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難民來到中國，就必然要與中國人接觸和交往。在他們來到之前，中國人與塞法迪猶太人和俄國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已經歷了近百年的變遷，而猶太難民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在納粹大屠殺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這一大背景下，更具有互相援助、同甘共苦的特徵。猶太難民到來之前中國境內的中猶關係1840年後在滬港兩地形成的塞法迪猶商集團帶有濃厚的英國色彩，高居於一般中國人之上。這其中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一，塞法迪猶太人雖然加入了英國籍，但在那些正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紳士們眼中仍是「異族異教」之人，因此他們不得不努力融入英國文化，以衝淡英國上流社會對他們的偏見；在中國，他們的英國身份倒使他們可以獲得所有英國人都能得到的特權，這是他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經商致富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們一般都積極參加英國社團的各項活動；其三，他們也與中國人交流，但主要接觸的是中國社會中最為洋化的買辦、官僚和富豪這三類人，而很少有機會與代表真正的中國文化傳統的中下層民眾打交道。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大多數在華塞法迪猶太人平時都講英語，很少有人認真學習中文，會講國語或地方語言如上海話、廣東話的更是極為稀罕。塞法迪猶太人辦的文化事業如報紙雜誌等，也都是面向他們自己那個小小的社區的。1925年，一位英國猶太活動家在訪問了香港猶太俱樂部後寫道:「這個俱樂部的擺飾頗具倫敦西區社會或政治俱樂部那種舒適的特點。在一間大而裝修的很有品位的屋子裡，擺放著一架大鋼琴，可以休憩，欣賞音樂或講演；還有一間很少讓人忽略的撞球室，及一個由穿白襯衣的能調配各種雞尾酒的中國調酒師照管的吧檯。」在這裡你不但看不到中國特色，也很少發現猶太特色。當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論。在塞法迪猶商集團的上層中，不多的例外之一就是哈同。此人確實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娶了中國女子為妻，這在塞法迪猶商中是極為少見的。
到了中年以後，他更是篤信佛教，醉心於佛教研究，也喜讀中國的文史書籍。他不但喜愛中國傳統文化，還積極支持研究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經他大力支持而在事業上取得成就的包括王國維、羅振玉、鄒景叔、章一山、費恕皆、徐悲鴻等名家。據哈同的女兒回憶，哈同家吃飯時也有兩套飯菜，一套是中國式的，另一套是猶太式的，家庭成員可以各擇其好；哈同本人一般吃猶太式的，但有時也來嘗嘗中國菜餚。就連哈同去世後的喪禮也有兩個，一個是按猶太教的方式，另一個則完全以佛教的方式進行。
需要提一下的是，雖然在華塞法迪猶太人與中國文化之間始終存在隔閡，但由於他們財力雄厚，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及宣傳自身、廣交朋友的目的，也經常出資支持中國的文教福利事業。除了哈同家族外，嘉道理家也在上海、香港、廣東等地興辦了不少主要面向中國學生的學校。深受反猶主義迫害的來華俄國猶太人一般都不將俄國視為自己的祖國，而希望在中國長久居留下來。比如，出生在上海的俄國猶太人瑞娜·克拉斯諾在描寫俄國猶太人對上海的感情時寫道:「他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一部分，沒有離開的打算。」天津的俄國猶太人也說:「我們從來就不曾打算離開天津。有誰願意離開這麼好的地方？再到哪裡去找這麼好的地方？」哈爾濱等地方的俄國猶太人也都有相間的感情。因此，與塞法迪猶太人相比，俄國猶太人在了解中國社會，熟悉中國文化方面更加積極和主動，與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接觸和交往也更為密切。
在華俄國猶太人大都從事小本經營或擔任中下層職員，這就使他們有機會與中下層的中國老百姓經常接觸。他們一般很少炫耀自己的俄國身份，這也使他們與普通中國人之間減少了隔閡。曾在中國北方從事腸衣生意多年的俄猶商人本，列瓦柯回憶道，為了收購原料，他走遍了東北、內蒙古、華北的許多城鎮和鄉村，結識了許多中國朋友，有時就與中國夥伴一起睡在大車店的炕上。新中國成立後任山東大學教授的俄國猶太人金詩伯還記得，他父親在滿洲裡一家為中東鐵路加工木材的公司當職員，整天四處奔波，走遍了方圓幾千裡的林區，幾乎天天與中國人打交道。由於與中國人打交道多，俄國猶太人中學習中文，能講國語乃至地方語言的要比塞法迪猶太人多得多。哈爾濱猶太社團領袖A·考夫曼之子T·考夫曼告訴筆者，當時在哈爾濱有不少俄國猶太人能講帶有濃重東北味的國語。出生在天津的俄國猶太人·繆勒至今仍能講一口標準的天津話，據他回憶，當時天津俄猶中會講天津話的不在少數。
雖無精確統計，但俄國猶太人與中國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猶太人多得多，這也是俄猶與中國人關係密切的一個表現。有趣的是，在哈爾濱、天津、上海等地，幾乎所有的俄猶孩童都是由被稱為「阿媽」的中國保姆帶大的，從小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哺育。在阿媽的影響下，他們往往把中文當成了母語，而且到長大後還深受影響。兩位來自天津的猶太人在美國遇到了一位出生於中國的猶太小夥子，此人離開中國的時候還是個孩子現在正在學習中文。他說:「我想學好了中文再回到中國去找我的阿媽，或許她還會像我小時候那樣喜歡我的。」由於比較貼近中國社會，許多俄國猶太人不由自主地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進而受到這一文化的影響和薰陶。金詩伯描述了自己看京劇《霸王別姬》的感受:「劇中處處採用誇張的手法，還在幕啟之前，就已是鑼鼓鏗鏘、號角齊鳴；演員的動作手勢都富有戲劇性；服裝富麗絢爛、又寬又長的袖子甩進甩出，奇形怪狀的臉譜，白的、黑的、黃的、紅的、花的、無色不有。但在這一切中，都閃爍著一種美—在音樂中，在表演中，特別是在王妃的劍舞中……梅蘭芳的動作雍容大度、精妙優雅，簡直使我忘記了他是男扮女裝。」
他的這種感受在俄國猶太人中是比較普遍的:不了解中國文化，但努力嘗試去了解它；逐步感受到中國文化中蘊含著無限的美好，因而為其所吸引。俄國猶太音樂家阿甫夏洛穆夫也是一例。他喜愛並努力研究中國音樂，又在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嘗試吸收中國傳統音樂的精華，因而他的許多作品都帶有中西合璧的獨特風格。不少俄國猶太人迷上了中國戲劇（如京劇和越劇），相信中醫，練習中國太極拳和氣功，愛吃中國菜，還給自己起了中國名字。這種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情況，在塞法迪猶太人中相對而言要少得多。
當然，俄國猶太人在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同時，也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影響了他們客居的國家和城市。他們帶來了富有俄國風味的猶太音樂，將俄羅斯猶太作家的作品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如俄羅斯猶太裔鋼琴家亨利·馬戈林斯基將俄羅斯民族樂派奠基人格林卡的傳世之作《伊萬蘇薩寧》介紹到中國。來自俄羅斯的猶太翻譯家還首次將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赫姆，海姆·比阿利克等人的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作品譯成英文乃至中文，介紹給了中國讀者。許多俄羅斯猶太音樂家、舞蹈家在中國院校裡辛勤教學，培養出了一批批中國學生。如新中國最早在國際重要鋼琴比賽中獲獎的傅聰，就是在俄羅斯猶太鋼琴家阿達·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導下脫穎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