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伯耐特訪談（中）：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越戰中因為換膠捲而錯失了一張好照片，但今天我想說的是另一個故事...
採訪 / 馬列，元卿
這是大衛·伯耐特三篇專訪中的第二篇，往期文章請點擊查看：
專訪 | 大衛·伯耐特（上）：一場「失重」的攝影展
1972年6月8日，一架飛機向越南平民誤投了燃燒彈，從天而降的炸彈迫使孩子們驚慌逃命，一個女孩不得不脫掉燃燒的衣服。這個場景發生時，美聯社記者黃功吾和大衛·伯耐特都在現場，在黃功吾拍下這個瞬間的同時，大衛·伯耐特正在換萊卡相機的膠捲。第二天，黃功吾拍下的這幅《戰火中的女孩》登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成為越戰歷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您有沒有因為操作相機而錯失過好的拍攝機會？
當然有。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越南戰爭那次因為換膠捲錯失好機會的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換膠捲，可能我也不會拍那張照片。我想那是命中注定的，黃功吾拍下了一張照片，而我在換膠捲。
我想告訴你另外一個例子。我一直記得那個時刻，因為那天是我第一次見到現在的妻子。那時她在白宮工作，而卡特總統準備籤署一個埃及和以色列之間四十年來第一個和平協定。那時我同時是六家圖片社的攝影師，必須要分別提供不同的照片。我的脖子上掛了五臺相機，每個裡面都有一個全新的膠捲。當他們開始籤署協議的時候，我就用帶有電動馬達的相機連續拍照，最終當他們站起身開始握手的時候，我卻已經用光了所有的膠捲。這時，我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握手，一邊聽著身邊「咔嚓咔嚓」的快門聲，一邊沮喪地快速倒卷、換卷，那是一個痛苦的時刻。
那天晚上是我和現在的妻子第一次見面，所有的朋友都說那是我最重要的一晚，但只有我知道那天晚上自己特別遺憾，因為我錯失了一張重要的照片。
這是大衛·伯耐特在裝上膠捲之後拍攝的畫面。
1970到1972年，您在報導越南戰爭，那兩年給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我25歲去到越南，還是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那時每個禮拜都會發生許多大事，而我想親自去看看這些事件的本來面貌，同時這也是一個發現自我的過程。
但是那兩年間，我發現自己腦中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答，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後來我發現這也是報導攝影的核心——你要不停問自己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是這裡?為什麼是他？發生了什麼？在去越南之前，我並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攝影師，但在那裡不斷拍照讓我磨鍊了技藝，成長為一個真正的攝影師。這沒有捷徑可循，你必須要不停拍攝，看看什麼能成功，什麼不能，並且建立自己看事物的方式和風格。當然，我不認為訓練攝影就必須去戰地，你真正需要的是一種紀律性——願意通過相機來融入到世界上的事件中。
對我來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但確實有一個時刻，我突然間自信心高漲，敢於承接拍攝任務了，但這花了我很長時間。在此之前很久，我都不敢接編輯打來的電話，他們在電話中給我一項任務，我爽快地說可以，但掛上電話後就會緊張地問自己，我到底該怎麼做？我想所有攝影師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對一個攝影師來說，這種不安全感是非常正面的，正是從這種不安中，攝影師才發現了拍出好照片的方法。
除了越南戰爭，您有幾十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地拍攝戰爭、衝突，但是近些年您拍了越來越多的體育照片，是什麼促使了這種變化？
我從來不是一個好的戰地攝影師，而我也不希望讓它成為終身職業。有些人是這樣做的，我也尊敬他們，但戰爭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事件，生命還有其他的角度。無論是通過戰爭、體育，我都希望展示人性。
今年的裡約奧運會有超過1000名攝影師，他們大部分是世界上最棒的攝影師。在這樣一群人中工作，實際上是很大的競爭壓力的。奧運會並不僅僅是運動員的，同時也是攝影師的，我們都需要看到自己的內心，就像運動員一樣，在那兩周之內嘗試做到最好的自己。
我記得在這次奧運會上，攝影師拍攝完都要回到媒體間整理照片，等起身去倒咖啡的時候，他們會故意將屏幕停留在自己最好的照片上，當別的攝影師走過時就會看到，然後暗暗感嘆：「哦，他拍的比我好多了！」「該死，我怎麼沒拍到這樣的照片！」
所以，從心理上每一個人都希望戰勝他人，這不僅僅是運動員的競爭，也是攝影師的競爭。
女子高臺跳水，中國北京，2008年8月
這也是為什麼您會帶著大畫幅相機拍攝奧運會嗎？
我用大畫幅相機拍照，主要是給自己一個更高的挑戰。如今大部分人用的數位相機都會帶來類似的圖像，但我想換一種更老舊的方式來拍照。我用的這臺相機已經有了50多年的歷史了，我想這樣或許能得到不一樣的照片。它有時挺奏效，而對拍攝結果處於未知狀態也會帶來更多樂趣。
1969年7月，阿波羅11號承載著第一批登陸月球的太空人升空
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前來觀看。這是大衛·伯耐特的早期報導作品，也是他的第一組彩色攝影作品從1969年的 「阿波羅11號登月」到2016年的裡約奧運會，幾十年過去了，您覺得報導攝影有什麼變化嗎？
現在這個時代，數位相機和手機技術高速更新，人們拍的照片不僅畫質好，而且更精確、快速、易於傳播。但是，所有這些都是攝影工具上的改進，對攝影師技能的長進並沒有多少幫助。手機的存在使新聞事件傳播得很快，這導致報導攝影重點的變化——以至於現在很多人認為誰是攝影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事件發生時誰在現場。
我想沒有發生變化的就是真正的攝影師，他們仍然希望用自己獨特的視角來觀察事件，並用自己的方式來闡述故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說：沒有攝影師的存在，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事件發生。當人們拍了一張照片，但背後並沒有事件作為支撐的時候，這就變成了藝術攝影。
我從來不把自己看成藝術家，我僅僅是一個記錄世界的攝影師。一個紀實攝影師能拍出藝術的照片嗎？可以，但他們所拍攝照片依然是記錄世界的一種表現。紀實攝影師很少能像藝術攝影師那樣對周邊環境進行預想，他們僅僅是與身邊事物互動。
美國民眾在觀看阿波羅11號登月
如您所說，現在的新聞現場有越來越多普通人會拿出手機拍照並發布，您如何看待這些「市民攝影師」？
我不認為「市民攝影師」是值得依賴的。十年後回看，我們現在的每一天都是歷史。這個社會需要受到良好訓練的攝影師或記者，正是他們記錄下了生活，同時也記錄下歷史。現在的攝影師甚至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重要，比如發生在社交媒體上的事件或者政黨的左翼和右翼，誰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麼或者應該相信哪一邊呢？
用歷史的眼光看，我們不能仰仗「市民攝影師」拍攝的手機照片，而必須依靠帶有觀點的攝影師和記者來帶領我們發掘故事的真相，並指明未來。
多年前來中國參加活動時，您建議大家用膠帶封住相機背後的屏幕，然後去拍偉大的照片。為什麼這麼說？
在攝影最初被發明的150年裡，始終沒有液晶屏來顯示畫面。當然，看到液晶屏的畫面會帶來很多便利，但這並不意味著它能讓你變成一個好的攝影師。
真正的成長來自於按下快門這個動作，它能教會你如何看事物、如何取景，以及一切作為攝影師需要學會的技能。我知道讓一個攝影師在習慣看液晶屏之後，突然將其禁止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對我們老一代攝影師來說，過去40年中我們都是在看不到照片樣子的情況下工作的。
你必須要建立一種自信，那就是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拍到好照片。因此，這種不看液晶屏的訓練有可能幫你迅速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攝影師，我建議大家至少每周訓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