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收聽↑ 文/鈕先鍾 播/越澤
《孫子》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本真正的戰略思想著作，其在戰略領域中所居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在西方古代哲人的著作中，雖也可發現有若干戰略觀念之存在，但都是一鱗半爪，不能算是有系統的思想。
最為現代西方人所推重的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它常被人視為西方的第一本戰略著作。
嚴格說來，那也只是一部戰爭史，儘管其中含有許多極有價值的戰略觀念，但究竟不是一部以戰略思想為主題的理論著作。所以，這本書在戰略思想史中的地位還是不能與《孫子》相提並論。
也許最能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進行恰當比較的是春秋時代的《左傳》，因為這兩部書同為古代的戰爭史名著。
修昔底德的著作到今天仍受西方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所重視，而蔣百裡先生則曾指出：「《左傳》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範戰爭史。」
所以，二者的確可以相提並論，不過其間還是有若干差異之存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著作者為修昔底德（前460～前406年），其時代和身世大致都可考。
《左傳》是先有書的存在而由後世替它定名。首先為司馬遷，稱之為《左氏春秋》，以後班固作《漢書》時，又改稱《春秋左氏傳》，從此後世遂簡稱為《左傳》。
司馬遷和班固都確認其作者為盲人左丘明，《論語》中曾提到他，足以證明確有其人，並大致與孔子同時，不過其生卒之年已不可考。概括言之，左丘明似乎比修昔底德大約要早數十年。
《左傳》是一部相當完整的編年史，其所包括的時代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7年），全部長度為255年，對當時各主要國家的興衰都有簡明記敘。同時也是一部充滿戰略思想的軍事史，對於後世戰略家可以提供許多極有價值的教訓。
全書共分283篇，記載大小戰役共計550次，其中有一部分為我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左氏對戰爭的寫法可謂要言不煩，極為精簡。若無此書，則後人對那個時代的戰爭將無從了解。
對比言之，修昔底德所寫的僅限於一個戰爭，即所謂「伯羅奔尼撒戰爭」，其全部過程長達27年，即從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
修昔底德的戰爭史是從公元前435年寫起，也就是戰爭爆發之前4年。他本人逝世於公元前406年，而戰爭到公元前404年始結束，所以，他的書也可以說沒有寫完。其最後的部分是由克塞諾豐（Xenophon）所續成。
總之，他的書只以一個戰爭為主題，而不像《左傳》包括了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時代。因此，他的記敘和分析也遠較詳細精密，專就作為戰略研究的資料而言，其價值似乎較高。
國人對於西方戰爭史的研究多以近代為主，至於古代則比較生疏。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內容和思想又常為西方學者所引用。
因此，對於號稱「西方第一戰爭史」的名著若未能獲致相當的認識，則在研究西方戰略思想時必然會遭遇若干困難。本文就是基於此種動機，其目的是對修昔底德的時代背景、著作內容、思想特點，提供簡明分析以供讀者參考。
首先必須簡略說明古希臘的歷史背景。
希臘人為印歐（Indo-European）人種之一部分，何時遷入希臘半島已不可考，大致應為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之間，其移民的範圍由愛琴海到地中海，而進入近東周邊地區。
他們建立所謂「城邦國家」（city-state），總數在1000個以上。在公元前600～前500年之間的時代，以雅典（Athen）為首，有一部分國家採取所謂「民主」（Democracy）制度，但同時還有其他的國家則未採取此種制度，其中以斯巴達（Spartia）最為強大。
在此同一時期，近東文明也早有長期的發展，公元前500年時希臘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即為波斯。
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前483年）已經建立地中海世界中的最偉大帝國，並開始向希臘半島進攻。這樣也就導致西方軍事史中的第一次決定性會戰。在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會戰（Battle of Marathon）中，雅典人在孤立無援的狀況之下，居然擊敗了波斯的遠徵軍，贏得西方對東方的第一次勝利。
10年之後（前480年）波斯人再度來犯，其聲勢之大遠勝於前次。但在雅典海軍奮戰之下，希臘的聯合艦隊遂又能在薩拉米斯會戰（Battle of Salamis）中擊敗強敵，不僅贏得西方海軍的第一次偉大勝利，而且也象徵著西方海權的興起。
經過兩次勝利之後，雅典在希臘諸國之中，也就自然躍居於領袖的地位。於是為威懾波斯再向希臘發動侵略，雅典遂提倡組織一個同盟。
這個同盟以提洛島（Delos）為基地，所以遂稱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它組成於公元前478年，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同盟，也可以說是現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先驅。
這個同盟的會員國最初以那些感受波斯威脅的城市國家為主，包括在小亞細亞西岸（今之土耳其）以及愛琴海半島上的國家在內。
為保護這些國家並將波斯人逐出希臘北部，雅典遂必須繼續不斷地擴張其海陸軍兵力。同時也修建所謂「城牆」（Long Wails）以保護其本身的安全。
城牆分為北、中、南三道，將雅典城與其港口區連成一體，等到城牆完工時（前456年），雅典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一個陸上的島國。
由此更可顯示海權對雅典的戰略重要性。
在對波斯獲得一系列的勝利之後，這個同盟組織日益擴大，其會員國總數增到200多個。
但誠如常見的情形，每當外來威脅減退時。同盟內部就會出現問題，主要原因是有若干會員國對於雅典的支配逐漸感到不滿和畏懼。
大致說來，受到民主黨派控制的國家仍效忠於雅典，但受貴族統治的國家則開始傾向於斯巴達。
由於有分裂的意圖，遂引起雅典的政治或軍事幹涉，於是提洛同盟終於變成一個雅典帝國，而不再是一個由獨立國家所組成的同盟。那些國家在名義上雖享有自主權，但實際上已成雅典的附庸，不僅被迫要向雅典納貢，而且外交政策和重要的國內政策也都是由雅典來決定。
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日益惡化，遂終於在公元前457年爆發武裝衝突。雅典支配著希臘中部，並擁有優勢海權。斯巴達則控制伯羅奔尼撒半島，為一強大陸權。
所以大致說來，雙方旗鼓相當，到公元前454年直接衝突停止，並在公元前451年達成休戰。於是雅典遂又將全部注意力用在整頓同盟組織的工作上，並利用同盟的資源以對科林斯（Corinth）和埃伊納（Aegina）擴張其權力，而這與同盟對抗波斯的原有目標毫無關係。
希臘與波斯終於在公元前449年籤訂和約，於是雅典領袖伯裡克利（Pericles）遂邀請所有的希臘城邦國家到雅典來參加一次改善國際關係的會議。
結果，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國家拒絕參加，而其他國家對於雅典的誠意也多表懷疑。此時在斯巴達支持之下，維奧蒂亞（Boeotia）地區發生反雅典行動，於是雙方直接衝突遂又一觸即發。
但很僥倖，雙方還是在公元前445年籤訂了一項假定為期30年的和約。其條件為雅典容許一部分勉強的會員國脫離提洛同盟，而斯巴達則承認雅典對其餘的會員保有控制權。
換言之，雙方互相承認其勢力範圍，並同意彼此之間大致保持權力平衡。此後有一段時間相安無事，但實際上雙方都在乘機鞏固其勢力範圍。
修昔底德的歷史是以公元前435年為其起點。他開始詳細描述戰爭前夕的情況，並分析某些導致「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特定原因。
在此又有三點必須先作少許說明：
（1）嚴格說來，在公元前431年爆發的戰爭應該算是第二次因為在公元前457年所發生的戰爭才是第一次。但那次戰爭時間很短，所產生的效果也不顯著，遂不為人所重視，所以，史學家所稱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都是指第二次而言。
（2）第二次戰爭實際上又是分為兩段，前段長達10年，後段則為8年，中間9年為和平階段，所以從根本上可以說是兩次戰爭，但修昔底德卻認為那是一個完整的戰爭，因為在因果關係上是彼此相連，無法分開的。
雖然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但戰爭範圍並非僅限於這一地區。
此外，當時希臘的國際體系也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兩極化。雖然兩大同盟是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領，但其他國家之中也還是有某些國家握有強大權力足以左右局勢。
換言之，當時希臘國際體系的結構相當複雜不能用單純的系統觀念來加以解釋。
從公元前435年開始，雙方即已劍拔弩張，戰禍有一觸即發之勢。公元前432年反雅典國家在斯巴達集會商討宣戰問題，並決定派代表前往雅典進行最後談判，但不幸未能達成協議，於是全面戰爭遂於次年（前431年）展開。
史稱雅典在戰爭初期採取的戰略為「伯裡克利戰略」（Periclean Strategy），因為那是由他一手設計故以此得名。
根據富勒將軍的分析，那是一種「消耗戰略」（Strategy of Exhaustion）：在陸上採取守勢，而在海上發動攻勢。
前者的基礎為將雅典城與比雷埃夫斯Piraeus）港區連為一體的要塞系統（長城），它根本不可能被突破。後者的基礎為艦隊，若能加以巧妙運用，可以說是無敵。
雖然阿提卡（Attica）的居民必須退到長城之間地區避難，並坐視其家園受到敵軍的蹂躪，但與此同時雅典海軍卻能摧毀敵方的經濟和貿易。伯裡克利希望用此種戰略即能確保其帝國的安全並使敵方最後被迫求和。
李德哈特則認為「伯裡克利戰略」是一種採取間接路線的大戰略，其目的為使敵人不能獲得決戰的機會，並終因無力支持長期消耗而自動放棄其意圖。
修昔底德對伯裡克利說明其戰略構想的演說曾予以詳細記述，並指出當戰爭開始時，雅典在經濟和海權上正處於巔峰狀態，所以對於勝利深具信心。然則為何終歸失敗呢？
誠如斯巴達國王阿希達穆斯（Archidamus）所云：「在戰爭中有太多的事是不可預測的。」伯裡克利雖自以為算無遺策，但他並未想到瘟疫的來臨。
瘟疫對雅典的人力和士氣構成嚴重的打擊，而其無可補救的損失則為伯裡克利本人也在公元前429年因疫病逝世。他的死遂使其所擬定的戰略無法貫徹，並終於導致雅典敗亡。
誠如修昔底德所形容，「在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中，權力實際上是握在其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的手中」。
伯裡克利連續執政15年，保有無上權威，無人敢反對其決定，他一方面能「尊重人民的自由，但同時又能對他們加以制衡」。自他死後，雅典內部的政爭遂層出不窮，於是對於戰爭指導也就自然搖擺不定。
從公元前426年起，雅典遂完全放棄伯裡克利戰略改用由克裡昂（Cleon）擬定的直接攻勢戰略。富勒認為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李德哈特認為，這樣雖能獲得若於卓越戰術成功，但在戰略上不僅要付出較大成本，而且得不償失。
雙方僵持不下，互有勝負，但到公元前424年初冬時節，斯巴達名將布拉西達斯（Brasidas）攻克安菲波利斯城（Amphipolis），使雅典人辛苦贏得的一切戰略利益都化為烏有。
不過在這一戰役中，雙方主將（布拉西達斯和克裡昂）都同時陣亡，因為克裡昂為雅典主戰派領袖，所以他的死使和談排除了主要的障礙。公元前421年雙方終於籤訂和約，結束長達lO年的第一階段戰爭，因為雅典籤約代表為尼西亞斯（Nicias），故史稱「尼西亞斯和約」（Peace of Nicias）。
和約籤訂後，雙方大致恢復戰前的地位，但根本問題並未解決，所以不久外交戰即已開始進行，雙方都利用各種手段爭取與國，並拆散對方的同盟。
尼西亞斯本有意與斯巴達修好，但受到雅典新青年領袖亞西比德（Alcibiades）的反對。後者野心勃勃，欲取尼西亞斯的地位而代之。於是雅典國內的政爭遂又與外交發生微妙互動，而使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公元前418年斯巴達開始對雅典的同盟國用武，而雅典也不得不採取因應行動，於是衝突逐步升高。
公元前416年6月，在西西里（Sicily）島上的塞傑斯塔（segesta）派使節前往雅典，勸說其出兵該島以錫拉庫薩（Syracuse）為攻擊目標。這一遊說立即在雅典引起激烈的戰略辯論。
尼西亞斯力主慎重，而亞西比德的意見卻獲得人民的支持。於是到公元前415年6月，一切準備就緒，雅典大艦隊遂開始向西西里島發動遠徵，並導致世界戰爭史中少見的全軍覆沒。
錫拉庫薩之戰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第二階段中的主要戰役，全部過程長達3年之久（前415～前413年），其最後結果為希臘雅典遠徵軍5萬人，除被俘者7000人外，其餘全部死亡。
三位將領之中，尼西亞斯和狄莫森（Demosthenes）被殺，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罪魁禍首亞西比德卻逃往斯巴達保住了他的性命。修昔底德說：「這是這次戰爭中，甚至整個希臘歷史中，最偉大的行動。對於勝利者來說最光榮，對於失敗者來說最悲慘，他們全軍覆沒，生還者幾無一人。」
西西里遠徵失敗之後，雅典元氣大傷，但其海軍仍能保持相當實力，所以遂使其不至於立即崩潰。經過9年的海戰，雅典不僅轉危為安，並已獲致比較有利的戰略地位，但令人驚異的是，9年之功卻毀於一旦。
斯巴達海軍將領來山得（Lysander）在公元前405年的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mi）會戰中徹底擊毀雅典艦隊，於是雅典喪失了手中最後一張王牌，而不得不求和。
談判到公元前404年才達成協議並籤訂和約，正式結束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4月，來山得的斯巴達艦隊駛入比富埃夫斯港，這也象徵著雅典霸權的結束，希臘史進入一個新時代，斯巴達的陸權代替雅典的海權而成為支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