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國最早工業化的城市，擁有中國最早的職業女性，上海的文化圖譜也從來不乏女性的身影，作家王安憶甚至說，「要寫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最近，上海提出了「打響上海文化品牌」的戰略，上海女性作為其中豐厚的一脈，又有哪些故事，產生過哪些影響？
四位演講者和觀眾合影
日前，徐匯區「匯講壇」請來了四位女性代表——小提琴家俞麗拿、兒童文學作家秦文君、演員王一楠、分眾傳媒首席戰略官陳巖，和觀眾分享她們與上海的淵源。她們有的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的新上海人，每一位都有不少談資。
秦文君秦文君：閱讀讓人學會尋找幸福秦文君是上海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自26歲發表第一部作品，37年來，她已經寫了70多本書。
秦文君記得，寫第一本書時，兒童文學還是一個小兒科，「大家覺得你寫兒童文學可惜了，要寫寫成人文學，有些人寫兒童文學寫了一輩子，最後就是一房間書，沒有財富，也沒有影響，沒有人知道，孩子知道，但孩子不記得，長大以後就忘記了。支撐我寫下去的就是兩個字，熱愛。從小愛閱讀，我讀了很多作家的作品，所以開始寫作。」
因為出生在上海，秦文君有不少作品和上海息息相關。
最讓她難忘的是《十六歲少女》。16歲時，秦文君上山下鄉到了黑龍江，同去的有一群人，有人回來了，有人永遠埋葬在那裡。也因此，秦文君一直想把那段生活，那段最天真、最美好的青春寫下來。
寫這部作品時，秦文君正好懷孕了。當時她已經三十多歲，年輕時她很怕觸碰那一塊，直到快要做母親了，她才真正有勇氣整理少女時代的記憶。
那時，秦文君的先生正好出國了，她向單位請了兩個月的假，又和父母打了招呼，讓他們不要打擾自己。她把電話線拔掉，在冰箱裡放滿了吃的，整整兩個月沒出門，寫得不知白天黑夜，一直寫到先生回家，家裡亂的一塌糊塗，讓他誤以為進錯了家門。
在孕婦的狀態下，秦文君連著寫了近二十萬字，生命力旺盛到讓人驚嘆，「《十六歲少女》得獎也不多，但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書，後面的作品再沒有這樣的狀態，人生就這麼一次，什麼快樂都比不上創作的快樂。」
還有一本秦文君印象深刻的書是《男生賈裡》。
當了兒童文學作家後，秦文君收到過九千多封信，有一天，她收到一位小男孩的來信，大意是學校裡的女孩越來越厲害了，會欺負男孩子，「我想不對，我們小時候都想做男孩子，像男孩子那樣很自由、很開放，為什么女孩子越來越厲害？」
秦文君為此走訪了多所上海學校，仔細一看，女孩確實越來越厲害，有不少還是「女漢子」。女孩越來越倔強，越來越能發揮她們天性裡的力量，相對來說，男孩的成長似乎越來越不容易，從這個角度，秦文君寫了《男生賈裡》。
秦文君寫《男生賈裡》時正值中國兒童文學低迷，剛出來只印了兩千本，後來這兩千本就像兩千個種子，在孩子間傳來傳去，慢慢就傳開了。正是通過《男生賈裡》，上海兒童文學火爆起來，中國兒童文學也火爆起來，「大家覺得有這麼一個希望，兒童文學可以接近現在的兒童，我們可以打動現在的孩子以及將來的孩子。」
這幾年寫作下來，秦文君又發現，現在的孩子對文字的需求越來越少。
有一次晚飯後散步，秦文君在醫院門口看到一個男孩哭得十分傷心，她還以為男孩家裡發生了什麼大事，誰曾想，他只是因為媽媽收走了手機才哭，「現在的孩子對新媒介的依賴超過成人，很難在文字上安靜下來。」
同時她還發現，現在的孩子在小學到中學之間的轉變非常大。
「我走了很多校園，發現小朋友在學前時期個個那麼好，天真、聰明、有想像力，而且愛藝術，講故事、聽音樂他都喜歡，而且對父母非常依賴，父母不管貧窮還是富有，不管是健康還是殘疾，他都那麼摯愛。小學畢業以後，分化開始很大，有的孩子就冷漠了。中學畢業，這種變化天差地別，有的依然保持初心，有的不一樣。閱讀對孩子非常重要，因為閱讀比看電視、玩手機難多了，閱讀必須要你安靜下來，我們很缺這些東西。」
這些年，秦文君一直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向孩子傳達文學的美妙，「孩子不喜歡文學，有時是被各種功利化的教育壓制，他覺得沒用，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都趨向功利化，考上好學校就是人生贏家，能賺到大錢就行。這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早一點讓孩子養成閱讀習慣，讓他們通過閱讀獲得更大的能量。文學藝術最大的收穫，是讓人學會憐憫、感動、愛、勇氣、自信，讓人學會尋找幸福。」
王一楠王一楠：上海人的精明是因為精緻演員王一楠應該說是「新上海人」。
她的母親是上海知青，早年曾去雲南插隊，王一楠出生在昆明，上海對她來說只是一個泛泛的很遙遠的故鄉，然而在母親眼裡，上海才能帶來最終的歸屬感。
「我和姐姐從小有一種媽媽強行植入的執念，我們是上海人。每個周末，我們都會跟媽媽去各種各樣的地方，也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大師辦了一個畫展，也許是一個講座，只要她覺得對孩子的教育有好處的，一定會帶我和姐姐去。」
在昆明時，王一楠很小就開始學英語，那時學英語的條件不像現在這麼好，她和姐姐都是跟著電視學最簡單的詞語，也是因為媽媽要讓她們看外面的世界。
家裡的藝術教育開始得很早。王一楠還記得家裡買過一臺大紅色電子琴，花了一百多塊錢，這種花銷對一般家庭來說是很少見的。在媽媽的監督下，姐妹倆勤力練琴，小學五年級又升級換代了一臺兩千多塊的山葉電子琴。每個周末，媽媽都會騎上男士自行車，帶著女兒們去學琴。
王一楠生平第一次坐計程車是為了面試，一部來雲南拍攝的電影需要一個小朋友。為了這個角色，也為了不耽誤孩子學習，媽媽帶著王一楠打了人生第一次的，面試以後，劇組誇她外型不錯，普通話也不錯。
家庭教育的投資在那時就像一場豪賭和風投，王一楠的媽媽卻覺得這是應該的，這也是王一楠最早領略上海女人所謂的「精明」，「因為她的精明，我有機會在16歲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而且是當時唯一從西南三省考進去的考生。我是考生裡最年輕的，至今還沒人打破這個紀錄。」
王一楠在16歲重回上海，而她的媽媽也是在16歲離開上海到雲南當知青，這是她們母女和上海的緣分。
王一楠廣為人知的一部電視劇是《北平無戰事》，她在劇中扮演葉碧玉，一個地地道道生活在石庫門裡的上海女性。
這是一部完全男性化的戲，為了突出這個女性角色，葉碧玉的服飾基本都是旗袍，以藍色碎花為主，只有一條是紅色真絲的。
「定妝時我跟服裝師說，這件旗袍最好放在出門或者見客人的時候穿。他說為什麼？媽媽告訴我，以前舊式上海人無論是在弄堂的亭子間住著，還是在稍微好一點的地方住著，都有一件非常講究的做客時穿的衣服，那條旗袍有真絲的感覺，所以要放在出門見客時穿。」
還有一場戲是葉碧玉的丈夫被抓起來，朋友來家裡看望她，桌上有毛豆、豆腐乾、雜糧，她第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菜藏起來，擋上。
「為什麼？這也是媽媽給我的教育，有客人來的時候，家裡要稍微藏一藏，讓人家看到我們過得還可以。我（葉碧玉）有自己的自尊心，有對生活的熱愛。別人給我送來麵包，我把大的那塊分給客人和孩子，這也是上海人，這就是他們精緻的生活。精緻並不是說他很講究，而是他對生活點點滴滴的投入。」
王一楠在劇中的最後一場戲是掃墓，感情濃重，爆發力很強。她的處理是一直低著頭打掃墳墓周邊的雜草和土，「導演看到了上海人的悲傷，不是嚎啕大哭，不會把悲傷完完全全釋放出來，即使在這個時候，她也有自己的體面、收斂、尊重，他反而看到了更有力量的悲傷。」
「所有人都說你這個角色演得太好了，太像了，這種好、這種像是所有細節堆砌起來的，才讓這個人物變得溫暖、豐滿、真實，因為真實才讓他們真正體會到，上海人的精明是因為精緻，是因為我們對生活點點滴滴的尊重。」
在電視劇《漂亮的李慧珍》裡，王一楠還演過一個資深女編輯朱英。故事發生在雜誌社，很多人看完戲後跑到王一楠的微博留言，希望入職時也有朱英這樣一個「姐姐」式的女領導帶自己進入職場。
「回看時我覺得這個角色最動人的部分是『點到為止』，她對新人的提拔不是強勢，而是在最需要的時候輕輕點撥，這個點撥只佔三分、四分，鼓勵會在五分到六分，剩下的空間是給新人成長的空間，這也是上海女人的氣質——我對你的好不會強加於你，我會讓你感覺舒服，會給你留有餘地，這個餘地就是對彼此的尊重。」
除了參演影視，王一楠也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演員。
最近，她正在將畢飛宇的小說《青衣》改成話劇，基於上海的國際化優勢，一開始考慮藝術家時，她便不局限於上海，而是聚焦世界舞臺，尋求國際化的合作。
《青衣》講的是中國戲曲行當裡的故事，王一楠和團隊請來的馬斯•圖米納斯，卻是立陶宛國寶級導演。在烏鎮戲劇節，他曾創下4500張門票15分鐘售罄的紀錄。
和馬斯·圖米納斯談合作時，王一楠非常自信，在她看來，如果要選一個進入中國的「切口」，有豐富國際合作經驗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是不二之選。
「他覺得北京也不差，我跟他說有空在上海街頭坐一坐，看看上海的上海人、上海的外國人，不管是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德國人，他在上海生活很長一段時間後，依然會保有他的民族特性。北京文化會把人完完全全融入進去。上海不是，上海是最包容的城市，就像老式上海人的穿衣打扮，雖然有一點西式，但依然有上海小旗袍的感覺。」
除了把國外項目請來上海，上海話劇藝術中也頻頻把自己的項目帶到國外，王一楠感覺，他們和國外藝術家的合作比前兩年更容易了，「因為他們太愛中國了，中國現在太棒了，他們太想跟中國有更多的合作，中國的市場、中國未來的發展，他們都想積極參與進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