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政治與社會】沙特與伊朗在地區博弈中的代理人戰略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

近年來，沙特與伊朗在中東地區經常利用代理人戰略開展競爭和博弈，具體表現為支持內戰國家的代理人來改變戰爭進程與結果、扶植代理人進行權力競爭、利用代理人進行外交角力等。沙伊之間運用代理人進行博弈，既是兩國的地緣政治對抗、教派紛爭等結構性矛盾使然，也是由於代理方本身需藉助外部力量實現政治與宗教目的所致。不過，受直接衝突與戰爭高成本及外部環境的約束，兩國之間的博弈不會走向正面軍事衝突。截至目前，沙伊的代理人戰略加劇了中東政治生態的惡化，加快了地區陣營化、冷戰化格局的演進，加深了中東國家政治的對抗性烈度。可以預見，施動方、代理方以及域內外大國關係的演繹將會對沙伊的代理人戰略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沙特；伊朗；代理人戰略

陳翔，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周邊安全與合作研究中心國際關係專業2016級博士生

熊燕華，湖北工程學院新技術學院講師

圖片來源：The Japan Times

作為中東地區的兩個主要大國，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恩怨由來已久。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成為當代沙伊關係的重要轉折點，此後兩國摩擦不斷、衝突迭起。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動蕩、衝突與內戰構成中東國際政治的基本圖景，沙特與伊朗的地區競爭呈加劇態勢，明爭暗鬥此起彼伏。「明爭」表現為2016年兩國斷交、發動輿論戰等，「暗鬥」體現在兩國藉助代理人戰略在地區展開競爭。這種代理人戰略是指沙伊兩國的博弈並非以正面對抗的形式呈現，而是採取在第三國各自支持己方代理人而產生的間接衝突。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不久，有研究指出，在全世界伊斯蘭國家的教派政治中，伊朗與沙特之間的競爭已經呈現為「冷戰代理人戰爭」的形式。本文試圖通過考察沙特與伊朗開展代理人戰略的外在表現，深入分析這種代理化競爭的內在邏輯，並對其前景作出展望。

一、沙特與伊朗推行代理人戰略的表現

代理人戰略是國際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屬於間接衝突戰略。它主要是指一個行為體為獲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國外代理人為其利益服務的互動過程。代理人戰略中包括施動方（activator）與代理方（proxy）兩個行為主體，施動—代理關係的形成需要相應條件：施動方與代理方基於利益同構之上的行動一致，雙方達成共識或默契，施動方保護與資助代理方，代理方維持施動方的利益。代理—施動關係存在三個指標：一是在施動方與代理方之間存在直接的援助關係，這種援助包括資助、訓練、輸送武器和裝備，軍事人員運送，施動方指導代理方的行動方向；二是代理人與施動方之間存在共同的敵人；三是代理人與施動方的關係通常具有持久性，而非臨時性合作。這裡的「代理方」可以是獨立的主權國家政府，也可以是國內反對派或者準軍事化組織等，它們充當大國權力博弈的槓桿。代理行為是代理方的一種自願行動，不是單純被施動方利用，而應是雙方共同獲益。代理人戰略的重要方式包括間接軍事幹涉其他國家的內部衝突（叛亂、內戰、革命等），提供培訓、輸送軍事、經濟、情報、後勤等方面的資助，或是給予政治支持與外交聲援等。近年來，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博弈代理人化不斷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敘利亞、葉門等發生內戰的國家發動代理人戰爭。國家與國外敵人的對抗有時並非直接使用自己的軍事力量，而是使用對象國的叛亂力量並把其作為實現自身利益的代理人，這是代理人戰略的常見手段。2011年3月爆發的敘利亞內戰成為21世紀以來沙特與伊朗間接衝突的首個軍事戰場。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大力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和「革命力量全國聯盟」（簡稱「全國聯盟」），並向其提供資金、顧問、後勤援助、軍事培訓等，提供「陶式」反坦克飛彈等先進武器，旨在推翻什葉派的巴沙爾政權，拔掉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帶的立足點。伊朗在軍事和經濟上支持巴沙爾政權，派大批伊朗革命衛隊成員進入敘利亞境內幫助敘政府軍作戰。伊朗還藉助黎巴嫩真主黨援助敘利亞政府軍，打擊盤踞在敘南部且得到沙特扶持的敘反對派武裝。在2014年9月爆發的葉門內亂中，交戰雙方分別是遜尼派的哈迪中央政府軍與栽德派（什葉派分支）的胡塞反政府武裝。沙特積極支持哈迪政府，組織阿拉伯多國聯軍於2015年3月對什葉派胡塞武裝發動空襲，實際上採用了藉助代理人與直接參戰相結合的混合戰爭方式。伊朗一方面公開抨擊沙特的「侵略行為」，同時暗中向葉門胡塞武裝提供物質支援。有分析指出，葉門內戰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與伊朗地區競爭的產物，是一場雙方互不相讓的代理人戰爭。

其次，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存在內部政治紛爭的國家和地區支持各自代理人進行權力角逐。黎巴嫩基於教派分野存在什葉派、遜尼派以及基督教馬龍派等政治宗教派別，各勢力集團之間維繫著奇妙的均衡。一直以來，黎巴嫩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國內衝突被看作是沙特與伊朗兩個地區大國的代理人博弈。近年來，黎巴嫩國內政治格局是由遜尼派政黨為主的「3·14」聯盟與黎巴嫩真主黨主導的「3·8」聯盟所主導，前者得到沙特的背後支撐，後者獲得伊朗的鼎力支持。2017年11月，黎巴嫩總理薩阿德·哈裡裡（Saad Hariri）在沙特宣布辭職，同時指責伊朗在黎巴嫩建立「國中之國」並把基於武力維繫的既成事實強加給黎巴嫩。哈裡裡辭職的背後，實際上是伊朗與沙特的競爭，被視為沙伊博弈的延伸。在伊拉克，伊朗支持包括伊拉克達瓦黨及伊拉克伊斯蘭最高指導委員會在內的什葉派政黨聯盟，努裡·馬利基（Nuri K.al-Maliki）、海德爾·阿巴迪（Haider al-Abadi）等多屆政府均持親伊朗政策，原因就在於他們都得到伊朗的政治支持與財政援助。沙特暗中支持伊拉克反政府武裝及庫德武裝反對什葉派政府，導致沙特與伊拉克兩國的關係緊張。在巴勒斯坦，伊朗成為薩達姆倒臺後哈馬斯新的資助方，全力支持哈馬斯反對以色列。被視為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分支的哈馬斯對沙特王室構成威脅，後者公開譴責哈馬斯的行為，並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領導的溫和派政治組織法塔赫聯合。隨著當前巴以矛盾的再度升級，沙特與伊朗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較量還將持續下去。 

最後，沙伊兩國在外交場合利用代理人進行角力。近年來，沙特與伊朗的冷戰式對抗趨於公開與白熱化，地區政治生態呈現對立式與陣營化，作為代理人的地區小國與政治勢力選邊站隊傾向日益明顯。沙特、巴林等海灣國家內部的大量什葉派居民，很多情況下被視為伊朗的「第五縱隊」。2016年，沙特處決什葉派宗教人士尼米爾，被認為是打擊伊朗代理人的重要舉措。該事件發生後，伊拉克什葉派達瓦黨、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均對沙特的行為予以譴責。之後沙特宣布與伊朗斷交，巴林、科威特、蘇丹、吉布地等國家追隨沙特先後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此外，伊朗支持阿拉伯國家的民兵組織，實行「阿拉伯街頭戰略」（Arab Street Strategy），包括介入巴勒斯坦問題及直接向阿拉伯國家民眾宣傳等，以侵蝕阿拉伯國家政權。伊朗還組織中東國家的什葉派志願軍趕赴敘利亞和伊拉克，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和遜尼派反政府武裝的軍事行動。沙特則編織「什葉派陰謀」來挑起地區教派紛爭，以教派為基礎定義地區關係結構，力圖阻擋伊朗勢力的南下西進。例如，2011年，佔人口多數的巴林什葉派發動反對遜尼派君主政權的示威抗議活動被指背後有伊朗支持，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派兵鎮壓了這起示威活動。2017年底，伊朗國內爆發的騷亂事件被指與沙特等外國勢力的煽動存在關聯。

二、沙特與伊朗推行代理人戰略的動因

除了正式斷交以及外交輿論戰外，沙特與伊朗主要採取代理人方式進行博弈，兩國之間並沒有爆發直接的軍事衝突和戰爭。沙特與伊朗兩國通過代理人戰略進行地區競爭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國的結構性矛盾、利益最大化與風險最小化考慮以及代理方的利益追求等。 

首先，沙特與伊朗在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等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競爭地區主導權是沙伊兩國衝突的主要根源。兩極化格局是國家推行代理人戰略的天然體系條件。大國博弈烈度與代理人戰略呈現正相關性，這在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峙的國際政治中有著深刻體現。沙特與伊朗分別作為中東地區主要的遜尼派與什葉派國家，長期圍繞區域政治領導權與宗教話語權進行競爭，雙方在教派、民族、地緣政治等方面的目標存在互斥性與非兼容性。例如，實現大國抱負是伊朗全球戰略的階段目標。進入21世紀以後，由於地緣政治環境向好與經濟形勢趨穩，特別是2015年伊朗核協議達成後，伊朗重拾區域大國地位的信心，把支持受壓迫的什葉派穆斯林及支持伊斯蘭革命作為本國意識形態的核心要件。沙特面對伊朗構建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這一「什葉派新月帶」，表現出更大的外交焦慮與戰略不安。在沙特看來，敘利亞、黎巴嫩及葉門均涉及阿拉伯國家的利益，嚴重威脅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權。實際上，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什葉派控制著伊拉克政權，地區權力與教派平衡被打破。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的敘利亞內戰是一個平衡的機會，沙特希望通過推翻阿薩德政權而扳回一局。克裡斯蒂安·格裡蒂奇（Kristian S.Gleditsch）指出，外部行為體支持內戰國家的反政府武裝旨在弱化國際對手並損耗其資源，從而在既有競爭中處於軍事優勢。

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博弈如同冷戰時期的美蘇角力，使中東地區呈現出某種意義上的兩極格局，主控該地區成為兩國共同但零和性的戰略目標。正如貝內代塔·貝爾蒂（Benedetta Berti）等學者坦言，伊朗與沙特為了爭奪地區霸權，在敘利亞內戰中通過支持各自代理人進行博弈。沙特外交政策精英把巴林、葉門及敘利亞等國的政治動亂視為與伊朗長期競爭地區霸權的場所。同時，沙特以「遜尼派利益維護者」自居，嚴重依賴瓦哈比教義立國，政權安全是其根本性利益，安全威脅認知的主要來源是伊朗及政治伊斯蘭。「阿拉伯之春」以後，沙特驚恐於政治伊斯蘭的興起，2017年6月與卡達斷交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卡達支持的穆兄會與伊朗走近。事實上，「阿拉伯之春」以後內部壓力與地區形勢迫使沙特王室採取更多改革措施以維護政權。沙特與伊朗的宗教紛爭加劇了地緣政治權力博弈，且二者相互交織。正如沙特親王圖爾基·費薩爾（Turki Al-Faisal）所言，伊朗助推教派分立有政治目的，即影響對象國的政治與政策走向，實現本國權力向這些國家的輻射。加上沙特與伊朗隔波斯灣相望，這種毗鄰性使得地緣政治競爭風險增大，放大了兩國教派、權力等方面結構性衝突的能量。當然，在沙特與伊朗推行代理人戰略的過程中，還存在第三方因素考量，即把代理人作為打擊敵方的力量加以扶植。伊朗藉助代理人抗衡以色列與美國的戰略擠壓，藉此降低自身的安全壓力，提升地區政治影響與地位。例如，伊朗將黎巴嫩看作是對抗伊斯蘭革命的主要敵人——以色列和美國的前線。

其次，對於沙特與伊朗這兩個施動方來說，採用代理人戰略是收益最大化與風險最小化的理性選擇結果。狄隆·格羅（Tyrone L.Groh）認為，從成本與收益比出發，一國政策制定者樂於通過尋求代理人為己分擔成本與風險。代理人戰略是兩個施動方均缺乏壓倒對手的實力與意志，而相對弱小國家的政治勢力為對峙雙方提供了博弈場所，施動方則把他國政府或反政府力量作為維護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施動方與代理方關係建立在互惠基礎上，前者使用資源提供保護及經濟軍事援助，換取後者在前者要求下採取軍事行動。「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等傳統阿拉伯強國實力受到重創，沙特總體上經受住了動蕩的衝擊，且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主要代言人。伊朗的影響力輻射到從伊拉克、敘利亞到黎巴嫩的西亞地區，不斷上升的經濟軍事實力使其成為中東地區的主要博弈方。沙伊兩國旗鼓相當，缺乏直接戰勝對方的基本實力與戰略意志，但是雙方依靠代理人為己方增加籌碼與影響力。藉助代理人可以打擊與消耗對方的實力，尋求雙方力量對比的均衡甚至優勢地位，且這種成本（包括物質成本、人員損耗以及國內國際壓力）比直接幹預要低得多。沙特與伊朗均尋求機會主義收益的增加，通過代理人為雙方力量平衡或再平衡增加砝碼。「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潛力使得沙特認定伊朗試圖鞏固地區成果及影響，促使其構建新的阿拉伯聯盟制約伊朗威脅。沙特通過代理人戰略在其他國家進行反制伊朗的攻勢，一方面可以對衝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勢力，另一方面可以「禦敵於國門之外」，保證本國的政治安全與社會安定。同樣，伊朗也把代理人戰略作為較為廉價與便捷的擴張方式。

更重要的是，通過代理人方式可以減少沙伊兩國正面衝突的風險，為雙方都留下外交迴旋餘地。代理人戰略是一個施動方通過第三方打擊另一個施動方，把第三方作為其力量與利益的延伸。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大國間的相互依存度加大，對非和平手段解決國際衝突的嚴重後果有著理性權衡，特別是不會無視科學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戰爭破壞性的空前提高。代理人戰爭的成本最低、代價最小、收益最大，同時外界輿論與民眾壓力均較小，可以降低投入、分攤戰爭成本、緩解經濟壓力，讓代理人承擔本該由自己進入對方國家所產生的維持與佔領費用，也便於從戰爭泥潭中脫身。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現代戰爭的重要趨勢包括戰爭破壞性急劇增強以及民眾反戰情緒不斷增長。當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及確保國內政權安全是沙伊兩國的主要目標，兩國直接軍事衝突的代價高昂，雙方均無法承受這種後果。油價低迷給兩國帶來相應的經濟困難，沙特國內面臨著政治整合的重大問題，伊朗魯哈尼政府把經濟發展作為主要工作。沙伊都不願進行直接的政治與軍事對抗，因此通過代理人尋求潛在的責任承擔者（buck-catchers），通過轉移責任讓代理人制衡對手便成為雙方的戰略選擇之一。傑蘭特·阿倫·休斯（Geraint Alun Hughes）以敘利亞內戰為例指出，代理人戰爭對於發起國來說不會招致直接軍事幹預帶來的財政與人力消耗，從而以便利和無風險的方式實現外交目標。

最後，代理方的利益與政策取向是影響沙伊兩國推行代理人戰略的重要因素。在中東地區，外國援助在幹預當地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地緣政治、宗教紐帶、經濟聯繫、族緣關係等因素推動著施動方—代理方利益與政策共同體的形成。教派紛爭是當前中東地區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主要表現為伊斯蘭教內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這種教派糾紛的外溢導致沙特與伊朗主動或被動捲入。例如，長期受到遜尼派歧視的歷史經歷，使得中東地區的許多什葉派穆斯林倒向非阿拉伯國家的伊朗。同時，較小的海合會國家希望沙特能夠保護阿拉伯地區的利益。與教派紛爭密切相關的是政權爭奪，這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均有明顯體現。事實上，外部力量支持是暴亂成功的關鍵性必要條件。內部代理方的自主性是關鍵變量，決定著內戰行為體對外部力量及幹預行為的政治態度與政策選擇。以敘利亞內戰為例，地區大國的軍事與財政支持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國內政治競爭中處於下風的派別會尋求外部大國的支持，以平衡國內政治權力結構，這已經多次被中東國家的政治演進所證實。

需要指出的是，國內衝突方的實力對比關係在代理人戰略中有著相應作用。一般來說，國內衝突主體的實力對比接近時，一方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追求優勢地位；衝突主體實力對比有較大差距時，一方會尋找外部勢力支持實現均勢。布倫丹·索澤爾（Brendan Sozer）以黎巴嫩內戰為例指出，跨國團體與共同對手的存在以及國內軍事組織的相對實力等是代理關係形成的主要因素。代理方自主性程度與國內衝突或內戰代理化呈現正相關性，對外部依賴度的大小作用於代理化進程：外部依賴性較強時，特別需要來自外部的支持，代理方要服務於外部國家的意志與利益。有研究指出，已經弱化的主權國家難以動用國家力量阻止伊朗的幹預，伊朗可以輕易扶持代理人並建立長期存在。

總體來看，沙伊兩國博弈代理化是權力、利益及觀念極化的結果。作為施動方，沙特與伊朗的地緣政治對抗與教派衝突等結構性矛盾的現實，使得兩國具備發生衝突的基本條件。中東地區的諸多小國作為代理方，內部存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教派等方面的衝突，往往需要來自沙伊其中一方的支持，經濟聯繫、教派紐帶等強化了這種贊助者—代理人關係（patron-client）的形成。同時，沙伊兩國直接衝突甚至軍事衝突的成本太高，出於理性主義考慮，雙方均選擇代理人戰略作為兩國交鋒的方式。這種因果關係可以通過下圖清晰地展現出來。

沙特與伊朗推行代理人戰略的因果機製圖

註：本圖由筆者自製。

三、沙特與伊朗推行代理人戰略的前景

基於地區競爭需要，沙特與伊朗都想通過實施代理人戰略改變地區小國國內衝突或內戰的結果以擴展本國利益，並改變、保持或恢復區域平衡。從效果上看，當前伊朗的代理人戰略相對成功，其在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國站穩了腳跟，初步實現了代理人戰略的目標，並藉助葉門內戰及胡塞武裝開拓了新的勢力範圍。相對於伊朗的頻頻得手，沙特屢屢受挫——敘利亞巴沙爾政權逐漸鞏固，黎巴嫩哈裡裡辭職事件並沒有削弱真主黨的強勢地位，葉門胡塞武裝勢頭日猛並攻擊沙特本土，使沙特的代理人戰略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沙伊代理人戰略的成敗，不僅與各自施展這種戰略的具體路徑及理念有關，更與兩國實力對比以及中東地區政治演進相聯。  

沙特與伊朗通過代理人戰略進行競爭對於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中東地區陣營化對峙的冷戰格局趨於形成，不利於地區和平穩定與安全機制建設。沙伊兩國博弈代理化的加劇，使中東地區多個熱點面臨升級的風險和危機失控的可能，並進一步造成地區力量結構的失衡，甚至改變地區政治議程與方向。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後，伊拉克安全穩定的最大挑戰是地區勢力的角逐，尤其是伊朗與沙特在該地區的競爭將對伊拉克的安全和穩定帶來重要影響。幾年前人們談論葉門的關注重點是後薩利赫時代該國恐怖主義勢力肆虐的問題，現在葉門胡塞武裝與沙特之間的直接對抗以及沙特和伊朗的暗戰成為關注的焦點。本·裡奇（Ben Rich）認為，兩大集團不斷擴大的軍備競賽等因素增加了地區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幹涉主義、機會主義以及武力成為政策選擇工具，可能會導致未來二十年裡更大危機的出現及新海灣戰爭的隱現。另一方面，這給相關國家國內政治衝突帶來消極影響，進而加劇國內政治宗教派別的矛盾，一些國家的內戰將長期化，伊拉克、黎巴嫩等國甚至有滑入內戰的危險。事實上，外部力量幹預國家內部衝突可以影響內戰的持續時間與最終結果。沙特與伊朗的代理人之爭，加劇了中東地區相關國家已出現的「弱主權」特徵，國家中央政府權威下滑，以教派、部落或民族為標籤的政治與武裝力量上升。有學者指出，沙特領銜的「遏伊聯盟」在中短期內既不利於熱點問題的解決，又將激化教派矛盾，可能會破壞海灣國家國內政治穩定。此外，援助代理人會加重施動方的財政負擔，例如近一年來伊朗國內多次爆發反政府遊行示威活動，其中就有對政府過度援助地區盟友的不滿。  

在可預見的未來，由於結構性矛盾的存在，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博弈還將繼續下去，兩國的地緣競爭與教派衝突將繼續成為中東地區政治格局演變的一條主線。當然，儘管沙特與伊朗之間長期競爭及緊張關係趨於上升，但兩國不會走向直接軍事衝突，因為二者不得不作為鄰國相處，美國作為海灣地區仲裁者也不會允許權力平衡向任何一方過度傾斜。在兩國正面軍事衝突可能性不大的情況下，沙特與伊朗基於作用—反作用的刺激模式各自支持代理人打擊對手，代理人戰略將持續成為兩國競爭與博弈的重要方式。此外，未來沙伊代理人戰略的實施將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制約。

首先是沙特與伊朗的政策走向與力量對比。施動方代理人戰略的施展意願與能力受到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儘管伊朗對於阿拉伯政治的捲入程度不斷深化，但是總體上較為克制，成為「維持現狀派」，以守成之勢維護既有戰果。不過，作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國內政治走向是其地區戰略的重要考量，內部穩定與否影響著其周邊戰略布局。2017年底，伊朗國內爆發示威抗議事件，起因包括伊朗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地區政策加大了國內政治壓力。同時，伊朗國內政治生態特別是由傳統保守派、務實保守派、新保守派及改革派組成的國內政治結構影響著其對外政策的布局。比如，新保守派主張以激進的方式維護伊朗的利益，務實派雖主張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以一定的成本和代價為限度。有觀點指出，魯哈尼政府致力於緩和伊朗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仍然無法擺脫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決定了這種緩和是有一定限度的。當前，處於相對守勢地位的沙特屢屢發動宣傳攻勢，抨擊伊朗的地區政策。不過，沙特的發展前景具有不確定性，國內政治形勢變數較大，並制約沙伊地區競爭的進程。特別是2018年10月沙特記者卡舒吉在土耳其被殺案件，對於沙特王室領導層帶來較為明顯的衝擊。沙特與伊朗如何看待對方在中東地區的力量存在以及雙方實力對比變化是兩國實施代理人戰略需要把握的首要因素，這也是後續考察兩國地區代理人戰略的重要視角。近年來，沙特和伊朗的經濟均面臨巨大壓力，能否持續對代理人提供資助值得關注。有中東問題專家指出，如果葉門內戰和敘利亞危機久拖不決，沙特不得不繼續增加財政開支，從而加劇其財政危機和經濟困難。

其次，沙特、伊朗與各自代理人的關係是影響兩國代理人戰略的重要變數。代理人戰略牽涉的主體包括施動方與代理方，施動—代理關係並不是完整無缺的，也並非固定不變的，其中利益是否一致及代理方自主性強弱影響著代理偏好指數的變化。西約姆·布朗（Seyom Brown）認為，代理方的動機與利用它們的庇護國（patron states）的利益很難完全一致，庇護國甚至會面臨失去控制代理方的風險。在中東，地區政治與國內政治總是處於相互作用與複雜交織的演變之中。施動方與代理方的利益匹配度與代理紐帶的強弱呈現出正相關關係，這本身會影響代理人戰略實施的條件與效果。沙特、伊朗與各自的代理人總體上是一種非對稱相互依存關係，戰略利益契合推動施動—代理關係的演進，代理人自主性的增強以及施動方與代理方利益的局部錯位會影響沙特與伊朗代理人戰略實施的條件及效果。例如，其他國家會根據地區地緣政治的自然規律，從自身利益出發，時而偏重沙特，時而偏重伊朗。因辭職風波陷入窘境的黎巴嫩總理哈裡裡於2018年2月重訪沙特，表明其有意再度強化與沙特的「最佳關係」，有助於沙特在黎巴嫩持續推進代理人戰略。另外，由於施動—代理關係不同於正式的聯盟關係，缺乏正式的條約保障，雙方更多考慮的是暫時的戰略默契與一致性，因此二者關係更具動態性，這在流沙般的中東政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再次，地區國家國內政治走向影響著沙特與伊朗代理人戰略的走向。代理方國內政治走向具有重要影響，內部政治變遷影響代理者身份的強化或弱化。代理人戰略有效開展的前提是衝突雙方均需要外部支持。敘利亞內戰與葉門內戰的走向，伊拉克、黎巴嫩等國的內部紛爭如何收場，這不僅影響當事國各派政治勢力的政策選擇，也會影響作為施動方的沙特與伊朗實施代理人戰略的條件、動力及效果。例如，隨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覆滅，伊拉克國內各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上升，伊拉克各派對於伊朗、美國及沙特的政治態度及內部政治整合情況都會影響沙伊的代理人戰略。2018年初，沙特精心扶持的葉門反胡塞聯盟南方過渡委員會與葉門總理本·格達爾（Ben Dagher）發生內訌，影響沙特在該國代理人戰略的有效推進。敘利亞國內的局勢更為複雜，美國把庫德武裝作為自己在中東利益的新代理人，激起土耳其的不滿並對敘利亞相關地區採取軍事行動。這導致敘利亞國內政治派系重組，沙特支持的自由軍勢力下滑，伊朗扶持的敘利亞政府面臨更多的內外壓力，對於伊朗的依賴更加顯著，這明顯有利於後者開展代理人戰略。可以說，持續觀察今後沙特與伊朗的代理人戰略博弈，代理方是需要深度關注和探究的自變量。

最後，其他大國因素。在沙特與伊朗地區博弈中，美國、俄羅斯、法國、土耳其、埃及和以色列等國是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中，美國和沙特聯盟以及美國和伊朗對立這兩對結構性關係對沙伊博弈有重要影響。從海灣地區安全結構來看，目前真正有實力和意願影響海灣地區安全的始終是美國，美國因素促進了沙伊競爭。川普執政後，美國刻意利用和挑撥沙伊關係，進而導致沙伊關係進一步惡化。2018年5月，美國川普政府宣布廢除關於伊朗核問題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並恢復了對伊朗的強硬經濟制裁，給美伊關係及中東地緣政治帶來新的不確定性。當然，美國雖然希望沙特與伊朗對立，但美國對沙特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它不會超出政策設定的框架，也不願看到局勢失控，它更希望保持中東地區相對動態平衡的權力結構。美國的舉措會降低沙特與伊朗爆發直接衝突的可能，從而推動相關方代理人戰略的實施空間。以色列是中東重要棋手，有跡象表明沙特有意與以色列接近，遏制伊朗這個共同地區對手的崛起。當前，因川普在耶路撒冷問題上對以色列的極度偏袒，引起國際社會及中東國家的普遍反對。這本身會影響到沙特與以色列接近的限度，也導致國際社會對巴以爭端的關注度有所回升。在中東政治安全格局中，俄羅斯扮演的角色呈現出上升態勢。俄羅斯與伊朗的準聯盟關係以及俄羅斯與沙特關係的不斷發展，為俄羅斯在沙伊之間的相應行動留下政策空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作為中東地區傳統大國與地緣政治棋手，強勢回歸中東的戰略意圖明顯，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的持續存在與庫德問題的不斷激化促進土耳其與伊朗出現更多的戰略契合，雙方聯合俄羅斯在敘利亞建立「衝突降級區」就是一個例證。在卡舒吉事件上的強硬立場對土耳其與沙特這兩個主要的遜尼派國家的關係增添了變數，影響著土伊沙三角關係走向，也將間接對伊朗與沙特之間的代理人博弈產生一定影響。

四、結語

沙特與伊朗圍繞權力競爭、地緣政治對抗與教派糾紛等進行地區戰略博弈是近年來中東國際關係的突出現象。兩國採用代理人戰略是雙方存在矛盾衝突但又不能進行直接軍事對抗的產物，是一種基於收益—成本考慮與風險規避的戰略選擇，背後反映了目標與手段的吻合、戰略與資源的統一以及信條與能力的一致。雙方均希望在代理人戰略競爭中削弱對方，從而達到低成本制衡競爭對手的目標。沙伊兩國的代理人戰略加深了中東國際政治生態的「冷戰化」趨勢，加劇了地區諸多小國內部原本存在的教派與族群衝突，沙伊兩個大國政治對抗格局在地區國家內外愈加明顯。

沙特與伊朗的代理人戰略競爭是兩國戰略博弈的重要體現與組成部分，更是兩國對立關係的直接結果，只要沙伊競爭格局保持不變，這種代理人戰略就可能繼續下去。同時，沙伊兩國的代理人戰略受到兩國國內政治、代理—施動關係以及美俄大國博弈等因素的影響。這是觀察沙伊代理人戰略博弈的重要視角，同時也是思考當前中東地區政治的有力變量。

本訂閱號關注中東研究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發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學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