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海權爭霸戰(上)

由於軍事技術變遷、全球性海洋問題及和平競賽模式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世界海上戰略格局正在走向多極，中國是其中的重要一極。全球海上多極格局，構成了中國海軍崛起及海權發展的大背景和大環境，而中國海軍崛起的程度、範式和路徑，也會影響這一多極格局的內涵和特徵。國際上往往習慣誇大中國海軍的能力和意圖，通常套用傳統大國海上興衰的範式來解讀中國海軍的裝備發展和海上行動。這些解讀或研究，至少忽視了正在形成的全球海上多極格局和中國海軍面臨的特殊地緣及技術環境。綜合考慮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國宜在近海追求一定的力量優勢，在毗鄰遠洋維繫強大的力量存在，在全球海域積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在全球海洋安全秩序的建構與塑造中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胡波 北京大學海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從某種意義上講，海權發展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了。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因素表明，未來將很難有大國可以構建或維繫全球的海上霸權或主導地位，海上多極格局正在形成。

 

（一）飛彈、信息技術和航天技術的發展，海權面臨陸權和空權的激烈競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技術發展使得海上行動的突然性越來越小，因為艦隊很難不為人知地集中並採取突襲行動，大型水面艦艇在大洋上很容易被陸基平臺偵知和攻擊。遠程投送和快速機動也不再是海軍的專利。在海上特別是毗鄰大國的近海區域，海權必須與陸權分享權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印、俄等後發海洋強國依然無法在世界範圍內挑戰美國。但憑藉陸權的支持和輻射效應，中國在西太平洋、印度在北部印度洋、俄羅斯在北極附近海域，都擁有改變權力格局的潛力。長期來看，美國的海上主導地位將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海上力量格局將更趨多極化。

 

（二）核武器的出現和核威懾，基本杜絕了大國間大規模的戰爭 「洗牌」

 

大國都在進行各種規模戰爭的準備，但不可否認的是，大規模戰爭已經不是大國間解決矛盾的可行路徑或手段，某種程度上，它們都必須接受 「和平競賽」。而長期和平競賽的結果，一定是一個 「多極」的世界，因為一國成功的經驗很容易被其他國家所模仿，而武力使用效能的下降，則使得力量對比優勢轉化為權力的過程變得日益複雜。

 

（三）全球性海洋問題的出現，進一步限制了霸權的可能性

 

應對全球性海洋安全問題，超出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的能力，大國在解決這類問題時經常會面臨數量和存在短缺。在世界其他海域，美國海軍仍會享有相當的力量優勢，但也不得不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海上力量分享責任和權力。海上格局的轉換將非常緩慢，但 「一家獨大」的局面註定要走向終結。

 

未來，我們面臨的海上戰略格局很可能是一個 「有限多極」的長期態勢。所謂 「有限多極」，至少有兩個含義:（1）「極」之間實力相差仍然很大，是非常不平衡的。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只要各國自身不出大的變數，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英國和法國 （或歐盟）很可能都是海上一極。但如前文所述，美國實力依舊超群，中美之間尚有較大差距，而其他國家與中國的差距同樣非常巨大。真實的力量結構，很可能是 「美國+中國+X」。（2）權力分散的趨勢使得各 「極」有些名不副實，大國整體擁有的權力、能力和自由度都呈下降趨勢。潛艇、飛彈、先進戰機和網絡技術等在世界範圍內擴散，中小國家日益增長的軍費開支和海空裝備投入，正在提升其國際話語權。由於戰爭成本過高、軍事技術的加速擴散和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與多元化，海洋強國的戰略優勢往往局限於周邊地區。在其他海域，毗鄰的中小海洋國家甚至是大型非國家組織都能對海洋強國構成強大威脅和挑戰。

 

在後起之秀中，中國海軍近些年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無疑最令人矚目，其崛起正在並繼續給全球的海上權力轉移帶來深遠影響。而全球海上多極格局的發展趨勢是中國海軍發展的大環境，前者將多大程度上以及怎樣影響中國海軍的目標設定和力量運用?

 

雖然早在1953年毛澤東主席就提出 「要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然而受制於經濟、科技發展的滯後和不得不 「重陸輕海」的國防戰略，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海軍依然是一支 「空、潛、快」 的近岸防禦型海軍。這段時期，這支海軍不僅與美英日等傳統海洋強國的海上力量存在技術代差，而且即便是面對周邊中小國家的海軍，在裝備上也無太多的優勢。中國海軍的大規模現代化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現代化驅護艦、新型潛艇、航空母艦、主戰飛機等主要作戰平臺，以及動力、雷達、飛彈等各個載荷模塊和武器系統等，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就綜合發展潛力來看，中國海軍已經是美國海軍之外的世界其他力量難以望其項背的存在，它的興起正在成為世界海軍史上繼蘇聯紅海軍之後最具影響力的事件。按照流行的說法，「中國龐大艦隊正打破太平洋地區力量平衡」 。相對保守的說法是，中國海軍至少會改變西太平洋地區的力量平衡。這支新興力量有著怎樣的使命?未來30年會有多大的上升空間和前景?它將如何改變全球海上格局?

 

儘管中國海軍從硬體上而言已經是世界第二大海上力量，但受到地緣環境和思維傳統的影響，力量發展和布局是 「由陸向海」，主要從中國大陸向外延伸力量和影響力，這與美國海軍的 「全球存在、全球攻防」思路有著極大的不同。由近及遠，中國海軍在東亞近海、印太遠洋和其他全球海域三類不同海洋空間中的使命、作用以及地緣影響是有極大不同的。

一、競爭中國近海的戰略優勢，維護主權、安全和海洋利益

關於近海的範圍界定，中國官方有兩種流行的解釋。劉華清將軍曾指出，中國的近海空間主要範圍包括「黃海、東海、南海、南沙群島和臺灣，衝繩島鏈內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海域」。1997年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近海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和臺灣島以東的部分海域。」按照這兩種解釋，中國的近海涵蓋了四大陸緣海及太平洋北部的部分海域，它不是專屬經濟區這樣的法律概念，而是地理概念，範圍比中國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管轄的300萬平方公裡的海域要大。當然，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近海的地理範圍必將不斷擴大，近海並非是個靜止不變的概念。不過，中國所說的近海，除了有地理上的分野之外，還有政治上的意義，上述近海空間攸關中國的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和重大安全與經濟利益。這是一種防禦性的概念界定，中國不太可能會根據技術和能力的發展而對近海進行無限制的擴展。

 

所有的世界大國都首先是區域性大國，其周邊往往是其天然的戰略優勢範圍，比如美洲之於美國，獨立國協之於俄羅斯。我們只需粗略看看地圖或憑常識就不難獲知，近海的戰略態勢關係到中國的主權及領土完整，關係到中國的戰略安全及發展安全，關係到中國的主要海洋權益。中國的絕大多數核心和重大海洋利益都集中在近海區域，東亞近海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官方尚沒有明確界定在該地區的地緣目標，不過卻已不同程度地表達了以下訴求：確保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防止朝鮮半島出現敵對中國的政權、捍衛釣魚島及南沙島礁的主權、維護中國進出大洋通道的安全。

 

要實現上述目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該區域追求一定的戰略優勢或戰略均勢，或者說要有一定的海洋控制。很大程度上，海洋控制並非是一種要實現目標和現實，而是一種能力;並非意味著要每時每刻都能支配全球海域，它通常指的是一種為達成其他目的，在特定時間及地點對海洋實施局部控制的能力或實力，以及為了完成這些目標而保持這種局部控制的能力。中國追求近海控制，並非要將美國趕出東亞或西太地區，也不是一定要通過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及涉華海洋爭議，更不是要憑藉武力在該地區建立霸權，而是謀求對己有利的戰略態勢。狹義的海洋控制通常被理解為對海洋交通線的掌控，廣義上講，海洋控制指的是，在戰時利用特定海域及其上覆空間實現軍事和非軍事目的的能力。在和平時期，沒有海軍實現了事實上的海洋控制，海洋控制表現為一定程度的海上影響。在兩個海上強手的較量中，完全控制海洋為己所用或完全阻止對手使用海洋的情況，是不太可能的或較少出現的。特別是在「全域」競爭的時代，只要任何一個域或緯度不受控制，就難以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海洋控制。因此，現代意義上的海洋控制，主要是指戰時打贏戰爭制止衝突的能力，並不意味著和平時期對該海域的支配和管轄。「制海權僅僅意味著一國的海軍……對其他國家來說可以對海洋施加更強的控制力。」海洋控制的前提是戰略優勢，這種戰略優勢既包括力量對比，即中國需要在此追求一定的相對力量優勢;同時，也包括國際政治地位，即中國對地區的重大海洋事務要有大的發言權，能推動形成於己有利的地區海洋秩序。

 

近代以來，中國便失去了對東亞近海的控制權和發言權，臺海的現狀、釣魚島爭端及南海問題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當前，美國及其盟友體系依然是該地區最強大的海上勢力，越南、韓國等東亞國家群起走向海洋的趨勢非常明顯，中國也不可能漠視它們的海洋意識、利益和觀念。

 

中國所追求的近海控制，依然處在美國全球海上優勢的背景之下。因此，在中國不少人認為，中國謀求區域優勢的可行性並不大。從海軍的戰略目標和戰略任務角度看，在與「世界第一」的海軍較量時，「世界第二」的海軍與「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軍在最終結果上並沒有什麼本質差別。二戰以前的經驗表明，由於海洋的連通性，在戰爭狀態下，除非擁有與對手旗鼓相當的海上力量，否則解決不了問題，要想有絕對的制海權就必須成為世界第一。「只要敵人或對手擁有一支足夠有力的優勢艦隊，局部制海權帶來的好處就只能是暫時性的，因為理論上說，這支力量有能力推翻己方對任何特定海域的控制。」歷史上，法國和德意志帝國都先後擁有過「世界第二」的海軍，但一旦與作為第一海軍強國的英國開戰，仍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而且，即便中國的海權定位是區域海權，重點在於爭取東海近海的戰略優勢，其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且代價高昂。因為「在亞太地區中美二元結構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國追求區域海權缺乏一個有效的推責對象」。

 

第二種批評中國大規模建設海軍的論點認為，中國海軍在近海軍事鬥爭中的作用遠不是決定性的。長期以來，在陸權強國與海權強國的對峙中，無論是進攻還是防禦，陸權強國都處於明顯劣勢。海權強國可充分利用海上力量的機動性，迅速集結兵力，對陸權國家某一點進行致命打擊。相反，陸上力量難以快速聚集，即便能形成有力拳頭，也將隔海而望洋興嘆，進攻效率因而大打折扣。如在晚清與英法等帝國主義的較量中，英法軍隊雖然總體人數很少，但利用其海軍的超強機動性，在上萬公裡的海岸線上隨處尋找戰機，總能在局部對中國軍隊形成兵力、火力上的優勢，而晚清政府空有龐大的軍隊，卻總是無法按時集結，處處被動。

 

但如前所述，隨著飛彈技術、航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形勢開始發生一定的變化，大陸強權擁有了強有力的對海上目標進行定位和進攻的手段。在目標跟蹤定位方面，大陸國家可以憑藉衛星、預警機、無人機及超視距雷達等偵察工具對海上目標進行定位。在進攻手段方面，大陸技術取得了更大的展，可以依託陸基戰鬥機和飛彈力量，對敵上千公裡以外的海上力量及陸上縱深進行打擊。隨著中國軍隊東風21D飛彈、靜音潛艇以及大規模現代化水面艦艇和海上打擊飛機的列裝，美軍在西太平洋將越來越面臨多維度的「最後100海裡」的力量投送障礙。特別是在飛彈攻擊與飛彈防禦的平衡方面，技術上天對攻擊方有利。防務專家普遍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已經部署的攔截裝置（主要是陸基愛國者系列及海基標準系列攔截飛彈）在應對中國先進飛彈系統的攻擊方面，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這些裝置都非常昂貴，不可能大規模裝備，這更限制了其發揮盾牌的作用。

 

這樣，在特定區域內，大陸強權相對於海上強權形成了一定的天然戰略優勢，陸基戰鬥機、無人機、反艦巡航飛彈和彈道飛彈等武器能夠使沿海國家在不必擁有強大海上艦艇編隊的情況下，即可屈人之兵。雖然偵察技術的發展仍然遠遠跟不上打擊能力的提升，特別是對於超低空和水面目標，因為受到地球曲率的影響，岸基雷達和艦載雷達的探測能力進步緩慢，有效偵測距離長期停留在幾十公裡至100公裡左右，甚至是目視距離。但藉助預警機的作用，中國「反介入」軍事體系至少在離岸400—600公裡對海上的移動目標是有效的，對固定目標的偵打能力，則可達數千上萬公裡。當然，日本、越南等國也可能會採取類似中國的策略，針對中國建設「反介入」力量，不過它們的規模和質量恐無法與中國相比。而且，由於中國離這些近海區域足夠近，日、越等國的「反介入」力量很難發揮出中國針對美國那樣的戰略效果。

 

但「反介入與區域拒止」並不是萬能的，說到底它只是一種「拒止性」能力，即能限制或阻止對手使用海洋，但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仍不能保證自己能利用海洋。而且，「反介入與區域拒止」在總體和平時期最多能發揮些威懾作用，很難實際使用，拒止的效果也不明顯，因為會急劇抬高衝突的烈度和規模。例如，雖然中國近海長期處於中國彈道飛彈的射程之內，但卻不能阻止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等國的海上侵權活動。這種被動的局面一直到中國海上力量強大之後，才有較大改觀。

 

相對而言，海軍的作用則要更加多元化而靈活，「在軍事行動開始前，海軍兵力在鄰近衝突雙方的海域顯示力量，是對潛在之敵進行威懾的有效手段。在軍事行動結束階段，部分海軍兵力還要留駐衝突水域（地域）以穩定局勢，直至通過談判解決爭端」。這種及時、靈活、有效的威懾，是陸軍、空軍和火箭軍部隊所不能提供的。「在無須侵犯國家主權的情況下，海上力量的優勢就能支持政治目標和避免對峙。通過得體的『晃晃旗子＇的方式，海上力量或許就有可能增強外交努力，可以阻止即將到來的衝突。」

 

2009年以來，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圍繞海洋爭端博弈的過程中，中國海軍及其他海上力量充分證明了自己的上述獨特作用和特殊價值，既遏制了周邊國家的侵權勢頭，也較好地控制住了衝突的烈度。鑑於中國近海海區的複雜性，如南海兼具近、中、遠海特徵，中國海軍在平臺、傳感器和武器系統的分布廣度方面也非其他軍種所比擬，且離岸越遠，海上平臺的偵察和力量投送的效率就越高。

 

本輪軍改之後，在近海，中國海軍已融入各大戰區，為戰區提供作戰單元。中國的近海作戰集群至少包括陸基、海基、天基的偵察打擊力量，是空中力量、海上力量、太空力量、網絡力量等組合而成的全要素、全軍兵種集合。中國已經在近海具備較為強大的偵察打擊能力，構建了初步的軍事體系，平臺數量較對手有一定的優勢，質量也在迅速提升。就平臺類型與數量規模而言，在東亞近海，沒有國家能超過中國。然而，將如此多的不同類型、不同所屬的平臺和系統整合到一起絕非易事，近海作戰力量建設的關鍵就是聯合與融合，這也應該是中國此次軍改的重要任務。

 

在陸基飛彈、航空兵等力量的策應下，中國海軍有望在未來10—15年左右的時間，在東亞近海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形成一定的戰略優勢。當然，考慮到美軍超強的體系能力和美國在東亞的強大盟友體系，中國的這種優勢不會太大，整體的優勢，在局部區域體現的可能是一種均勢。而這種優勢也絕非唾手可得，中國海軍還亟須提高在反潛、水下戰和一體化行動等方面的能力。

 

在中國，威廉德國海上崛起的教訓深入人心。很多人擔心，中國在追求東亞近海優勢的過程中，是否會像一戰前的德國那樣走向「威廉困境」，即海陸複合型國家因同時追求在兩大地緣空間上的優勢而激活體系內潛在的權力均衡機制，從而成為被其他成員聯合制衡的主要對象，並進而與美國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需要指出的是，當今的中國確實面臨與當年德國類似的情況，但卻不能簡單進行類比。

 

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陸海戰略縱深均非當年的德國所能相比，遭遇制衡時中國有很大的騰挪空間。其次，威廉德國所面對的主要是陸上制衡，而中國今天所面對的主要是海上制衡，陸權往往是剛性的，而海權通常是有較大彈性和開放的。中國獲得近海的戰略優勢，並不需要去攻城略地，也不需要較大程度地改變亞太地區的安全現狀。在積極發展力量的同時，中國主要通過鞏固或擴展自有的空間去追求適當的權力。近海空間內，中國可以有所作為的兩個點:（1）強化南海島礁的支點作用;（2）祖國統一。2013年底以來，通過島礁擴建，中國已經部分改變了在南海的地緣不利，未來臺灣與大陸統一之後，中國近海海洋地理條件將得到更進一步的改善。因此，只要中國保持必要的克制，中國海上權力的適度增長並不一定就會引發強有力的聯合制衡。

 

另外，中美海上博弈的性質與德英海權競爭和蘇美爭霸不可同日而語。目前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軍事技術尚不能完全改變地緣距離帶來的影響，中美之間有著巨大的緩衝空間。無論中國海上力量如何發展，中美間的較量依然帶有典型的陸權與海權博弈的鮮明特點。中國是個區域海上強國，東亞海域集中了其最為重要的海洋利益，而美國是全球海洋霸權，東亞海域僅是其重要的局部。因此，中美雙方在該海域的利益重點有著較大不同，東亞海域的權勢變化不會對中美的世界權力地位產生根本性影響，中國有辦法贏得尊嚴，而美國肯定也有辦法維持體面。這一點遠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與英國海權競爭的形勢所能比擬。而「修昔底德陷阱」從來就是個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命題，中美海洋地緣競爭肯定會相當激烈，但受制於核威懾、經濟社會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全球範圍內的功能性合作需求，中美進行一定程度的和平權力轉移是可能的。（未完待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