波長上看，似乎光纖通信似乎還難過無線通信；但從信道的角度看，光纖把光信號保護得無微不至，而且是基於點對點的通信；無線通信需要忍受各類惡劣環境，並實現1對多的通信。
無線通信的實現比光纖通信複雜得多。無線通信包含的領域眾多，從Bluetooth、Wi-Fi到近期火熱的5G。在這些子領域中，5G通信的實現難度最大。5G通信的最關鍵之處依然在物理層，最困難之處依然是半導體晶片，特別是一些高頻高功率的模擬半導體晶片，包括各類A/D轉換器、射頻與濾波這些分立器件。中國在此處需要提高的環節非常多。
通信使用的這些模擬半導體晶片，屬於分立器件，內部沒有幾個電晶體，只要做好這幾個簡單的電晶體，中國在通信物理層的問題將迎刃而解。華為近期設計的麒麟990，內部已經集成了80多億個電晶體，我們總不至於連幾個電晶體也做不出吧？在許多情況下，最難的恰是這個至簡。半導體最本質的工作，就是先做好一個電晶體。
在集成電路領域，離我們較近的兩個半導體製程節點，45nm與22nm工藝，最關鍵之處是先做好第一個HKMG電晶體和FinFET電晶體，之後將一個電晶體再複製為十、百、千、萬、億個，搭建各類集成電路，從晶圓製作的角度出發，沒有想像中不可逾越。
在通信領域，模擬相關的半導體晶片，在許多年前上升到玄學的高度，歐美企業將其稱為黑魔法。只是這個魔法有足夠的試錯機會與持之以恆，是可以揭秘的。中國的模擬產業落後並不完全因為起步較晚，更因為缺少試錯與迭代機會，與歐美相比，價格與性能都存在差距。
國內在這個領域，出現了一些曙光，一些企業逐漸具備了做好這一個電晶體的能力。美國的這次貿易戰，使中國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晶片，這將給國內模擬廠商，提供大量的試錯與產品迭代機會。堅持下去，中國人可以做好這些晶片。
5. 東歸
中美在朝鮮一共打了5次戰役。第一次是遭遇戰，中國勝利，美國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失。第二次是伏擊戰，38軍在西線打出來一個萬歲軍，美軍連平壤都不保了，一路逃回38線以南；在東線，第9集團軍與美國第10軍血戰長津湖，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冷酷的一次戰鬥，第9集團軍慘勝如敗。從全局看，第二次戰役將美國趕回三八線，中國大獲全勝。
第二次戰役後，美國想談了，更為準確地講是爭取喘息，以捲土重來。戰場上，勝敗未分時，無人談判。宜將剩勇追窮寇，第三次戰役迅速爆發。這次是進攻戰，志願軍推進到37線，拿下漢城。這個時候，美國人知道沒有資格談判，通過聯合國發布的停火方案，只是為反攻做準備。第四次戰役是防禦戰，志願軍採用運動防禦策略，讓出漢城，退回38線。
第五次戰役前夕，李奇微替換了麥克阿瑟，提出了磁性戰術。從參戰人數上看，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志願軍由進攻轉防禦至相持，第63軍阻擊鐵原，漢江被鮮血多次染紅。在1981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中，率真的彭老總將第五次戰役稱為自己戎馬生涯的四大敗仗之一。李奇微在這場戰役的後期，晉升為五星上將。
中美打了五次戰役後，沒有決出勝負，雙方卻開始了正式談判，因為大家明白，再打下去也不易分出成敗，再打下去贏家將是蘇聯與日本。剩餘的戰鬥，包括家喻戶曉的上甘嶺之戰，只是談判桌上的小籌碼。大的條款在前5次戰役中，已經用刀兵談完了。
歷史上，沒有什麼利益能夠從談判桌上直接獲得。中美貿易戰並不例外。從這場貿易戰開始之際，美國始終在進攻，我們沒有主動權；時至今日，談判桌上還剩下無條件投降這個條款，等待我們籤署。當投降也是一死時，只能放手一搏。現階段，向誰妥協也不能向美國妥協，向誰低頭也不能向美國低頭。現階段，美帝也沒有給中國妥協與低頭的選項。
二戰之後，所有的戰爭本質只有一場，中美貿易戰只是蘇美冷戰與日美貿易戰的延續。二戰之後，所有的戰火都是由同一個國家挑起。這個國家維護霸權的主旋律，就是打擊老二，這個國家先是打英國、後是德國、蘇聯、日本與歐盟，這些戰爭與種族、宗教與意識形態沒有絲毫關係。以史鑑之，美帝從來沒有把任何國家的崛起當成過合作機會。
只要有老二存在，強大的美國就會讓整個世界永無寧日。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只要美國還在堅持著打老二，這場戰爭永不會結束，假如中國敗了，還會有其他的國家延續著無休止的戰鬥。這個帝國所希望的是，不稼不穡，取禾三百廛兮，當真豈有此理。
本次中美貿易戰與美蘇爭霸，日美之戰有較大的差別，中美間很難找到一決勝負的主戰場。
二戰之後，美國與蘇聯發起全方位的冷戰，雙方主動出擊，從戰略、地緣、直到意識形態，幾乎在每一個領域，雙方都有爭執的要點。日美貿易戰，美國從紡織、鋼鐵、家電、汽車、電信到半導體產業，追著日本打，日本跑著步撤退。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那場戰爭，日本失去了二十年，美國也沒有大獲全勝。
日美貿易戰，中國與韓國是最大的受益者。家電、鋼鐵與紡織在中國崛起，韓國的三星半導體從那時起步，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半導體公司。日美貿易戰，日本的失利起碼算不上全部是美國政客的勝利。日本的汽車依然在美國一枝獨秀。在貿易戰過程中，重新崛起的美國半導體產業，所依靠的是矽谷引導的PC時代，並不是美國政府。
打敗日本的不是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也不是事後經濟學家所總結的所有原因。他們總結的不是原因，只是結果。在貿易戰中打敗日本的，是今天還駐紮在他們本土的美國大兵。一個沒有軍隊的國家，在戰場上，怎麼會有取勝的可能。
不同於美蘇爭霸，中國在近期並無志向做世界警察；也不同於日美貿易戰，我們有足以自保的軍隊，不必忍受任何屈辱。也許我們沒有在世界範圍內，打贏哪場仗的能力，但具備把整個世界打得亂七八糟的本事。在亂世中吃苦的能力，美國人怕是不及中國人的一半。
我們沒有美國的高科技，沒有散布在全球的軍隊，也沒有可以充當世界貨幣的美元。我們只有能忍得住貧窮，吃得起苦的幾代人。這幾代人共同支撐著中國製造業的強大。
中國強大低端製造產業，在美國幾乎不存在了。美國不準備修高鐵，不準備也沒有條件大規模擴建基礎設施；非農失業率接近50年低點，本就懶散的美國佬，有機會打著領帶上班，為何要去工廠裡扭螺絲，製造業如何回歸？2018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為53189億美元，超過美日德之和，十年之後，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很有可能佔到世界的一半。
現代文明構建在製造業基礎之上，把握住製造，也就扼住了命運的咽喉。這是我們在中美貿易戰中能夠對抗美國的重要基石。中美貿易戰的談判，已進行多輪，並不出意外，在雙方尚可一戰時，談不出結果。
這個沒有結果的結果，將使美國無法速戰速決，也使貿易戰長期化。這對於中國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中國最拖得起的就是時間。我們這個民族有種種缺點，唯獨不乏耐心；這個國家有著上千年的打持久戰的經驗，從無敗績。
美國選擇半導體產業，發動第一次戰役，瞄準的是中國嚴重缺乏上遊支撐的製造業。這個產業大小適中，適合作為雙方第一波交鋒的戰場。第一次戰鬥是與中興通信遭遇戰，中興沒有熬過三天。第二次是防禦戰，美國給了華為一年的準備時間，加上這個公司十幾年前的未雨綢繆，華為守住了這波攻擊。即將到來的第三波戰鬥，我們大概率仍以防禦為主。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很弱，不堪一擊，沒有派正規軍的資格，只能打遊擊，找準機會啃下一塊是一塊。美國用最強的武器，打中國最弱的一環，主動進行田忌賽馬，對於中國不算壞事。至今半導體已過巔峰，基於矽的半導體幾乎被開發到極致。半導體的下一次質變，需要等待材料的突破，在此之前，半導體產業的進展將非常緩慢。
這給了中國半導體產業喘息之機。如果我們能用小代價，給中國企業換來3到5年的和平時間，在半導體設計領域我們將無需再憂。在半導體設計這個領域，中國逐步出現了一些不錯的企業，在某些細分行業，已經度過了黎明前的那段黑暗。今天，當我們從上方俯視中國半導體產業時，不樂觀，也沒有十幾年前悲觀。
美國本土的半導體從業人員從2001年1月的71.45萬人，滑落到今天的30萬人左右。在中國，各類基金風起雲湧，新的從業者層出不窮，持續投入到這個產業，後備力量源源不絕。美國可以封鎖中國的跨國併購，卻無法阻擋人員的流動。從歐洲至美國，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東歸部隊，進一步抽空了西方世界的半導體從業人員數量。
這支部隊與中國的新生一代結合，在資本的助力下，覆蓋著半導體產業設備、材料、製造與設計的全部領域。這使得國產替代幾乎出現在了半導體的所有領域。半導體設備，我們有ABC；半導體材料，我們有DEF；半導體製造我們有GHI；半導體設計我們有剩下的J到Z所有的英文字母。只是這26個英文字母加在一起依然處於起步階段。
在我們弱小時，是否需要作出一副要突破半導體所有領域的架勢？我們是否有能力這樣做？懷抱著突破每一個領域的夢想，美國沒有必要繼續封鎖我們。這種追求全方位突破的做法，不過是另一個層面的閉關鎖國。
今日的半導體產業已是全球共此明月，牽一髮而動全身。強大的美國，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對華為採取的單獨行動，亦無法全勝，如果美國多幾個盟友，哪怕只拉上日本一家，華為也必敗。國雖大，好戰必亡，美國如此，中國如此。
中國與西方文明的接觸始於鴉片戰爭，西方帶著槍炮打開了我們的國門，也帶來了現代科技。真正的交往是改革開放至今，在這段時間我們遵守著各類西方規則，加入WTO後我們選擇了中國式的融合，抽空了歐美的下遊產業，這也是這次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索之一。
改革開放歷經40餘年的今天，國力日趨增強，中國需要與西方世界融合，也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當融入到這個世界之後，這場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的，東方智慧與西方哲學的碰撞也會逐漸平息。只是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決定了這場戰爭依然曠日持久。
我們習慣了對人不對事，習慣了爭吵出是你對還是我對。只要我戰勝了你，歷史由我書寫，我一定就是對的。中國之大，對人類文明沒有重大的幫助，源自這個最頂層的思維邏輯。我們沒有發明量子力學，在近代沒有拿得出手的原創。我們反覆上演的歷史，是先被異族入侵，而後同化，最終讓大家一般齊整後，其樂融融。我們習慣生活在一個沒有創新的美好時光。
西方人喜歡辯論，喜歡問為什麼，即便是簡單的聊天，也充滿著質疑與挑戰。這個習慣源於希臘，其興起或許來自幾個世紀前的大航海時代。在驚濤駭浪前，爭吵你對還是我對，不如辯論如何開船才能避免大家一起去餵魚。對事不對人的辯論求真，才能使他們存活。這個求真的精神，使歐洲人發明了槍炮，推進了以數學物理為基礎的科技進步，徵服了大海，徵服了全世界。
西方的辯論與東方的爭吵，有機會在這次貿易戰中逐步統一，海權文明與陸基文明也有機會進一步融合。只是沒有人會主動請弱者進門融入，需要你自己打進去，是勝利的融入，不是籤訂城下之盟，去遵守他人的行為準則。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美國全面封鎖中國是極難的，進攻的代價遠高於防守。在這次貿易戰中，貌似強大的中國製造，只要有一個核心的小部件完全受制於美國，我們再無可講理之處。另一方面，我們只要完全掌控一個核心的小零件，也沒有人敢與我們全面開戰。
我們不需要全面突圍，只需要有一個或幾個絕對高地，只是這個高地並不是稀土。戰略性上讓出一些下遊，多一些上遊，在產業鏈中依次與日本、韓國與歐洲融合。近交遠攻，以大陸為核心包圍海洋。地球已經成為村落，遠近概念已經模糊，包圍與突破的概念也在不斷的置換中。在半導體領域，還有更多的領域，我們存在逐步蠶食並融合的可能。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在上遊領域，我們需要朋友，需要旁邊這個強大的近鄰。我不太相信這些可以將企業開成千年老店的日本人，能夠輕易忘卻他們丟失的二十年。少看些抗日神劇，文明的復興從寬恕自己開始，仇恨不必繼承，鮮血無法洗清鮮血。中日之間，經濟的互補性極強，他們擁有我們最需要的上遊資源。即便他們不幫我們，也需要爭取他們的中立。
上遊問題一日不解決，中國的所有下遊產業如鯁在喉。一天不解決上遊問題，我們就是弱者。做為弱者，我們承認並堅守著弱者的地位，不與強者決戰，積小勝為大勝，戰必勝之戰，逐步蠶食，從守住半導體之戰開始，逐步擴大到其他領域，用足夠的耐心等待著戰爭天平的傾斜。
半導體領域，中國可做的事情很多，近期能做的事情卻寥寥無幾。在產業興起時，最容易成功的道路，是擁抱庸俗。哪個領域更容易做，更好突破，就先做哪個領域。從會做、能做的半導體設計入手，從最低端開始，先剪羽翼，後搗腹心。在貿易戰的背景下，半導體產業務實的做法是獲得一個低端領域之後，佔領一個低端領域，從低到高，依次發展。
半導體設計產業是典型的2B業務，能夠成長起來的企業，會自我循環滾動向前，不需要大量的資金。半導體的製造行業，是大資金密集的重資產行業，在中國半導體產業上遊不穩的情況下，請慎行之，臺灣還是一個非常好的緩衝地帶。最需要急迫解決的上遊，是一個慢功夫，日本人為此整整花了20多年時間。
貿易戰後，國內各類資本在半導體領域一擁而上；許多創業者，因為半導體近期的熱度，蜂擁而至。使人不易分辨這些資本與創業者是準備實業救國，還只是抱著擊鼓傳花的心態進入了這個行業。在許多公司的商業計劃書上，創始人的簡歷赫然寫著多次成功創業的經歷。也許多次創業成功的人更易受到青睞，我只相信真正的創業成功，不體現在數量之上。
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產業是一個幾乎連平均的GDP增長都跑不贏的行業，是工程師中規中矩地書寫著每一行程序，是銷售人員盡心盡力地硬磕著每一個客戶，從獲得微不足道的訂單開始，積少成多的行業。這是一個將士相車馬炮兵拼死力，依然無必勝之理，僅有可勝之道的行業。資本或者創業者，請了解這個行業，熱愛這個行業，敬畏這個行業，再為這個行業做些事情。
中國半導體企業的突圍之路，也許比任何時候都要艱難許多。弱小的他們面臨著來自歐美日韓這些TOP20的半導體企業的競爭，需要經歷因為對半導體的重視而引發的資本泡沫的洗禮之後，才能浴血重生。這是這一代半導體人的宿命。
東歸之路，成也產業政策，敗也產業政策。中國的產業政策，總是輕易地陷入「舉國之力，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一地雞毛」的境地。我們承認每一個大型政策的出臺都是兩難的，任何困難的選擇都是兩難的。只是對於這些政策的制定者，你們的任務本就是在兩難中做出正確的取捨，謀一域，謀全局，謀一時，謀萬事。
中國是一個大國，具備了所有大國應該有的亂。在大國，許多事情複雜很多，也深刻很多。半導體之外，中國還有更多的戰役要準備，在金融，在能源，在更多的領域。我們將迎來更多的政策。
我們無心挑戰這些政策，只是期待這些政策的書寫者，即將在用無數人的血與淚所凝成的墨汁，去書寫的這些文字，能經得住子孫後代的推敲。長津湖畔的那些人，沒有死去，他們在看著我們，他們還在說著，中國人不能輸…。
吾妻與我攜手完成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日
更多信息，請加小號
國家的上限--對貿易戰與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考最近看了些香港和臺灣的新聞，又想起了隔壁的日本和韓國兩個鄰居，再聯想起現在無比激烈的中美貿易戰，內心更是有些感慨，本文是一些想法和思考，不太成熟，供探討。
日韓，港臺和中國大陸，雖然同屬於東亞地區，但是在如今呈現出了不同的發展狀態。
臺灣和香港分別在2014年和2019年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我們可以稱之為太陽花現象，一個是抵制和大陸籤訂服務貿易協議，一個是抵制修訂和中國大陸相關的逃犯條例，都發生了攻佔議會的事件。
而兩地政府，在面對此類事件中表現出了雷同的弱勢，不能有效的控制局面，而最終進行了妥協，服貿協議和逃犯條例都被擱置了。
而從外界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協議和法規，對港臺其實是有好處的。更進一步說，如果背後反應出的社會思潮是不願意和中國大陸共同發展進步，那麼香港臺灣繼續衰落是一定的。
日本已經經濟停滯了二十多年，在IMF 2019年4月頒布的全球排名中，日本人均GDP在全球第26位，已經落後於西方主要大國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目前也看不到反超的希望。
而韓國在這些年經濟發展非常強勢，2018年人均突破了三萬美元，但是總讓人覺得後勁不足，其優勢領域和中國高度重疊，而對上遊的控制力又不如日本，處於被夾擊的態勢。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至少從現在看起來，在氣勢和勁頭上，要比他們好很多。我認為，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們，能夠達到的上限將會遠遠的超過日韓港臺。
這從美國人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從2018年開始，美國人正在用各種手段遏制和打壓中國這個平臺上的最優秀分子，試圖阻止中國繼續搞中國製造2025，很顯然美國人認為，只有在中國大陸的人們，才能夠真正的在國家上限領域和他們競爭。
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上限？
是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人和他們擁有的平臺。
政治家和軍事家負責搭建和維繫一個穩定而廣闊的平臺，
這個平臺需要穩定，
一個是政治穩定，不能今天茉莉花運動，明天阿拉伯之春，後天佔領中環，大後天太陽花運動；一個是社會穩定，不能今天上街被罪犯搶劫，明天出現自然災害全家淪為災民幾年得不到安置，後天通貨膨脹多年奮鬥的積蓄淪為一堆廢紙，大後天發生宗教衝突和種族摩擦。
這個平臺還需要足夠遼闊，這樣才可以容納眾多的人口，為抵抗外來侵略提供遼闊的戰略縱深，實現節節抵抗降低亡國滅種的風險，
要有自然資源，可以為經濟活動提供糧食，土地，淡水，能源（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各種輸入量。
當然了，這個平臺還需要能夠有一個有執行力，
能夠令行禁止的中央政府，
能夠凝聚社會共識，聚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所有人的力量都朝經濟建設的方向引導，不爭論多幹事，避免把大量的主要精力放在社會內耗。
如果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爭論這個社會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女不女權，那也是搞錯了方向。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目前各種「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人士一抓一大把，個個人也年輕，街頭演講和組織街頭示威能力了得，隨便演講就是幾十分鐘幾個小時，很有激情和煽動性，可惜經濟和社會二十年不進步，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在之前的文章裡面寫過，2017年的時候，我坐香港國泰航空的飛機，看到香港本地的報紙上有這樣一條新聞，2017年的香港高考產生了六名全市狀元，六個人裡面居然有五個人志願是當醫生，全部報的是香港本地大學的醫學院。
我當時想，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是行醫啊，那這個人的志願是什麼呢，我看了下報紙上這個叫梁冠康的同學的志願，結果是香港大學牙醫醫學系，雖然不是當醫生，但是也是從事醫學啊。
六個狀元全部報醫學相關，這背後肯定是有問題的。
香港的頂尖年輕人，當醫生成為了最好的出路，反應出上升通道狹窄，這是那些只知道搞街頭運動的社運人士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出色的幹實業的政治家和資本家。
所以擁有這樣一個好的平臺並不容易，所以成為發達國家是如此之難。
英國人最壞的一點，就是在1997年回歸之前，把負責維護平臺的香港政治架構進行了重新設計，搞成了一個缺乏令行禁止能力的弱勢政府，現在一看香港的新聞，必然就是立法會議員們就各種事務進行各種爭論，一個條例修訂都能引發社會運動。
無論什麼事，只要涉及中國大陸就會情緒激動，總有一部分人覺得好像中國大陸是每天什麼都不幹，就在想著怎麼害香港，所以只要涉及到中國大陸的改革和建設，就一律要阻擋，結果最終什麼事情都很難做成，所以香港現在的發展問題，很難有解法。
我們可以和美國對比下，美國政府對華搞貿易戰和華為禁令，可以明顯看出美國社會的執行力之強大，美國政府對華為禁令發布之後第二天，幾乎所有美國的企業就都內部發郵件暫停和華為合作了，我清楚的記得美國人是星期四發布的禁令，星期五我就問了在美企上班的同學，我知道他們和華為有合作，答曰內部已經郵件通知不準和華為接觸了。
這個高效率和執行力著實讓我震撼了一把。
而企業家和科學家們則負責在這個平臺上打造出一流的企業，產業和一流的科學技術，從而帶動整個國家走向富強。平臺是基礎，一個好的平臺才有企業家，科學家們發揮的空間。
推動經濟和科技能力的強大，能夠讓這個國家和民族不斷的突破自身的上限，出現各種奇蹟，反過來進一步促進平臺越來越強大和寬廣。
翻開我們的教科書，就是「中國的上限」的集合。
秦始皇陵兵馬俑，連綿上千公裡的京杭大運河，萬裡長城，紫禁城，鄭和下西洋，長安城，都江堰….它們為什麼能被中國人當做驕傲，並且寫進教科書，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技術奇蹟，代表了人類古文明成就的最高峰。
正是這些其他民族從未做到，或者極其難以做到的事情，提升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一個民族，如果其上限被限制住了，那麼會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最為直接明顯的，是整個社會會變得不自信，甚至產生自己劣於外來民族的思想，這樣的例子，在亞洲多個地區都存在，即使你已經邁入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但是整個社會的自卑感和對其他文明的崇拜感揮之不去，也無法完成趕超。
2015年，臺灣發生了著名的歷史課綱微調事件，臺灣島上有中國意識的力量，試圖對臺灣已經在普遍施行的臺獨教科書進行修改，想進行撥亂反正。
例如想把「日本統治」時期修改成「日本殖民統治」，同時刪減教科書中關於日本在臺灣推進交通，電氣，金融和新式教育的內容，
同時新增臺灣在經濟上受到剝削，土地被掠奪以及多數貿易由日本商社所壟斷的的部分。
針對臺灣在戰後的歷史，把「接收臺灣」修改為「光復臺灣」，新增了戰後臺灣搞「土地改革，匯率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科學園區」等內容，凸顯臺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現代化。
這樣的課綱微調其實就是回歸常識，回歸正常歷史表述，但是遭到了臺獨勢力的堅決抵制，他們不僅反對刪減日本在臺建設的內容，出現了強調臺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言論，甚至還反對增加戰後臺灣經濟大發展的內容，這種舉動就讓人耐人尋味了，
他們在內心深處似乎不願意相信臺灣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建設好臺灣，因此需要日本殖民來實現臺灣進步。
的確如果拋開日本在臺灣的屠殺和奴化不談，
在日本的五十年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進步，
以在臺灣社會被認為是「奠定了臺灣近代化基礎」的教育為例，臺灣幼童的就學率從1915年的13.1%，增加到了1944年的71.3%，這個數字大大高於同時期軍閥混戰和艱苦抗戰的中國大陸，屬於中國就學率較高的地區。
類似的還有代表著一個地區近代化水平的發電量，1948年臺灣的發電量為8.43億度，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為44.98億度，
而當時的人口，臺灣大約700萬人，中國大陸有差不多五億人，人均發電量臺灣大約120度，中國大陸差不多9度電，人均的差距在10倍以上。
關於這個發電量的統計數字，來自於帕爾格雷夫教授的世界歷史統計，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之一。
除了教育和電力以外，還有臺灣的交通建設，1895年臺灣的鐵路長度只有97公裡，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鐵路的長度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度在1938年達到了3397公裡。
即使考慮到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為了通往糖類甘蔗種植園而鋪設的鐵軌，並不是城市間的通勤線路，也是相當大的進步。
其他類似的還有郵路，電話，公路長度，農田水利等等，都得到了類似的發展。
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進步，這些日本殖民者的「經濟建設成就」成為了目前臺灣人普遍性親日的理論基礎之一，
很多人臺灣人都說」雖然明知道日本殖民統治不好，但是對日本人就是恨不起來」。
對日本殖民統治持有正面態度，認為是日本幫助臺灣進入了近代化的臺灣人比比皆是，成為目前在臺灣人中的一種普遍性對日心態。
即使你拿出日本50年殖民時期，數十萬臺灣人被屠殺的數據，也很難讓當代的臺灣人改變親日的態度，因為一百年前的同胞被屠殺，對現今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影響，
而日本殖民時期在臺灣的建設，所謂的「推動了臺灣的近代化」，倒是讓現在的臺灣人感覺到，臺灣今天能夠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員，臺灣人今天總體較為富足的生活，是來自日本建設的貢獻。
我以前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視頻下面，該視頻講的是日本在二戰末期對臺灣農民的大肆掠奪，搶奪臺灣農民有限的財產和糧食，以支撐戰爭進行。
結果下面的某個熱評，是一個臺灣年輕人的留言，意思是我的長輩告訴我，當時日本要戰敗了，戰爭資源短缺，因此日本平民也過的很苦，有的甚至比臺灣平民過的還苦，意思是臺灣農民被搶也沒啥關係啦。
這個留言讓我印象很深，這個臺灣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殖民者家的父母老婆孩子過的苦，所以殖民者搶劫我就沒問題」的想法。頗有一種要和殖民者同甘共苦的感覺。
明明是自己被侵害了，卻反過來要為殖民者說話，淡化日本的強迫色彩，其中的核心邏輯就是「相信殖民者能比自己更好的建設臺灣」，潛意識裡認為臺灣人劣於日本人，如果沒有日本的殖民，臺灣的發展程度會更差，不認同臺灣今天的現代化成就主要是來自二戰後臺灣自己的建設，所以不認為自己的利益因為殖民在總體上受到了損害。
要徹底的打破這個邏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臺灣比日本更加先進發達強大，然而遺憾的是，在殖民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你發展的上限已經被日本殖民者徹底掌控了。
當領土和主權被外國佔領之後，殖民者就徹底掌握了平臺的控制權，那麼在平臺上活動的，能夠提升地區發展上限和提升國民自信的優秀企業和科技人才，也就徹底的被殖民者控制了，這讓被殖民者永遠無法證明自己，在心態上始終處於下風，在殖民者面前始終無法抬起頭，內心有揮之不去的自卑心理和崇拜對方的心理，即使在擺脫對方控制之後，這種心態也將長時間的存在。
今天香港從人均GDP來說，按照IMF 2019年4月的數據，比英國還要高出11.4%，從發展程度來說，並不比英國差了，但是英國人和香港人，在地位和心態上是不對等的，看港獨分子和英國官員的表現就知道了，很容易看出誰曾經是殖民的一方，誰曾經是被殖民的一方。
我時常在思考，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作為前朝的民國，留給新中國的最大遺產是什麼？
是兩萬多公裡的鐵路，八萬多公裡的公路，一年四十多億度的發電量，以及大約9000萬受過初等教育，能夠讀書寫字的國民麼？
我認為並不是，提升識字率，擁有一定數量的鐵路，公路和發電廠，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沒有那麼困難，即使是非洲，南亞，中東國家，它們全部都能作為殖民地從宗主國繼承各種建設遺產，包括鐵路，公路，工廠等等。
新中國能夠從前朝繼承的，全球其他國家一樣能夠繼承。
我們就拿中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對比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全國可營運鐵路長度只有2.2萬公裡，只相當於印度1887年的水平，沒錯落後印度62年，印度在1887年就有22640公裡的鐵路線了，而印度的國土面積僅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國的殖民地埃及，早在1912年清朝滅亡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4260公裡長度的鐵路。
同樣是英國殖民地的肯亞，面積僅有58萬平方公裡多點，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該國擁有4729公裡的鐵路裡程。
就算是滿清王朝，也修了不少鐵路，清朝滅亡的時候江南地區的三個重要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就已經用鐵路聯繫在一起了，
清朝在其滅亡的最後十年，竟然通車了數千公裡的鐵路，辛亥革命後清朝滅亡時全國有9000多公裡鐵路裡程，抗戰時期有名的石家莊到太原的正太鐵路就是1907年通車的。
以至於有學術文章認為大肆修建鐵路造成財政問題是清朝加速滅亡的主要原因，這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為導火索。
其他也是類似的，例如鋼鐵產量，發電量，
印度獨立的時候，除了鐵路長度，鋼產量也能完爆同時期的中國。
1949年新中國的鋼產量僅為15.8萬噸，而印度為137.4萬噸。
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為43億度，而南非的發電量竟然可以達到99億度，是中國的2倍以上，同樣在這一年，印度的發電量為49.09億度，朝鮮（不含半島南部）的發電量為59.24億度
這說明，即使是亞非拉國家，都是可以繼承不少鐵路，發電站，工廠的，工業發展的標誌之一的發電量，1949年的中國還沒有印度，南非，朝鮮高。
初中等教育也是類似的，如果不考慮中學教育100%完全普及這樣的高標準，只是想消滅文盲，實現大部分兒童（超過50%以上）能夠入學，並沒有那麼困難，除了一些非洲國家以外，二戰結束後，不要說東亞地區，即使是東南亞，南亞，拉美，中東等，識字率和小學入學率在全球範圍內都在大幅度提高。
今天全球範圍內看，小學入學率還低於50%的國家極為罕有。
對於重視教育的中國人來說，學齡兒童入學的普及更是快速和普遍性的，中國大陸1949年小學入學率僅有49.2%，到了16年後的1965年入學率就達到了84.7%，超過了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最高71.3%的水平，這是一個可以短時間內得到大幅提高的數據。
不只是中國大陸，其他華人地區也是如此，例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華人受教育水平都在二戰後得到迅速提高，基本掃除文盲。
那麼什麼才是ROC留給新中國的最大遺產呢？
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還不如朝鮮，印度和南非，而今天已經遠遠超過他們三者相加之和了。是什麼讓新中國在建國之後開始顯著的區別於其他非西方+日本的落後國家呢？
一個是獨立的平臺，儘管不太好看，但是中國的確打贏了抗戰，維護了對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超級平臺的控制權，新疆，西藏，東北，臺灣等戰略要地仍然在中國版圖內，中國始終從未徹底淪為殖民地，而是始終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始終有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不是像殖民地一樣，整個治理體系乃至於思想文化都被殖民者進行了改造，連山川，河流，街道的名稱都被殖民化。
而繼承了這個平臺控制權的新中國政府，對平臺的控制能力更大大的上了一層樓，為能夠獨立自主的發展民族產業創造了條件。
很多殖民地，殖民者撤走之後，留下的是一個不完善有架構缺陷的本地政府，國家長期處於動蕩和戰亂，根本無法有效的帶領國家前進。
一個是最大的遺產，就是全國30萬受過高等教育的頂尖人才，以及20.7萬在校高中畢業生，他們是高等教育的優秀後備軍。
1949年的中國，全國僅有18.5萬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全國大學在校生人數僅為11.7萬人（還只有不到一萬人是工科生）。加起來總共30萬人。
《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頁。
非常重要的是，這30萬人中包括了一批在全球範圍內看都屬於頂尖的一流人才。
我之前整理過我國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勳的資料，他們全部是國內名校畢業，大多數都具有博士學位。
例如理論物理大師彭桓武，是「新中國理論物理第一人「，
1941年8月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畢業後，彭桓武就在愛爾蘭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長就是薛丁格。
彭桓武的導師是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的德國科學家玻恩，玻恩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玻恩和愛因斯坦是多年的好朋友，玻恩曾經多次寫給愛因斯坦的信裡面提到和稱讚彭桓武。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工程的領導人，美帝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也是玻恩帶的研究生。
23位元勳中的錢三強，他是在巴黎大學拿到的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小居裡夫人（我們認識的居裡夫人的女兒）。可見我們的兩彈一星元勳，都是世界級的優秀人才。
我國飛彈設計大師，負責了東風飛彈設計的23位元勳之一的黃緯祿，在中央大學電機系畢業後，1943年被國民政府派到英國標準電話電纜公司實習。
中國的衛星之父孫家棟，1947年考入哈工大，1949年的時候他就是中國11.7萬高等教育在校生之一，後來留學蘇聯，是當時全蘇聯畢業生中罕見的每一年都是全部滿分的優秀學生之一。其他的兩彈一星元勳，像鄧稼先是西南聯大畢業，美國普渡大學博士，錢學森更不用說了，國內交通大學畢業（後拆分為上海交大），加州理工的副教授和麻省理工的教授。
正是少數的頂尖人才出現，才得以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上限不斷的刷新，為什麼我們今天反覆的強調和表彰兩彈一星，正是因為這是全球民族罕見的歷史成就。
從臺灣，韓國和日本看殖民地的弱點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面，能夠看到臺灣人普遍性的親日傾向，以及對日本殖民的推崇，每當臺灣人津津樂道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建設成就時，總是會有一個簡單的問題，這裡面有什麼是臺灣人主導完成的成就嗎？很遺憾，一個也沒有。
在五十年的殖民時間裡面，臺灣人任何突破上限的成就也沒有，所有的經濟建設成果都是日本人的，包括今天連馬英九都在紀念的水利設施嘉南大圳，也是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主導完成。強調日本殖民時期的任何成就，實際上都是等同於強調日本人能力的優越性，加強臺灣人對日本人的崇拜感。
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殖民帶來的思想惡果之一，日本人在美國人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崇拜者，而臺灣人又把日本加以崇拜，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三等人的地位。
日本敗退後的臺灣，其高等人才寥寥無幾，尤其是能夠大大推動國家建設的理工科高級人才幾乎為零，
像臺獨今天大肆紀念的八田與一，就是東京帝國大學土木系畢業，同時有機會主持臺灣最大的水利項目。
而如果是臺灣人呢？日本殖民時期全臺灣只有一所大學，那就是1928年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今天台大的前身），從 1928 年創立至 1944 年，各學部畢業生共 843 人，其中臺灣人僅 219 人，而且醫學部的畢業生佔絕對多數。
下面是臺大曆年在校學生對比，以1944年為例，三百多名在校生中，臺灣學生僅為85人，其中80人為醫學部學生，文政學部2人，理農學部1人，工學部2人。
臺灣的醫學界，即使在臺獨修改教科書之前也是很獨的，日本殖民下的既得利益者使然。
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下，對臺灣人的教育定義就是培養初級勞動力，這導致臺灣人比起正常地區大大的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1945年臺灣光復時，臺灣人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的低於連年軍閥混戰，又打了十四年全國性抗戰的中國大陸。
根據國民政府1936～1946學年度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1944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為78909人，1945年為83498人。
而同期臺灣的高等教育臺灣籍學生在校人數，以臺大為例，1944年僅為85人。而看理工科高級人才，臺灣幾乎趨近於0。
更重要的是，殖民形態下，臺灣的民族資本全部為日本所掌握，使得臺灣的優秀人才，不僅沒有缺乏接受高等教育，走向頂尖水平的機會，也毫無發展民族產業的條件，一切的建設成就只能來自於日本人，日本人在臺灣呆了五十年，臺灣人今天卻只有八田與一可以紀念，沒有臺灣自己的優秀水利工程師，這不是因為臺灣人愚蠢和笨拙，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出頭。
簡單的和中國大陸對比下就可以了，和八田與一類似的基礎設施建設人才，中國大陸有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有修建了錢塘江大橋的茅以升，
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首都電廠，其二期擴建工程就是由總工程師陸法曾承擔整套設計任務，整個過程沒有聘請外國專家，而是帶領電廠工程師、工人自力更生進行設計和招標，1935年4月安裝2臺的1萬千瓦汽輪發電機組，1937年在經歷了戰爭的情況下，南京的首都電廠發電量達8755萬度，還記得前面的數字吧，1948年臺灣的總發電量為8.43億度，也就是說1937年的首都電廠發電量，已經相當於臺灣的10%以上了。
整個臺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有臺灣人自行設計建造過任何一座發電廠嗎？沒有，臺灣人只能在電廠建設中當勞工。
中國的網絡上，普遍認為國民黨來臺後，帶給臺灣的最大成果是從大陸中央銀行金庫帶走的黃金，起到了穩定臺灣金融的結果。
我不這樣認為，國民黨來臺後，最大的貢獻是帶來了大批受過高等教育人才，以及打造了臺灣的高等教育體系，這是臺灣最為缺乏的，三軍易得，一將難求，一個領軍人才的作用往往可以說是決定性的，紅軍在博古李德指揮下和在毛澤東指揮下，即使基層官兵同樣的英勇，但是戰鬥力是完全不同的。
突破科技和產業的上限，只能由頂尖人才帶領完成，我們今天都深感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然而說實話，十四億中國人中真正能夠實現半導體技術突破的人才，只是萬分之一都不到的部分。
2019年5月18日下午，2019世界半導體大會才智分論壇上，上海市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秘書長徐偉進一步談到人口缺口問題時表示，截止2017年，我國集成電路行業從業人員規模大約在40萬人左右，這些從業人員中，技術人員有33萬人左右，佔總從業人數80%左右。
實際上，這33萬技術人員是包括設計，製造，封測等各個環節，除去做各種基礎工作和只有能力實現小改進的，真正能夠實現半導體技術大突破的頂尖人才有幾百人就算不錯了。
像中芯國際，其頂級製程突破的速度在梁孟松加盟前和加盟後簡直像兩家企業。大批的頂級人才是戰後臺灣不斷突破上限，進入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基石。
今天台灣排名前十的知名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灣中央大學，光看名字就知道，絕大部分是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去的高等人才建設。而臺灣大學，也是在光復回歸中國後，第一次真正成為臺灣人的頂級學府。
臺灣在二戰後的頂尖理工科人才，基本上來自於中國大陸，或者臺灣光復後的自行培養，尤其是理工科高級人才，來自日本殖民時期高等教育培養的幾乎為零。
今天台灣所有最讓人欽佩的經濟和科技成就，基本是立足於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來的高等人才，以及二戰後臺灣自行培養的高等教育人才。
臺灣最大的驕傲和科技基石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就來自於浙江寧波，中學在重慶南開中學就讀，1949年十八歲的張忠謀前往美國就讀哈佛大學，1987年創立臺積電。
臺灣的雄風飛彈計劃之父韓光渭，1930年出生於山東即墨，而雄風飛彈在研發中，得到了林驊博士的指導，他是當時全球洲際飛彈的頂級科學家之一，清華大學畢業，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當時波音（Boeing）公司在國防武器系統方面的高級領導人，和錢學森一樣是當時美國的頂尖華人科學家之一。
他幫助極大的推動了臺灣的雄風飛彈計劃。
梁思禮是中國大陸飛彈控制系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他在2006年《自述》裡有如下一段話：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樺，當年我們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學家，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飛彈(民兵飛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飛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裡。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幹的飛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幹的飛彈是保衛我們祖國的!」
這裡林樺的樺是個錯字，此人是林驊。梁的《自述》一直寫為「林樺」。
在梁的《自述》裡，除了上面一次，梁思禮兩次提到林驊，一次是1947年兩人開車去田納西州，梁為林去做伴郎，梁開車出了車禍，林驊受傷住院，因此耽誤了婚禮。
再一次是，晚年的林驊中風癱瘓在床，梁去美國看過一次。如果不出車禍，林驊有計劃回國。
臺灣的IDF戰機之父，華人第一架三代機研發的領導者華錫鈞，1925年出生於江蘇無錫，曾經當了15年的飛行員，後被派到美國學習航空專業，獲得普渡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後來返回臺灣領導IDF戰機研發。
蔡英文2017年2月7日在臺灣中科院航空研究所的講話中說：
「今天是「國防」自主的重要裡程碑。「國防部」將和中科院，籤訂「新式高級教練機」的委制協議書。中科院也要跟漢翔公司，籤訂合作備忘錄。高教機的「自研自製」，今天就要正式啟動。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我要特別提一個人。這個人是不久之前過世的華錫鈞將軍。在到這裡之前，我剛剛先到他的靈前，代表「國家」，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華將軍是IDF之父。因為有他，還有很多前輩的努力，我們完成了IDF、「國機國造」的研發製造任務。不過，自從IDF之後，「國機國造」已經原地踏步了將近三十年。「我國」的航天產業不只被其他後進國家趕上，也面臨人才流失及斷層的嚴重問題。」
實際上，這樣被國民黨帶到臺灣的世界頂尖人才還很多，例如黃孝宗，福建廈門人，1920年出生，1944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機械系，後來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工程博士學位。1950～1980年，在美國航空航天工業界工作30年，是世界一流的火箭推進系統科學家，參與設計X-1首架突破音速飛機及X-15(7倍音速)的推進系統。是NASA的阿波羅計劃登月火箭推進系統的總工程師，美國航太推進系統公司總工程師，被公認為是世界級有權威的火箭航天專家。
1980～1992年，黃孝宗在臺灣工作12年。曾任臺灣中山科學代院長，臺翔航太公司首任董事長，在此期間負責策劃和主持了臺灣武器研發的多項核心計劃(雄風、天弓、天劍、IDF等)計劃，也有人稱黃孝宗為IDF之父，他還協調各大學建立四所研究中心(成大航太研究中心、臺大力學研究中心、交大電子研究中心、臺灣清大材料研究中心)。
臺灣光復後很長一段時間，臺灣頂尖的科技項目，其領袖全部來自中國大陸出生的優秀高校畢業生，列舉以上的例子，並不是說臺灣本省人有多差，實際上在臺灣光復後，臺灣人開始普遍接受高等教育，逐漸的普及，因此來自臺灣本島的頂尖人才也在逐漸增加。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遠哲，1959年臺灣大學畢業，1961年獲得臺灣清華大學碩士，後來在美國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中國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是在腐敗落後的國民黨時期，培養出來的高級人才也是光彩奪目。
從韓國和日本看新的殖民形態
人類發展到21世紀，舊的殘酷的殖民形態逐漸的消退，但是其內涵永遠不會發生變化。
遏制他國的上限，確保本國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優於殖民地，保持本國人的優越感，以及殖民地民眾對本國及本國人的崇拜感，是殖民者永遠的意識形態，只是形式和內容發生了變化。
在100年前的日本殖民時期，日本本國尚未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因此在大學教育裡面，必然優先供給給本國人，而把殖民地人民作為初級勞動力培養，因此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人，很難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而在本國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化之後，殖民者也會逐漸需要殖民地的高級人才為自己服務，因此會在形態上發生變化。
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其作為美國的半殖民地，國民有很大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日韓都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率最發達地區之一。但是其國家發展的上限，卻是牢牢的被美國人掌握。
在事關平臺控制權的軍事和政治領域，日本和韓國軍事工業體系和政治的發展，都在美國的絕對控制之下，儘管韓國和日本是名義上的民主國家，但是你絕對不能想像，這兩個國家會選出反美的領導人。
你也不能想像，日本和韓國敢於擺脫美國的控制，自主的發展先進武器工業。
在掌握對平臺的控制權的前提下，美國人可以通過各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吸取和壓制日韓兩個平臺上的經濟利益。
比較典型的，就是能夠極大的推動本國高科技發展的軍事工業，
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院發布的2013-2017年全球武器貿易狀況研究報告，這五年的全球武器出口金額十強為：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中國，英國，西班牙，以色列，義大利，荷蘭。
日韓都是世界前十的工業強國，但是在軍火出口方面卻被甩出了前十，不如以色列，荷蘭，發展完全被美國限制。
軍事工業不僅是全球利潤最高的製造業行業之一，
而且和民用工業之間，具有極大的產業轉化機會，
例如全球最大的安防企業海康威視就是中國電科旗下的企業，
正在研發大飛機的中國商飛，不管是系統還是零部件研發，都有大量的軍工系統供應商。
我們今天最經常使用的移動通信，就是來自於二戰時期的摩託羅拉發明的軍用無線電設備，後來造就了北電網絡，朗訊，阿爾卡特，諾基亞，西門子，愛立信，華為，中興等世界一流企業，同樣的還有GPS全球衛星導航系統，也是脫胎於軍事科技發展。
不僅如此，日本和韓國還需要支付美軍的軍費，同時還要花費巨資購買美國軍火。
以韓國為例，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12月28日的文章，2015年韓國採購美國武器的費用高達50億美元，而2014年這個數字更高，為大約70億美元，這已經超過當年韓國GDP總量的0.5%了。
2014年韓國進口軍火的78億美元中，90%是美國武器（70億美元），僅僅4架全球鷹無人機費用就高達7.5億美元（8800億韓元），這個數字簡直讓人震驚，以至於我以為是不是《中央日報》寫錯了。我之前也查閱過日本進口美國軍火的價格，同樣是高的讓人吃驚，可見美國賺取的巨額利潤。
韓國最大的ICT企業三星電子，日本最大的半導體公司東芝存儲，類似的還有臺灣的臺積電，目前最大的股東都是歐美外資。
我對比過華為，三星，東芝半導體，臺積電等東亞頂級公司的薪資，
發現華為公司員工的薪資水平高於其他三家，
根據韓聯社2019年4月1日的報導，三星電子韓國員工人數10.3011萬人，人均年薪為1.19億韓元，按照今天（2019年7月1日的匯率，1人民幣=169.0695韓元），相當於人民幣70.39萬元。
下面是韓聯社的報導連結。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401006400881?section=search
而華為公司看2018年的財報，僱員支出為1465.84億人民幣，按照18.8萬僱員計算，人均為78萬人民幣，高於三星電子韓國員工的平均收入水平10%以上。
如果我們考慮到，華為的中國籍員工收入水平高於其海外員工，那麼只看中國籍員工的話平均收入會高出三星韓國員工更多。
而實際上，如果從營收和利潤上來看，華為和三星電子其實還不是一個等級上的企業，三星電子不只是智慧型手機，還包括了家電，顯示面板，存儲器，通信設備等。
2018年，三星電子全年營收為243.77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7萬億元），營業利潤為58.89萬億韓元（3554億元人民幣），淨利潤為44.34萬億韓元（2676億元人民幣）
而對比下，華為的全年營收為7212.02億人民幣，淨利潤為593.45億人民幣。
也就是說，三星電子營收是華為的2倍，淨利潤是華為的四倍多，淨利潤率是華為的兩倍多。同樣是爆肝的高強度工作，三星總體實力還遠強於華為，但是兩個公司的員工最終卻出現了不一樣的回報差異，這是背後的不同分配方式導致的。
作為一家韓國的命脈企業，其外資的股權佔比過於高了，
2018年第三季度的股權結構，三星電子普通股外國投資者佔比高達52%，對股票分紅具有優先權利的優先股外國投資者佔比高達81%
雖然外資無法獲得三星電子的控制權，但是在收益獲取方面卻佔據著很大的優勢地位。
再以臺積電為例，2017年臺積電分紅為每股8元新臺幣，總共分紅高達2074.4億新臺幣（466億人民幣，匯率4.45）。而2017年臺積電的營業收入總額為9774.4億新臺幣，分紅佔了營收的差不多21.2%，而臺積電外資佔了股權的79.67%。
根據臺積電的2018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臺積電去年全球員工不含退休金及福利的總體薪酬中位數為約新臺幣158萬元（約人民幣35萬元）。
如果是單看臺灣廠區，非擔任主管職務的全職臺灣員工有4.2605萬人，薪資平均數為新臺幣200.9萬元（約人民幣44.5萬元）。
臺積電2018年全年營收為342億美元，同比增長6.5%；稅後淨利為116.4億美元，淨利潤率高達34%，淨利潤金額高於華為，淨利潤率更是遠遠超過華為，但是其員工的平均薪資水平卻被華為甩下了一大截。
華為獨特的全民分配結構，保證了其員工薪資的競爭力，使其在規模和利潤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卻能夠讓員工獲得更高的收入。
亞洲頂尖ICT企業留存的利潤並不是到了本國政府或者資本的腰包，而是被歐美外資拿走了很大一部分，無法在本國形成投資和積累，這就形成了為歐美資本打工的局面。
而反過來的事情卻是沒有的，美帝最優秀的十幾家ICT科技公司，微軟，谷歌，蘋果，亞馬遜，甲骨文，Facebook，英特爾，高通，博通等等，沒有任何一家是被日韓臺資本佔有大部分股權的。
當然美國其實也面臨問題，像蘋果公司有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但是相當大一部分為了避稅而停留在美國境外。
在這裡，我要再次提下中國另外兩家大型電子企業OPPO和VIVO，
這兩家公司除了高科技色彩比不過華為之外，在員工薪酬領域是可以和華為媲美的，其一樣採用和華為類似的內部虛擬股票的形式，員工可以通過購買內部股票獲得增值和分紅，共享企業發展的收益。
OV兩家公司的老員工，年入10萬美元以上是很正常的，堪比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員工薪資水平，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OV類似於華為的全民股權結構。
這充分說明了，搞高科技固然是國富民強的根本，但是分配方式的不同也會極大的影響國民的財富水平。
在軍事高科技和政治等核心領域，美國牢牢的控制著日韓的發展上限，日韓每年支付美軍軍費，以及購買美國高利潤軍火。
而對於民用高科技領域，則通過其強勢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通過資本的形式獲取日韓社畜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
而一旦日韓的民用高科技產業強大到可以威脅本國命脈的時候，美國則可以通過的平臺控制權進行絕對的打壓，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就是典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日本東芝事件，東芝賣了工具機給蘇聯人，
東芝的高管竟然是日本警方自己逮捕的。這就好比2016年和2018年中興事件，深圳警方遵循美方要求逮捕了中興的高管，這對主權國家來說是恥辱的，不可接受，難以想像的。
以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從數據上看，
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半導體出口金額1985-1987年出現連續三年的減少，1988年出口金額出現回升，到1989年才又重新恢復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1984年），影響長達三四年。
1986年日本籤訂的第一次半導體協議，不僅規定了日本多種半導體產品的出口價格，限制美國出口，甚至還規定了擴大外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份額的內容。
從1986年開始，作為全球電子產品生產最大國家之一的日本本土半導體市場，進口半導體產品份額出現了穩定的上升，1985年日本只有10%的半導體需要進口，到1995年的十年間，日本半導體進口份額每一年都處於上升的態勢，到了1995年竟然接近40%。
今天回頭看當年的美日貿易戰和科技戰，聲音非常大的觀點認為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落後，
完全是因為日本企業的經營方向出現了戰略失誤，沒有抓住PC時代的到來的戰略機遇，沒有看到全球半導體產業界各環節分工的發展，仍然只做IDM，導致投資分散。
例如非常好的證據，日本的半導體出口金額雖然在1985年之後出現了幾年的下降，但是在1989年依然超過了1984年的歷史最高水平，到了1995年出口金額更已經是1985年的三倍以上。
對此我想說兩點，
一個是要看份額而不是看絕對銷售額，全球半導體產業本來就處於高速發展態勢，出口金額擴大是很正常的事情，實際上如果看份額的話，當時作為日本半導體基石之一的DRAM存儲器，其全球份額在1985年之後不斷出現下降，且不可逆轉了。
另外一個標誌是日本半導體內需市場的進口產品份額，從1985年之後日本進口半導體產品的份額就出現了不可逆轉的上升趨勢，到1995年，已經超過了30%，達到了接近40%的水平。
在我國，國產自主品牌汽車也是典型，光看自主品牌汽車公司的銷售額，比其十年前高多了，然而這是國內汽車市場高速發展的結果，自主品牌汽車份額並沒有太顯著的提升，2019年依然停留在40%左右的水平。
與日本對比鮮明的是，韓國的以DRAM為首的半導體產品份額，卻利用日本產品價格被打擊失去優勢的機會，在1985年之後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貿易戰讓美國扶持韓國成為日本在全球存儲業界最大的競爭對手。
同樣是IDM，為何三星和海力士就崛起成為世界存儲器強權，今天存儲器依然是全球半導體市場中份額最大的產品，而日本在該領域已經完全失去了霸主的地位，曾經的驕傲爾必達已經破產，東芝半導體被迫出售股權，
2019年的世界，除了三星和海力士以外，我們熟知的做存儲器的美國美光也是IDM公司，日本在其核心的存儲器領域的衰落，恐怕不是簡單的日本人只做IDM就能夠解釋的。
除了作為基石的存儲半導體被打擊，日本人沒有抓住新產業新產品發展的機遇，日本企業有自己的失誤，但是外部因素並不能小覷，對於半導體這種高度依賴巨額投資的產業，企業界本來就對大額投資非常謹慎，對不同的產業和技術發展方向判斷，更是需要多路下注。
2018年的5G投票事件，華為在Polar碼上優勢明顯，因此力推Polar碼，但是實際上在美國主推的LDPC碼領域，華為同樣有不少專利。投資本來就會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會轉化為利潤，而是作為技術儲備。
如果本國政府總是表現出無力和外國強權對抗，竟然能夠通過籤署協議規定本國產品出口價格，規定外國產品進口份額，剝奪本國企業的經營自由，讓本國貨幣突然大幅升值削弱出口競爭力，導致本國1985-1988年的半導體出口金額低於1984年，嚴重的影響了企業收入，
同時使用行政力量推動外國半導體進口份額不斷上升，搶奪本國市場份額，
這不僅削弱了企業的收入來源和投資能力，更是會對投資前景產生悲觀的預期，極大的影響企業的投資信心，誰知道會不會受到打壓而打水漂呢？
日本半導體產業界對於PC機通用CPU處理器領域的投資非常少，錯過產業機遇，導致英特爾在該領域一家獨大，而在該領域的投資不只是要有戰略眼光那麼簡單。
以存儲器為例，中國誰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為何存儲器直到2014年大基金出現之後，才有國家意志推動三大存儲器基地建設，是因為中國人都覺得存儲器不重要嗎? 本質原因是因為半導體投資本來就是高投入，高風險。
福建晉華的存儲器項目，目前因為受到美國制裁處於停滯狀態，
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意志堅決的推動長江存儲繼續前行，如果長江存儲的投資方也是財團和私人資本，必然會產生極大的懷疑和動搖。
如果長江存儲也得不到中國政府支持，甚至還反過來配合美國打壓長江存儲，那麼中國一定不會有做存儲器的後來者了，我投了幾百億上千億人民幣，美國人一打壓就會打水漂，政府還站在美國人一邊，我再熱愛民族產業，再有戰略眼光，又怎麼會有信心持續投資？
作為資本家，動輒數百億上千億的項目，不可能不考慮政治風險，實際上政治風險是商業項目的主要風險之一。
今天老是有人說，當年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沒有用，不管是廣場協議，還是半導體協議，都不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衰落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和企業自己的戰略失誤。
我強調下我的觀點，高科技發展伴隨著高投入和高風險，因此必然是官民一體分攤風險，如果本國的官沒有辦法和本國的民站在一邊，甚至反過來和本國的民作對，那該國的高科技從長期看，能發展起來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官民不一體，本國高科技還能發展起來的，我是沒有見到過，請有知道反例的告知。
美國人5月份開始的對華為的禁令，按照任正非目前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說法，今年和明年可能會少增加300億美元的收入，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國對華為的打壓是有效果的。
我們也很容易的從出口金額下滑和進口半導體產品份額上升的數據看出，美國當年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壓，也同樣是有效果的。
美國的真實目的是，其實是通過打壓這個動作，迫使華為放棄走這條路的想法，更進一步拿華為作為籌碼迫使中國政府放棄中國製造2025，發展高科技的路線。影響和改變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路線選擇和決策。
這就好比，你想自己開家拉麵店，但是你知道隔壁蘭州拉麵的人肯定會上門來找你，說你破壞幾百米之內不能有第二家店的行規，阻止你開店，你也知道本國警察很可能不會處理他們，那麼這勢必會影響你開店的決策，而不能說是因為你沒有眼光決策失誤才不開。
因此我們不能說，日本的企業做出了錯誤決策和來自外部和本國政府的配合打壓沒有關係，而政治和政策風險一定是投資必須考慮的風險之一，任何投資決策不考慮政治和政策風險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日本企業在美日半導體協議和廣場協議面前，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能力和意志都受到了削弱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從而一定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決策。
從美國人的角度講，如果美國人真的認為當年日本高科技的衰落和美國發動的各種打壓手段沒有關係，沒有效果，那麼今天他們就沒有必要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和華為。
當然，我們也要清楚的告訴美國人，中國和當年的日本不一樣，中國是主權國家，不可能因為美國的打壓而改變發展高科技的決策，更不可能配合美國籤訂屈辱協議打擊本國企業，因此美國的打壓只會對弱小國家和非主權國家有用，對中國而言，只會造成暫時的損失，動搖不了中國發展高科技的決心，影響不了中國堅定不移投入高科技的決策。
這也告訴我們，擁有自己的獨立主權是多麼的重要，2018年，中國國防支出將增長8.1%，達到11069.51億元人民幣。
現在世界和平，又不會打仗，也不太可能有國家會入侵中國，為什麼卻需要保持萬億人民幣規模的軍費預算？因為中國政府清楚的知道軍事力量，主權和經濟產業發展三者之間的邏輯聯繫。
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維護國家主權，本國國民才有信心去做需要長時間投入的事情，不然美國人的航母戰鬥群一出現，本國政府就全面妥協不敢發展高科技了，誰還會去投資本國高科技產業？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今天中國政府也像當初日本政府一樣，
和美國籤署5G設備協議，強行規定外國5G通信設備在中國電信市場的份額，壓低佔華為公司50%收入的全球最大市場帶給華為的收入和份額；
強行規定華為5G產品出口到各國的價格不得超過美國規定的值，
同時配合美國司法部和商務部逮捕華為高管，指控其違反美國出口禁令，更給於華為罰款。
一系列舉動讓華為的競爭對手得到喘息機會，更獲取了巨大市場利益，
而華為出口金額連續三年出現下降，本土份額連續被外國競爭對手侵蝕，
同時極大的打擊了華為上遊國產供應鏈的信心，各種和華為合作的長期研發項目因為對前景的不看好而受到影響，對前景產生了悲觀的預期，即使頂住了這一輪壓力，也會得到本國政府配合的下一輪來自美國的打擊，
長此以往，華為會不會衰落，會不會削弱華為加大在5G領域投資的動力和能力？
即使華為強大到無敵，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發展起來，那麼其他弱小領域的中國企業呢，都能扛住嗎？
中國的上限必然高於日韓和歐洲
在知乎上總是看到這樣的問題，
中國的人均GDP會超過日本嗎？會超過韓國嗎？會超過歐美嗎？
而絕大多數的答案是悲觀的，理由就是中國人口太多了，所以無法超過他們。
更進一步提問，日本+韓國+歐洲+北美+澳新，人口也有差不多十億人了，也不算少了，也屬於人多，那為什麼他們平均下來人均GDP能夠超過四萬美元？
既然都是十億規模人口的級別，那為什麼中國不能把他們取而代之呢？
回答是他們佔據的地方大，自然資源豐富，所以人均GDP能很高。
這種思維方式是完全錯誤的，自然資源和人均GDP並沒有線性關係，
自然資源決定GDP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科技和產業的發展和人均GDP才是真正的正相關關係，在科技時代，人會越來越比自然資源重要。
如今全球的GDP構成，高度的集中在現有的老產業（汽車，能源，化工，鋼鐵，造船，金融，機械等以及各種第三產業），而在全球增長規模最快，增長規模最大的是ICT產業領域，基本上被中美瓜分，這意味著一個很大的問題，歐洲，日本，也許還有韓國，他們的人均GDP現在雖然很高，但在ICT新興產業領域，他們的人均GDP就差多了，不再具有優勢地位。
下圖是福布斯2018年Q3的全球ICT科技公司市值50強，紫色為北美最多，紅色為亞洲其次，綠色為歐洲公司排第三，可以看到亞洲企業中中國佔據主導地位，
中國以外最大的亞洲ICT企業是三星和臺積電，當然華為，OPPO, VIVO都沒有上市所以不在榜單上。
而在ICT的五大領域：IT軟體服務，系統硬體，半導體，電子商務，媒體，
最大的領域是IT軟體服務，包括谷歌，微軟，facebook，騰訊，百度等公司。
其次為系統硬體，蘋果，三星，小米等系統公司；
以及零售業：阿里巴巴和亞馬遜兩大巨頭
還有就是半導體了，臺積電，英特爾，高通，博通，Nvidia等等。
非常明顯可以看出，中國ICT企業軟體有騰訊和阿里領頭，硬體有華為領頭，這三家公司都是世界級的企業，騰訊和阿里的市值在全球前十位。
華為在全球和蘋果和三星並列，而從現階段來看，其表現出的戰鬥力明顯強於三星。
ICT產業發展有多快，影響的範圍有多廣，我們從下圖的中國2017年GDP的核算數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是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速為21.8%，是所有產業中唯一增速超過10%的，和GDP總體僅為6.8%的增速形成鮮明的對比。
而GDP中增速排第二的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這個產業非常明顯的受到了電子商務發展的帶動，增速達到了9.4%.
實際上，其他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ICT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影響，從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到製造業，我們都能很容易的看出來，畢竟現在滿大街的外賣騎手和滴滴司機，以及連路邊攤都能支持行動支付。
那個GDP高達12.5萬億人民幣的「其他服務業」，同樣大大受到ICT產業發展影響，比如娛樂性的產業，各種手機直播，手機遊戲等等，以後幾年VR為代表的娛樂產業還將迅速崛起。
ICT技術的發展，會造成價值的轉移，中國有全球最龐大的製造業產業鏈，ICT產業通過對製造業的改造，也會極大的激發出產業發展的潛力。
以汽車為例，隨著ICT技術的發展，汽車的價值在逐漸ICT化，也就是汽車電子產品的價值佔比將會越來越高，國內百度，騰訊，阿里，華為等都明確的進入了汽車產業領域，百度的自動駕駛，阿里的AliOS系統，華為在2019年決定進入汽車領域做汽車電子和通信部件供應商，也是看到了該產業發展的巨大機遇。
類似的還有智能化對各個產品的改造，最為簡單的，家裡的電錶，水錶，家用電器，掃地機器人，乃至於體重秤等等，都會需要數據和通信模塊，實現連接。
人工智慧滲透到各行各業，我家小區現在門禁都已經在2019年裝上了人臉識別系統，中國各大口岸和邊檢都安裝了人臉識別過關系統，
深圳幾乎所有的停車場在一兩年間逐漸實現了車牌識別，
平安城市在全國大規模鋪開建設，
以後是萬物互聯的世界，也就是說，理論上所有的產品都會ICT化。
除了產品以外，無人和智能零售店，無人和智能物流倉庫，智能工廠等都會逐漸出現和普及。
除了實體產業以外，虛擬世界由於沒有邊疆，全球一體化，在收割全球利潤方面更加方便快捷。全世界的消費者購買了蘋果手機，會支付給美國硬體費用，在蘋果手機上下載各種應用，又會支付給蘋果分成，蘋果公司2018財年營業收入為2655.95億美元。
更進一步，全球的消費者使用美國的應用生態，導致全球的公司都會在美國的應用生態裡面打廣告，全球廣告收入最高的公司是谷歌和Facebook。
根據zenithmedia的報告顯示，2016年穀歌與Facebook賺取了全球所有媒體廣告支出的20%。下圖是其公布的2016年全球廣告收入30強，可以看到谷歌和Facebook分列全球前兩位，中國上榜的3家是百度，騰訊和CCTV
我們再看MorketingGlobal的數據，
下圖是2019年Q1美國公司的廣告收入，谷歌第一季度全球廣告收入就達到307.2億美元，Facebook也有149億美元，這只是一個季度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這兩家的增長率竟然還有15%和27%，這說明什麼呢？
由於谷歌(旗下有youtube，谷歌地圖，google play，搜尋引擎)和Facebook（whatsApp, Instagram）生態應用在全球虛擬世界的強勢和壟斷地位，全球其他國家上網人數越多，經濟發展越強勁，就會有更多的廣告需求和廣告受眾，都會讓他們隨之受益。
其他像Twitter和snapchat，廣告收入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樣分別增長了18%和38%。
除了廣告，全球消費者還會在網絡上進行大量的消費，例如手機遊戲，手機直播，網絡購物等等。當然值得高興的是，雖然在谷歌和Facebook為首的社交和視頻應用上中國全球化較差，但是在手機遊戲，手機直播應用，電子商務（阿里巴巴）等領域中國公司發展還是不錯，以後也是可以在虛擬世界全球化收割利潤。
以中國音數協遊戲工委發布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遊戲產業報告數據，
中國自主研發的遊戲在該季度的海外收入為30億美元，而2018年第一季度為20.6億美元，增長率高達45.6%，遠遠高於中國的出口增速
除了硬體產品的ICT化，個人的網絡消費以外，全球的企業也在全面的ICT化，最為明顯的標誌就是企業的雲業務需求迅猛發展。
你在深圳加入一家公司，但凡規模還可以的，都會有自己的伺服器和內網；
對於製造工廠來說，ICT化更是必須的，從供應鏈，物流，採購，財務，研發等，都必須在IT系統上完成，否則越來越難以參與市場競爭，IT基礎設施是剛性需求。
而全球企業IT業務正在大規模向可以降低企業IT投入成本的雲業務轉化，國內最大的雲計算供應商阿里巴巴公司，其2019財年（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底）雲計算業務財年營收247億元，其中2019財年第四季度營收達77.26億元，飆升76%。不只是在中國，2019年阿里雲在亞太已經設立了新加坡、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日本等地域節點。雲計算這個領域，基本就是中美競爭，全球最大的雲計算公司是亞馬遜，微軟，阿里，谷歌，騰訊等。
新技術和新產業創造的GDP總是會逐漸超過老產業，最終佔據優勢地位。
全球曾經都是農業佔據GDP的大部分，在那個時代你是很難想像英國，法國，德國這樣的國家GDP超過中國的，人口體量差太多，
然而進入工業時代之後，工業（包括採礦業）迅速成為GDP的主要部分，同時大大的帶動了第三產業的增長，你搞工業生產需要發電，發電需要煤炭，煤炭需要運輸，還需要建立礦山開採，採礦需要機械，各行各業都拉動起來了。農業佔國民經濟的比重迅速下降到5%甚至3%以下，已經無足輕重了。
在GDP領域，也出現了人口只有十分之一不到的英國，法國，德國，GDP總量卻全部超過中國的情況。
類似的60年前我們說趕英超美主要是指鋼鐵產量，因為鋼鐵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高科技的象徵，而在今天很顯然鋼鐵產業創造的GDP比重已經大大下降了。
ICT產業革命將是未來全球產業發展的主流和核心，ICT產業以及各個產業中的ICT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將會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五年裡面，中國500強企業中，增長最快的2家恰好就是華為和阿里，都是來自於ICT產業，
阿里是過去五年的營收平均增速排第一，華為是過去五年營收的絕對增加額排第一。
從底層技術的半導體，到物聯網，人工智慧，雲計算，5G，智能製造等，都是未來會持續高速增長的領域，而且是所有產業中增長最快的領域，也構成了GDP增量的主要部分。
美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藉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ICT產業開始起飛和迅猛發展，英特爾，微軟，高通，蘋果，甲骨文，谷歌等企業崛起，保持了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其經濟表現在作為發達國家中人口體量最大國家的同時卻是增長最快，相反日本和歐洲在經濟表現上則遜色很多，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人均GDP和美國的差距在不斷拉大。
以IMF 2019年4月版本的數據為例子，美國人均為6.26萬美元，
而德國為4.826萬美元，法國為4.29萬美元，英國為4.256萬美元，日本為3.93萬美元。
美國的人口和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加起來差不多，但是人均已經比歐洲大國平均高了40%以上（其中比德國高出29.7%，比法國高出45.9%，比英國高出47%），比日本更是高了59.3%。
那麼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什麼產業讓美國的人均GDP顯著的超過了歐洲和日本呢？
我們翻開財富世界五百強的2018年版本，裡面使用的是2017年財報的數字，我們把美國淨利潤最高的公司拿出來看一看：
美國淨利潤最高的公司就是蘋果公司，2017年度淨利潤高達483.5億美元，美國淨利潤前十位的公司裡面，ICT領域5家，然後是金融3家，能源1家，製藥業1家。
從公司數量上看ICT領域佔了半壁江山，從淨利潤金額上來看，更是超過了50%。
如果把範圍擴大到美國淨利潤前22位的公司，裡面ICT佔了11家，同樣是半壁江山。其他是金融業4家，能源2家，消費品和零售3家，製藥+醫療2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22家公司裡面，淨利潤和營收增長最快的公司全部來自ICT領域，包括谷歌，Facebook，蘋果，增速明顯的超出其領域，也就是ICT產業的比重還在繼續上升。
中國只要僅僅的抓住時代趨勢，在已有的產業上，例如大飛機，汽車，能源，化工製藥，新材料，機器人等繼續堅定升級，同時在ICT領域緊跟美國，同時實現ICT技術助力製造業的發展，在總量上可以實現對美國的趕超，和美國一起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絕對增加額最多的兩個國家。
但是在人均上目前看不到趕超美國的明確趨勢，除非在ICT這個最大的新興產業領域徹底壓倒美國，但是目前來看，全球ICT產業，尤其是ICT軟體領域的增量仍然是美國佔了大頭。
美國的頂尖ICT企業，目前增速仍然非常快。
我們以老大蘋果公司為例，蘋果2018財年財報，銷售額增長16%達2655.95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可能對這個速度沒有概念，華為的營收只有蘋果的一半都不到，根據華為的財報，2018年1051.9億美元（按照2018年期末匯率計算），比2017年的925.5億美元營收增速也就是13.7%，當然按照人民幣計算營收增速為19.5%，並沒有比蘋果快多少。
我們再看全球雲計算領域的老大亞馬遜，
2018年全年亞馬遜淨銷售額2329億美元,比2017年的1779億美元增長31%
在這麼大的體量上還能保持高速的增長。
騰訊對標的Facebook，其營收高於騰訊，增速還比騰訊更快。
Facebook 2018財年全年營收558.4億美元，同比增長37%
而騰訊在2018財年的總營收為3126.94億元,不到500億美元，同比上漲32%;
同樣的還有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2018財年營收同比增長23 %,達到1368億美元;
而中國的百度2018財年總營收為1023億元（約合148.8億美元），比2017財年增長28%，百度體量遠遠小於谷歌，但是增速卻並不比谷歌高出多少，實際上百度進入2019年增長還遇到了大麻煩。
例外可能就是阿里集團了，該公司2019財年（2018年Q2—2019年Q1）營收達3768.44億元，同比增速達到51%，這個速度可以說傲視群雄。
中國的網際網路公司，主要是全球化方面和美系公司差距較大，單純依靠中國市場是很難和美系巨頭公司競爭的，當然這裡面再一次說，阿里以及新崛起的頭條系可能會是個例外。
阿里的海外業務儘管佔營收比例並不高，但是增長非常驚人。
除了以上，美帝還有微軟，nvidia，博通，高通，甲骨文，英特爾，美光等一大票ICT領域的頂尖企業。換句話說，雖然目前中國經濟每年的絕對增加額超過了美國，但是更多是在ICT以外的產業的技術升級和擴張帶來的。
比如基建（中建，中交等領銜），發電設備（核電，風電，火電，輸變電設備，太陽能設備），軌道交通（高鐵，地鐵，信號系統），汽車及其零部件（中國市場多年高速增長），裝備製造（各種大型化工裝置，工程機械，專用生產設備），勞動密集型產業品牌化升級等等。
另外過去幾年我們在ICT領域硬體部分全球份額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消費電子領域的營收華為+OPPO+VIVO+小米+聯想的營收，在逐漸接近美國的蘋果+戴爾+惠普，雖然目前總體還是不如。通信設備領域的營收華為+中興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公司。
但是在ICT核心的集成電路硬體，基礎軟體和生態領域差距極大。
因此ICT作為挖美國牆角的最主要戰場，某種意義上決定著雙方今後的發展。當然美國不是沒有問題，美國的最大問題是製造業空心化，雖然美國本土仍然有不少高端的製造工廠，但是其相比中國最大的劣勢就是在於製造業產業鏈不斷丟失，美國本土只保留了ICT硬體的研發業務，製造業務都轉移到中國大陸去了。
而現在以華為為首的中國廠家，在不斷的攻克ICT的底層硬體技術，這會導致美國本土的研發業務也不斷受到競爭。如果中國順利的做下來，那就是這樣的路徑：
第一步是ICT硬體製造已經大規模的轉移到了中國，以前只是富士康生產整機和系統，現在中國開始逐漸製造金屬殼，玻璃殼，天線，電池，顯示屏，麥克風，話筒，振動馬達，同時還在逐漸擴大晶片製造和封測規模，向核心零部件進軍。
這幾年不只是中芯國際，華虹等本土公司在不斷擴產，境外晶片製造公司也在向中國轉移晶片產能。
第二步是ICT硬體的研發也會逐漸轉移到中國，硬體的設計和製造其實天然應該是在一起的，如果製造產業鏈已經到了中國，那麼在中國搞研發會比在美國有巨大的優勢，
只要中國以華為為首的ICT公司能逐漸攻克硬體設計尤其是晶片設計技術，將使得美國本土的設計公司喪失競爭力和市場。
第三步，一旦ICT硬體底層技術被中國逐漸掌握，從消費電子終端，電子零部件到晶片都是來自於中國公司，那麼建立在硬體基礎上的美系網際網路應用生態優勢將會逐漸瓦解。
首先會是作業系統，作業系統的發展，和兩個因素強相關，一個是硬體技術發展，一個是應用的發展。每次硬體技術以及應用的變化和飛躍，都會帶來新作業系統誕生的機會。
微軟的windows在PC時代是無敵的，但是在智慧型手機時代卻被市場淘汰了，這就是硬體技術跳躍式變化帶來的作業系統新機遇。
華為的鴻蒙作業系統最開始就是為物聯網設計的，並沒有打算用在手機上面，實際上直到現在華為的策略仍然是想手機領域繼續使用安卓系統，實事求是的說，要想在現有格局中打破安卓壟斷是困難的，只不過遇到了美國的禁令打壓，那必須讓鴻蒙上手機用了，沒有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