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蒂默著，李榮慶等譯《歐羅巴一千年：打破邊界的歷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
第六章 1501—1600 16世紀
在現代人眼裡，16世紀開始於1501年1月。可在當時並非如此——除非你生活在熱那亞、匈牙利、挪威或波蘭。在威尼斯，新年開始於1501年3月1日。在英格蘭、佛羅倫斯、那不勒斯和比薩，新年開始於3月25日。在佛蘭德，新年即復活節，這意味著每年的新年都不一樣。在俄羅斯，新年是在9月1日，在米蘭、帕多瓦、羅馬和許多德語國家，新年是從12月25日開始的。尤其令人深感困擾的是，法國的新年是以下四個日子中的一個，聖誕節、3月1日、3月25日或復活節，具體取決於你生活在哪個教區。只是1564年魯西永（Roussillon）法令的頒布，規定從1567年開始，法國新年統一定於1月1日。如果說你以為過去的事情比現在簡單，那麼以上的曆法問題應該會讓你重新思考。
事實上，究竟把哪一天定為新年第一天還不是最複雜的曆法問題。以上所提到的慣例都基於古羅馬的儒略曆。根據這個時間測量法，每過12個月時間會比地球繞行太陽軌道的實際用時少十餘分鐘。一年十分鐘似乎並不多，但到了16世紀，12月25日已經比認定的耶穌出生那一年的聖誕節差了十天。於是在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提出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從日曆中減去十天。
同時，凡是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再有閏年，除非這一年也能被400整除。因此，每400年能縮短三天（這個系統今天全世界都在用）。大部分天主教會從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開始使用格列高利歷；接下來的一天則成為10月15 日星期五。當然，這就造成了許多國家和地區曆法不同，如大部分新教國家把儒略曆執行到18世紀。儘管英格蘭和佛羅倫斯都在1583年3月25日慶祝新年，佛羅倫斯的慶祝比英格蘭要提前十天。這些都反映出現代歐洲的早期是處於怎樣一種雜亂狀況，哪怕是涉及那些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是日常生活瑣事的事情。
引入格列高利歷只是16世紀日常生活萬千變化中的一種變化。在1500年，只有特別有錢的人才乘坐馬車出行；而到了1600年，據說「世界已在輪子上運轉」，正因為這樣，人們也開始抱怨馬路上交通事故的危險。與中世紀的房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世紀的房內陳設簡陋，或許只有帶支架的桌子、一對條凳、床、幾個箱子、廚具，所有家具幾乎就這些。而16世紀的房內則出現大量的木質家具和紡織品，如窗簾、毯子、帷幔、坐墊、碗櫃和椅子。至於吃飯時間，在1501年，挪威沒有多少人會吃早餐。中世紀一天兩餐的節奏仍在繼續：正餐大約是在早上11點，晚餐大約在下午5點。隨著更多的人移居到城鎮裡，長時間地工作，他們吃晚飯的時間自然也被推遲到晚間。這就意味著正餐，一天中主要的一餐，不得不推後幾個小時，並且成為午飯。因此你還得來一頓早餐，以便能挨到午飯時間。學校也有助於這個變化的發生，因為越來越多的男孩子進入學校，長時間的功課學習需要他們吃早飯。因此，到了1600年，城鎮裡吃早飯已經變成非常普遍的事了。
16世紀，人口數量在長時間停滯後又有所增長。人們開始抱怨人口過多。向個人主義的改變進展迅速。一面鏡子，或「可看的玻璃」在1600年只需要花費一個普通工人日工資的一半，因此變得尋常起來。我們所知道的私人日記也發展起來，人們不斷地把發生在生活中的事件記錄下來，其中穿插著個人的體驗和感悟。越來越多的有錢人開始請人為自己畫肖像畫，因此，16世紀的紳士和淑女長的樣子比以前要更容易描述了，而他們中世紀先祖的長相我們則是完全不知情的。有錢人通常在自家窗戶上安裝玻璃窗格，他們比祖先能享受到更多進入室內的陽光。他們開始建造和維護消遣性質的花園，這些花園設計規整，有噴泉和古典的雕像；在此之前，花園只具備實用功能，用來種植蔬菜和草藥。對很多城鎮居民而言，此時的生活比起他們祖先要容易得多。而生活方式的選擇成為宴會談話的話題，也成為指南手冊的諮詢內容。
當然，社會底層的人則有所不同。莎士比亞早期戲劇首次演出時，成千上萬的英國民眾正在1594—1597年的大饑荒中遭受煎熬，這樣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是，不那麼富有的人也看到了自己生活方式的轉變。根據威廉·哈裡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格蘭實錄》（Descriptionof England，1577年），近幾年普通人在生活標準上經歷了三次大的提升。首先，城鎮中煙囪的數量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對現在的你而言，這聽上去並不令人興奮，可對當時那些不得不在房子中間用明火取暖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明火散發出來的煙會不停地在你身邊繚繞，汙染了你的衣服，刺激了你的眼睛，燻黑了你的肺，同時也燻黑了房子裡的梁柱、椽子和牆壁。其次，普通人現在睡在鋪著棉墊的床上，有枕頭和亞麻床單；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在地上鋪張草墊或毯子當床，用一段原木當枕頭。第三，很多人可以用金屬勺子和金屬盤子吃飯，用金屬啤酒杯喝酒，而在此之前，所有的餐具都是木質的。
到了1600年，大部分人的生活習慣我們現代人都能認同：早上起來後，他們洗臉、洗手和刷牙。他們吃早飯，8 點左右去上學或上班。大約中午的時候，他們吃午飯，回家後用金屬的刀叉從盤子裡取食晚飯，在壁爐前取暖。在床上休息，床單鋪在有床架的墊子上，頭枕著柔軟的枕頭。如果你關心的主要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你會得出這樣的結論，16 世紀經歷了1000 年來最偉大的發展。但是，同時也經歷了非常深刻的本質改變。
印刷書籍和識字
16世紀初期，歐洲大約有250家出版印刷機構；到1500年時，這些機構已經生產了約2.7萬個版本的書籍。如果每個版本印刷500 冊，那麼該有1300萬書籍在8400萬人口中流通。這個數字令人印象深刻，但需要一定的背景解釋。情況當然不是每15%的人都擁有一本書。絕大部分能夠讀寫的人不擁有任何印刷書籍，更不要說90% 的那些文盲了。大部分書籍是拉丁文印刷的神學書籍，它們的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專門收藏書籍的有錢人，很有可能會擁有幾本印刷書。如果在1500年世上存有1000萬本書籍，大概500萬人擁有這些書籍，其中許多擁有者是機構。可以確鑿地說，不到1%的歐洲人擁有一本書。在1500年，流行的傳播媒體依然是教堂和市場，而不是印刷文字。
改變這種情況的關鍵是本土語言《聖經》的出版。因為只有《聖經》，而不是其他任何書籍能夠讓人們如此渴望親自去讀。人們要親自閱讀上帝的語言，不再需要通過牧師來轉述。這樣做是為了在他人和上帝眼中提高自己塵世的名望，增加死後進天堂的機會。同時，人們也想為了親友的利益來研讀《聖經》，以便能夠向親友提供如何過一種神聖生活的建議。《聖經》因此成了基本的自學讀物。本土語言《聖經》曾經在中世紀出現過，某些版本的《聖經》，如居亞特·德穆蘭（Guyart des Moulins）翻譯的法語《聖經史》，彼得·瓦爾多（Peter Waldo）的普羅旺斯語《聖經》，約翰·威克利夫的英語《聖經》都曾經很有影響。但是這些《聖經》版本只有手稿，數量不多，而且價格昂貴。印刷術使得《聖經》得以大量印製，而且價格便宜。然而印刷術並不是關鍵，本土語言在印刷上的使用才在本質上促成這種變化。沒有受過必要的教育，普通人要用拉丁語閱讀近乎不可能。當時幾乎沒人能用拉丁語閱讀。所以，本土語言《聖經》可以幫助許多人進行閱讀練習，並從中領會上帝的話語。因此，印刷出版機構、地方語言的使用和《聖經》的精神這三個綜合因素共同挑戰了教堂和市場在傳媒方面的統治地位，最終把歐洲變成了一個能讀寫的社會。
不同的國家出現地方語《聖經》的時間不一。德語國家在1466年首先開始使用由約翰內斯·芒特蘭（JohannesMentelin）翻譯的德語《聖經》。1471年尼科洛·馬勒尼（Niccoló Malemi）在威尼斯印刷了第一本義大利語的《聖經》。1488年捷克語的《聖經》也隨之出現。法語版的《新約》於1476年出現在裡昂。1487年，讓·德萊裡（Jean de Rély）將德穆蘭的法語《聖經》交付印刷。這些早期的版本都是從拉丁文《聖經》翻譯而來。1516年，鹿特丹人文主義者德西迪裡厄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Erasmus）翻譯出版了希臘語《新約》後，才有了從希臘語翻譯而來的《聖經》。1522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伊拉斯謨的希臘語版本《聖經》的基礎之上完成了德語《新約》的翻譯。他參與翻譯的德語版《舊約》也於1534年出版。新的法語版《新約》在1523年印製，《舊約》則在1528年付印。1526年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據伊拉斯謨的《新約》完成了英語版《聖經》的翻譯，並在沃爾姆斯（Worms ）付梓出版。但在遣詞方面廷代爾與教會發生了衝突，1526年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屬於異端性質的錯譯。那時廷代爾只完成了將近一半《舊約》，剩下的工作由約翰·羅傑斯（John Rogers ）在1537年完成，稍晚於邁爾斯·科弗代爾（Miles Coverdale ）翻譯的第一本完整的印刷體英文版《聖經》。1539年，英國政府授權出版英語《大聖經》，命轄下每個教區都擁有一本。丹麥人和挪威人在1524 年擁有了自己語言的《新約》，擁有全本《聖經》則是在1550 年。瑞典語使用者分別在1526和1541年有了自己的《新約》和《舊約》。西班牙使用者則分別在1543和1569年有了自己的《新約》和《舊約》。波蘭語使用者分別在1554 和1563 年有了自己的《新約》和《舊約》。威爾斯語使用者則分別在1563 和1588 年有了自己的《新約》和《舊約》。1549年，米卡埃爾·阿格裡科拉（MikaelAgricola ）的芬蘭語《新約》出版，芬蘭人開始有了芬蘭語書面文獻。到1600 年時，已經沒有多少歐洲居民沒有地方語《聖經》了，只有葡萄牙人和俄羅斯人要等到18世紀才有用自己語言印製的完整《聖經》。
人們通過閱讀本地語《聖經》來學會閱讀的重要性怎麼誇大也不過分。在16世紀30年代前，英格蘭的一半書籍是用英文印刷的，另一半則是拉丁文，但是到了16世紀30年代，英文印刷物的比例猛增到76%。1539 年，《大聖經》出版之後，英文印刷書籍超過了80%。這裡有個滾雪球效應：本地語書籍越多，特別是本地語《聖經》越多，則越多的人可以學會閱讀，因此對新書的需求也就更大。在英格蘭，圖書品種在16 世紀初有400餘種，到了16世紀最後10年則超過了4000種。一個義大利作者在1550年抱怨道，可讀的書太多了，以至於他連標題都讀不完。此外，書籍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曾幾何時，擁有拉丁文書籍的富人會把圖書珍藏在自己的圖書館裡，只與受過良好教育的親友分享；而現在大部分本地語的圖書被傳來傳去，可以被不同的人讀上十幾遍。
大量知識能以書本的形式獲得，對所有人而言閱讀的價值越來越顯而易見。學校數量迅速增長，大學也蓬勃發展。印刷成為傳授和獲取知識的必然工具。這對那些希望獲得或傳播科學理論的人格外有利。在印刷術普及之前的歲月裡，科學書籍一直是由抄寫員辛苦手抄而成，這些人並不理解他們所描述的概念，所以產生了很多錯誤。因此科學觀念的傳播非但不準確，而且速度緩慢。印刷術讓科學觀念傳播得既快捷又準確，其結果是歐洲的科學界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圈子，他們在這個圈子內思考和評估彼此的創新。這讓科學家們擁有了比之前更大的影響力。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De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出版，這本書的大量傳播表明很多天文學家同時在討論它的發現。此外，教會當局也無法壓制這本書，儘管他們希望繼續維持天體系統的地球中心說這一絕對真理。
可移動式印刷機讓科學大步向前邁進。同樣重要的是圖片能夠印製了。1542年，萊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Fuchs）完成了含有漂亮插圖的巨製《有關植物史的著名評論》（De Historia Stirpium Comentarii Insignes）。一些專業藝術工匠按作者的要求，手工刻出模版，印刷成彩色圖書。植物志已經存在好幾個世紀了，但此前這類科學著作從未受到過如此高的禮遇，或者說描摹得如此精美。當然也沒有任何科學著作以這麼高的水準批量印刷過。該書出版的第二年，安德烈亞斯·維薩裡（Andreas Vesalius）的《人體構造》（De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書也印刷問世，圖片印刷的重要性在這本書中顯得更為突出。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明令禁止屍體解剖。因此，蒙迪諾·德盧齊（Mondino de Luzzi ）在蓋倫和阿拉伯語的著作基礎上於1315年前後完成於巴格達的《解剖學》（Anatomia Mundini）就成了整個中世紀晚期的基本解剖學著作。印刷版本的《解剖學》出現在1478 年，先後印刷了40版，這個印刷版本使蓋倫的觀點得以傳播。當然書中的觀點並非完美無缺，因為在古代世界人體解剖也不被允許；蓋倫的結論大多來自對動物的解剖。因此，解剖學方面的嚴重錯誤持續了幾個世紀。大部分醫科學校每年僅能得到幾具絞刑屍體用來解剖，解剖更像是一種儀式，而非科學實驗。在個別場合，醫學解剖中會有一個內科醫生宣讀蒙迪諾著作中的蓋倫理論，而外科醫生則進行相應的操作。觀看解剖的醫科學生會被告知心臟有三個心室，肝臟有五個葉片；在當時的解剖室裡，學生們不能靠器官太近或質疑教學內容，因此展現在他們面前的解剖其實是在強化老師的權威，而老師卻是在誤導他們。維薩裡的著作一掃以前的做法，引入了科學的解剖學研究。很多繪刻精美的模板展示了不同姿勢的解剖身體，以顯示骨骼和肌肉形狀。這些圖片改變了人們對解剖的看法，引導外科醫生不顧教會的禁令，在解剖學領域裡進行探索。
建築學、地理學和天文學同樣大大地受益於圖片印刷。安德烈亞斯·帕拉第奧（Andreas Palladio ）的《建築四書》（FourBooks of Architecture, 1570年）是以義大利文出版的，但它通過描繪維特魯威和其他經典建築家的建築理論對整個歐洲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樣是在1570年，圖片印製技術的進步幫助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Ortelius ）利用墨卡託（Mercator ）投影法印製出了第一本現代地圖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的《星體新論》（De NovaStella ）出版於1573年，該書插圖可以顯示出一年前超新星在天空出現的位置。他的《天體位置復原儀》（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出版於1598年，它詳細描繪了他所在的天文臺使用的技術，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天體測量方面獲那麼高的精度的。同時，書中也談到其他人可以怎樣更深入地推進他的工作。因此，印刷不僅傳授了知識，更成了科學進步的催化劑。
以上關於印刷革命的幾個要點或許顯而易見，沒那麼明顯的是它所引發的社會效應。隨著印刷文字的普及，識字人數隨之增加，書面文字的重要性得到更大的強化。這種變化隨即又改變了國王和臣民的關係。政府此時開始收集所有境內人口的信息。幾乎歐洲每個國家都開始記錄個人洗禮、婚禮和葬禮的信息。英格蘭從1538年開始記錄以上信息。法國從1539年開始保存洗禮記錄，對婚禮和葬禮的記錄開始於1579年。在德國，一些獨立教區早在16世紀20年代便開始了登記制度，大部分地區從16世紀40年代起就開始有了系統的記錄。在16世紀20年代的葡萄牙，每12個教區中已經有一個教區實施了民事記錄。1563年特倫特（Trent）大公會議建議每個教區保存洗禮、婚禮和葬禮記錄。此後30年內沒有檔案記錄的天主教國家都建立了此項制度。以義大利為例，教區登記制度到1595年已無處不在。
民事登記制度只是冰山一角。在英格蘭，政府開始要求保存大量其他文件材料。每個縣必須保有地方法院的庭審記錄。教會法庭須保有遺囑認證材料，他們要保留數以百萬計的遺囑、財產清單和帳本，作為辦案的依據。教會檢查學校老師、內外科醫生和助產士的工作，並為其頒發執業證照。從1552年起，地方法官開始為客棧老闆和船運供給老闆頒發執照。每個教區，公路巡視員需要保存維護公路錢款的收支帳目。教會管理者必須保留教區基金的帳目，濟貧監管人員必須建立帳目記錄支出事項。地方軍事部門需要保留海防受訓人員記錄，以及兼職部隊的供給帳目及此項開支的徵稅記錄。
中世紀以來王室建立的檔案制度不再延續，這項事務交給了另外的獨立部門來處理。到了該世紀末，這些部門已經開始收集統計數據，包括各教區疫病死亡人數、各地區酒館和旅店的數目，併集中收集個人賦稅信息。政府也開始禁止某些書籍的出版。除倫敦的出版社以外，僅有兩家大學的出版社可以營運。所有出版社必須在出版同業工會（Stationer’s Hall ）註冊，以便王室官員檢查所有的出版內容，審查與其利益相違背的一切內容。國家對新的印刷文化的控制，以及通過對書籍審查來監控民眾是以前未曾有過的。今天我們或許覺得這樣的幹預很平常，但考慮到書籍印刷在1500年前尚未有所記錄，到了1660年就成了政府嚴密監控的領域，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跨越。
地方語印刷的一個不太明顯的社會影響是婦女社會地位的變化。在中世紀，沒有幾個女孩學習閱讀。如果一個女子能夠寫作，她肯定知道她的絕大部分讀者是男性。如果這些人不喜歡她書中的內容，他們只需毀掉書稿就能輕易地讓她噤聲。印刷技術終結了這一狀況：如果一本書有足夠的印刷量，即便作者的對手想徹底清除該作品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書籍對讀者們一視同仁：儘管很多老師還沒有考慮到女孩的教育問題，但書籍並不介意讀者是男性還是女性。聰明的女子很快認識到她們能夠像男人那樣通過讀書獲取知識。而且，女人們想識字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很多世紀以來女人們被告知在法律、生理、精神和社會地位上她們都從屬於男性，因為當年在伊甸園，夏娃曾給過亞當一個蘋果。既然她們能通過自學來閱讀，那麼她們也能自己解讀《聖經》故事，表達她們對於兩性不平等的看法。此外，她們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印刷出來，並相信其他有文化的女性能看到並理解這些文字。以下這件事可能並不令人吃驚，在英格蘭，男子的識字率在這個世紀翻了一番，從10%增加到25%，而女性的識字率相應地增加得更多，從不到1%增加到約10%。
因不滿於大眾對女性被歧視的忽視，一些女性試圖糾正性別對待中的不平衡。在義大利，圖利婭·達拉戈納（Tullia d』Aragona）寫了一本名為《無盡愛情之對話》（A Dialogue on the Infinity of Love, 1547年）的書，指出在道德上性慾並沒有錯。把罪和女性以及性行為聯繫起來才是不道德的，是對女性的歧視。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1554年逝世）寫了一系列激動人心的抒情詩，記錄她被情人遺棄的情節。這些詩歌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詩人的語言功底和論辯技巧，很少有男性作家能達到這樣的水平。兩性關係在這個世紀末的義大利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些聰穎的女性回應了男性作家冷漠無情的觀點。盧克雷齊婭·馬裡內拉（Lucrezia Marinella）在《女性的高貴與優雅和男性的缺點與邪惡》（The Nobility and Excellence of Women, and the Defects and Vices ofMen, 1600年）中有力地回擊了過去作家對女性的歧視。1600年莫德拉塔·豐特（Moderata Fonte）完成了《女性的價值：女性比男性高貴和優越的真實揭示》（The Worth of Women, wherein is Clearly Revealed Their Nobility andSuperiority to Men）一書的寫作。書中有七個威尼斯女性討論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男人和婚姻似乎註定帶給女性的是不幸，如果她們保持獨身的話那該有多好。
英格蘭也發生了同樣的爭論。伊莎貝拉·惠特尼（IsabellaWhitney）成為第一位用英語出版詩歌的女性。她的《改寫成詩的書信：一位淑女致她多變的情人》（The Copy of a Letter, Lately Written in Meter, by a Gentlewoman toHer Unconstant Lover, 1567年）在略顯單薄的詩行裡表達出內心的苦澀。簡·安格爾（Jane Anger）158年出版了她精彩而火藥味十足的《女性保護》（Protection for Women ）一書，在書中她問道：
「難道還有任何人像我們女性這樣被虐待、被中傷、被責罵、被不恰當地惡毒對待嗎？」在詩作《夏娃因為女性辯護而道歉》（『Eva’s apology for thedefence of women』）中，傑出的詩人艾米莉亞·拉尼爾（EmiliaLanier ）代表眾多女性推論出在伊甸園裡由蘋果引發的過錯應該由亞當負責。上帝把亞當造得強大，就是讓他為夏娃負責，如果他沒有盡到責任，為何要指責夏娃？在英格蘭和義大利，受教育的女性開始翻譯經典文本。1613年，一位女子首次用英語創作出劇本《瑪麗亞姆的悲劇》（The Tragedy of Mariam）。這個劇本由伊莉莎白·凱瑞（ElizabethCary ）即福克蘭（Falkland ）夫人安排出版。
所有這些僅僅是一大批女性作品的一角。已經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女性作家作品包括書信、宗教小冊子、日記、回憶錄和食譜。到這個世紀末，出版或重印的女作家寫給女性的自學書籍已經達到上千種。它們價格便宜，一般不超過技術工人一天的工資水平。這些書籍有助於塑造女性的身份認同，並加強她們日益增長的個體感。印刷因此成為整個女性和知識新關係產生的催化劑，同時，也成為推動女性和男性新關係產生的催化劑。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起始於德語地區的薩克森，這對我們來說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到1517年，德語版《聖經》的出現已逾50年了，各種不同版本的《聖經》激發了很多人私下裡閱讀和討論上帝的欲望。人們變得越來越焦慮。他們看到《聖經》裡的早期教會與現實羅馬天主教會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比如，在16世紀早期，你可以買一張贖罪券，這張紙券據說能解除你一部分或全部的罪惡。你支付給教會的錢越多，罪惡獲得免除的範圍也就越大。但是這種事情在《聖經》裡並沒有記載。是否真的能通過購買一張紙就能免除人們的罪？人們開始懷疑，那些無恥的牧師只是對《聖經》斷章取義，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同時壓制那些不符合自己目的的內容。那些教會說有而《聖經》裡卻沒有的東西又當如何？除了某些較為含糊的關於什一稅的表述外，《聖經》的文本根本沒有說過要給教區牧師們錢。《聖經》沒有提到過修道院或教會地主。在基督的教義裡，整個教會等級體系更是毫無依據。還有玫瑰念珠、結婚戒指、頌歌和教士法衣，所有這些教堂的繁文縟節到底都是從何而來？讓很多人不安的是，宗教的真實目的是引導人們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在塵世，而那些教規則顯得多餘。
馬丁·路德是個僧侶，也是維騰堡（Wittenberg）神學院博士，在對精神關注的背景下，他介入了宗教改革。羅馬教會要求無知民眾高價購買一紙贖罪券，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羅馬聖彼得教堂的修建，這個要求讓路德非常惱怒，他隨即就教皇行為的正當性展開論辯。故事就這樣在1517年10月31日開始了，路德把一份包括95個論題的清單釘在維騰堡城堡教會的大門上，這95個要點根本認為兜售贖罪券完全是教皇斂財的計謀。路德堅持認為教皇只能赦免他自己對別人的栽贓，唯有上帝才能免除罪惡和決定煉獄中魂靈的歸宿。路德繼而對教皇權威提出強烈的質疑。如果教皇真有能力從煉獄贖回靈魂，那他何不直接釋放他們，而留下他們任其受苦？為什麼人們還要為他們故去親人的彌撒付費？最重要的是，既然教皇如此富有，為什麼他不用自己的錢修建新教堂？
在1517年之前，天主教會的權威曾遇到過很多的挑戰，其中有13世紀的清潔派、14世紀晚期的羅拉德派和15世紀早期的揚·胡斯派。但是路德的攻擊最為有力，因為他準確表達了全歐洲人民的想法。而且與中世紀的異端思想不同，路德的觀點在印刷術的助力下得到廣泛傳播。1520 年當路德被教皇宣布為異端分子時，他已經是一位廣受尊重的人物了，而且人們也開始按照他的教誨調整自己的信仰和敬拜上帝的方式。起初作為天主教內部改革的嘗試很快瓦解了整個教會結構和基督教世界的團結。許多不同教派的改革者尋求重新設計教會，以便符合他們自己精神或世俗追求的目的。烏爾裡希·茨溫利（Ulrich Zwingly ，一譯慈運理）、約翰·加爾文（JohnCalvin）、腓力·梅蘭希通（PhilipMelanchthon ）和託馬斯·閔採爾（Thomas Müntzer ）都吸引了一些追隨者前來聆聽他們的各種教義。他們在諸如嬰兒的洗禮是否必要，彌撒時基督神靈是否真正蒞臨抑或僅是個紀念儀式等問題上各有看法。1524年，黑森林的腓力（Philip of Hesse）是第一位把路德派教義定為州立宗教的政治領袖。他甚至尋求對路德的一夫多妻制主張加以支持，至少他自己一直想要娶第二房妻子。到1530年，宗教改革已經越過德語地區的邊界擴散到英倫諸島、低地國家、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東歐。
隨後羅馬教會的威權進一步喪失。英格蘭的亨利八世在1534年通過《君主至上法》（Act of Supermacy），最終與羅馬教廷分道揚鑣。1536年，丹麥正式放棄了天主教會而投向路德派。即使在那些當權者沒有與天主教教會分裂的國家，新教改革者的數量也迅速增長。這個問題為什麼如此重要？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是誰以及生活在哪裡。新教徒擺脫了天主教教會的壓迫後感受到一種很大的自由。繁文縟節和舊的律法規則通通被拋棄，新教國家公民為此而歡欣鼓舞，他們不再需要購買贖罪券或向羅馬教會支付其他稅款。他們不必假裝彌撒儀式上的麵包是基督真實的肉體，這也減輕了部分人良心上的負擔；不必害怕最終的歸宿是煉獄也讓很多人同樣感到釋懷。但是，其中也有消極的方面。儘管給教會的錢不必再流向羅馬，但是這些付款名目並沒有取消，它們只是付給了世俗地主和有產者。這就引發了新的道德問題：把教會的什一稅給了莊園領主或是大學學院，這種做法是否合適？許多人因為傳統宗教儀式的廢止而失去了生計來源，比如那些為朝聖香客提供住宿的小旅館店主，還有在宗教改革之前為有錢人的葬禮提供服務的殯葬人員。而在更深層面上，人們感到迷失了方向並陷入困惑。宗教與自然哲學糾纏在一起，或者用現代術語來說，宗教與科學纏繞在了一起；對宗教的疑惑會引發對科學的疑惑。且想想你自己的宗教信仰，無論你信仰什麼，你都會信賴某些東西，也許是上帝的顯靈或別的造物力量，也許是化學組合的隨機事件，或是其他什麼東西。你對這個世界以及與其相關的一切是怎麼形成的有一套看法。它們不是你選擇要信仰的那些東西—它與你公開宣稱相信什麼完全不同。它們是基於你的文化背景、你親眼所見的證據和你對各種陳述以及他人觀點的理解，得出的最有可能是真的解釋。現在設想一下，你的信仰被大部分已知世界斷然否定，而且這個世界要拿起武器阻止你繼續信仰，其結果很可能是，你要麼質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要麼更猛烈地捍衛你所信仰的真理。
無疑，宗教改革會引起各種分歧。宗教改革不僅是新教與天主教的對抗，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事實上，了解「新教」這個術語的確切含義很是困難。但是，人們確信他們在塵世間的行為將會影響他們不滅靈魂的命運。在1524年的蘇黎世、1530年的哥本哈根、1540和1559年的英格蘭、以及1566年的荷蘭，一些激進的新教徒陷入打破偶像的亢奮之中，他們歡快地搗毀聖像，燒毀立在祭壇上的十字架，把裝飾教會的畫作《末日》和《最後的審判》刷白。當然，也有人對此憂心忡忡。即使憎恨教皇借贖罪之名行斂財之實，但並不意味著人們希望看到聖殿被搗毀，聖徒的遺物到處散亂。煉獄的問題尤其麻煩。過去，人們有義務為祖先的靈魂祈禱，而現在他們被告知這些靈魂要麼直接去了天堂，要麼直接去了地獄，他們的祈禱並無作用。在新教國家，所有為信眾的靈魂而建造的寺院、禮拜堂和其他修道院都關了張，並被政府一賣了之。很多人深感不安的是，他們的家族墓地被王室充公，賣給富商，然後遭到拆毀，改建成舒適的鄉村住宅。當初他們的先祖慷慨地把土地和財富捐給教會而不是留給下一代，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
11世紀時，教會為了促進歐洲和平做了很多工作，而現在它自己卻被撕裂了。國家之間以天主教或新教劃分互相為敵，而這些國家內部的宗教派別也在內戰中彼此相殘，威脅到每一個人。「通往地獄的路由善意鋪就」，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對當時的狀況最好的寫照。路德的初衷只是想終止教會內部的腐敗。以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嘉許的願望。但是他引發的不僅是歐洲長達100多年的戰爭，還有此後300年間歐洲政府對宗教少數派的迫害。對宗教異端的排斥在部分地區甚至持續至今。只需看看16世紀的宗教衝突就明白了。首先爆發的是1524—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這是一場由路德和託馬斯·閔採爾教義激起的大規模社會動亂。最後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悉數被德國諸侯殘酷鎮壓。此次兇猛的鎮壓成了以後宗教殘殺的先兆。後來的殺戮包括1536年朝聖恩典對天主教徒的血洗、1549年對英格蘭的祈禱書叛亂的鎮壓、對低地國家新教徒的鎮壓（從1566年起）以及巴黎的聖巴塞洛繆日大屠殺（1572年）。
宗教猜忌在16 世紀下半葉加劇了民族國家之間暴力的緊張關係。對外國間諜活動的恐懼四處蔓延，政府於是開始監視自己的臣民。曾經一度對新來者開放的城市，難民被分置於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貧民區。那些宗教少數派被課以重稅，自由受到限制。如英格蘭和西班牙船艦在公海相遇，由於宗教信仰不同，他們互視彼此為敵人，可以合法開火。在英格蘭，一直以來很少因政見不同而使用酷刑，但在16世紀，政府開始對天主教徒動用酷刑，逼迫他們吐出秘密。在西班牙，宗教審判所被用來清除新教。特倫特大公會議再次確認天主教的合法性和正統性，並通過一系列內部改革尋求振興，包括加強對教徒的紀律約束和禁止異教書籍。新建的耶穌會特別鼓勵傳播福音、嚴格管理教會和清理異端。在這個世紀，隨著時間的推移，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積怨越來越深。宗教衝突和政治異見糾纏起來，形成一種混合爆炸物，它威脅著人們塵世間的福祉，也威脅著他們通向天堂之路。
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對教會的政治權威是沉重的一擊。幾個世紀以來，高級神職人員佔據著與世俗統治者對應的非官方的位置，他們不僅給統治者提出建議，還對統治者加以限制。在英格蘭，最著名的例子是12世紀坎特伯雷大主教託馬斯·貝克特，他因反對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並為此最終搭上了性命。在大部分國家，高級教士是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與貴族和下院議員一道在政府裡發揮重要作用。在13世紀的法蘭西，12個貴族議員中就有6個是高級教士。在中世紀的德意志，七分之三的選帝侯是大主教，他們選出德意志國王，國王經常繼而加冕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如今在很多地方，教會領導的權威與教會霸權一起衰落。1559年，所有由已故天主教女王瑪麗一世任命的英格蘭主教都拒絕接受伊莉莎白女王的和解協議。該協議禁止慶祝彌撒，並禁止效忠教皇。伊莉莎白隨後解除了這些主教的職務，把職位交給服從她的教士們，新主教們承諾一旦任職就把昂貴的教會土地奉獻給女王。這樣的主教自然無法限制王權。1529年之前，幾乎每一任英格蘭首席大臣——這個政府中的最高職位都由主教或大主教擔任。瑪麗一世在她短暫的統治期間（1553—1558 年）先後任命了三個高級教士接任這個職位，但她死後，這個職位的印璽不再由教士掌管。在法蘭西這樣一個天主教國家，高級別的教士仍被委以重任，如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 ）和紅衣主教馬薩林（Mazarin）都是17世紀身兼高級教士和政治家雙重身份的著名例子。但是他們現在只是國家的僕人，並不能獨立行使政府職權。這樣一來，宗教改革掃除了制約王室權力的重要障礙。不僅如此，改革確認國王或女王為本國教會的首腦，從而把世俗權力與神權結合在一起，正如古諺所言「教隨君定」（cujus regio, ejus religio ）。1555年，《奧格斯堡條約》（Treaty ofAugsburg ）結束了德意志路德教派州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查理五世之間的敵對。這意味著該州的官方宗教應該是該州統治者的信仰。對此，路德本人沒有預見到，也非他有意為之：他不經意間觸發的連鎖反應給了國王絕對的權力。否認這種權力的行為，不僅等同於叛國，而且可認定其為異端。
小結
16世紀改變了你的食品和吃到它們的時間。16世紀也改變了你可以讀什麼。這個世紀見證了大量的人口從鄉村來到城鎮。在北歐，一系列舒適的新設施被引入家庭生活。這個世紀的謀殺命案也大大減少。這個世紀把人類最深切關注的事物帶到眼前：人體內部是什麼樣子；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世界是如何遠遠大於原先的想像的；為了拯救你的靈魂你應該做些什麼。那麼16 世紀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呢？事實上，此處有兩個特別有力的候選項，一是歐洲向識字社會的轉變，二是歐洲向世界的擴張。而要確定這兩者中哪一個在16 世紀和17 世紀的西方國家變化中更有意義則幾乎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困境本身也說明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驚嘆的世紀。
對比一下，看看莫頓漢普斯特德這裡發生了什麼，我們發現前面提到的各種變化在這裡無處不在。教區文件檔案制度顯然建立起來了，跟莫頓和其居民有關的檔案保存在埃克塞特和倫敦。第一批印刷書籍來到莫頓很可能是在16 世紀。火器也是此時第一次出現在這裡。地方民兵制度全部改組，1569 年的花名冊顯示當地人都裝備有長槍。至於宗教，亨利八世把英格蘭從羅馬天主教會分裂出來時，恐懼一度瀰漫了整個社會，並由此引發了1549 年的祈禱書叛亂。該叛亂發難於距莫頓14 英裡的桑普福德考特尼（Sampford Courtenay），經過一系列的戰鬥，叛亂結束時有超過5000 人喪失了性命。德文是擁有兩個海岸的郡。很多德文郡人在德文籍船長約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理查·格倫維爾（Richard Grenville ）的率領下遠航非洲和新世界，回來時帶著異域的動植物，也帶回來一些黑人奴隸做富家的聽差和用人。在居室的方面，英格蘭的這一地區開始使用煙囪和玻璃窗。在我住的房子裡，斯託寧頓（Stonington ）家族在客廳裡修建了一個結實的壁爐，煙囪在屋外，藉此向鄰居炫耀。窗戶上的直欞，曾經可能用的是含鉛玻璃，這同樣證明了他們享受過舒適的生活。
除了這些東西，最重要的應當是大家認識到社會正在改變。以前的幾百年間，人們知道戰爭、饑饉、瘟疫和災難只是暫時改變了他們的境遇：這些事件總是來而復返。但是在16世紀末，人們看到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再也不會重蹈此前的老路了。新大陸已經發現，人們再也無法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每年都有新書和新發現引起大家的關注。在北歐，被毀棄的修道院滿目瘡痍，人們知道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已經過去了。他們看到荒廢的城堡在炮彈的攻擊下顯得不堪一擊。於是，人們也理解騎士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城市和鄉村開始出版它們自己的歷史，人們意識到命運的陰晴圓缺。的確，歷史書寫開始起步，史學家們使用了更廣泛的資料，拼接起可以理性分析的過去，而不只是從舊編年史中逐字摘抄片段。其實，並不只是16世紀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而是這個時代的人們第一次意識到這些變化正在發生。這種意識是中世紀人和現代人意識的另一個重要區別。
變化的主要推動者
16世紀充斥著世家大族的名字。這個世紀產生了世界名畫，萊奧納多·達·文西於1503年創作了《蒙娜麗莎》；第二年，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這尊或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像也出現了。我們還遇見過麥哲倫、科爾特斯、哥白尼、伊拉斯謨、布拉赫、培根和維薩裡。這個時代同樣也屬於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馬基雅維裡和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伽利略和莎士比亞都誕生於1564年，因此他們生命的前36年在這個世紀度過。雖然以上提到的五個巨大變化中的四個不能歸因為某一個人，然而有一個卻可以：教會的分裂與馬丁·路德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而且，路德不僅發起了宗教改革，他還以自己的布道、讚美詩、翻譯作品、神學著作和書信指導著宗教的改革。他是第一批結婚成家的神父之一，他的個人生活對改革也有影響。路德不是唯一的新教改革者，但是如果少了他，其他神學門派的表述是否足夠清晰，足夠強大，足夠包納以至影響相當數量的人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至於那些表述是否有足夠的技巧贏得眾多世俗領袖，就更值得懷疑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路德的立場在1517年引發了過去1000多年中最為激烈的宗教震蕩。正是出於這個原因，16世紀各種變化中最主要的執行者這個名號，當數馬丁·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