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NBC播放了對川普的獨家採訪。當被主持人問及「是否感覺自己被政府中的其他人『推入』與伊朗的衝突」時，川普強調，自己是聽了兩方面意見後，才做出的決定，並且表示：「我的人分兩類，一些是鴿派，一些是鷹派。約翰·博爾頓絕對是鷹派，如果由他來決定的話，他會跟整個世界開戰」
博爾頓外表文質彬彬，但內心強硬。他曾就職於裡根、老布希、小布希三任政府，是美國政壇著名的「鷹派」人物，以對外政策立場強硬著稱。
美國總統川普2018年3月22日宣布，美國前常駐聯合國代表約翰·博爾頓取代麥克馬斯特，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曾有分析人士指出，麥克馬斯特和川普不僅「氣場不合」，在諸多外交政策上更是意見相左。反觀博爾頓，不僅同樣以口無遮攔著稱，他也和川普一樣厭惡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構、反對伊核協議、質疑美情報界有關俄羅斯幹預美國大選的指控。與川普的「氣味相投」，是他再次得到重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的主要職責包括協調涉及防務和外交政策的聯邦機構的跨部門合作，在國家安全政策制定上將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博爾頓的性格中卻擁有一份對戰爭近乎病態的狂熱。早年國會參議院關於伊拉克戰爭的聽證會資料顯示，為了能對伊拉克開戰，在2003年戰爭開始前，時任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博爾頓涉嫌逼迫美情報人員偽造證據，謊稱伊拉克政府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不只是伊拉克，還有敘利亞、伊朗.甚至中國，有人說，中國要煩惱的不是貿易戰，而應是博爾頓。
2012年7月，博爾頓宣稱「伊朗絕對不會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但他又是如何知道這些檢查將會無功而返呢？很可能只是隨便猜測出來的。這就是博爾頓雷同於川普的風格：一句話背後的證據支撐越少，講大話的時候反而聽起來更理直氣壯。
總而言之，在宣告外交努力和經濟制裁都無效的情況下，博爾頓得出的結論是：除了戰爭別無他法。博爾頓繼而認為，對當時的歐巴馬政府來說，「走向戰爭是唯一選擇」的事實太令人無法接受。但他同時又告訴他的讀者稱，戰爭「並不算太壞的選擇」，因為他認為伊朗的領導人並不敢直接和美國軍隊做「硬碰硬」的直接對抗。那麼這樣的結論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論據在加以支撐呢？博爾頓沒有引用任何的歷史依據，也沒有引用任何來自伊朗內部的信源。伊朗領導層幾乎就是他自我幻想的產物，他們的最終決策以博爾頓的意志為轉移。
對博爾頓來說，這些他想像中的戰爭都是「先發制人」的策略。這麼講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在國際法下，「先發制人」是指為了應對敵方已經上膛且瞄準的槍，而提前進行打擊自衛的行為。而博爾頓所謂的針對伊朗和朝鮮的「先發制人」，顯然是不成立的。
博爾頓無疑又很會在語言上麻痺別人。在過去的許多場合裡，他都儘量不使用「戰爭」這一個詞語，以在潛意識裡降低人們對軍事對抗的恐懼感。在2015年8月，他對歐巴馬政府建議到，與其與伊朗籤訂協議，不如對其進行一次「小型的、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那麼所謂的「軍事打擊」和「戰爭」又有多大區別呢？前者聽起來更加好控制，而後者聽起來則並非如此。
博爾頓多次堅稱美國是無法與伊朗展開外交對話的，因為「伊朗的領導人已經鐵了心地要像瘋子般地追求核武器」，因此如果美國不採取軍事手段的話，就只能坐等伊朗成為擁核國家。他這條觀點的背後沒有任何證據進行支撐。而事實是，伊朗核談判在2015年最終依靠外交手段達成了協議。
事後，博爾頓撰文批判歐巴馬政府在外交上「沒有骨氣」，並對歐巴馬政府籤署伊核協議、恢復與古巴外交關係等做法持絕對否定態度。2015年，博爾頓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鼓吹對伊朗動武並轟炸其核設施，以阻止伊朗研發核武器。他還多次呼籲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在當年歐巴馬政府即將要出臺伊朗核協議的前夕，博爾頓做出了如下兩項預測：
★ 第一，伊朗不會如實履行協議，德黑蘭會「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眼皮底下作弊」，還會和朝鮮展開合作；
★ 第二，這項協議會讓其他的中東國家集體尋求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引發中東的核武器軍備競賽。「周邊國家都驚恐歐巴馬會扶持一個有核武器的伊朗，」他在2015年3月寫到，「這個協議觸發了無數個新的擁核國家。」
後來，歷史打了博爾頓的臉。伊朗並沒有研發核武器，其他的中東國家也沒有。國際原子能機構也多次表示伊朗確實履行了協議。包括美國和歐洲的情報機構也證實了此項觀察。
即便如此，博爾頓的意志也不會以客觀現實而轉移，2017年9月，他仍然發文渲染伊朗的核威脅：「（伊朗）履行了協議又怎麼樣？這不能說明任何的問題，因為他們最終還是會撕毀協議。」
日媒稱，美國總統川普下決心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採取軍事行動被認為受到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的影響。在美國國防部對川普宣稱的大規模攻擊存在慎重意見的背景下，博爾頓強烈鼓勵了川普。
據《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4月16日報導，2018年4月13日晚間，在白宮宣布打擊敘利亞的決定時，川普身邊有兩位高官的身影。一個是白宮發言人桑德斯，一個是博爾頓。
日媒援引美國媒體報導稱，當時剛剛走馬上任的博爾頓主張對阿薩德政權採取更加強硬的舉措。據稱，由於2017年4月對敘利亞實施的打擊沒有取得充分效果，因此博爾頓便支持大規模摧毀重要基礎設施等的攻擊。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等國防部官員則認為，大規模攻擊有可能把支持阿薩德政權的俄羅斯捲入，從而加劇混亂局面。也正因如此，後來軍事行動僅對有限的目標實施了打擊。
報導指出，儘管如此，博爾頓的存在感不容忽視。圍繞對敘利亞政策，他主張需要採取包括應對作為阿薩德政權後盾的俄羅斯和伊朗在內的「更大規模戰略」。
非常巧合且又諷刺的是，他在伊朗核問題上的立場和他當年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非常相似。他當時堅稱國際監督對伊拉克政權起不了威懾作用。1998年他寫到，「依靠聯合國來解除伊拉克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想法是可笑的。」一年之後，他又宣稱，「現在只有推翻薩達姆政權，才有可能實現伊拉克的和平。」到2003年1月，在布希政府中任職的博爾頓又說：「如果聯合國派出足夠人手的話，他們肯定能夠找到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果聯合國找不到的話，那美國只有挺身而出了。」
歷史已經證明，布希政府最後向伊拉克發動的這場戰爭是多麼可笑。而博爾頓這樣的戰爭狂熱分子要為其負責。
博爾頓在2002年辯解說，伊拉克人民需要感謝美國軍隊的到來，因為美國軍隊幫助他們除掉了薩達姆這個暴君——哪怕博爾頓有在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生活過，並且對第三世界有過研究的話，他就應該明白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曾經作為殖民主義宗主國的西方並沒有什麼好感，更不會視西方大國為救世主。
博爾頓在這方面的經驗欠缺讓他顯得非常高傲和美國中心論。他不願意承認美國過去的許多軍事行動最終以失敗而告終。「智利人做出他們自己的選擇，」博爾頓在評價美軍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扶持時說到，似乎在這件事上美國一點責任都不需要負。鑑於美國的介入在許多地區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伊拉克人民的反美情緒當然也是合乎情理中的。
博爾頓並不是唯一一個錯誤判斷了伊拉克形勢的人。包括希拉蕊·柯林頓，喬·拜登和約翰·克裡在內的很多高層，也都曾經支持了這場戰爭。但讓博爾頓變得如此出格的是，即使在證據如此確鑿的情況下，他還是為了保持自己鷹派的角色強詞奪理。在英美聯軍最終沒能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博爾頓為自己辯解到，「我們出兵當然不僅僅是為了解除這些武器，而是為了推翻薩達姆政權。」
十多年過去了，博爾頓仍然還是如此熱愛戰爭，至今仍堅稱美國應該發動伊戰。「我堅信，如果當時沒有除掉薩達姆的話，他還是會繼續研究新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博爾頓如此為當年的戰爭解釋到。儘管這場戰爭造成了4400名美國人和50萬伊拉克人的喪生，超過一萬億美元的開支，還催生出了「伊斯蘭國」這樣的怪胎，但這一切在博爾頓看來，似乎都是物有所值的。
「薩達姆政權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持續的，所以即使美國沒有出兵，它也會陷入內戰，也會有戰爭爆發，也會陷入混亂」——博爾頓的邏輯是：用飛彈打倒一棟搖搖欲墜的危房是沒有任何道德負擔的，反正它自己早晚也會倒。假設一下當陣亡美軍士兵或是伊拉剋死亡平民的家屬聽到這樣的邏輯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對於博爾頓這樣習慣了頂層特權和美國霸權的人來說，有著這樣的世界觀其實也不足為奇：美國對它所做出的一切行為都不具有道義上的責任。博爾頓對於他所鼓吹起來的戰爭也是如此。
博爾頓對戰爭近乎病態的狂熱可能與他非常狹隘的個人履歷有關。
過去的許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包括羅伯特·麥克法蘭、科林·鮑威爾、詹姆斯·瓊斯、麥克·弗林以及麥克馬斯特等人，都有著在軍隊高層的任職經歷。那些以學者、律師和政客身份躍升此位的人選，諸如亨利·基辛格、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弗蘭克·卡盧奇等人，也都在軍隊中服過役。不少國家安全顧問也都在國際關係學科等相關領域有博士學位。可以說，博爾頓的前任個個都比他夠格很多。
分開來講的話，那些曾經服過役的國家安全顧問有親身經驗體會過戰爭的殘酷性和後果。作為曾經的越南戰爭將軍，科林·鮑威爾「親眼看到上一秒還活蹦亂跳的年輕美國小夥，下一秒就葬身亂墳崗」。對於那些曾經對國際關係有著系統性學術研究的顧問，他們則能夠把美國的外交政策放入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加以評估。亨利·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就將美蘇爭霸的背景與歷史上奧匈帝國和法國間的紛爭加以對比。
當然，從軍經歷和學術背景都無法阻擋一些國家安全顧問做出錯誤的決定。但正如基辛格曾指出的那樣，在諸如國家安全顧問這樣的崗位任職「將會消耗大量的腦力和知識成本」，而博爾頓似乎並不具有相對應的知識儲備用於消耗。他沒有軍事背景，也沒有在高等院校學習過政治和國際關係。他的一輩子都在美國右派和鷹派的智庫裡度過，他沒有接受過與之相左的政治理念的洗禮。在他看來，只有右翼媒體鼓吹的觀點才是正確的。狹隘的世界觀+國家安全事物助理=極端鷹派。
在過去二十年間，博爾頓發表了許多專欄文章和論文，清一色地都刊登在美國右翼的旗艦刊物上。它們的觀點都建立在如下幾個極端的預設立場上：美國的動機都是正義的，美國的對手都是邪惡的，外交談判是沒有任何作用的，戰爭才是有效的手段——這些立場都建立在很少證據或完全沒有證據的基礎之上。
「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美國愛敲打誰就敲打誰。」
「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根本不存在聯合國這種東西，（聯合國）秘書處在紐約的大樓有38層，即使少掉10層，也不會有什麼區別。」
「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因為這才是當今世界力量分配的真實反映。」
「聯合國大會需要更多地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國際反恐行動等領域中去，而聯合國需要進行改革，成為一個『更具效率和沒有腐敗』的國際機構，美國的領導力將『非常重要』。」
「在伊朗問題上，所有選擇都在考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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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言論以及思想已經刻在了博爾頓的靈魂裡。
博爾頓的「鷹派」作風在美國國會也並非完全吃得開。當初小布希對他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提名便被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直接否決了。最後，小布希只能憑藉「休會任命」的手段繞開國會來任命博爾頓。
如今隨著臨近G20川普的不斷轉「鴿」以及對麾下「超級鷹犬」的博爾頓多次表示不滿，美國似乎又要開始打「鴿派」的牌。
那麼鴿派和鷹派都有何利弊呢，「鷹」代表強硬，「鴿」象徵和平，都是國家的外交手段，目的都有一個：強大自己，瓦解敵人。
崑崙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漢朝時的削藩策與推恩令，來評估一下美國的兩種手段：
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漢高祖劉邦在推翻了秦王朝自立為帝之後，總結了前朝滅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秦始皇沒有諸侯王為羽翼替他鎮守四方剿滅麻匪，於是，劉邦一邊剿滅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一邊大肆分封劉氏子弟，希望他們能為國羽翼，拱衛大漢王朝。
可是後來，大漢朝建立了半個世紀之後，這些諸侯王們紛紛利用自身的優勢急劇擴張，很多擁有了跟中央分庭抗爭的實力，於是，大漢王朝的有識之士們紛紛提出了不同的削藩之策。
其中最有代表的兩個人，分別是漢景帝時的晁錯和漢武帝時的主父偃，而他倆分別給出了鷹派方案和鴿派方案。
「鷹派」晁錯的削藩策，是利用大漢朝的經濟和軍力優勢，公開不斷削減各個諸侯王的領地與權力，於是各位王爺們發現，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得一夕安寢，然起視四境，晁錯又至矣
這使得王爺們對漢王朝不斷撕毀協議的不滿迅速累積，最終使得七個實力最強的諸侯王在吳王劉濞的帶領下，以「清君側」為名聯合起來，差一點讓漢景帝完犢子了。
而「鴿派」主父偃的推恩令則高明很多，打破了過去嫡長子世襲制，允許諸侯王爺們可以分封嫡其他子弟。
這一招，不僅讓原本一致對抗大漢王朝的諸侯國聯盟分崩離析，還使得這些王爺們陷入到巨大的內亂之中，每個孩子都要求根據中央的指令得到封地。
於是，在推恩令之下，大的諸侯國就變成了小的諸侯國，越分越小勢力越來越弱，而且人一多，也就無法形成統一的意見，便再也無法跟大漢中央對抗了。
最終，在漢景帝時代危機重重的削藩策，在漢武帝時代變成了糖衣炮彈的推恩令之後，得以迅速推行，也得以實現武帝的中興。
其實，所有的政治家們都明白，遏制諸侯國的強大對於中央意義非凡，但是主父偃比晁錯明白，政治的精髓就是讓朋友變得多多，讓敵人變得少少，只有穩坐江山。
就像世代傳承的黃老爺明白，對付張麻子的最佳方案不是火拼，而是給他的師爺和兄弟們屁股兜裡揣五張委任狀。
而政治的思維，是全球通行的，美國在成為霸主之後，一邊需要各個諸侯國來維護其霸主的權威，一邊又要將這些諸侯國門削弱，以防止對自身造成威脅。
譬如老美將自家門口的中美洲聯邦，很早就肢解為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五國。
後來在二戰中，老美更是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從大英帝國中肢解了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從法國肢解了出了越南、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馬達加斯加等國家。
並將英法德荷比等國在中東、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東南亞建立殖民地變成了如今百餘個主權國家。
而且，對於最大的宗教競爭對手，也利用以色列瓦解了阿拉伯國家的聯盟，更通過挑動兩伊戰爭割裂遜尼派與什葉派。
甚至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也像漢朝肢解匈奴那樣分化其競爭對手，推動蘇聯解體為十餘個加盟共和國，將南斯拉夫分裂為七個國家。
嗯，美國的這一些列動作，人為的製造出來百餘個國家，導致了原本可以躺著進世界盃的中國隊，國際排名斷崖式下滑，深深的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而根據蘭徹斯特方程，國家民族的統一會讓其實力呈指數級的增長，譬如原本被欺負了數百年的德意志邦國統一之後，其實力能夠挑起兩次世界大戰，原本被列強們分裂成軍閥混戰的中國統一之後，其實力足以在上甘嶺擋住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
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來說，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分裂競爭對手和敵人，譬如基辛格的那場秘密旅行和布熱津斯基的那場秘密家宴，讓那個曾經耗費了無數錢財，對抗了幾十年都無效的鐵幕蘇聯從內部轟然倒塌。
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有多聰明，而是他從大英帝國那裡繼承了世界霸主之位後，就必然要通過「分裂」競爭對手來維護自身的霸權。
所以呢，無論是當年的英國還是如今的美國，遏制競爭對手是必須的，不過歷史的經驗，讓我們明白，殺人不見血的更是推恩令的「鴿派」主父偃，而不是削藩策的「鷹派」晁錯。
畢竟，「跟全世界開戰」的晁錯，搞不好就能催出「吳楚七國聯軍」，動搖漢朝的根基，而主父偃潤物細無聲的搞分裂，反而才是老練謀國之道。
以古鑑今，超級鷹博爾頓這個「鷹派晁錯」倘若能繼續發揮力量，推動美國挑戰全世界，那反而會使美國走向孤立被圍攻的絕路。如果美國開始實施主父偃的推恩令，那我們需要謹慎提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