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 | 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

2021-01-21 澎湃新聞

編者按:1784年,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派出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帆船,滿載對財富的渴望和對東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華;100多年後,大清轟然崩潰,而美國卻在通向霸權之路上如日方升。

在一個多世紀的相望、相遇與相撞背後,是中國逐漸認清世界,並蹣跚追趕時代腳步的歷程。雙方的此消彼長,正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交錯的側影。

從蒲安臣使團到留美幼童,從排華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旅美歷史學家王元崇在新書

《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

中,就貿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分析了清美之間的交往與互動,試圖打破線性歷史觀的陳腐教條,讓讀者可以重新審視今日中國與美國、與世界的關係。

以下內容節選自該書。

◇◇◇

有一天,我在門口碰到出來遛狗的鄰居安德魯,他是個十分熱心腸的美國工人。我們照例聊了幾句:

安德魯:北京的空氣有時候是不是不太好?

我:嗯,大城市的汙染問題,現在好多了。你想去中國看看嗎?

安德魯(身子本能地往後仰了一下,作吃驚狀):中國?那不是共產主義國家嗎?

我:你的狗狗真是很可愛!

▍朦朧的理解

「中國」,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是一個十分朦朧甚至有幾分可怕的地方。過去是這樣,今天也還是如此,他們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樣子,從未到過中國,也缺乏去中國的興致和衝動。

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理解,主要靠小說、新聞、影視作品和自身的想像。一位朋友曾向我展示她了解中國的信息渠道——賽珍珠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這是一部介紹鄉土中國的經典作品,初版於1931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年。

這些年,中美政策圈對彼此的高度關注是毋庸置疑的。但這種關注度並未體現在社會層面的互動中,尤其是美國一側。

美國基礎教育採取K12模式,亦即從6歲一年級到18歲十二年級,雖然各地各校採用的教科書各有差別,但其中忽略對華交往的歷史系一大通病。

就我所接觸或教過的學生而言,從十一或十二年級的高中生到大三或大四的本科生,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川普所謂的「競爭對手」,知之甚少,對雙方交往的歷史,更是一片茫然。

他們不知道有一艘叫做「中國皇后號」(Empress of China)的美國船去過廣州,也不知道有《中美望廈條約》,更不知道鴉片戰爭後中國派往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全權外交公使竟是一個美國人。

這些年輕人中無一人聽說過上海公共租界、庚款留美學生,或是那個叫做司徒雷登的美國駐華大使,並且除了毛澤東主席之外也說不上1949年以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名字。

美國今天這種情況,和中國鴉片戰爭之前的狀態頗為相似,以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有萬邦來朝之勢,無需關注美國之外的世界,甚至於美國與這個世界的歷史淵源都忽略了。

而美國走到今天,在筆者看來,與其喪失了

「到中國去」

的精神不無關係。

到中國去,是美國獨立初期一個亡命般的選項,後來成為該國貿易史的一個傳統。

根據美國歷史學者塞繆•莫禮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亨利•考麥格(Henry Steele Commager)的研究,在《巴黎條約》籤訂之後,美國波士頓周圍的商人們就開始謀劃對華貿易。

很快,他們於1783年12月派遣了一艘55噸的單桅船「海瑞特號」(Harriet),載著北美人參即中國人所謂的花旗參,從波士頓港口出發前往中國。

這本來應該是一樁很好的買賣,因為北美花旗參在廣州很受歡迎。但是這艘船到達非洲好望角以後,東印度公司橫插一刀,以兩倍重的熙春綠茶與美國人的人參做了交換,海瑞特號貪圖茶葉利潤,遂半路返航,沒能去成中國。

但是到中國去的夢依舊在,而且讓很多人為之興奮迷倒。

▍致君王、皇帝、國王、共和國主、親王……

在海瑞特號啟航後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從紐約港啟程,前往中國廣州貿易。這一天是華盛頓總統的生日,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看來算是黃道吉日了,後來也證明這艘船的確十分幸運。

美國沒有單獨和中國交往的經驗,也完全不知道中國是個什麼樣子,所以在國會頒給這艘船的航海護照上,根據赴華以後可能遇到的情況,預先羅列了一串名堂,要致

「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貴的、至高的、無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貴的、高貴的、權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國王、共和國主、親王、公爵、伯爵、男爵、貴爵、鎮長、議員、法官、將官、司法代表和攝政代表們」

(most Serene, most Puissant, High, Illustrious, Noble, Honorable, Venerable, Wise and Prudent, Lords, Emperors, Kings, Republicks, Princes, Princes, Dukes, Earls, Barons, Lords, Burgomasters, Councillors, as also Judges, Officers, Justiciaries and Regents of all the good cities and places, whether ecclesiastical or secular)。

 

第一艘抵達中國的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

中國皇后號是一艘360噸重的三桅船,船隻製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裝成本,總計耗費了大約12萬美元。船長叫約翰•格林(John Green),商務經理則是獨立戰爭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後山茂召擔任了美國駐廣州的第一任領事。當時大西洋等各處海盜猖獗,為了防備海盜,中國皇后號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樣也武裝有大炮,山茂召的軍伍經驗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

該船裝載的貨物包括:棉花361擔,鉛476擔,胡椒26擔,羽紗1270匹,皮貨2600件,人參473擔。

中國皇后號毅然遠航廣州的精神是可嘉的,但運氣也幫助了他們。在抵達巽他海峽的時候,他們正好遇到了正準備駛往中國的法國軍艦,當時法美的國際友情因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原因而相當不錯,

於是中國皇后號就跟在法國軍艦後邊於1784年8月底經過澳門順利抵達了廣州。

嗣後,駐法公使傑斐遜還特意致謝法國政府對中國皇后號的襄助。

據記載,抵達廣州港的時候,中國皇后號特別鳴禮炮13響,代表了當時美國的13個州,也是向中國以及在廣州貿易的各國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國人鳴了13響禮炮,而在廣州居間做中西貿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

聞名遐邇的十三行

在廣州,中國皇后號把攜帶的美洲貨物銷售一空後,採辦了如下中國貨品:紅茶2460擔,綠茶562擔,棉布864匹,瓷器962擔,絲織品490匹,肉桂21擔。美國人交易之後不久即揚帆回國,同行的有荷蘭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圖卻沒有詳細航海地圖的美國人這趟中國商務之旅是非常幸運的,從中也可見到當日廣州國際貿易的繁盛,歐洲前來中國貿易的商船絡繹不絕。

1785年5月12日,中國皇后號回到了紐約,一番販賣以後,賺了37727美元,利潤率25%。雖然對比後來者而言這趟所賺取的利潤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貿易獲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歡喜。

聯邦政府從各種有關中美貿易的報告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於1789年到1791年之間紐約、賓夕法尼亞州以及聯邦政府都立法特別保護對華貿易,並對中國貨物實行特殊的較低的進口稅。

在這種大的政策引導之下,美國對華貿易開始直線上揚。

美國的探險精神在這個期間開始得以很好的表現,各種船隻競相開往廣州貿易。

就在美國開始發展對華貿易的當口,1789年到1799年之間的法國大革命,以及繼起的拿破崙第一帝國和歐洲戰爭,也為美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與歐洲對手進行國際貿易競爭的機會。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使得歐洲大陸政局動蕩,並且直接波及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貿易,

而美國因為地緣因素,得以置身事外,能夠一門心思做生意,而且把茶葉等貨物轉銷到烽煙遍地的歐洲去,賺得盆滿缽滿。

▍遠在萬裡之外的巨變

美國也乘著法國大革命之機,將貿易觸角再次深入西印度群島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西班牙在這一地區的最富有的兩個殖民地即古巴和墨西哥的最強硬的貿易夥伴。在古巴和西班牙,美國商人獲取大量的西班牙銀元,然後跨洋輸送到銀兩不足的中國。

美國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

自中國皇后號抵達廣州開始和中國做生意的是後期,在對華貿易中中國一直處於出超地位

,美國貨船在將載到中國去的貨物銷售一空後其所得不能夠滿足購買中國貨物的資金需求,因此美國貨船都攜帶大量的銀元現金,以期順利完成對華交易,而西班牙銀元恰好提供了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

截至1800年,美洲新大陸的75%的銀都輸送給了中國,加上多年以來日本銀也通過對華貿易和朝鮮對華貿易源源不斷地從東方和東北方向流到中國,以及來自俄羅斯的銀兩通過各種方式沿著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的張庫大道川流不息地從北方進入中國,都無疑為中國乾隆年間以來的興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806年,美國超過英國成為對華輸送銀元最多的國家。

明清以降的中國籠統地稱呼葡萄牙和西班牙為「佛郎機」,所以這種逐漸由美國為主力大宗輸往中國的銀元被稱為「佛洋」、「佛銀」或者「本洋」,在對華跨國貿易中被廣泛使用。

 

1800年西班牙銀元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長期名列第一的是茶葉,其次是棉布。

據研究者們統計,1790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茶葉5575擔、棉布166700匹;十年以後的1801年,棉布進口已經上漲了8倍,高達140萬匹。

然而,同期美國的內部經濟結構正在經歷著一個革命性變化,棉花產量開始飛躍式上升,

而當時的中國並不能夠意識到這種遠在萬裡之外的巨變。

 

188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家棉花種植園

1792年,雷亞德的老家康乃狄克州的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年),受一次在喬治亞州的棉花種植園的參觀的啟發,發明了軋花機,能夠有效地將棉花籽從棉桃中摘除,比人力快8倍。這一技術開始迅速推廣到了南方棉花種植行業,使美國的棉紡織業突飛猛進。

1790年美國棉花的年產量是4000多標準包(bales),到了1840年也就是中國鴉片戰爭的時候,美國棉花年產量已經超過了一百萬包,佔美國出口貨物的一半左右,而且供應著全球60%的棉花消費。

美國開始成為名副其實的「棉花王國」。

南方的棉種植業刺激了北方的銀行業和轉運業,南方對北方工業品的需求和對中西部農產品的需求也大大提升。

在這種大的背景之下,主要靠遠洋販運和差價利潤的茶葉生意,在整個美國經濟結構和稅收結構中的比重開始明顯下降。

 

伊萊·惠特尼發明的軋花機示意圖

就中美兩國具體的貿易貨物的結構而言,因為中國在美國的棉紗、棉布市場逐步被英國和美國自己生產的同類貨物所取代,茶葉在中美交易中的比重開始穩步上升並佔據大宗。

茶葉的比重加大,意味著中國無力佔據美國棉紡織等工業製品的市場份額,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時代信息是當時代的中國已經開始被歐美工業革命落下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早在1820年的時候,美國對絲綢和棉紡織品的消費,已經超過了茶葉。

茶葉以及加工茶葉的技術,都是中國老祖宗留下來的,並不是清朝中國自己創製出來的,如果說茶葉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恐怕是沒有異議的。

當中國人向海外兜售這種傳統並眼見國內財富堆積如山之時,卻沒有能夠好好看一下別人在幹什麼、已經到了哪裡。

1793年,乾隆皇帝曾經對來訪的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在乾隆眼中,這句話並不是誇張之詞,即便在很多平民眼中,恐怕也不是假話。然而,富庶的天朝開始真正缺少的,並不是豐盈的物產,而是新的技術和思想。

1820年是中國的大清嘉慶二十五年。

這年秋天,嘉慶皇帝駕崩,次子綿寧繼位,次年改元道光。這個時候的廣州,茶葉、瓷器和絲綢貿易仍然如前般的活躍,然而它們也開始靜悄悄地讓位給英國旅行家喬納斯•漢維曾經提到的土耳其人早就開始在消費的商品——

鴉片。

註: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原文標題「中美浮夢錄︱到中國去!「,節選自王元崇《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

 

王元崇 著 丨 《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

◇ 作者簡介

王元崇,歷史學家。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系,現任教美國德拉瓦大學歷史系。研究近世中國、東亞外交以及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等議題。著有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1616-1911 (《再造中華帝國:滿鮮關係,1616-1911年》,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8年)。中英文論文見於《T』oung Pao通報》、Late Imperial China、《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

◇ 內容簡介

1784年,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派出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帆船,滿載對財富的渴望和對東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華;100多年後,大清轟然崩潰,而美國卻在通向霸權之路上如日方升。在一個多世紀的相望、相遇與相撞背後,是中國逐漸認清世界,並蹣跚追趕時代腳步的歷程。雙方的此消彼長,正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交錯的側影。

從蒲安臣使團到留美幼童,從排華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歷史學家王元崇全面分析清美貿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交往與互動,通過一系列生動具體的細節,在「天朝」與「外夷」、傳統與現代的激烈衝突之中,解讀進步與保守、開放與封閉的複雜博弈,還原中國走向近代化與國際化的艱辛之旅;打破線性歷史觀的陳腐教條,重新審視今日中國與美國、與世界的關係。

「若說這是一則老故事,故事背後的精神,卻如同星期一的早晨一般嶄新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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