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有三方面來源：文化、價值觀和對外政策。就軟實力對比而言，我認為近來的民意測驗顯示美國的軟實力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大於中國。就軟實力和硬實力整體比較而言，我認為到21世紀中葉，美國仍然會強於中國，但是，我預測中國的軟實力到那時會逐漸顯露出來。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關係學教授。1937年生，1964年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1977年開始步入政壇，之後兩年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1993年—1994年間，他擔任柯林頓政府全國情報委員會主席，1994年—1996年間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後重回哈佛，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是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而聞名，被稱為「軟實力之父」，受到國際社會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11年約瑟夫•奈入選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者」，是當前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對外政策學者。約瑟夫•奈有多部經典作品問世，他關於軟實力的主要著作有：《美國的世紀已經終結了嗎?》(2015年)、《權力大未來》(2011年)、《軟實力：世界政壇成功之道》(2004年)、《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1990年)等。
採訪員：張梅，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鳳凰大學問特約記者。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華僑華人。
一、不同國家軟實力如何衡量比較
張梅：約瑟夫•奈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作為國際關係領域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您最早提出了軟實力概念。據說，您提出這一概念是受英國現實主義學者愛德華•卡爾的話語權和英國國際關係學者蘇珊•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啟發。請問，您所提出的軟實力與卡爾所說的話語權以及蘇珊的結構性權力有何區別？
約瑟夫•奈：在我看來，軟實力是指通過吸引而非依靠強迫或者利誘而對他人產生影響，獲得自己期望結果的能力。正如你所言，我提出這一定義是受到了英國學者卡爾和蘇珊的影響，但是我的軟實力概念與卡爾的話語權和蘇珊的結構性權力又有所區別。蘇珊寫作結構性權力時，她指的是各個國家在全球政治中擬定議程的方式，但那只是軟實力的一部分。在我看來，軟實力，不僅僅體現在有能力去制定議程，還包括說服和吸引其他國家的能力，這在蘇珊的結構性權力中並沒有被提及。卡爾把國際權力劃分為三種類型：軍事權、經濟權和話語權（輿論控制權），他所講的話語權（輿論控制權）與軟實力概念相類似。但是，我所說的軟實力，除了卡爾提到的（在全球政治中）質疑某個想法的話語權，還包括制定議程。總之，我對軟實力的定義，與卡爾和蘇珊確有相似之處的，但又是有所區別的。事實上，我在專著《權力大未來》一書中的第四章就詳細解釋了這些相似和區別之處。
張梅：當談及硬實力，很容易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衡量和比較，我們通過計算各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以及其軍事方面擁有的飛機和艦艇數量就可以做出判斷，但是要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軟實力卻很困難。事實上，不同價值觀的人群對於同一國家的評價，其結果都相去甚遠，更何況不同價值觀的人群對不同國家的評價呢？您認為能否建立一種世界標準用以衡量不同國家的軟實力？
約瑟夫•奈：軟實力確實不容易量化，但卻並非不能衡量和比較。比較不同國家間的軟實力，可以通過民意調查去詢問人們的看法和評價來衡量其軟實力。儘管可能因為某一特定政策或事件的影響，民意一時升高或降低，但是我們可以計算出長期調查的平均數，看看平均數是否相差很大，然後確定民意是否發生了變化。但是因為軟實力是吸引他人的能力，因而其最終衡量標準是他人是否被吸引以及他們行為的相應改變。衡量一國軟實力的大小，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可以通過考量一個國家要求另一個國家去做某件事情，被要求的國家是否真的去做，是因為被吸引自願去做還是因為被強迫或威脅利誘去做來判斷。此外，還有就是比較研究，即在對不同國家進行相關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比較的方法看出哪些國家比另外一些國家更具有吸引力。我覺得你剛才說的有道理，可是即使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群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但是在對其他國家的判斷上，通常不難形成一致的判斷，主要原因在於軟實力強調的是吸引力，包括對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吸引力。
事實上，當我們試圖去衡量實力的時候，無論對於硬實力還是軟實力我們都需要注意兩個方面：即影響行為的權力資源和行為結果本身。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國擁有的軍事方面飛機和艦艇數量，可是它們是否能夠產生權力結果並贏得戰爭依賴於多種因素。即便是講到硬實力，我們也需要意識到，估量（一個國家的）權力資源要比其權力結果更簡單。在我的書中，我就用到一個例子：我們可以比較不同國家的軍事資源，例如，我們可以計算一國擁有的作戰用飛機、軍艦、坦克數量，但是這些軍事資源卻無法告訴你（如果這個國家陷入）戰爭的結果，因為這跟環境是有很大關係的。所以儘管美國擁有的坦克數量要比越南多得多，但是在越戰中依然失敗了。所以，通過估量權力資源，我們可以了解相應權力結果的可能性，但這並不是確定性。
軟實力亦然，我們可以觀察各國的軟實力資源，但無法判斷其結果。最近英國一家國際諮詢公司Portland發布了一份全球軟實力前30強國家的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公司估量了很多國家的軟實力資源，例如留學生數量，娛樂業等。但是這些軟實力資源並不能告訴我們具體情況下的權力結果將會如何。在我看來，民意測評，相比之下，更能準確判斷結果。
二、中國當前的軟實力狀況
張梅：迄今為止，軟實力這一概念已經提出25個年頭了。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國出版、發表了許多有關軟實力的著作和學術論文，軟實力一詞也已經進入中國官方話語體系。領導人的講話中也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請您談談軟實力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以及當前中國的軟實力狀況。
約瑟夫•奈：我認為中國強調（重視）軟實力的發展是很明智的戰略。當一個國家處於快速上升階段，往往會引起鄰國恐慌，並可能導致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扼制其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增長過快，正如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方面的顯著增長，這會給鄰國帶來威脅（感），並藉此製造爭端來強調自己的獨立。但是如果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提升軟實力，增強自身的吸引力，這對鄰國的威脅感就會降低，國與國之間的爭端也會減少。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策略是非常明智之舉。
張梅：您剛才提到總部設在倫敦的英國國際諮詢公司Portland近日發布的一項關於國家軟實力30強的報告，事實上，在這份報告中中國僅位列第30名，排名在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之後，對此，您怎麼看？
約瑟夫•奈：至於為什麼在這份報告中中國排名第30位，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由於以下兩點：一方面，很多國家的軟實力是由社會團體創造的，而在中國，軟實力的發展大都不是靠社會團體創造的，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社會團體在文化發展中的自由度會低於排行榜首位的英國，同時也低於德國、美國、法國、加拿大、波蘭等國家。事實上，在我看來，美國的國家軟實力很大程度上不是來源於政府，而是來源於大學、基金會以及娛樂產業等，所以社會團體的自由度及其積極性是軟實力發展的關鍵。另一方面，就是中國與相鄰國家因領土主權引起的問題。正如你所說，在這份報告中日本、韓國、新加坡的軟實力排名都高於中國，是因為領土方面的爭端使得別的國家誤解中國，從而造成了中國軟實力排名和國際吸引力的下降。
張梅：實際上，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發展都很迅速，不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大大增強。有人預言21世紀將會屬於中國。您怎麼看待中美兩國之間的軟實力對比？
約瑟夫•奈：我認為中國相當成功地通過其經濟的迅猛發展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中國解決了成千上萬人的貧困問題，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同時也讓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們感到好奇，吸引人們到中國來，這是中國軟實力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一直以來以擁有悠久的傳統文化而著稱，這也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這也是中國軟實力的資源之一。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幾百所孔子學院，教授中文和中國文化。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朝正面的方向發展，專注於多邊合作。此外，中國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項目也增強了她的吸引力，所以，從中國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的角度而言，我認為中國確實是擁有軟實力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21世紀不會是屬於中國的世紀。因為說到中美之間的軟實力對比，我今年出版了一本專著《美國的世紀已經終結了嗎？》（《Is theAmerican Century Over?》）, 在這本書中，我通過事實和數據表明上述想法太天真了。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每年以8%—10%的高增長率使得中國的GDP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翻了三番。儘管中國的GDP總量已經接近美國，但是中國仍然有大面積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中國仍然面臨許多的挑戰，包括快速城市化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老齡化以及環境汙染等問題。雖然在2009年中國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出口國，但是中國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低，而美國擁有全球25個頂級品牌中的19個品牌、全球500強跨國公司中的46%。中國試圖鼓勵人們在貿易金融中使用人民幣結算，但是美元結算仍然佔到81%。此外，科技創新也是中國的短板。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有三方面來源：文化、價值觀和對外政策。就軟實力對比而言，我認為近來的民意測驗顯示美國的軟實力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大於中國（不過中東地區除外，在中東地區，美國的對外政策沒有什麼影響力。）就軟實力和硬實力整體比較而言，我認為到21世紀中葉，美國仍然會強於中國，但是，我預測中國的軟實力到那時會逐漸顯露出來。
張梅：最近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外交政策都有非常正面的反應。您覺得中國的新政策對於提升中國軟實力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依您之見，中國在提升軟實力方面所面臨的最大機遇和挑戰分別是什麼?
約瑟夫•奈：就像我先前說過的，中國的新一屆領導班子確實在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方面做了不少切切實實的工作，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方面的成功、中國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項目、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傳播文化的行為，再比如說像上海世博會這類活動，這些對增加中國的軟實力都非常有幫助。但是也正如我先前所說，我覺得中國軟實力的不足之處在於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及其積極性還不是很高。另外，因領土問題引起的爭端還沒有通過談判得到有效解決，這些都對中國發展其軟實力不利。但是，對中國有利的因素是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對世界許多地方的援助、對國際重大問題的解決（比如世界氣候問題、伊朗核問題、抑制國際流行病毒的傳播）等發揮重大作用，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
三、中國如何運用巧實力以及如何發揮海外僑胞的力量
張梅：據我所知，您在軟實力概念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巧實力（Smart Power）的概念。巧實力是一種將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機結合起來的策略。為什麼美國想要推廣巧實力？在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中，巧實力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您覺得中國要怎樣運用巧實力去處理國際事務？
約瑟夫•奈：所謂實力，就是通過影響他人來達到你期望的目標的能力，這就要求你將所有能用的資源都用上，包括政治資源、軍事資源、以及與軟實力相關的資源。但是在使用這些資源的過程中，你必須讓這些資源相互之間形成支撐。有些時候，這些不同類型的資源相互之間容易造成不良影響。例如，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就沒有充分考慮到人權的因素，在這場戰爭中，美國的硬實力無疑是很強的，但是這種硬實力的成功卻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所以說當年的決策就算不上是「巧實力」。我對於「巧實力」的認識是，在你運用硬實力之前，你得考慮一下這會對你的軟實力造成怎樣的影響，最佳的狀況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可以互為支撐，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巧實力」。我之前提到的中國在2007年的做法就是一個「巧實力」的例子。在2007年，中國說要大力發展它的軟實力，與此同時，中國的硬實力也得到了提升。這是因為中國當時主要致力於提高本國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通過這一途徑，中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得到了相互支撐。所以我覺得中國要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運用「巧實力」是非常重要的途徑。中國如果能將它在經濟、軍事方面日益增長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相結合，它就能增強自己的巧實力。這是因為軟實力可以對硬實力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從整體上增加中國的巧實力。
張梅：移民對於很多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敏感話題，因為移民（特別是大量移民）會給移居國帶來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對於美國來說，移民問題頗為例外。您對美國的外來移民持怎樣的看法?
約瑟夫•奈：我認為美國從移民中受益頗多。美國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除了少部分土著居民外，大部分美國人都來自其他地方。事實上，當前人們擔心外來移民會對美國國民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感造成衝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19世紀的一無所知黨（Know Nothing Party）便是建立在反對移民，特別是愛爾蘭移民的基礎之上的。20世紀是非美國出生的美國人佔比最高的世紀，1910年，美國人口中外國出生的人口佔比14.7%。一個世紀後，美國人口中近4000萬人口是非本國出生的居民，換句話說，將近13%的美國人是出生於海外。然而，儘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是皮尤調查顯示，36%的美國人想要限制合法移民，因為移民快速增長可能導致社會問題，但從長遠來看，移民可以增強美國的實力。未來，當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將面臨人口短缺問題時，美國卻是少數可能避免人口下降，維持佔世界人口比率的國家之一。美國目前是世界人口第三大國，五十年後，美國仍將可能排名在第三或第四位。在美國所有起步技術企業中，有四分之一是移民創立的，移民及其後輩創立了《財富》500強公司中的近40%。事實上，移民不僅關乎經濟實力，而且關乎政策問題——當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將面臨老齡化以及照顧老一代的日益沉重負擔時，移民有助於減輕美國的政策問題。移民也提升了美國的軟實力。此外，移民及其家庭與祖國朋友之間的聯繫，也有助於傳遞關於美國的準確和正面信息。移民增強而不是削弱了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中國跟美國完全不一樣，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國家，絕大部分是漢人文化，而美國文化卻是有著多國來源的，我覺得也正是這種多元的文化來源增強了美國的生命力。李光耀是中美兩國的睿智觀察家，他曾經對我說過，美國之所以能持續創新其原因正在於其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並將他們融入多元和有創造力的文化之中。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本身有大量的人口，人均土地面積和其它資源較少，接收較多的移民也不現實。另外，過分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其中的守舊、封閉、奴性等因素）限制了這種創造性。
張梅：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由來已久，美國現有旅美華僑華人數百萬人，因其對美國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被稱之為「模範族裔」。您對旅美華僑華人持怎樣的態度? 您覺得旅美華僑華人在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方面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約瑟夫•奈：在來到美國並為美國作出貢獻的人群中，我覺得華僑華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例如，你去看一看矽谷的企業，很多是由美籍印度人或者是美籍華人開設的。因此，我覺得旅美華僑華人是美國日益增長的軟實力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只要這部分人與中國保持著聯繫和交流，那他們也就同樣有益於中國軟實力的增長。我覺得正因為這些旅居美國與中國仍然保持著聯繫的人，增強了中國的軟實力。因為他們的存在，他們與美國人交上了朋友，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通過他們變得更加了解中國和中國的文化。旅美華僑華人與美國之間的這種聯繫，有助於傳遞有關中國社會的正面而準確的信息，同時，他們本身成為中國與美國溝通的橋梁，有助於開拓全球化時代中美兩國人的視野和世界觀。正是通過他們，中國的軟實力得到了增強。
四、對中美未來關係的展望
張梅：您也知道，關於美國衰落的話題已經被大家談論很長一段時間了，您今年出版了新著《美國的世紀已經終結了嗎？》（《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在這本書中，您將美國與歐盟、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和古羅馬進行了比較，您真的覺得美國沒有在走下坡路嗎？在我看來，霸權主義是行不通的，只有合作才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您覺得未來的世界秩序會是怎樣的？
約瑟夫•奈：我覺得你說的很對，霸權主義是行不通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控制全世界。你剛才說的另外一個觀點也沒錯，那就是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在某些問題上會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比如說環境變化的問題、經濟穩定的問題、反恐的問題、防治流行病的問題，在這些領域，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處理這些問題。所以說，談論霸權主義確實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儘管在我的這部書裡，我說到了美國的世紀還沒有結束，但是我也指出了美國已經不能獨立地解決以上所說的問題了，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國家密切合作，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了日益重要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到未來的世界秩序，我覺得這取決於美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或者經濟體能不能更好的合作，比如歐盟、印度、日本等。
張梅：今年是美國總統競選年，歐巴馬總統已入主白宮8年，選民們對他的表現是否滿意? 您有沒有預測過明年的總統選舉結果?
約瑟夫•奈：根據民意測驗顯示，歐巴馬目前擁有將近一半的民眾支持。民主黨人認為他做得很好，共和黨人則認為他做得不好。事實上，預測美國的總統選舉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儘管做這種預測讓許多人覺得十分有趣，但是最終的選舉結果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以歐巴馬為例，2007年當時有許多人預測歐巴馬會輸可是他卻贏得了2008年的大選。
張梅：您怎樣評價當前的中美關係？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段訪美後，我們是否可以說中美雙邊關係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您對未來的中美關係有著怎樣的展望？
約瑟夫•奈：我對中美關係的前景相對樂觀。中國的情形與曾經的納粹德國或者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完全不同。中國對美國不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同樣的，美國也不對中國構成非常嚴重的威脅。當然，中美在一些領域確實持有不同的政見，並且其中的一些分歧還很關鍵，比如說，美國在中國南海地區巡航的問題就是目前最為嚴重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就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美在非常多的領域裡有著共同的利益，我們可以進行合作。經濟發展是其中之一，還有我剛才提到的比如反恐方面的問題、環境方面的問題以及流行病方面的問題。總之，目前我們可以合作的領域其實是我們沒有政治競爭的領域。所以，對於未來的中美關係來說，最為關鍵的要素是我們能不能發展出更為相互信任的關係，能讓我們把合作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政治分歧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