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國際安全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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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
隨著軍事航天技術迅速發展，太空軍事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太空軍事化主要表現為兩方面：飛彈和反飛彈系統的矛盾較量和衛星與反衛星武器的矛盾較量。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而且相互交錯，構成了未來發生「太空戰爭」的主要物質基礎。從20世紀50年代甚至更早，飛彈與反飛彈系統的矛盾鬥爭就已開始，特別是在60年代中期，美蘇展開了旨在「確保相互摧毀」的以洲際核彈道飛彈為中心的軍備競賽。為了應對進攻性洲際彈道核飛彈的發展，美蘇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繼開始研製和部署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飛彈與反飛彈系統的矛盾較量從冷戰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直至2017年「薩德」入韓在相關大國間引起激烈爭端。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美蘇迅速開始研製和發射軍事衛星，衛星與反衛星武器的矛盾鬥爭也隨之開始。1991年海灣戰爭中美國的軍事衛星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致這場戰爭被稱為「最初的太空戰爭」。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強力驅動下發生深刻變化的國際安全戰略新空間、新領域，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關乎國家安全頂層設計的太空軍事戰略課題。
作者簡介
馮昭奎，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空間」或「太空」技術(Space Technology)又稱航天技術，是探索、開發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體的綜合性工程技術，是當今世界最具挑戰性和廣泛帶動性的高科技領域之一。1957年10月4日，蘇聯利用經過改裝的兩級液體洲際飛彈「P-7」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標誌著人類跨入了航天時代。
火箭、衛星等航天技術的發展使人類得以掙脫地球引力的羈絆而進入廣袤無垠的外層空間對太空進行探索和利用，既為民用(包括科學探索)目的利用太空，也為軍用目的利用太空。隨著軍事太空技術迅速發展，太空日益成為大國乃至少數中小國家軍事博弈的制高點，太空軍事化已形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美國軍方人士一再宣揚「中俄太空軍事威脅論」，為其加快太空軍事化步伐，準備所謂「太空戰爭」大造輿論。2017年初，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約翰·海滕(General John E.Hyten)稱：「在不久的將來，莫斯科和北京可能會利用自己的能力威脅我們部署在太空的任何太空飛行器。」「我們必須防患於未然，防止戰爭最好的辦法就是為戰爭做好準備……我們將讓所有人知道我們為戰爭做好了準備。」①還有專家指出「川普可能開足油門重啟『星球大戰』，推動外空軍事化」。②近年來，美國研製「絕密級」的「X-37B」軌道無人機，招募和訓練在太空作戰的飛行員等種種事實表明，美國正在以俄、中「威脅」為藉口，進行「太空戰爭」的備戰活動。
眾所周知，帶有制導裝置的大型火箭(可用作太空飛行器運載火箭或洲際彈道飛彈)和軍事衛星技術是軍事航天技術的兩大要素，是推進太空軍事化、備戰「空間戰爭」的主要物質基礎。「有矛必有盾」，太空軍事化主要表現為兩大「矛與盾的較量」：其一是飛彈和反飛彈的矛盾較量，其二是衛星與反衛星的矛盾較量。當然，這兩對矛盾是相互交錯的，例如飛彈可以用來打擊衛星，衛星則可為飛彈提供定位導航。
事實上，從1957年人類跨入航天時代之際，太空軍事化就與航天技術發展相伴而行。本文主要探討60年來飛彈與反飛彈、衛星與反衛星這兩大矛盾鬥爭的發展歷程，在此基礎上分析太空軍事化和「太空戰爭」所引發的國際安全新視角和新思維。
一、彈道飛彈與反彈道飛彈「矛與盾的較量」
彈道飛彈(ballistic missile)的運行模式是在火箭發動機推力作用下進入上升(助推)段，按預定製導程序飛行，在發動機關機後，彈頭獨自依靠慣性進入中段軌道飛行，直到目標區進入末端飛行，最後利用所攜帶的一個或多個彈頭打擊預定目標。其中洲際彈道飛彈(ICBMs)的中段軌道進入沒有空氣阻力的太空，在末端階段還需再入大氣層。洲際彈道飛彈的問世使任何「距離」不再成為問題，美蘇作為冷戰對立雙方都暴露在敵方的核打擊陰雲之下。
為了對付彈道飛彈，對反彈道飛彈(anti-ballistic missile，ABM)的研製很快提到美蘇戰略武器發展議程上來。反彈道飛彈技術最早脫胎於防空系統，是為防禦彈道飛彈攻擊而發展的探測與攔截系統，更具體地說，它是在敵方來襲飛彈彈道的助推段、或中段、或末段對敵方飛彈進行探測和攔截的飛彈系統。廣義的「反彈道飛彈」可用於攔截任何類型的彈道飛彈，但人們通常提及「反彈道飛彈」時，往往專指用來攔截洲際彈道飛彈的反彈道飛彈系統。與進攻性彈道飛彈相比，防禦性反彈道飛彈更昂貴複雜、更強調「系統」，它包括彈道飛彈預警系統、目標識別系統、反彈道飛彈系統、引導和指揮控制通信系統。
飛彈與反飛彈的矛盾發展大致分為兩個時期：早期(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和近期(20世紀80-90年代至今)。
(一)20世紀50-70年代飛彈與反飛彈的較量：「矛長盾短」與「攻易守難」
1944年投入實戰的納粹德國「V2」火箭是世界最早的遠程彈道飛彈，在「V2」基礎上德國進一步研製可從歐洲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遠程彈道飛彈「A10」，但尚未研製成功戰爭就結束了。③「V2」被譽為火箭工程學上「偉大的原型」，二戰後，美蘇利用其所獲取的德國「V2」技術(包括專家、資料及零部件)④，「以V2研製過程中積累的火箭助推器等技術為基礎進行宇宙開發，取得了洲際彈道飛彈、人造衛星乃至載人宇宙飛行器等珍貴成果。」⑤其中蘇聯由於在戰略轟炸機領域比較落後，因而對研製遠程彈道飛彈尤為熱心，1957年8月，蘇聯首次試射成功世界最初的洲際彈道飛彈「SS-6」。⑥
飛彈或火箭的發動機既有使用液體燃料作推進劑的，也有使用固體燃料作推進劑的，由於作為彈道飛彈先驅的德國「V2」火箭使用液體燃料等原因，美蘇最初在「V2」基礎上研製的洲際彈道飛彈如蘇聯的「SS-6」、美國的「宇宙神」、「泰坦1」等也都使用液體燃料。使用液體燃料只能在火箭發射前加注，因而不能立即發射(例如「泰坦1」從加注燃料到點火需20-30分鐘)，從而導致飛彈的反應速度和生存能力極低，不適合作為武器使用。有鑑於此，「SS-6」「宇宙神」和「泰坦1」都只進行了少量生產和部署，就在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遭到退役的厄運。但液體燃料火箭推力大而且可調整的優點使其更適於用作太空飛行器運載火箭，例如卸除飛彈彈頭的「SS-6」作為「東方號」運載火箭將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上天，使美國感到「驚訝」：其一，蘇聯搶先成功發射世界首顆衛星；其二，這顆衛星的重量達到83公斤，比美國準備在第二年年初發射的衛星重八倍。事實表明，至今世界各國用於探索太空的火箭幾乎都使用推力強大、結構複雜、機體龐大的液體燃料火箭。
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世界首枚洲際彈道飛彈和首顆人造衛星，使美國感受到強烈的衝擊，導致美蘇迅速展開了以洲際彈道核飛彈為中心的核軍備競賽。截至1960年年底，美國擔負戰鬥值班的洲際彈道飛彈已達到40枚。為了抗衡美國，蘇聯不惜經歷損兵折將的嚴重事故，在1961年製造並部署能從蘇聯領土發射打擊美國本土戰略目標的第二代洲際彈道飛彈「SS-7」。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蘇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在「確保相互摧毀」戰略思想指導下，美蘇將「如果其中一方首先大規模使用核武器則雙方同歸於盡」原則作為遏制戰爭的手段，大踏步地走上了以核武器及洲際彈道飛彈為中心的狂熱軍備競賽。
蘇聯第二代戰略飛彈「SS-7」是第一枚採用可儲存式液態燃料(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的洲際彈道飛彈，發射準備時間只需5-6分鐘，由於當時尚未解決燃料儲箱耐四氧化二氮腐蝕問題，加注液體燃料後只能在彈體內連續儲存30天。其後，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相繼開發和部署的「SS-8」(蘇聯第二代戰略飛彈)、「SS-9」(第三代)、「SS-11」(第三代)直至「SS-18」(第四代)，均採用經過改進的可儲存式液態燃料，其發展特點是升級換代加快，彈頭當量增大，精度日益提高，枚數急速增多(如「SS-11」在1972年達到1 036枚，堪稱「舉世無雙」)，特別是「SS-18」開始裝備分導式多彈頭⑦，擁有極其強大的打擊硬目標能力，被認為是「第一次打擊」武器。⑧
美國空軍於1959年部署第一代液體燃料洲際飛彈「宇宙神」以後，於1962年開發成功第二代戰略飛彈——使用三級固體燃料的洲際彈道飛彈「民兵1A/1B」，成為當時唯一研製成功並部署固體燃料飛彈的國家。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又相繼開發成功兩款射程更長、制導更精確、彈頭當量更大的固體燃料洲際彈道飛彈「民兵Ⅱ」和「民兵Ⅲ」，後者裝備了分導式多彈頭，命中精度達到185-450米。
與使用液體燃料的飛彈相比，使用固體燃料的飛彈結構簡單，小型廉價，安全性較高，適於批量生產，可立即發射(如「民兵Ⅱ」接指令後1分鐘即可發射)，但核彈頭當量較小(如「民兵Ⅱ」僅為120萬噸)，為此美國空軍雖然確定以固體燃料飛彈作為洲際彈道飛彈部隊的主要武器，同時也大力發展可儲存式液體燃料飛彈，在1965年令所有已部署的、從接到指令至點火發射需20-30分鐘的54枚液燃洲際彈道飛彈「泰坦I」全部退役，代之以核彈頭當量約相當於3 500萬噸黃色炸藥(為1945年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650倍)的可儲存式液體燃料飛彈「泰坦Ⅱ」，這是一種威懾型戰略飛彈，其核當量約佔美國空軍全部洲際彈道飛彈總當量的30%，「一旦啟動了發射按鈕，就沒有回頭路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將無可避免。」⑩
總之，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以固體燃料洲際彈道飛彈作為主流，也兼顧開發威力強大的可儲存式液體燃料飛彈；蘇聯則以可儲存式液體燃料洲際彈道飛彈作為主流，也兼顧開發靈活機動的固體燃料飛彈。在1970年前後，蘇聯擁有的洲際彈道飛彈數量超過了美國，但美國擁有的核彈頭數量仍超蘇聯，總體上形成了「蘇攻美守」的局面。
針對進攻性洲際彈道飛彈的迅速發展，美蘇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繼開始研製和部署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鑑於冷戰初期美國在戰略轟炸機等戰略武器方面佔有絕對優勢，蘇聯比美國更早把研製防空與反導系統作為當務之急，根據蘇聯國土遼闊、大部分地區人煙稀少的特殊國情，蘇聯的反導系統建設一直以保衛首都莫斯科為中心。為防止首都地區遭到洲際飛彈攻擊，蘇聯於1957年開始研製「A-35」反彈道飛彈系統，至1964年正式服役(11)，並準備好隨時給「A-35」反導系統配備攔截核彈頭。早期「A-35」的攔截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對付6-8枚洲際彈道飛彈的襲擊，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至少有60枚100萬噸當量的彈頭瞄準莫斯科，相當於「A-35」系統作戰能力的近十倍，特別是作為「矛」的洲際彈道飛彈裝備了分導式多彈頭技術，而作為「盾」的「A-35」系統卻無法攔截多彈頭飛彈，迫使蘇聯在70年代中後期研製成功更先進的「A-35M」反導系統。
為了應對蘇聯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展，美國也開始研製和部署反彈道飛彈，但美國的反導技術發展並不順利，其反導開發計劃和飛彈名稱經歷了多次變更：從20世紀60年代初成功研製「奈基-宙斯」高空攔截飛彈演變為「奈基-X」系統；1967年，又在「奈基-X」基礎上發展「哨兵」系統。1975年10月，美國建成並部署了由低空攔截反飛彈與高空攔截反飛彈組成、具有「分層攔截」能力並採用攔截核彈頭的「衛兵」戰略反導系統，共部署了約100枚反飛彈，但由於該系統難以攔截裝有分導式多彈頭和突防裝置的蘇聯洲際彈道飛彈，不得不在1976年2月宣布關閉，致使「衛兵」系統僅部署了4個月。可以說，美蘇兩國反導系統的發展都因為進攻性洲際飛彈裝備了分導式多彈頭而遭到困難和挫折。
以早期反導技術的水平，探測和攔截敵方洲際彈道飛彈是非常困難的。首先，敵方洲際彈道飛彈在發射前往往藏匿在其國內反導基地的發射井中，或裝載在鐵路、公路上的移動車輛上，因此很難發現(潛射彈道飛彈更是用偵察衛星也不可能發現)。如果在敵方飛彈點火發射後對其進行攔截，一則因為點火發射有「動靜」比較容易探知，二則敵彈在助推段飛行速度較慢，尺寸較大(彈頭還沒分離出來)，在敵彈彈頭尚未脫離飛彈的助推段對之攔截的成功率較大，但由於助推段時間只有數十秒，要求攔截彈頭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一般情況下敵彈助推段處於敵方國境之內，以己方飛彈進入敵方國土進行先發制人攔截，需做出高度政治判斷；如果等待已與助推器分離的敵方彈頭進入浩渺太空，以每小時一萬多公裡速度襲來(12)，己方有大約20-30分鐘設法發現它並進行「中段攔截」，相當於「以子彈打子彈」(直接命中或用攔截彈頭自爆的碎片命中)，其難度之大就遠非「百步穿楊」所能比擬的了；如果再推遲到敵彈接近己方目標區的末端飛行段再進行攔截，那時敵彈彈頭以自由落體的加速度急速下衝，要攔截速度如此驚人的再入彈頭，以數十年前的技術顯然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當時精確制導技術尚不發達，要實現「以子彈打子彈」式的攔截簡直不可想像。為此，當時採取的攔截方法是在反彈道飛彈搭載核彈頭，利用核爆炸散布大範圍的X射線及輻射熱，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反彈道飛彈做不到「精準攔截」的缺陷，即使不能直接摧毀敵彈彈頭也可致癱其內部電子裝置。然而，採用在高空引爆核彈頭攔截來襲飛彈的所謂「核爆攔截」方式，即便攔截住來襲飛彈，其結果還是在己方上空(外太空)引爆了核武器，從而破壞爆炸中心附近的己方民用和軍用衛星以及地面雷達等設施。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蘇都研究並部署了這種不惜自損、「以核反核」的反彈道飛彈，這種方式違反了禁止在外太空使用核武器的《外太空條約》(13)，也引起國內公眾對於在「自己頭上」引爆核彈的不安。1971年，美國最後一次測試了攔截核彈頭威力相當於500萬噸炸藥的空對空「斯巴達克」飛彈之後就開始收手，而蘇聯和當今的俄羅斯，其反導系統繼續長期採用「核爆攔截」方式，但其攔截飛彈從未真正裝載過核彈頭。
從美蘇研製使用核彈頭的反導系統的事實看，在精確制導技術尚不發達時期，在飛彈與反飛彈「矛與盾的較量」中，「盾」顯然是難度更大的一方。加之進入20世紀70年代，無論是對於長期陷入越戰泥潭、又遇1973年石油危機衝擊的美國，還是對中蘇關係破裂後急需在西伯利亞南部加強軍力部署的蘇聯，都需要緩解美蘇之間核對抗的壓力。1970年，尼克森總統在聯合國演講中首次使用了「緩和」(detente，法語詞，意思是緊張局勢的鬆弛)一詞；1972年，美蘇籤署了旨在放緩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的《限制反彈道飛彈系統條約》，這項雙邊條約在當時被視為「緩和的旗幟」(14)和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1974年，美蘇又籤訂《蘇美關於限制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條約議定書》，規定雙方只能在本國首都周圍或者在一個洲際飛彈發射基地周圍建立一個反飛彈系統，美國選擇了在洲際飛彈發射基地周圍建反導系統，蘇聯則選擇了在首都莫斯科周圍建反導系統。其後，美國取消了建設反導系統計劃，反映了儘管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開展反導系統研究，但由於技術難度實在太大，國防部和科學界已普遍對研製反導系統失去了信心，其結果導致反導系統的建設速度完全跟不上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展速度，形成了可稱之為「矛長盾短」「攻易守難」的不平衡局面。與此同時，與蘇聯側重發展洲際彈道飛彈、因而在洲際彈道飛彈數量方面佔優勢相比(15)，美國則更重視全面發展陸基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和戰略轟炸機這三者構成的「三位一體」海陸空投送戰略核武器能力，因而在潛射彈道飛彈、戰略轟炸機乃至核彈頭數量方面佔優勢，這意味著美蘇各有所長，各佔優勢。反導條約的籤訂(1972年)和修訂(1974年)，意味著美蘇雙方近乎放棄了作為「盾」的防禦性戰略核力量競賽，僅僅依靠作為「矛」的進攻性核力量來形成戰略平衡，以維持「相互確保摧毀」。
(二)20世紀80-90年代以來飛彈與反飛彈較量：「盾的反撲」與矛盾激化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關係急劇惡化。1981年，高呼「重新復興美國」競選口號的裡根總統上臺，正式放棄了對蘇「緩和」。1983年3月，裡根提出「戰略防禦倡議」(SDI)，俗稱「星球大戰計劃」，該計劃要求在20世紀末之前，利用在太空和地面相結合的立體防禦網，以雷射束、粒子束、電磁炮、攔截彈頭等武器對來襲敵方飛彈進行多層攔截，使「蘇聯飛彈到達(美國)之前就將其全部摧毀」。星戰計劃體現了美國核戰略從「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進攻」原則轉向追求美國「絕對安全」的「戰略防禦」原則。
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不堪長期忍受大規模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蘇聯經濟增長停滯，民眾生活水平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導致裡根在宣布星戰計劃之際，狂妄地揚言「要讓蘇聯人把褲子都輸光!」(16)星戰計劃引發的又一個軍備競賽潮，終於拖垮了已十分脆弱的蘇聯經濟，為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完全重構東西方關係鋪平了道路。當然，在冷戰時代，「發展」核武器競賽畢竟好於「使用」核武器競賽，因為一旦發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規模戰爭，整個世界將陷入「誰也無法倖存」的「相互確保摧毀」。
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認為俄羅斯已無力在軍事上抗衡美國，柯林頓總統於1993年宣布終止歷時十載的星戰計劃，轉而著手「彈道飛彈防禦」計劃。該計劃包括「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前者旨在保護美國本土免受「戰略彈道飛彈」(指能夠打到美國本土的彈道飛彈)襲擊，後者旨在保護美國海外駐軍及相關盟國免遭近程、中程或遠程彈道飛彈攻擊。其理由是冷戰後在世界一些國家迅速擴散的戰區彈道飛彈雖然威脅不到美國本土，卻對美國前沿部隊及海外盟友構成威脅，因此需要加強防禦。
小布希總統於2001年執政後，憑藉冷戰結束後產生的「和平紅利」——從1992-2001年美國經濟持續擴張帶來的41 930億美元的財政盈餘，迅速做出了加快研製「國家飛彈防禦系統」的決定。其原因之一是美國認為在核武器實力上俄羅斯仍是唯一能同美國抗衡的國家，雖然俄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1 800億-2 000億美元，僅相當於美國財政盈餘的一個零頭，僅佔世界GDP總和的1%，(17)但在軍事上依然不能令人放心；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也擔心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彈道飛彈的迅速發展。
「國家飛彈防禦系統」實質上是裡根「星球大戰」計劃的簡化和繼承版。所不同的是，星戰計劃主要依賴「空基飛彈攔截系統」，而「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主要依賴「陸基飛彈攔截系統」。美國軍方設想通過這一系統，從敵方飛彈一發射，就對它進行偵察、跟蹤、定位、鎖定，在它進入美國領空前將其摧毀。自2006年起「國家飛彈防禦系統」部分列裝，旨在利用「陸基飛彈攔截系統」從美國阿拉斯加州的葛利裡堡基地發射反飛彈，對來襲核彈頭進行中段攔截，攔截彈使用非核動能彈頭。(18)一方面，雖然從1999年至2014年進行的17次試驗中只有9次成功擊中目標，但攔截技術不斷得到改進；另一方面，美國以更多精力開發保護海外美軍和同盟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該系統由低層防禦和高層防禦兩部分組成，低層防禦包括「愛國者-3」(PAC-3)、「海軍區域防禦」系統等；高層防禦包括陸軍「戰區高空區域防禦」(THAAD，音譯名為「薩德」)系統、「海軍戰區防禦」系統等。
2013年，美國以應對朝鮮飛彈與核威脅為藉口，在日本海部署了海基X波段雷達，旨在為美軍空基反導系統「NCADE載機」提供預警信息，而「NCADE載機」在朝鮮「大浦洞」中程飛彈發射陣地附近巡航，可在大氣層內外攔截處於助推段的「大浦洞」飛彈。美軍曾指望進行在助推段擊落「大浦洞」的試驗，後由於「大浦洞」發射失敗，未進入預定軌道，致使美軍指望落空。(19)2017年5月底，美軍從太平洋馬紹爾群島的裡根試驗場發射了一枚模擬洲際彈道飛彈，再從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一枚攔截飛彈。該攔截彈準確地與模擬飛彈(還使用了誘餌假彈頭)迎頭相撞，灰飛煙滅，成功地進行了對來襲洲際彈道飛彈的「中段攔截」測試，實現了在茫茫宇宙空間「以子彈打中子彈」(20)，進一步驗證了美國本土「陸基飛彈攔截系統」的精準性能，再次升級了洲際彈道飛彈與反飛彈武器的「矛盾之爭」(2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為「盾」的反導系統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作為「矛」的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彈道飛彈等如何提高自身生存與突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擊潰飛彈防禦系統，進攻性彈道飛彈方面採取了以下技術措施：(1)發展5馬赫以上(時速超過6 136公裡)的「高超音速」洲際飛彈等飛行器；(2)採用速燃助推技術，縮短戰略彈道飛彈助推段發動機的工作時間；(3)加強施放誘餌和假彈頭等幹擾能力；(4)優化彈頭外形設計以增強彈頭的隱形性；(5)提高彈道飛彈的機動發射水平(從固定發射井轉向發射車、潛艇等機動發射平臺)；(6)增加分導式彈頭的數量(比如將子彈頭增加到5-15個，會使攔截飛彈系統難以應付，而且分導式彈頭的成本比攔截彈低很多)(22)；(7)增強彈道末端的機動飛行能力，可有效穿透飛彈防禦系統；(8)對敵方飛彈防禦系統進行全面壓制；(9)進一步提高潛射彈道飛彈的命中率等。
進入21世紀以來，洲際彈道飛彈的綜合突防性能不斷提高，例如「民兵Ⅲ」改進型是目前世界上精度最高的陸基洲際飛彈，圓概率誤差(CEP)(23)約130米；美國還擁有世界上精確度最高、CEP達到90米的潛射洲際飛彈「三叉戟-2」。俄羅斯的「白楊-M」採用速燃助推、彈道機動變軌和機動再入等技術，被譽為能突破任何中端與末端攔截反導系統。俄還擁有世界上威力最大、射程最遠的洲際飛彈「SS-18」，裝備有10枚分導式多彈頭。中國在2017年試射了裝備有10枚分飛彈頭的「東風-5C」洲際彈道飛彈，並對「東風」-ZF高超音速(時速1.1萬公裡)飛行器進行了多次測試。
(三)2017年：「薩德」入韓
「薩德」於2007年1月正式進入生產階段，被認為是「目前全球技術最先進的飛彈防禦系統」(24)，該系統由6輛以上攔截彈發射車、X波段雷達、作戰管理系統等組成。「薩德」的攔截彈由一級固體助推火箭和作為彈頭的動能殺傷飛行器組成，其機動性極強，能摧毀處於飛行軌道末端的彈道飛彈；其X波段雷達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強的陸基多功能相控陣雷達之一，將該雷達轉換到前端模式，對處於助推段的彈道飛彈的探測範圍可達2 000公裡，而雷達體積僅相當於一輛公共汽車，可採用艦船、火車或拖車運輸，還可根據需要由運輸機空運至指定地點。
2017年3月，美韓開始在韓部署「薩德」，為防備當年5月韓國大選可能對「薩德」入韓產生不利影響，美軍提前在4月份宣布啟用在韓國星州郡先行部署的兩輛發射車和X波段雷達，不過美軍尚未完成「薩德」系統的全面部署，同時還遇到需耗費大量電力的X波段雷達的供電「瓶頸」。5月，對部署「薩德」秉持否定態度的文在寅當選新一屆韓國總統。6月，新政府宣布對「薩德」部署地區進行全面環境影響評估，暫停「薩德」系統追加部署。對此，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對韓嚴厲施壓，其原因之一在於，儘管過去13次操作測試中「薩德」完成任務的成功率為100%，其中11次攔截全部成功，(25)但至今尚沒有任何實戰經驗，而朝鮮半島緊張形勢或有可能為「薩德」提供首次實戰機會，成為真正考驗這個新系統的契機。
「薩德」入韓意味著新型反導系統的「盾的反撲」，不僅引起洲際彈道飛彈與反導系統之間的矛盾較量趨於白熱化，還影響到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利用在世界範圍擁有眾多海外基地和軍事盟國獨一無二的條件，積極實施「靠前部署」，將「薩德」的X波段雷達系統部署到十分抵近其所要對付國家的「家門口」，利用其超強偵察能力清晰展現對方彈道飛彈助推段的軌跡，並將此偵察結果與超級大國的地區與全球軍事系統連接，利用對方飛彈因處於助推段而導致的速度慢、目標大(彈頭尚未與助推火箭分離)等弱點對之進行有效攔截。這樣，即使美國率先發動核飛彈攻擊，也可能通過攔截對方「第二次打擊」的洲際彈道飛彈而免遭報復，從而意味著改變了美國與對手國間的戰略平衡；「薩德」入韓還意味著作為「盾」的反導系統帶上了進攻性，意味著「盾」向「矛」的轉化。
「薩德」入韓後，比起2006年和2014年美國在日本相繼部署的兩部X波段雷達又向西北「前推」了近300公裡探測距離。通過一套包括衛星、紅外、X波段雷達的偵察預警系統，使中國的東北、華北、華東等十幾個省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都陷入「(對美)單向透明」的境地，理所當然地遭到中俄的強烈反對。「薩德」既可以向己方反導系統提供對方飛彈從點火至助推段的情報以便對其攔截，而且其本身也具有攔截中程飛彈的能力，是當今世界唯一能在大氣層內外採取「子彈打子彈」攔截方式的陸基反導系統。(26)與之相比，「宙斯盾」反導系統只能攔截大氣層外的來襲飛彈，而「愛國者-3」飛彈只能攔截大氣層內的來襲飛彈，當前者未能成功攔截時，後者會在對方飛彈再入大氣層時再次進行攔截。
「薩德」起源於1983年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當時曾有人預言「這個計劃一旦成功，美國將可能利用設置在人造衛星上的『大鏡子』將雷射準確地聚焦至敵方目標，比如可用這種方法殺死在莫斯科紅場觀禮臺上閱兵的某位蘇聯領導人」。(27)這顯然有虛張聲勢、誇大其詞之虞，然而從星戰計劃企圖利用人造衛星跟蹤敵方目標，到「薩德」利用X波段雷達「透視」中俄部分地區的軍情，美國對它所要針對國家的「偷窺癖」堪稱是「一脈相傳」。星戰計劃要利用「大鏡子」聚焦敵方目標的夢想雖然未能實現，但作為星戰計劃後續版本之一的「薩德」系統卻可望滿足星戰計劃未能實現的「偷窺癖」，相當於將星戰計劃所構想的「大鏡子」從太空降到地面，又從太平洋彼岸移到太平洋此岸。
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薩德」系統價格約八億美元。2017年，美國飛彈防禦局計劃將美軍裝備的「薩德」增至167套，以便抵禦近程、中程乃至洲際彈道飛彈的大規模攻擊。「薩德」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它可能無法精確打擊不規則或不穩定軌道的來襲飛彈，或可能分不清真彈頭與誘餌(因為雷達主要提供來襲彈頭的外形與亮度等數據)，有可能導致攔截彈擊中了敵方的誘餌彈而「放行了」真彈頭。
現在，美國不僅自己增加「薩德」的部署，而且向世界各地的盟國及合作夥伴推銷這種尚未經過實戰檢驗的昂貴系統。目前只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兩國決定購買「薩德」，前者與美國國防部籤署了34億美元的訂購協議，後者則購買了7套「薩德」，總價135億美元。(28)
二、衛星與反衛星武器「矛與盾的較量」
衛星與反衛星武器(Anti-Satellite Weapon)的矛盾鬥爭始於蘇聯在1971年發射成功「宇宙-462號」衛星。與飛彈與反導系統迅速展開矛盾鬥爭相比，為探索宇宙空間而誕生的人造衛星在較長時期並沒有立即刺激反衛星武器的登場，而是首先促使美蘇等國(29)利用人造衛星位於太空制高點的優勢，研製諸如通信、氣象、測地、海洋及科研等多種用於和平目的的人造衛星，使人造衛星成為發展最快、用途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太空飛行器，佔世界太空飛行器發射總數的90%以上。
然而，衛星的軍民兩用性也迅速得到重視，上述具有民生用途的衛星紛紛被轉用於軍事，美蘇分別在1959年和1962年開始發射軍事衛星，至20世紀80年代初，每年發射升空的軍事衛星超過100顆，其中80%以上是蘇聯發射的，但僅憑衛星數量並不能證明蘇聯在軍事衛星方面的優勢，因為美國的軍事衛星在太空飛行時間大約一年，而蘇聯的軍事衛星只有一周。(30)以1991年海灣戰爭為契機，相關國家對軍事衛星等太空武器的運用日趨活躍。
(一)海灣戰爭：「最初的太空戰爭」
在美蘇等開發軍事衛星競爭中，出現了軍事通信、軍事氣象、軍事測地、軍事海洋等各種衛星，其中既有「民轉軍」(即最初為民用目的開發的衛星被轉用於軍事)，也有「軍轉民」(即最初為軍事目的開發的衛星被轉用於民生)。比如，美國為軍事目的開發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即是衛星「軍轉民」的典型，在民間需求的強烈刺激下，GPS從軍用領域「局部解放」出來為廣大非軍事用戶服務，其「粗測距碼」(C/A碼)專供民用導航定位；其「精測距碼」(P碼)則被美國政府嚴格保密，專供軍方等授權用戶使用。由於GPS受美國國防部控制，而且只是部分對外開放，致使包括歐洲、中、俄在內，一些國家出於自身國家安全的考慮，正在努力建設和完善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
除導航衛星之外，照相偵察衛星、(31)軍事通信衛星(32)與飛彈預警衛星(33)都堪稱與軍事導航衛星並列的最重要軍事衛星。
1991年的海灣戰爭成為將多種軍事衛星用於地面和上空進行實戰的一個典型案例：(1)1990年8月，伊拉克軍隊向科威特發起進攻後，正是通過利用「鎖眼」系列照相偵察衛星，使美軍得以最早發現伊拉克軍隊向科威特推進的行動；(34)(2)由於多數精密制導炸彈使用雷射等光學制導技術，其命中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氣象條件影響，因此利用氣象衛星確認攻擊目標所在地的氣象條件，以便確定攻擊飛機是否攜帶雷射等光學制導炸彈；(3)憑藉電子偵察衛星在空襲伊拉克前幾個月搜集掌握的大量伊軍電子情報，使盟軍得以利用這些情報在對伊展開「沙漠風暴」大規模空襲前幾十分鐘開始電子戰，使伊大部分雷達受到強烈幹擾而無法正常工作，無線電通信全部癱瘓；(35)(4)正是憑藉戰區上空的兩顆飛彈預警衛星，87次探測到伊「飛毛腿」戰術飛彈的發射，在「飛毛腿」發射120秒後就預報落點，為前線部隊爭取到90秒鐘的預警時間；(5)正是依靠盟軍的14顆通信衛星，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建成完整的陸海空一體化通信網，擔負著戰區通信任務的約80%、多國部隊前線總指揮向五角大樓傳送戰況情報的90%；(6)正是憑藉GPS系統(由於美國空軍剛剛完成部署首個GPS導航星座，致使在海灣戰爭中投入使用的軍用GPS數量較少，不得不動用民用GPS)，(36)美軍在目標物貧乏的沙漠地帶利用GPS對伊軍飛機、地面部隊乃至雷區進行定位。(37)
海灣戰爭後，以美英為主的聯合部隊在2003年3月對伊拉克發動了「第二次海灣戰爭」。在這次戰爭中聯合部隊通過軍事衛星大大強化了「利用太空的戰力」(38)，比如利用GPS制導的炸彈大幅增加；衛星通信傳輸速率達到每秒4 000兆位，相當於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的40倍；利用衛星識別目標所需時間從12年前平均需要一天縮短至11分鐘；地面部隊對GPS的利用大幅度增加，從12年前一個陸軍中隊(180名)配備一臺增加到一個陸軍分隊(9名)配備一臺。2010年，美國軍方稱太空武器對於地上戰鬥的作用從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有則更好」(nice to have)發展到第二次海灣戰爭的「必須要有」(must-have)的地步。(39)
雖然上述軍事衛星的偵察、通信、導航、預警等作用都是為地上作戰服務的，而非針對對方的衛星等天空武器，因而尚未形成衛星對反衛星武器的「矛與盾的較量」，但只要位於太空的各種軍事衛星在地面戰爭中發揮了作用，就意味著這場戰爭已延伸到太空，已進入「太空戰爭」範疇。1991年海灣戰爭正是將多種軍事衛星運用於地上作戰的成功案例，美國空軍總參謀長梅林·麥克皮克(Merrill McPeak)稱海灣戰爭是「最初的太空戰爭」(40)，儘管這僅僅是走向正式「太空戰爭」的第一步，隨著軍事衛星的「武器角色」日益鮮明，必然導致針對它的反制手段的發展，而這種反制手段就包括飛彈和反衛星武器。軍事衛星與反衛星武器之間「太空競賽」的開展，日益成為全球軍事對抗的新增長點。
(二)太空戰爭的動向
關於未來「太空戰爭」的概念，仍存在著很大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尚未成熟的定義，它應該是陸地、海洋、空中戰場向宇宙空間的延伸，是企圖謀取持久全球霸權的個別軍事強國所追求的「誰控制了太空，誰就控制了地球」的戰略意圖的行動體現。「太空戰爭」包括太空對地面(例如海灣戰爭美軍利用軍事衛星支援地面部隊)、地面對太空(例如從地面發射飛彈攻擊敵星)、太空對太空(在太空飛行的衛星等太空飛行器間的武力衝突)三種作戰方式，今後一個時期在太空發生武力衝突的太空飛行器主要是衛星，因此太空戰爭將主要圍繞衛星與反衛星武器間的鬥爭展開，而反衛星武器既可能是衛星，也可能是飛彈。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主要以衛星作為反衛星武器；而美國則主要以飛彈作為反衛星武器。今後隨著定向能武器、雷射武器、空天高超聲速飛行器、空天飛機等尖端武器的發展，未來太空戰場的手段及選項將可能日益增多，呈現為多種太空武器混合使用的作戰樣式。下面，從反衛星武器和太空結盟這兩個方面概述太空戰爭的動向。
1.反衛星武器的發展
蘇聯在1969年進行了最初的破壞衛星試驗。1971年11月至12月蘇聯接連發射了「宇宙-459號」和「宇宙-462號」衛星，後發射的462號衛星進入先發射的目標衛星459號的軌道，以極快速度遷移並接近459號，達到大約30米有效摧毀距離後，突然自行爆炸成十幾塊碎片，將459號衛星撞毀。這種反衛星作戰方式稱為「共軌方式」(co-orbital)，即「殺手衛星」在與「目標衛星」共同的軌道上將後者撞毀。此後6年間蘇聯發射了27顆採用「共軌方式」的「殺手衛星」或「反衛星衛星」，其中有7次成功地撞毀了供試驗的目標衛星。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不止一次地進行過利用核飛彈擊毀衛星的試驗，然而利用核飛彈攻擊敵星會形成「核輻射效應區域」，可能導致己方衛星通過該區域時也不免受傷，因此不具有實戰意義。其後，由於受到1969年蘇聯攻擊衛星試驗的刺激，美國在1977年重啟開發反衛星飛彈的「ASAT計劃」，從飛機上發射使用固體火箭的「ASM-135」反衛星飛彈，其彈頭是由兩級助推火箭推動的「小型尋的攔截器」(MHV)，1985年9月，美軍用「F-15」戰鬥機搭載「ASM-135」飛彈升至12 000公裡高空進行發射，成功命中並摧毀目標衛星(1979年發射入軌的伽馬能譜衛星)。2008年2月，美國海軍從位於太平洋北部海域的「伊利湖」號巡洋艦上發射了一枚「標準-3」飛彈，擊中了位於太平洋上空247公裡的一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衛星，被擊中的目標衛星是在2006年12月發射升空、才過一個月便失控的間諜衛星「USA-193」，這次任務的成功不僅防止了含有有毒燃料的「USA-193」墜落，而且證明反彈道飛彈經過改造後也可用作反衛星武器。
針對美軍獨特的「空中發射」反衛星飛彈方式，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研發利用飛機進行「空中發射」的反衛星系統，該系統利用改進的「米格-31」戰鬥機作為潛在的反衛星武器發射平臺，然而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這個研發項目由於缺乏經費而被擱置。2009年8月，俄空軍宣布重啟該計劃，開發可摧毀太空中潛在目標的全新武器。除美蘇外，還有一些國家在研發反衛星武器。2007年，中國從地面發射攔截器摧毀了自己的衛星，展示了反衛星能力。2013年，中國發射了3顆小衛星，它們裝有機器臂，可用於「抓住」的目標衛星，這種方式有利於避免攻擊對方衛星導致產生大量空間垃圾。
2.太空軍事結盟的動向
多年來，美國為佔領太空軍事制高點，大力發展軍事航天技術，成為世界頭號軍事航天技術強國，但鑑於地理、資源及財力的制約，美軍認識到僅靠本國力量難以確保覆蓋全球的軍事航天優勢，更不可能精確地追蹤宇宙空間所有的人造物體。加之隨著西方盟國航天技術迅速發展，對於美國來說值得與之開展合作的同盟國及非國家主體日益增多，終於在2010年美國《國家宇宙政策》中一改過去為了保密而堅持本國獨自開發軍事航天技術的做法，轉而積極擴大與同盟國等的國際合作。截至2015年，美國戰略軍已經與八個國家政府(按締約順序分別為澳大利亞、日、意、加、法、韓、英和德國)、兩個非政府組織(歐洲宇宙機構和歐洲氣象衛星機構)以及數十家高科技企業締結了軍事航天技術合作協定，其合作內容涉及「宇宙監視」(各同盟國利用地面雷達、監視衛星等對遠至地面之上3.6萬千米高度的宇宙空間進行監測並將監測數據提供給美國的宇宙監視網絡)、「衛星採購與運用」(與盟國共同採購和運用衛星)、「宇宙聯合作戰」(使在陸海空已一般化的「聯合作戰」延伸至宇宙空間)等。
在美國推進軍事航天國際合作中，日本作為合作對象的價值急速上升，被美國作為最緊密的「首要合作對象」，這不僅因為日本是美國鐵桿軍事同盟國，而且日本的航天技術是在美國幫助下發展起來的，富於「工匠精神」的日本航天科技人員和工匠迅速成長為火箭與太空飛行器、特別是其中關鍵零部件的優秀製造者，努力提高了太空飛行器發射的成功率，例如「H2A」火箭近22次發射的成功率居然達到100%。2015年，一位美國政府前高官表示：「美軍戰略家最關心的要點之一是在太空領域的美日合作。」其原因顯然在於當前美軍急需落實宇宙空間的「維穩」，防止其嚴重依賴衛星、特別是依賴全球定位系統才得以發揮高度效能的軍事機構和海空部隊遭到對手反衛星武器破壞而瞬間陷入癱瘓與「黑暗」。(41)2010年，日本發射了號稱「日本版GPS」的「準天頂」系統的第一顆衛星，並在2017年追加發射3顆衛星，預計在2018年4月與美國GPS投入共同使用，其定位誤差只有6釐米，遠遠優於通常誤差約10米的GPS系統。(42)
二戰後日本航天技術「師從」美國，是在美國幫助下發展起來的，(43)隨著日本航天技術不斷進步，在航天領域日本越來越從美國的「幫助對象」發展成為「合作對象」，並形成了三大合作特點：其一，合作非常緊密，正如日本外務省《日美宇宙合作》報告(2016年)稱：「美日在宇宙領域的合作比起美國與其他國家在宇宙領域的合作要緊密得多，也比美日在宇宙領域以外的科技領域的合作要緊密得多」；其二，雙方各有所求，衛星與火箭等都是由數以萬計的零部件構成的，大型火箭的零部件數目超過大型飛機(例如H-Ⅱ火箭的零部件數多達35萬個)，美國需要在軍民兩用技術、零部件技術方面多利用日本，日本則需要在專門的軍事航天技術、航天武器整機技術方面多依靠美國；其三，日本擁有眾多的各懷絕技、「舉世無雙」的中小零部件企業，比如參與「H2A」火箭製造與發射的三菱重工麾下的中小企業多達1 000家，有日本專家稱，現在即使是美國製造的火箭，如果不使用日本優秀工匠製造的零部件，其成功率也會下降。
三、太空軍事化發展對國際安全的影響：新思考和新視角
從195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至今，全世界累計發射了7000顆人造衛星，現在運用中的人造衛星大約1100顆。(44)這些衛星雖有各種用途，但佔中心地位的是軍用衛星，在冷戰時期軍用衛星佔世界發射人造衛星的75%-80%。(45)從冷戰結束至今，美國依然擁有最強大的開發和運用太空武器能力；俄羅斯繼承了蘇聯開發和運用洲際彈道飛彈、軍事衛星與反軍事衛星等的太空能力；歐盟努力確保獨立掌控最尖端太空技術以減少對美依賴；中國航天事業持續快速發展，載人航天、月球探測、北鬥衛星導航、高解析度對地觀測等重大工程建設順利推進；日本藉助先進的民用航天科技建立了包括衛星偵察、導航與通信在內的太空軍事運用體系，安倍晉三公然表示自衛隊的活動領域應延伸到宇宙空間(46)；以色列的「航空宇宙軍」不僅運用著各種飛彈和通信偵察衛星，還能獨立發射國產人造衛星；印度正在開發可與飛彈結合以對付(敵方)衛星的太空殺傷武器；朝鮮也在試驗幹擾GPS的反衛星裝置。目前世界上擁有和運用衛星的國家或政府聯盟的數量約有74個(47)，其中約40個國家擁有自己的衛星，8個國家能用本國火箭將衛星發射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爭先恐後地搶佔太空戰略制高點，把利用和控制太空視為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21世紀世界正在走向「太空多極化」時代，有專家認為美、俄、中國和歐洲或可能在2020年成為「太空四極」。(48)在這種背景下，太空軍事化發展將對國際安全產生何種影響，激發何種新思考和新視角，尤其值得密切關注和進行深入探討。
(一)太空不再是無戰事的「聖域」
一直以來，與海陸空相比，太空的軍事價值較少受關注，迄今人類尚沒有在太空戰鬥過，也沒有從太空向地面直接投送過實際作戰能力，依據這種現狀，所謂「(太空是)聖域」學派的學者主張應該讓太空成為沒有戰爭的「聖域」(49)，其理由之一就是太空最重要的軍事價值在於它可無視國界通過偵察衛星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監視，而這種監視構成了核威懾力的不可缺少的要素，或者說「監視力也是威懾力」，而保證「太空無戰事」的意義恰恰就在於保護太空作為「監視高地」的軍事價值，避免監視衛星遭到攻擊。與此同時，作為航天技術強國，中國始終堅持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50)成為維護太空和平的最重要力量。然而，隨著掌握軍事衛星和反衛星武器等技術的國家日益增加，太空日益成為各國軍事活動不可缺少的空間，衛星與反衛星武器的「矛與盾的較量」日趨激烈。迄今為止，對太空的軍事利用主要是通過C4ISR(51)(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偵察)對海陸空軍事活動進行支援的「次要」作用，但隨著軍事利用太空活動日趨活躍，甚至出現了像美國那樣對太空依賴到了「沒有衛星等太空武器系統就無法展開軍事作戰」程度的國家，加之反衛星等「反太空武器系統」在世界範圍日趨擴散，圍繞「利用太空」的博弈將日趨活躍和激烈，而太空博弈焦點在於爭奪「太空優勢」，既要維護本國對太空的軍事利用，又要妨礙敵對者對太空的軍事利用，為此，在太空發生戰鬥(包括對衛星及其地面設施、對衛星與地面設施間的相互聯繫進行攻擊)的可能性日益增大。(52)如果美國再次像在海灣戰爭等歷次戰爭中利用軍事衛星直接支援海陸空軍的戰鬥，或在太空配置反導系統，就極有可能遭到敵方利用反衛星武器進行報復，形成地上戰爭與太空戰爭相互交錯的複雜局面，致使地上戰爭的戰火蔓延到太空。顯然，太空已不可能成為永遠與戰爭無幹的「聖域」。
(二)太空軍事化催生「天權論」美國正在謀求建立「太空霸權」
一百多年前，馬漢引證英國在拿破崙時代戰爭中獲得海上霸權的事實，來證明霸權國必須以強大海軍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權。(53)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總統甘迺迪公開預言「誰能控制太空，誰就能控制地球」。(54)如今美國有學者以務實和自信的態度積極鼓吹與「海權論」並列的所謂「天權論」(space power theory)(55)，認為隨著有能力對太空進行軍事利用的國家不斷增加，美國的競爭對手也開始採用與其同樣的做法將太空作為作戰場所，為此，在將來的戰鬥中，美國與運用太空武器的強大敵對者很可能形成對峙，美國的太空戰略需相應地從「加強利用太空的戰力」為中心過渡到實施「攻勢的太空控制」，按照「控制『高地』者可控制『低地』」的格言掌握「制天權」(56)，搶佔作為終極「高地」的宇宙空間來控制地球，這當然會刺激他國發展多種反太空霸權的技術。
必須指出，美國圖謀掌握「制天權」歸根結底是要追求全球霸權的「立體化」和「多層化」。2016年12月，中國海軍在南海附近海域捕獲一艘美國的無人水下潛航器，這個事件進一步暴露了美軍正研究在「七大洋」海底部署無人潛航器，形成「艾森豪海底高速公路網」，使海底世界有朝一日可能會像海面、天空甚至太空一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必爭之地」。這促使人們意識到，本文所述的美國圖謀掌握「制天權」問題正是美國欲實現其全球霸權與戰略的「立體化」「四層化」(海底、海面、大氣層以內的天空、大氣層以外的太空)的一個重要環節。
(三)太空軍事化嚴重損害了「國家隱私」
在偵察衛星得到有效運用前，利用飛機進入潛在敵國領空進行偵察，既十分危險又可能遭受國際社會譴責。1956年，美國總統艾森豪秘密許可「U-2」高空偵察機進入蘇聯和中國領空進行偵察活動，但該機在1960年5月和1962年9月分別首次被蘇軍和中國空軍擊落。為取得高空偵察機進入他國領空進行偵察的「合法性」，艾森豪早在1955年曾提出美蘇互相開放領空建議，遭到蘇聯的拒絕。其後隨著衛星技術發展，美國藉口太空沒有國界，改用偵察衛星代替高空偵察飛機對蘇聯軍力進行偵察，再次遭到蘇聯的反對，直到1963年蘇聯由於自己也開發和使用偵察衛星，才改變了反對偵察衛星對他國進行偵察的立場。現在，美國運用的KH偵察衛星的解析度已達到10釐米以下，利用雷達成像偵察衛星還能透過地表，發現藏在地下數米深處的設施。隨著偵察衛星技術不斷發展，太空正在成為越來越清晰地窺探他國「隱私」的高地，促使相關國家日益認識到太空偵察手段的情報價值，而且時刻不忘「防止被偵察」並進而推進反衛星偵察技術的發展。
(四)「太空優勢」具有既強勢又脆弱的兩面性
目前，美國運用著四百多顆人造衛星(佔全世界人造衛星總數的近半)，在軍事和民生方面都高度依賴衛星。在軍事方面，除去通訊和偵察衛星成為不可缺少的軍事手段外，美軍幾乎所有部隊(包括佔美國空軍飛機數量30%以上的無人戰鬥機)都直接或間接依賴全球定位衛星；在民生方面，從銀行自動取款機到證券市場和電子交易等，衛星通信網絡深入到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這意味著美國「高度的太空優勢」也意味著「高度的太空依賴」，如果美國的太空衛星體系遭到幹擾或破壞，美國的軍事系統乃至經濟社會將陷於癱瘓，這意味著對衛星依賴最大的國家同時也是對衛星破壞最脆弱的國家。需要指出的是，所謂「衛星破壞」有各種方法，除去擊毀衛星本身(物理破壞)之外，利用無線電波幹擾或利用反衛星武器的機械臂直接「俘獲」對方衛星，都可能使高度依賴太空國家的軍事、民生系統陷入極大混亂，而且電波幹擾和直接「俘獲」對方衛星也可避免產生太空垃圾。作為反「反衛星武器」的對策，美國於2007年開始實施「快速響應空間」(ORS)計劃，構築衛星的「立即(幾小時之內)發射」體制，以便在本國衛星被擊毀或破壞的場合立即發射「替代衛星」的能力，以增強太空武器系統的靈活性和恢復力。
(五)太空的環境問題日趨嚴重
截至2016年7月，美國戰略司令部在地球軌道上追蹤到的人造物體多達17 852個(包括1 419顆運行中的人造衛星)(57)，然而這些人造物體僅僅是尺寸大到足以被跟蹤的物體，除此以外，在地球軌道上尺寸僅為1-10釐米的碎片多達67萬個，小於1釐米的碎片多達驚人的1.7億個(截至2013年7月)。(58)這些太空垃圾絕大部分是運載火箭和太空飛行器在發射過程中產生的碎片、報廢衛星的碎片、太空飛行器遺漏的固體液體燃料、火箭和太空飛行器爆炸和碰撞所產生的碎片等。對於太空飛行器來說，撞上碎片會蒙受嚴重損害，特別是其太陽能電池板和光學望遠鏡更易遭到損害。截至2016年12月，已有5顆衛星與太空廢物相撞。
現在，以反衛星武器擊毀敵方衛星是妨礙或阻止敵對者對太空的軍事利用的主要手段，然而攻擊敵方衛星行動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行為，因為就算己方反衛星武器摧毀了軌道上的敵方衛星，必然導致產生大量太空垃圾，其影響難免波及類似軌道上運行的本國及同盟國自身的軍事和非軍事衛星。與此同時，太空環境遭到破壞意味著人類將面臨「雙重環境危機」：大氣層內的地球環境危機與大氣層外的地球環境危機。
四、結語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肩負著維護太空和平、共享太空文明的使命與追求，理所當然地對太空戰爭秉持堅定的反對立場。然而，同地面戰爭一樣，我們反對太空戰爭也要「以戰反戰」，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密切關注加速中的太空軍事化趨勢，高度警惕某些圖謀不軌國家準備太空戰爭的動向，以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思維、世界眼光和國家責任，審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太空戰略安全環境，做好必要的「太空軍事鬥爭準備」；我們要緊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59)踐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實施獨立自主與開放合作相結合的發展方針，儘快補足中國在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方面的「短板」，在軍事航天技術領域積極利用人工智慧、機器人、大數據、3D列印、碳纖維等高新科技，努力提高太空武器性能、可靠性與性價比；在彈道飛彈方面進一步提高機動變軌和網絡化技術水平，使中國在洲際彈道飛彈、軍事衛星、反衛星武器等方面日益強大的「太空能力」成為保衛太空和平的最主要力量。
我們要從自然科技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角度，圍繞美日等西方國家緊鑼密鼓地推進「太空軍事化和同盟化」對世界和平、國際安全、生態安全乃至中國總體國家安全的影響，展開跨學科的專業研究，提出中國應對太空軍事化和太空戰爭危險性的嚴峻挑戰的國際戰略與相應對策。
探索宇宙是人類共同的目標，中國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例如位於貴州省的世界最大望遠鏡能接收137億光年以外的電磁信號；中國航天科技力量正在積極推進探月工程，並計劃在不遠的將來探測火星、金星，再延伸到太陽系的其他星球，這對人類探索太陽系的形成、生命的起源乃至宇宙形成與演變的奧秘具有重要意義。但考慮到探索宇宙奧秘是一個長期性任務，是人類的共同課題，我們需要處理好維護國家總體安全利益與書寫太空探索輝煌篇章之間的平衡，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探索深度宇宙空間方面，不宜全面鋪開，事事爭先，而應由近及遠，以近為主，在繼續探索深遠宇宙空間的同時，將有限的財力、物力和科技力量更集中地投向應對太空軍事化、應對未來太空戰爭的可能性等方面。
美國空軍參謀長：太空戰或在幾年後打響
來源： 參考消息、裝備參考
據俄羅斯自由媒體網站2月28日報導，美國空軍參謀長戴維·戈德費恩表示，太空戰或在幾年後打響。他說：「我認為，我們將在幾年後從太空發動攻擊。美國空軍應當主導這一新戰場的聯合作戰行動。這是國家對我們的要求。」
戈德費恩表示，太空優勢和空中優勢同樣重要。
與此同時，1967年籤署的《外層空間條約》仍然有效。該條約規定，各方有義務不在太空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今，有100多個國家籤署並遵守這份文件。
顯然，美國軍方對這份條約不滿意。更何況戰爭狂熱正在美國升溫：他們說，朝鮮或其他某個新核國家可能在太空搞軍事化。那樣的話，美國容易受到攻擊。
「基礎」歷史研究基金會會長阿列克謝·安皮洛戈夫表示，美國人正在研究可能與太空軍事化有關的項目，比如X-37無人太空梭，其機艙可以放置核武器。未來，地面反導系統或許對它無可奈何，因為X-37幾乎能從軌道的任何地方發動攻擊。當然，這不是未來10年內會發生的事。但今後不排除世界霸權之爭轉入太空的可能。
軍事專家阿列克謝·列昂科夫說：「眾所周知，美國人很容易退出那些於己不利的條約。因此，他們很可能試圖在太空使用核武器。2011年，俄羅斯向美國提出全面禁止太空軍事化的條約，但遭到拒絕。那時就明白了，美國將尋找為軍事目的使用太空的新辦法。」
列昂科夫表示，美軍現在的「即時全球打擊」構想要求改革軍隊，該構想的目標是在一小時內用各軍種打擊可能的敵人，航天集群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說，過去，美國太空部隊主要負責通信和偵察。他們正在研製的SR-72高超音速偵察機能迅速飛到敵國上空，在太空聯機傳送情報。
同時，美國人還試圖完成其他任務，特別是把非核動能武器送入太空。他們設想把難以熔化的鎢棒從太空軌道精確丟下，10噸左右的鎢棒從700公裡高空以每秒5-7公裡的速度下落，這個速度讓防空系統只能幹瞪眼，而敵方目標受到的損失將是巨大的。
此外，美國人正在研製某種把軍用太空飛行器悄悄送入軌道的空天系統。
列昂科夫說：「美國現在的所有火箭發射我們都能看到。而這種空天系統的隱蔽性要強得多。」顯然，這種系統將在攻擊前啟動，藉助軌道機動能力，它能在必要時到達既定位置，對目標實施難以抵禦的打擊。
列昂科夫說，有消息稱，美國人打算在2020年讓該空天系統的組件與國際空間站對接。高超音速偵察機計劃在2030年前問世。至於從太空發動動能打擊，美國人認為到2050年就會出現這種可能性。
反衛星試驗會引發太空戰嗎？
來源：北京日報
新聞背景
今年以來，美國利用宇宙5運載火箭先後發射了4顆間諜衛星，具體目的不明。俄羅斯不甘示弱，於今年6月23日發射「宇宙-2516」航天平臺，上載一顆「巡查衛星」。後者從平臺發射出去，自行控制入軌，再根據地面指令不斷變軌，最後靠近被認為有間諜嫌疑的衛星，檢測其是否對俄構成威脅，評價其威脅程度，必要時甚至可將其摧毀。消息一傳出，美媒指責俄羅斯蓄意挑動太空戰，保不準哪天會「擦槍走火」，真的導致太空戰。對此，俄媒稱：那只是「回應美國的類似行為」。
軍事大國的衛星博弈
近年來，美國和俄羅斯兩個軍事大國一直在加緊研發和試驗各種太空武器。今天在我們頭頂上飛過的衛星中，美俄兩國共有5000多顆，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將近100顆是直接用於軍事目的，包括間諜衛星、巡查衛星、反衛星用的衛星等等。
在各種太空武器中，近年來美國和俄羅斯尤其著重於研發和試驗反衛星武器，因為可以堂而皇之用空天防禦的名義，公開宣稱為了保衛自己的空天，需要巡查、攔截和摧毀那些對本國構成威脅的衛星，不像發展其他太空武器容易受到譴責。不過，一些專家學者指出，用於反衛星的衛星自身就是危險的太空武器，反衛星試驗就是為太空戰做準備。
和當年核武器競賽一樣，美俄兩個軍事大國都聲稱反對將戰爭引向太空，反對發展各種天基武器和反衛星武器，反對在太空部署武器。同時又都聲稱，只有當自己擁有強大的反衛星武器時才能保衛自己的空天，才能阻遏對方發動太空戰的企圖。但宣傳歸宣傳，兩國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緊各種反衛星武器的研發和試驗。
反衛星部隊出現
當今世界，一個國家的空天防禦任務包括防空、反導和反衛星三個層次。早期，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都是用飛彈來反衛星的，直到本世紀後，才逐步改為主要用衛星來反衛星。
美國是最早發展反衛星技術的國家。1959年10月，美國空軍一架B-47轟炸機向近地軌道發射了一枚衛星攔截彈，摧毀了軌道上一顆已經報廢的衛星，取得了世界上第一次反衛星試驗的成功。
1960年美國出臺「衛星監視與攔截器計劃」。是年10月，美軍用一枚雷神中程飛彈，上載100萬噸核戰鬥部，爆炸後能使1000km範圍內衛星都被摧毀，甚至在附近軌道正常運轉的其他國家衛星也嚴重受害，因而受到國際輿論廣泛譴責。此後，美國的反衛星試驗和武器不再公開使用核彈，轉而發展一種叫「核電磁脈衝彈」的攔截武器。
1985年9月13日，美軍用ASM-135機載反衛星飛彈，用動能直接碰撞殺傷方式成功攔截一顆距離地面450km的「太陽風」靶標衛星。1987年，美國在兩個空軍中隊正式裝備了ASAT反衛星武器系統，該系統用戰機作為發射載體，配備56發反衛星飛彈。這是世界上第一支服役的反衛星的部隊。但用飛彈碰撞殺傷如控制不好易造成大量碎片(太空垃圾)，5mm以上碎片就有可能將其他民用衛星擊傷。
早在1961年，蘇聯就開始反衛星試驗，隨後試驗成功了兩種攔截方案：一種是在反導飛彈上加核彈頭方式；另一種是用動能直接碰撞殺傷方式。前者攔截成功率較高。在專家的建議下，最終決定採用反衛星武器用核爆炸攔截方案。俄羅斯目前正在戰鬥值班的中段反導系統A135，也採用核爆炸攔截方式。俄羅斯目前正在試驗的新型A235反導系統，仍有一部分攔截彈（最高層的攔截彈）採用核爆炸形式。同時，俄羅斯也在試驗「核電磁脈衝彈」。
上世紀70年代，蘇聯已發展了可投入實戰的反衛星武器，稱之為衛星殲擊機，實際上是顆反衛星的衛星。它被發射入軌後，依靠多次變軌機動，不斷接近有嫌疑的目標衛星，最後在相距1000米處可將目標摧毀。1968年蘇軍用一顆「宇宙-252」反衛星成功攔截一顆靶星。1972年蘇軍正式裝備這種衛星殲擊機。經過幾十次攔截衛星試驗，蘇軍宣稱已達到實戰水平。但蘇聯解體後，此項試驗就戛然而止。
反衛星武器迅速發展
經過冷戰時期的爭霸，俄美兩國的實力基本上持平，兩國還籤訂了「反導條約」，相互約制。蘇聯解體後俄經濟「休克」多年，美國的小布希總統趁機單方面取消「反導條約」，大力發展反導和反衛星武器。俄美兩國的實力變得不對稱。不過，最近10多年來，隨著經濟好轉，俄又大力發展反導、反衛星武器，並聲稱已能摧毀對俄安全構成威脅的各種天基武器和間諜衛星。
2014年11月8日，俄軍方宣布，它的A-235反導系統以機動發射方式發射了名為「弩刀兒」的反導飛彈，成功攔截一枚衛星目標，向西方顯示其世界領先水平的實力。相比之下，美國目前實驗性部署的GMD地基反導都是固定地下井發射，而且多次試驗攔截成功率不高，遭到媒體的質疑。
2015年8月俄成立空天軍，統管防空、反導和反衛星一切空天防禦任務。2016年9月，俄軍方高調宣稱，準備進行新的反衛星武器試驗。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西方軍界和媒體的高度注意，並把目光聚焦俄羅斯的一顆名叫「宇宙-2504」的衛星。這顆衛星自打入軌後，從2015年3月至7月進行了11次變軌行動。衛星每次變軌都要消耗一定的燃料，所以西方專家認為它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它取個綽號「不老實的衛星」，猜測它是一顆攔截衛星，用於試驗反衛星技術。
美國方面不甘落後，也頻出新招。媒體最新資料表明，美國發展反衛星武器，除用衛星反衛星外，重點是積極用空天飛機作為平臺。如美空天飛機X-37B經多次試驗，已證明具有快速發射，多次往返太空的軍事能力。
雷射武器是成敗關鍵
在反衛星試驗中，或者在未來太空戰實戰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將對方衛星殺傷，因為用飛彈或衛星動能碰撞易造成太空垃圾，用核彈攔擊又易核汙染。這樣，雷射算是理想的武器了。
目前，雷射武器的功率可以達到很高，但那是指地面武器設備而言。要把雷射武器裝在飛機上、衛星上，甚至飛彈上，最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重量，因為雷射功率大時武器就會很重，武器一重，載體無論是飛機、無人機或者是衛星都無法承受。
蘇聯時期和俄羅斯當今的雷射技術、地面雷射武器歷來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1975年10月，兩顆美國的飛彈預警衛星經過蘇聯上空時曾連續發生多次致盲事故，據說罪魁禍首是蘇聯部署在莫斯科以南50公裡的氟化氫雷射武器。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還在某基地部署試驗型地基反衛星雷射武器。西方媒體猜測，俄羅斯衛星「宇宙-2504」上很可能已裝有雷射武器，當它飛行至目標衛星一定距離時就用雷射將其殺傷、致盲，但具體水平不得而知。
本世紀初，美國空軍和飛彈防禦局研製出用於助推段反導的機載雷射武器ABL，它利用波音747-400作平臺，已進行多次反導試驗。為此，美軍方在16年中共耗資50億美元。但到2011年底，ABL卻黯然下了馬，原因是平臺上裝載的雷射武器功率達不到殺傷對方飛彈的要求。
根據很多專家們的共識，作為作戰武器，雷射武器的質量功率比應達到2-5kg/kw水平，至少為5kg/kw。但目前能實戰的雷射武器水平（約為55kg/kw左右）距此尚有不少差距。不過，近年來美國對開發雷射武器表現出非同尋常的興趣。2016年美國飛彈防禦局的定向路線圖顯示，要為高功率雷射武器的技術路線加大投資。一些美國專家預言，總有一天以衛星為平臺的天基雷射武器不再是紙上談兵。（郭衍瑩）
時隔24年美重設「國家太空委」，加強太空競爭力
來源：澎湃新聞
熱點新聞：據美國報導，近日美國總統川普籤署一項行政令，要求重新設立「國家太空委員會」，並稱此舉是確保美國太空事業未來優勢的關鍵一步，有利於美國經濟的復興和國家安全。數位國會議員、工業界官員和阿波羅11號航天員奧爾德林等出席了籤署儀式。
點評：太空領域由於蘊含著巨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和社會價值，正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新戰場。目前，世界各國在搶佔太空這一戰略制高點上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使太空競爭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勢頭。此次美國宣布重設國家太空委員會，既是美國進一步深化落實「高邊疆戰略」的重要舉措，同時也表明了美國在太空力量建設上將更加主動積極，以確保在太空領域的領導地位。
深化落實「高邊疆戰略」
「高邊疆戰略」概念最早由美國陸軍退役中將、前國防情報局局長格雷厄姆於1980年提出，要求在歷史上具有不斷開拓國家邊疆傳統的美國，應繼續在地球外層空間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為美國新的戰略疆界和控制範圍，以便奪取和確保太空優勢，成為舉世無雙的太空霸權國家。從本質上來說，「高邊疆」戰略就是美國一貫追求的「太空霸權戰略」。
自「高邊疆戰略」概念提出以來，美國一直在加大在太空領域的戰略拓展，不斷進行全方位太空爭奪，將鞏固和擴大在太空領域的優勢視為其核心國家利益，而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安全空間部門，堅決捍衛美國在太空領域的國家利益。
從歷史發展來看，美國曾於1989年至1993年組建過「國家太空委員會」，1958年至1973年也曾存在類似機構，不過當時名為「國家航空航天委員會」。在此期間之外，美國的太空政策一直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和美國宇航局（NASA）掌管。此次美國在停用二十多年後重啟「國家太空委員會」，並由副總統彭斯擔任主席，其委員會包括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土安全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等眾多重量級成員，體現了美國將對太空領域的關注力度在不斷加大，已經太空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地位。從功能定位來看，國家太空委員會的職責是就國家太空政策和戰略向總統提出建議，並在政府機構和各部門間協調太空政策，因此將會成為美國領導全球太空事業的中樞機構，可使「高邊疆戰略」得到更好的實施。
積極推進太空作戰力量建設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曾預言：「誰控制了宇宙，誰就控制了地球；誰控制了空間，誰就控制了戰爭的主動權」。縱觀美國太空力量發展的歷史，軍事用途一直是其重中之重，「泛軍事化」思想始終在美國太空戰略中有重要的影響。
早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開發了世界上第一批軍用偵察衛星；80年代，美國總統裡根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演變後成為正在實施的國家飛彈防禦計劃（NMD）。近年來，在太空霸權思維的影響下，美軍加快了對太空作戰和支援系統的升級換代，力求牢牢掌握太空優勢。目前，美國是太空戰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擁有全球最強大的太空軍事力量，從動能反衛星武器到高能雷射致盲裝備，從微衛星攻擊到衛星捕捉技術……美國太空戰技術幾乎應有盡有。
從力量結構來看，美軍的太空戰攻防武器體系主要由對地支援太空系統、太空態勢感知系統和反衛星武器系統組成，其中對地支援太空系統是美國太空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美國共擁有413顆衛星，其中可用於軍事任務的總量超過100顆，包括偵察衛星、GPS導航衛星、飛彈預警衛星、軍用通信衛星等，都可顯著增強美軍太空系統對地面行動的戰術支援能力。
除了衛星之外，美國還在不斷加強其它先進太空武器的研發。例如，美國一直在秘密研製具有發展成太空作戰平臺的X-37B飛行器，該飛行器在2010年4月22日從佛羅裡達州卡納維拉爾角升空進行首次試飛。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無人太空梭，可以用來執行監察、監視等任務，經過改進甚至具備捕獲和摧毀其他國家的衛星的能力，是美國「一小時打遍全球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美軍還是最早開始籌劃組建太空作戰部隊的軍隊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軍就組建了一支由100多名航天員員和7000多名航天技術人員組成的「準太空戰部隊」，負責美軍太空飛行器的發射和控制工作。目前，美國還在科羅拉多州彼得森空軍基地專門成立了「太空司令部」，隸屬於空軍司令部，主要負責計劃和實施美國太空作戰，並以人造衛星和洲際彈道飛彈來保衛美國本土。
在戰術層面上，目前美陸海空三軍均設有專門進行太空戰的部隊，其中空軍設有專門進行太空戰的第14航空隊，下轄4個聯隊，主要擔負飛彈預警、空間監視、火箭發射和衛星控制任務；陸軍編有2個太空作戰旅，負責執行太空支援、太空力量增強、太空控制和太空力量運用任務；海軍則組建了第10艦隊，作為其衛星通信系統的太空支援分隊。可以說，經過多年發展，美軍已基本建成了結構合理、精幹高效的太空作戰力量體系。
由於目前太空力量整體比較分散，美國還計劃成立一支獨立的「太空部隊」，以便把各種太空作戰力量整合起來，更好地應對太空威脅。6月20日，美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將太空部隊變成在陸軍、海軍、海軍陸戰隊、空軍與海岸警衛隊之外的一個獨立軍種，級別為四星級，最高長官與空軍參謀長同級，有權出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旦這支太空部隊成立，將會是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軍種，未來必將會在推進美整體太空力量建設上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繼續維持太空領域主導地位
幾十年來，美國在太空探索與開發特別是太空軍事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科技實力、軍費投入，都位居世界第一，即便是俄羅斯也難以望其項背。但是，隨著全球多極化發展的不斷深入，新興大國正在快速崛起，重視並開始從事太空領域研發的國家也將越來越多，全球太空力量格局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由於各國在太空領域開發不斷深入，美國認為，目前太空已經從「終極邊疆」變成了一片競爭加劇，甚至可能突然爆發真刀真槍熱戰的區域。為此，美國的太空力量必須要擔負起戰略進攻、戰略防禦和戰略支援三大任務，以確保美國在太空的國家利益。
川普上臺以來，認為之前歐巴馬政府所採取的傳統「戰略克制」太空戰略過於軟弱，例如，尋求通過多邊與雙邊外交途徑加強太空國際合作、維護太空安全，將預算更多投向軍民兩用太空技術和商業航天發展，在軍事航天上更加強調發展太空態勢感知能力而非太空攻擊能力，這些都在損害美國在太空領域的軍事力量建設，必須採取相關措施予以糾正。
此次美國重設國家太空委員會，就是要以國家安全為前提和基礎，依託國家綜合實力，加大對太空領域研發投入，並積極謀劃和制定未來太空發展的目標和途徑，以此增強當前已擁有的先進太空戰力，保持甚至拉大對其他國家的技術優勢，從而繼續維護自己的太空霸主地位。
從未來發展來看，在後冷戰時代，世界的主題已經變成和平與發展，各國在太空所從事的活動已經不再具有冷戰時期那樣沉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內涵，合作與共享也正日益取代對抗和競爭成為各國太空活動的主流趨勢。此次美國重設國家太空委員會公開宣稱是「和平開發太空」，但其咄咄逼人的太空軍事化態勢卻讓世界各國不得不警惕。如果美國不放棄太空霸權思維，堅持加速推進太空軍事化，以「太空控制」戰略來追求太空「獨霸」，那麼各國誤解和誤判其太空意圖的風險還將會不斷增大，目前已經基本形成的太空戰略平衡也將會被打破。（方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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