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史論
本文作者 石川禎浩，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本文來源：轉自公眾號 山河圖書社、近現代史論
黃浦公園，位於中國上海黃浦區，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公園，始建於1886年，早期稱為公共花園、外灘公園及大橋公園等。(8)
本文節選自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袁廣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石川禎浩，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學博士（2002），曾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員（2001—2002）。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著有《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1925—1945》等書。
高樓林立的西洋建築與街面上的車水馬龍。
上海，外灘，1920年代
在上海黃浦江畔一帶，聳立著許多由花崗巖建造起來的高樓大廈。這兒就是上海外灘，它向今日的人們顯示著當年上海租界的身影。在上海的外灘，與高樓大廈齊名的是，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告示牌的公園，就是現在的黃浦公園(舊稱外灘公園、公家花園、Public Garden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作為敘述老上海(租界)故事的引子，經常出現在關於上海歷史的書籍或是遊記裡，不提這件事的，倒是罕見的了。也就是說，「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和「東方巴黎」「魔都」「冒險家的樂園」「十裡洋場」一樣，是租界時代上海的代名詞。
1994年，這塊舊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在中國大陸引發了一場爭論。其導火線是，在上海發行的《世紀》(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合編的雙月刊)雜誌上，上海的地方史學家薛理勇先生發表了一篇僅一千四百字左右的短文《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1)在這篇文章裡，薛氏認為，關於這塊告示牌的根據都是源於傳說，告示牌本身 實際上並不存在。薛氏並進一步指出了以下極具衝擊力的事實:一部分上海人稱看到的那塊中英文對照的告示牌，實際上是1949年以後，為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作為博物館的陳列品製作出來的。1983年上海市歷史文物陳列館成立時，這塊告示牌被修復;但是，由於館內大多數人士認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故事缺乏根據，編造一個史實來譁眾取寵不是史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 因而提出了反對意見。1989年，在整理收藏品時，它終於被廢棄掉了。而將這塊告示牌踩得粉碎的，不是別人，正是薛氏本人。
薛氏文章一經發表，就引起了與這篇除照片外長僅半頁的短文極不相稱的巨大反響。「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並不存在，那還了得? 在這個大合唱中，以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信息報》上的題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脈》(2)的署名文章為開 端，從上海頗有影響的晚報《新民晚報》，到主要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都無例外地發表了反駁文章(3)，風波甚至也傳到了海外。(4)上海的這些報紙都異口同聲地強調「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是確實存在的，並以強硬語氣聲稱，不能容許謬誤的歷史觀。以後，受這一輿論的影響，在一些史學雜誌上，也有相關論文發表。(5)這些文章也是根據各種各樣的資料和回憶錄，論述那塊告示牌的確存在。四面受敵的薛氏是如何對待這些指責的，不得而知。其後，似無人再撰文著力反駁，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最終以告示牌乃確鑿的歷史事實得到了解決——雖然其方式不無勉強。
然而，有理不在聲高，這在現代中國的爭論中是常見現象。關於告示牌的爭論，實則疑點頗多。而且，告示牌問題並不限於探究它是否的確曾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其文字、字句如何等史實問題;在今日中國此類問題竟仍能引發爭論， 這本身也是當代中國對近代史認識的如實反映。有鑑於此，本文擬就該告示牌及公園的錯綜複雜的事實和「傳聞」由來進行澄清，同時通過對該問題的透視，揭示現代中國的歷史認識和該告示牌反映出的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6)
左：外灘公園中的遊客坐在歇椅上觀看遠處風景。
右：靠近黃浦江畔邊的外灘公園內景。
上海，1868年代
公園門口有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嗎?
外灘公園坐落在當時公共租界的一角，在黃浦江和蘇州河交匯處。它是上海租界(也是中國)最早的公園，1868年8月竣工和開放。從現存的明信片和照片來看，在帽子型音樂舞臺周圍配以座椅，是一處草坪和樹木都安排養護得很好的西式公園。這座公園在開放時就對中國人入園有所限制。(7)將這一限制作為公園的規則予以明文規定，則是在1903年。1903年的規定如下:
第一條 自行車及狗不準入內(No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第五條 除外國人傭僕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No Chinese are admitted，except servants in attendance upon foreigners)。(9)
從這兩條可以明顯看出，狗和中國人入園是被限制的。但必須注意的是，這兩者並未寫入同一條中。該規定因明言中國人不得入內，好像受到不少批評;所以到1913年，在改正後的規則中(與當時已經開放的虹口公園等一樣)，有關條文作了以下修改:
1917年公園注意事項，圖中可見中國阿嬤 (Amah，職業名稱)可以入園。(10)
第一條 這些公園為外國人專用 (These Gardens are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二條 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No dogs and bicycles are admitted)。
1917年改正的規定，排斥中國人的色彩更為淡薄，如下:
第一條 這些公園為外國人所用 (The Gardens are reserved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第三條 服裝不體面者不得入內 (No persons are admitted unless respectably dressed)。
第四條 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 (Dogs and bicycles are not admitted)。
1917年的規定，一直沿用到1928年公園對中 國人收費開放(後述)，沒有變動。一般介紹「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英文)照片的，就是指這些規則。(11)不管怎麼說，在這一時期的規則中，僅從文字來看的確可以解釋為中國人與狗都不得入內。然而，需重複說明的是，這兩者並未記載在一起。由一般說法所想像的那種兩者一起書寫的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無論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都不得而見。薛氏文章所稱捏造出的展品，似為兩者寫在一起的告示牌。因其敘述比較曖昧，所以招致猛烈批判，即:在公園的規則中，難道沒有不允許中國人和狗進公園的規定嗎?將這些規定概括起來稱之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有什麼不對呢?
但是，在記載公園規則的告示牌有狗和中國人不得入內的各項條文，與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對閱者、聽者而言，其所產生的衝擊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反駁薛氏文章的論者，也有人理解這一差距的意義，其文不但認為在公園入口處掛有英文條文，還引用證言和回憶錄，來說明僅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小型木製和鐵製告示牌的確也曾存在。(12)然而，那些論證告示牌存在的論據，都是多年以後的回憶錄，而最關鍵的告示牌實物或照片之類的證據，儘管有關人員多方尋找，除薛氏所說的那塊被踩得粉碎的偽造展品以外，始終未被發現。(13)
在研究中，要證明某一現象曾經「有過」並不難，而要證明其「沒有」卻是很難的。無論積累多少「沒有」的間接證據，也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可以證明「有過」的證據。僅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許只是其實物或者照片沒有流傳下來，而實際上確曾存在。但是，在尚未發現確鑿證據的現在，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正式向中國人開放之前，外灘公園門口有過限制中國人和狗入園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像的那種將兩者寫在一起的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似乎並不存在。
左：外灘公園門口最初豎立刻有園規的牌子。
右：此後修改後的新園規告示。
上海，1890年代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傳聞的形成
如上節所考證，被認為曾掛在公園門口的那塊告示牌上的文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似是將公園規則混在一起而作的二次表述。那麼，狗和中國人又是如何被連在一起，並形成一個印象而流傳開來的呢?告示牌的問題，與其說事關告示牌存在與否，或字句有無，不如說是被理解為列強制造了「國中之國」、歧視中國人、統治中國的野蠻象徵，並流傳開的。如果從這一點來考慮的話，探索這個「二次表述」是如何發生、如何定型的，就十分重要。
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1899年中國遊記《燕山楚水》(博文館，1900年出版)中有《支那人與狗》(14)一節，應屬把狗和中國人關聯起來的較早記述。在這篇遊記中，內藤記述天津外國人居留地公園時寫道:「不得入此公園者有二，曰支那人，曰狗」;至於上海的公園則寫道:「其支那人不得入內者，與天津者同。」雖然並未明確是外灘公園，管見所及，這是關於公園規則中將華人與狗相提並論的最早記載。另外，在中國人的記錄中，將二者並記的有周作人1903年的日記。當時，青年周作人恰在上海，路過公園門口。他記載道:在入口處，掛有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的「金字牌」。(15)由此可知，此類告示牌當時已經被部分人理解為將中國與狗相提並論的標誌物。然而，在這個時期，狗和中國人直接關聯的說法，一般尚未出現在報紙雜誌上。例如，1909年刊載外灘公園照片的上海《申報》，僅在解說欄中這樣寫道:「不準華人入內之上海公園。」(16)
在一般著作中，明確記述公園告示牌內容， 始於1910年代後期。其較早者為1917年刊行的美國人賴德烈(K.S.Latourette，1884—1968，歷史學家)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hina)，以及上海的法學家、歷史學家姚公鶴同一年發表的《上海閒話》。賴德烈指責歐美人在中國的蠻橫行為:「更糟糕的是，在中國第一大商埠上海的外灘公園，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的告示牌。」(17)賴德烈的英文著作在中國告示牌 傳聞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令人難以置信;但是， 上海的孫中山故居藏書中確有其書，據以推斷此書確曾為精通英文的上海知識分子所閱讀。(18)而姚公鶴的著作中則這樣寫道:「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之所，每不準華人之闌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今之跑馬場及白大橋下之公園，其最著矣。......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云『狗與華人 不準入內』是也。」(19)可以認為，以上二者都是把 英文告示牌上的規則加以概括，而將狗和中國人直接關聯的例子。而其在公開發行的刊物中出 現，則標誌著已為許多人所熟知。(20)
到了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二三十年代，「華人與狗」已不可分離。在愛國主義報紙和雜誌上，儘管字句有所不同，但都曾頻繁出現「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而孫中山的演說和共產黨員蔡和森的文章乃其代表。孫中山在神戶的演說是這樣的:
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21)(1924年11月25日的演說，下劃線為引者所加，以下同)
1923年11月，蔡和森在共產黨的公開機關刊物上也這樣寫道:
上海未開埠以前，一草一石，那一點不是華人的?但是既開埠以後，租界以內，最初是不準華人居住的，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掛在外國公園的門上!......所以住在租界裡面 的華人，簡直當不得一條洋狗!(22)
左：孫中山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發表關於大亞洲主義問題的演講。
日本，1924年11月28日
右：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字潤寰，號澤膺，又名和仙，湖南省雙峰縣（原屬湘鄉縣）永豐鎮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領導人之一。
二者幾乎在同一時期發表，有一點卻截然相 反:前者說告示牌以前有過，現在已不存在;而後者則稱現在依然存在。而且，告示牌的具體字句也有差異。考慮到前節所述1920年代的公園規則(1917年規則)，孫中山的說法或許比較接近事實。但不管怎麼說，字句差異表明他們在提 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時，好像並非依據親眼所見，而是引述了街談巷議。因此，當時的文章儘管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記述，但若就此斷定它們準確轉述了告示牌的內容，是講不通的。
告示牌傳聞變成固定說法的契機之一，是1930年代開始興盛的上海地方史研究。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蒯世勳於1933年在《上海市通志館期刊》(上海的官方歷史研究機構上海通志館的機 關刊物)上發表的長篇論文《上海英美租界的合併時期》。(23)這篇論及外灘公園告示牌的論文， 後來長期被租界史研究所引用。(24)那麼，該文關於告示牌的記述根據何在?實際上就是前面提到的賴德烈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發展》。(25)為什麼蒯世勳會採用這種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的論證方 法呢?其意圖之一，當然是要借外國人的評論來攻擊外國殖民主義者;而直接原因則在於，在他執筆這篇論文時，外灘公園已正式對中國人開放，那塊招致物議的告示牌已不復存在。也就是說，這位對上海史造詣很深的學者敘述告示牌問題時，也並非依據親眼所見，或確切史料。
進入19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加劇，隨著愛國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空前高漲，公園規則的條文也逐步簡化;但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各條文進行學術探討的悠然氣氛已蕩然無存，上述蔡和森式的「二次表述」逐漸定型，影響越來越大。其結果，到1950年代，上海市歷史與建設博物館多次舉辦展覽會介紹上海歷史時，那塊中英文對照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被「複製」並展覽出來。(26)
本節最後就外灘公園對中國人開放的情況作簡單介紹。包括外灘公園在內的租界公園對中國人開放，是上海各界人士的宿願。經多次請願，租界當局終於在1927年4月決定開放。4月13日， 公共租界納稅外國人召開年會，決定租界公園原則上對中國人開放。此時正值體現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民革命高漲時期，包括上海在內的長江以南地區已被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所控制。儘管公園開放是一件小事，卻也可以說是國民革命的輝煌勝利。但是，4月13日的年會在決定開放的同 時，也附帶決議稱其實施要待時局平靜以後。(27)因為，4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共政變」。翌日即13日，又有向反對政變的學生、工人遊行隊伍開槍的流血事件發生。包括租界在內，上海全市因此陷入混亂。
上海市民盼望已久的公園開放，此後一年多才得以實現。1928年4月18日，公共租界納稅外國人年會正式作出決定，從6月1日起，租界內公園一律向中國人開放。(28)「四一二政變」後的一年裡，國共合作崩潰，共產黨被迫轉入農村開展遊擊戰。雖然國民革命軍仍在進行北伐，但上海租界當局和外國人所擔心的革命軍以武力收回租界的事態畢竟沒有發生，上海恢復了平靜。在公園開放之前，有效期一年的門票五千張早已被搶購 一空。6月1日，進入「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外灘公園的遊客大大超出其他公園。據報紙報導，僅持當日票入園的遊客就超過2400人，加上持年票者，當天的外灘公園人流如潮、「水洩不通」。(29)這也足以說明該公園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
隨著公共租界開放公園，相鄰的法租界當局也決定向中國人開放法租界公園(6月18日)。也就是說，1928年6月以後，一直拒絕中國人入園的上海租界內公園，都向中國人開放了門戶。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傳聞就此消逝。依制度保障外國人特權的租界依然存在，而除公園外，仍有不少場所限制中國人進入。正因為這種大環境沒有改變，那塊招致物議的告示牌作為物證已然消失，對中國人開放公園這件事反而更加有利於該傳聞被加工、潤色和記憶。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外灘，是遠東地區最重要的金融貿易中心。
上海，租界，1900年代
中國人入園的實際情況
中國人真的沒有進入外灘公園嗎？
本文前兩節就外灘公園告示牌是否曾經存在、告示牌傳聞的定型及公園開放過程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料已明了。也就是說，1928年以前， 中國人不被允許進入外灘公園，至少有過不允許中國人入園的規則。那麼，中國人真的不能入園 嗎?就上海租界公園而言，有這個規則，往往被理解為等於曾有不許中國人進入的事實。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1928年以前，進入外灘公園的中國人(當然並非指外國人的傭人)似不在少數。請看1924年進外灘公園的中國青年的例子。
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楊闇公(1898—1927) 是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之兄，1927年年僅29歲時即被軍閥殺害。他的日記被保存下來，在1924年7月的日記中(當時他是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和友人從四川到上 海)，有關於他和友人去外灘公園的記載。7月7日的日記寫道:
入夜往訪新民，偕同子於赴黃浦江 〔公園〕。子於著常服，不能入公園內，心內憤甚!外人壓迫的痕跡，國人沒有見著嗎?(30)
「新民」「子於」都是和他一起到上海的友人。他們好像去了外灘公園，卻因服裝不整被拒之門外。但好不容易來到上海，不能就此不了了之。於是，7月9日的日記又寫道:
六時許與子於、新民等赴黃浦公園 一遊(子於因欲入內，特改作洋服)， 瀏覽至九時許，改赴法國公園。此地較 〔黃〕浦江公園要好得多，耍至十一時 許才歸，到滬來最快活的了。(31)
他們換上了洋裝，因而順利地進入了公園。讓我們再看當時的公園規則。「這些公園為外國 人所用」「服裝不體面者不得入內」。也就是說，此規則實施時，是否為中國人並非被禁止入園的理 由，如穿上「體面的服裝」——指洋裝——即可被允許進入公園。(32)當然，不允許中國人著中國服裝進公園，也是對中國人自尊心的極大傷害，因為不允許不穿洋裝的人進公園，也就是把西洋人以外的人當非人對待。但是，從這篇日記來看， 兩天前還對遭拒憤懣不已的楊闇公，現在卻在公 園裡玩得興奮不已，甚至說「到滬來最快活的了」。革命青年楊闇公尚且如此，則一般民眾對該公園心情之複雜，亦非用同仇敵愾、愛恨交加等詞語所可表達，自不待言。
後藤朝太郎（1881年-1945年8月9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是日本明治時代晚期的語言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楊闇公等因著中國服裝，第一次進公園被拒，至少日記上是這麼寫的。那麼，問題是他們進公園時的服裝，究竟是不是中國服裝呢?這需要進一步探討。其實，當時也有人穿著中國服裝，大大方方地進公園遊玩，例如日本人後藤朝太郎(1881—1945)。後藤是漢語音韻學者，寫過許多關於中國各類事物(如中國風俗、生活、 菜餚)的書籍，即一般所謂的「中國通」。他是戰前有關中國著述最多的日本人之一。一部記錄1926年中國行的《支那遊記》中，記錄了他穿著中國服裝去外灘公園，沒有受阻，在公園愉快散步的情景。相關文字稍長，姑引如下:
那座公園雖說是不允許支那人進入的，其實並非不允像支那人者進入。因為是上海工部局所公認的公園，所以並非支那人的我，進入其間散步則理應無礙。......我因懷以支那服為常服的心情，故不怕別人是如何看我的。站在園內小徑交叉口的印度巡捕亦以不審之眼光掃視我的行蹤。雖然沒有貴婦人等把視線注入於我，但有些紳士、淑女用奇怪的眼光注視著我這個不懂公園規矩的支那人。
......我自己因為有這身支那服竟能進公園散步的緣故，內心充滿了一種俠義心情，甚至希望印度巡捕會衝著我來說一些什麼訓斥的話。但是他們半信半疑地盯著我，終於欲言又止，結果是什麼也沒說就算了。如果他們因為支那服而訓斥我的話，還想等待著同他們好好辯駁一番，不幸的是，這番辯駁終於沒有發生。(33)
後藤出於「俠義心情」，準備對限制中國人進入公園駁斥一番，而穿著中國服裝進了公園。雖然遭了白眼，但卻並未受阻，依然能在公園裡散步。就筆者寡聞所及，尚不知有中國愛國人士著中國服裝進入公園。然而從楊闇公和後藤的經歷 看，身為中國人或身著中國服裝似皆非入園受阻的理由。毋寧說，穿中國服裝的中國人，在一定的情況下也是有可能進入公園的。
早期外灘公園內的音樂亭，照片中一位中國人在此處遊玩散步。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公園景觀風格採取中西結合。
告示牌所暗示的意義
外灘公園掛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的 傳聞(以及由此得出的「中國人不能進入公園」的 結論)，與試圖限制中國人入園的告示規則(然 而實際上中國人也有進公園的)的存在，這兩項史實之間看似差距不大，實則迥然有異。如此，則告示牌的意義不在於其歷史事實究竟如何，而應該在於圍繞入園而出現的複雜情況(不同時期告示牌上的字句差異、可否著中國服裝等等)被二次表述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一頗具刺激性的傳聞或曰傳說後所產生的強大感染力。
歷史上許多現象之所以影響巨大，並非因其為事實，而是因其經空想被單純化後為眾人所共有。如麥卡錫主義在美國興起，其背景就是一般市民對共產主義抱有潛在恐怖感和警惕。經二次解讀產生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所起到的作用， 即屬此類。不管把狗和中國人相提並論的告示牌是否曾真實存在，帝國主義踐踏中國主權的事實都擺在每個中國人的面前。較之列舉列強幾千條罪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傳聞更能一針見血地點破列強野蠻統治的本質。而且，正因其一針見血，才能不斷為中國革命提供能量。事實上， 因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強烈刺激而投身革命者，並不在少數。(34)
也就是說，正是希圖從列強統治下獲得解放的強烈願望所產生的二次表述，顯示了革命動力之所在。也正因如此，過去某公園的告示牌問題在今天仍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換言之，因為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其象徵即「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是中國革命最光輝的成就，所以過去租界公園告示牌上的字句——也是一個民族的記憶——在今天依然必須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此外還必須指出當時租界所具有的兩面性質。眾所周知，當時的租界既是列強統治中國的象徵，同時也是革命運動「安全地帶」。(35)正像租界一樣，對上海市民而言，外灘公園也不僅是令人憎恨的帝國主義統治的象徵。前文所述楊闇公等看似互相矛盾的心情(特意換上洋裝進入可惡 的公園散步，卻感到十分愉快)充分說明了外灘公園在中國人心目中的複雜形象。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楊闇公等所感到的愉悅，並非終於進入侮蔑中國人的公園後產生的徵服感，而是置身於隨處散發著西洋氣息的公園遊玩時的歡欣鼓舞。這為我們展示了外灘公園不同於告示牌傳聞的另一形象，即令人憧憬的西洋文明標誌。那麼，這種憧憬的起因何在?
實際上，1920年代圍繞外灘公園的各種議論，並非一邊倒地抨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報紙《時事新報》就有如下論述:
聽說上面幾個公園，從前是公開過的，因為我們同胞的公共道德心太缺乏了，所以遭西洋人的厭惡，曾經有「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示。......聽說外國人所持為唯一的拒絕我們華人享受公園的娛樂的理由，因為歐戰和平紀念開慶祝會的那天，花園的花都被人家摘盡了。......我不敢擔保不再發生我們華人的弱點，所以也不敢完全要求自由地開放公園。不過像現在的嚴格的取締，我總不願意自號為文明的友邦人久長維持下去。......我願上海的華人，快教你們子女們去培養些公德心，不要叫他們貪了一些花草，便被自利和自私戰勝，連累全體的居民都得不到應享有的權利。(36)
較之對公園告示牌的抨擊，這樣的立場要少得多，但絕非僅此一例。上述第二節介紹的姚公鶴《上海閒話》也有如下記述:
〔華人不得入公園內。〕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躁踏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37)
由上述兩處引文可知，公園告示牌問題也使作者聯想起近代西方的「文明」觀念(指公共道 德、公德心、公益心)，促使其面對國人缺乏這些觀念，並加以反省。換言之，被稱作比西方更西方的上海租界也屬此類空間之一，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空間裡對近代西方理念開始覺醒。實則，他們透過外灘公園這面櫥窗「發現」了中國所沒有的「公共道德」，並認為其值得追求。正因如此，楊闇公等才渴望進入公園，並能在那裡感到歡欣愉悅。如此看來，對於公園，他們既深感不滿，同時也已覺察到令人憧憬的原因，以及憧憬背後的含義，並進而試圖加以詮釋。
他們既強烈拒絕「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反映出 的西方價值觀的某一部分，同時又必須追求西方價值觀中中國人尚不具備但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而且，就像在外灘公園看到的那樣，必須排斥的與必須接受和追求的價值觀如影隨形，難分難解。實際上，自與近代西方開始接觸以來，這個難題就一直貫穿著整部中國近代史。在這個意義上說，外灘公園問題恰如鏡子，如實照射出了近代西方在中國的兩重性和與此對應的中國人的矛盾情感。
注釋與參考文獻：
(1) 《世紀》1994年第2期。
(2) 馬福龍、徐國梁、虞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脈》，《黨史信息報》第203期，1994年6月1日。
(3) 上述三報在同一天(1994年6月7日)發表了反駁文章， 內容與《黨史信息報》的反駁文章基本相同。刊載薛理勇文章的 《世紀》雜誌後來(第4期，7月)也轉載馬福龍等《「華人與狗不 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脈》一文，實際上否定了薛理勇的主張。
(4) 《朝日新聞》1994年6月7日。
(5) 馬福龍、徐國梁、虞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 龍去脈》，《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內容與本文注2基本 相同;張銓《關於「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史林》1994年 第4期;黃志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根本沒有根據嗎?》，《上 海灘》1994年第8期;任武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真相》，《上 海灘》1994年第8期。
(6) 關於告示牌問題及其爭論，下文不可不讀:Robert A. Bickers & Jeffrey N.Wasserstrom，「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Sign:Legend，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The China Quarterly，No.142，1995。這篇論文使用了 當時管理外灘公園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原文件，對公園規則變遷 的歷史進行了研究。但是，其探討的範圍基本上限於告示牌的文 字。而且，正如其副標題所示，重點是放在1994年中國的論爭所 具有的意義上。
(7) 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頁。
(8) 樓榮敏編《外灘:歷史和變遷》，上海畫報出版社， 1998年，第62頁。
(9) Bickers and Wasserstrom，op.cit.，p.446.告示牌上 各年份規則的文字，在本文注5的中文論文中，也有漢語譯文，但 混淆了一些意譯。在這裡使用前引Bickers and Wasserstrom論文所 引英文。以下，如無特別說明，引用各年份的公園規則，均循此 例。另外，前引黃志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根本沒有根據嗎?》一文，用照片介紹了1903年規則的中文版檔案(原件藏上 海市檔案館)。
(10) 《外灘:歷史和變遷》，第63頁。
(11) 《外灘:歷史和變遷》，第63頁。
(12) 前引馬福龍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 脈》。
(13) 中國方面的研究，也有承認並沒有僅僅寫有「華人與狗 不得入內」告示牌的論文，如任止戈《「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確有其 事》，《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6期。該文認為:「沒有一塊僅 寫『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木牌，並不等於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 內』的事實。」
(14) 《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東京:築摩書房，1971年， 第111頁。關於內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中有「支那人與狗」的記 載，是受傅佛果(Joshua A.Fogel)先生的指教: Joshua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 1934)，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103。
(15) 《周作人日記》癸卯(1903)年七月二十日條，上冊， 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95頁。在周作人日記中有關於公園規則 的記載，是受前引黃志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根本沒有根據 嗎?》一文啟發所得。
(16) 《申報》1909年1月17日。
(17) Kenneth S.Latourette，The Development of China，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 Co.，1917，p.236.
(18) 上海孫中山故居管理處、日本孫文研究會合編《上海 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第11頁。另 外，孫文有一部標題與賴德烈著作頗為相似的英文著作，就是 《建國方略》(英文書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孫文曾經閱讀過此書的可能性很大。
(19)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卷，商務印書館，1917年，第18頁(重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頁)。
(20) 在1914年出版的英文小說中，已經有「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的說法(見Bickers & Wasserstrom，op.cit.，p. 450)。
(21) 《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第387 頁。另外，前引馬龍福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問題的來龍去 脈》也引用了孫中山的這個演說，來佐證告示牌的存在。但在引 用時，省略了「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這一段，大概這段 話與主張告示牌存在不太符合。
(22) 和森《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制八十年的上海》，《向 導》第46期，1923年。
(23) 《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1卷第3期，1933年。
(24) 徐公肅等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收錄了這篇論文。
(25) 蒯世勳《上海英美租界的合併時期》，《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第1卷第3期，1933年。
(26) 前引薛理勇《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27) 《申報》1927年4月14日。
(28) 《申報》1928年4月19日。
(29) 《申報》1928年6月2日。另外，在公園開放當天(6月1 日)的《申報》上，因為看好上海市民出門的可能性，不少飯廳 茶館都刊了廣告。從中也可以看出上海全體市民如何期待公園開 放，以及上海商人的精明。
(30) 《楊闇公日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 頁。
(31) 同前，第127頁。
(32) 關於租界公園入園問題，日本在滬居留民的刊物提 到:「日本人進公園者，除婦人孩童外，須著洋服或和式禮 服」(上海日報社編《上海年鑑(1926年版)》，上海日報社，1926年，第217頁)。
(33) 後藤朝太郎《支那遊記》，東京:春陽堂，1927年，第89—92頁。
(34) 參見方志敏《可愛的中國》(1935)，《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頁。
(35) 在租界裡，因為中國的主權(警察權)不能直接行 使，以共產黨為首的革命運動時常把活動站點放在那裡，這是眾 所周知的。當然，租界內有租界當局的警察機構，他們也絕不放 任革命運動(如1903年的《蘇報》案;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對 共產黨的鎮壓也曾有租界當局的協助)。但與直接受中國政府鎮 壓的租界外相比，重視法律手續的租界畢竟要安全一些。共產黨 早期的全國代表大會能在上海租界內召開，黨中央長期安置在租 界裡，也是出於這一理由。
(36) 韓祖德《上海租界公園開放問題》，《時事新報》1924 年4月14日。
(37) 前引姚公鶴《上海閒話》上卷，第18—19頁(重排本， 第11頁)。
本書從一九三〇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入手，通過博搜資料並對之相互比較，多角度查考毛澤東早期形象的形成、改變，及傳播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