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國之初，是設置有丞相職位的。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等都做過丞相。1380年，「胡惟庸案」爆發，朱元璋將胡惟庸誅殺。此後，朱元璋就廢除了丞相職位。丞相所擔任的職責，分於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朱元璋親自掌管六部，六部按照朱元璋的意旨辦事。
明亡以後，清朝沿襲明朝的這一制度。於是，胡惟庸就成了中國封建王朝中最後一名丞相。
朱元璋是一個很勤奮的皇帝，稱得上是「夙夜在公，宵衣旰食」。他一個人，就可以將中書省所有的活兒幹完。但是，明朝只有一個朱元璋。隨著國家事務的日益繁重，接下來的皇帝就感到力不從心了。鑑於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子孫，永遠不允許設立丞相，那麼就只能採取變通的方式。
內閣首輔就應運而生。
那是明成祖朱棣當政時期的事情了。朱棣設置了以殿閣大學士為主體的內閣，成員有數人不等，官秩為正五品，主要為皇帝提供諮政建議。及至後來，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僅僅是為皇帝提供諮政建議，還參與到軍國大事的決策。到嘉靖時期，內閣大學士上朝的班次已在六部尚書之上，成為事實上的中書省。內閣首輔，雖然沒有丞相知名，然而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丞相。
比較強勢的內閣首輔，如楊廷和、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權傾朝野，號令群臣，不管是聲望還是權力，比之漢唐宋時期的丞相，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無論如何，明朝的內閣首輔依然不是丞相。
這是因為，漢唐宋時期的丞相，有名正言順的柄國執政的權力。皇帝下發的詔書，必須由丞相蓋上大印才能生效；如果丞相不同意詔書上的內容，這道詔書還能被打回去。而內閣首輔的權力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嚴嵩能夠擅專朝政，是因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疏於政事；張居正能夠大權獨攬，是因為萬曆皇帝衝齡踐祚、缺乏執政經驗。這種權力分分鐘可能被皇帝收回，或者遭到太監鉗制，難有作為。
從程序上看，內閣首輔與丞相之間，就差了一個太監。
此話怎講？
原來，內閣首輔最大的權力，就是在朝廷重要文書上擬定處理意見，供皇帝採納。這就是通俗所稱「票擬」。皇帝經過審閱後，用紅筆對「票擬」進行拍板定案，這就是通常所稱「批紅」。內閣首輔權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取決於皇帝對「票擬」的採納程度。皇帝採納得越多，內閣首輔自然權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面子上就越又光彩。反之亦然。
「票擬」又怎麼跟太監扯上關係呢？這是因為明朝中期以後，皇帝深居後宮、不理朝政，極端者如萬曆皇帝，長達30年不上朝。為了維繫國家正常運轉，同時牽制內閣權力，皇帝便將「批紅」的權力交於司禮監太監，「然內閣之擬票，不得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
如此，便形成了明朝特有的監閣體制。在這個體制下，丞相之權，被成功地分給了內閣和司禮監。內閣和司禮監各司其職，互相牽制，保證了皇權的集中和正常運行。
所以，我們能夠很清晰地看出，內閣首輔擁有「票擬」權，但缺少了太監手中的「批紅」權。如果內閣首輔要最大限度地發揮權力，就必須取得司禮監的配合。否則，必然處處受到制約。
事實上，明朝歷史上也有不少內閣首輔與司禮監通力合作的例子。如著名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為了推行賦稅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就是在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配合下完成的。
【參考資料：《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