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的印章是因時局不穩，各地政權忙於混戰，由於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對印章的製作疏於管理，最終促使其呈現出蕪雜麵貌的話，那麼隋唐及其以後的印章，則於嚴謹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與飽滿的風貌。
這一時期的印章制度，摒棄了秦漢時期以印紐和綬色來區分等級的慣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區別官署的級別層次。隋唐伊始，官職印多被魚符所代替，從而使當時的印章出現了官名印與官署印並行的情況。而秦漢魏晉時期的官印，大多數是以官名印為主，極少出現官署印。
在敦煌遺書所呈現的官印中，隋唐時期的官印還有一個顯著特點，表現在其較之秦漢與魏晉時期，有逐步增大的趨向，一般以5.3釐米到5.8釐米見方，也間或出現長方印面。從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來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這些印文，集中體現了隋唐時期印章的典型特徵，作為唐朝中央官署的憑信，其印面規格雖有微妙的區別，但其印風基本趨同。前者相對工穩，而後者結構相對鬆弛。
敦煌縣之印(唐)
觀陽縣印(隋)
歸義軍印(唐)
永興郡印(南北朝)
李醜兒宅經記印(宋)
畫押印(唐)
淨土寺藏經印(唐)除了官印，在敦煌文書中，還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書中籤押手續的現象。百姓寫文立契，依賴於民間俗例，尤其是宗族勢力和鄉紳教化的自行約束與維持，對它的實際監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間的這種畫押習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樣，粗略統計起來，其畫押方式多達十餘種。這些畫押的顯著特點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異的特點。
如果說敦煌文書中民間層面的畫押方式，體現的是平民百姓為生活需要而進行的嘗試性應用的話，那麼歸義軍時代官方所使用的圖畫押，則與成熟時期的畫押印有著更為接近的特點。圖畫押又稱為畫押或圖像印。敦煌時期的畫押印與春秋時代的古璽印和秦漢時期的圖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擬物態的隨機性，即表現出隨物變化的特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大唐涅槃經》敦煌殘卷上，經首鈐有朱文「如是」葫蘆印和「國原」方形印，頂上鈐有白文動物花印。這種葫蘆印與白文動物印的出現，與秦漢時期民眾喜聞樂見的肖形印有著近似的情況。在敦煌遺書中，這類印章的出現，不僅見證了敦煌與中原文化的交流狀況，也豐富了敦煌遺書印文的品類。
隋唐時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僅限於官府的權威與個人的使用。由於士族群體的參與，印章在應用於書畫鑑賞領域的同時，也拓展了自身的應用範圍。為了適應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內容上擴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語印外，還有道號印、齋館別號印、收藏鑑賞印等。在敦煌文獻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還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報恩寺藏經印」「三界寺藏經印」「瓜沙州大經印」「淨土寺藏經印」「蓮藏經印」以及「蓮臺寺藏經印」「永安寺藏經印」等。另外，在敦煌遺書中，還出現了圖書印、私印、軍旅印等。
來源：篆刻微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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