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根的富裕使人憂心。臺灣有錢了，怎麼人還都那麼俗氣？繼而我們意識到讓臺灣民眾了解幾千年沉澱下來的中華文化，提高他們的文化素養才是最重要的」
《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北京報導
12年前，當發現擅長做惠山泥人的老師傅時，臺灣《漢聲》雜誌創始人黃永松喜不自禁。
他站在老師傅身後，一張張地拍照，希望把整個工藝的所有程序記錄下來，哪個動作快了就請老師傅重來。
這一次記錄，他們花了11天，燒壞了所有隨身攜帶的日光型藍閃光燈，最後整理出3200多張工序圖。
黃永松又將兩位師傅從無錫請到南京的東南大學開課，教授藝術系研究生；並請他們把能做的泥塑統統做出兩份，一份留在學校，一份由黃永松帶到臺灣做展覽推廣。300多件泥塑，這件事情前後花去6年時間。
2005年1月，《漢聲》推出三冊雜誌，系統介紹惠山泥人：第一冊論述泥人源起和傳說，介紹著名的大阿福泥人和手捏戲文，並收錄無錫泥人博物館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珍貴作品圖錄600餘件；第二冊是兩位大師傅的工作日誌，及從中總結出的「捏塑18法」和「彩繪7法」；第三冊則用照片完整重現捏塑全過程。此時距黃永松初次尋訪到兩位大師，已有8年。
就這樣，以不計成本的工作方式，《漢聲》力圖通過梳理「中國的、傳統的、民間的、活生生的」文化、技藝，建立「中國民間文化基因庫」。自1971年在臺北創刊之日始，200多期雜誌一直在向這個目標努力。
「我們現在還著力在原則、意義上爭論，都說要保護環境、重視教育、保護傳統文化，但是怎麼保護、怎麼重視，很少從制度保障、程序設計和技術細節上來實現。」8月29日下午，在北京798藝術區尤倫斯藝術中心，《讀庫》主編張立憲在主持黃永松的講座時感慨，「所幸，《漢聲》已經做了將近40年。」
小題大做，細中求全
臺灣藝術大家俞大綱曾說：「傳統好比人的頭顱，現代猶如人的雙足。在時代的遽變中，忽然演變出傳統與現代割裂、頭腳分離的奇異局面⋯⋯文化工作者應有為此斷裂做『肚腹』的擔當，使現代中國人能銜接傳統與現代，全身而行。」
《漢聲》的所有嘗試，就是盡力起到「肚腹」的作用。
隨手翻看《漢聲》雜誌這些年的封面主題：「中國童玩」、「臺灣的泉州人」、「稻米專輯」、「美哉漢字」、「五臺山騾馬大會」、「曹雪芹風箏譜」、「福建土樓」、「樺樹皮文化」、「有機農業」⋯⋯主題五花八門，幾乎無所不包。
他們有自己的目錄系統。先將內容劃分為民間文化、民間生活、民間信仰、民間文學、民間藝術五種，下設十類56項和幾百個目。至具體操作時，「每次抓住幾個小題，然後心無旁騖地做下去，做出深度來。」
黃永松將《漢聲》的工作特點概括為：小題大做，細中求全。
所謂「大做」，即從一個小切入點引出所有相關研究。如馬年做「中國馬」，不單是懷舊與欣賞民俗，還聯想到馬與騎術的關係、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秋高馬肥大舉南侵的史實，再牽涉到漢族築長城的歷代努力、元代與羅馬帝國的對比⋯⋯
「就像一滴水珠、一顆沙粒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樣，我們尋找到的每一個題目都別有洞天。」66歲的黃永松笑稱，雖然辛苦，但樂在其中。他把30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變成一肚子故事，隨時隨地拿出一個，以此例證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動和神奇。
「過去中國人不照相，怕會被取走靈魂，有的家裡祖先去世了，會請畫師把祖先畫出來供奉。這種肖像又叫做追容畫。你知道嗎？我們居然找到了一本追容畫譜，裡面有不同的肖像，這個強調眼睛，那個強調額頭。你可以跟畫師說，我祖先的眼睛是這樣，下巴是那樣，讓他給拼起來，不像了再改。是不是很像偵探片？」
根據這本畫譜，《漢聲》推出兩期專輯，名為「中國民間肖像畫」。內容除了完整收錄畫譜外，還包括古代開臉造型的技藝和知識、創作過程演示、中國容顏在美術領域的發展與問題，以及對全國各地多位街頭肖像畫師的採訪。
《漢聲》介紹比例最大的是民間手工藝。黃永松總結出一套四法十六則，將梳理內容分為「體、用、造、化」四方面，每一方面又包括四元素，比如「用」，是指功用，包括人（什麼人用）、地（什麼地區適用）、事（什麼事用）、用（什麼特殊用處）四個元素。
就這樣，他們以龐大的容量和細緻的耐心，梳理出紡織、漿染、刺繡、編結、剪紙、面花等諸多可稱之為「母親的藝術」的手工藝來。
在張立憲看來，《漢聲》系列出現最多的字眼即「母親」。「因為《漢聲》對中國傳統文化、民間工藝的態度就是兒子侍奉母親的態度。兒子用不著每天說『我愛你，媽媽』，只要想著怎麼侍奉就行了。」
聚焦傳統緣於「戒嚴」
《漢聲》的前身是英文雜誌《ECHO（回聲）》，初衷是想介紹中國的文化給外國人看。
那是1971年，黃永松26歲，剛剛從「國立」藝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科畢業，打算出去留學，卻被打算辦一份報紙的吳美雲找上門來。後者看到黃永松做美術指導的電影很欣賞，邀他做美術編輯。
時值臺灣「報禁」，那份新報未能獲允創辦，兩人改為辦雜誌，但內容依舊受限，「政治不能談，生活面貌也只能談好的一面，千篇一律沒意思。」黃永松回憶，想來想去，只好把雜誌內容定位在傳統文化上。
「我是農村長大的，把老家的大小事情拿出來講，大家居然都感興趣。」黃永松出生於臺灣桃園農村，小時候跟父母打理茶園、自製農具、蓋房子，對民間傳統頗為熟悉，不想此時派上了用場。
那時《ECHO》已聚集了一些資深出版人，但大多出於商業考慮，目光多集中在博物館、美術館等學術、高雅的東西上，並不看重傳統文化，因此三三兩兩地離開了，最後只剩下吳美雲和黃永松。
那時工作條件艱苦，為了把有限的資金都花在印刷、製作上，吳美雲將家裡闢出一角作為辦公室，廁所當作暗房。
慢慢地編輯部擴充到四個人，另兩個是黃永松在「國立」藝專的師弟奚淞、姚夢嘉，四人並稱「《漢聲》四君子」。一次他們在鄉下做田野調查，看到一戶民宅有副對聯：「同心土變金，牽手做大事」，四人相視而笑。此後過年書春，這句話常常被寫出來，貼在辦公室的牆上。
《ECHO》第一期介紹了臺灣的媽祖祭祀與京劇源流，之後幾年，他們每月出一期雜誌，把臺灣跑透透。祭典、手工藝、飲食，做的最多，因為「最不會犯錯」。其時臺灣還施行「戒嚴」，內容稍一涉及現實，就容易惹來麻煩。
「一報導城市生活，我們拍的照片就被認為太守舊、太破敗。那時臺灣開始有婦女墮胎，我們想討論這個問題，也不行。」黃永松回憶。
然而最終促使雜誌轉型的仍舊是現實問題。
上世紀70年代末，臺灣經濟騰飛，日漸富裕的生活之下，人們淺薄的歷史文化根底暴露無遺，一時間湧現出許多盲目崇洋的「暴發戶」。
「無根的富裕使人憂心。臺灣有錢了，怎麼人還都那麼俗氣？繼而我們意識到讓臺灣民眾了解幾千年沉澱下來的中華文化，提高他們的文化素養才是最重要的。」
1978年，在諸多朋友的建言下，《ECHO》中文版創刊，名為《漢聲》，取「大漢天聲」之意。中文版一出大受歡迎，自1978年至今已出版160多期，銷售成績最好時有2萬多訂戶，黃永松笑言：「在臺灣範圍內來看，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數字了。」
大陸的豐盛與焦慮
中國傳統文化的溯源梳理，卻不是在臺灣範圍內就可完成的。
多少次黃永松想到大陸尋找更正宗更豐富的民間技藝，無奈兩岸通路封閉，「那時到香港必去國貨店，看看牌子也好，這個是成都來的，那個是齊齊哈爾來的，一下子大江南北都有了。」
他最常買的是兩樣東西，一個是竹葉青酒，回去孝敬父親；另一個是藍印花布，一次買好幾匹。還附帶買一把杭州張小泉的剪刀，因為藍印花布的邊上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造」，沒法帶回臺灣，得先把布邊剪下來。
1988年，兩岸通道開啟，身為客家人的黃永松立刻奔赴廣東、福建，做了大量民俗調查。當年冬天，他在土樓專家黃漢民陪同下，於閩西、閩南地區進行福建土樓的調查。前後16天，完成了72座土樓的記錄、測量、繪圖。
黃永松回憶，彼時大陸民風淳樸、古意猶存，某天他們忽然被年輕村民攔路，得知前面村中都是黃姓同宗居住，要答對考題才能進村。第一題，你們二人姓黃，是什麼「黃」？幸而黃永松此前參與了民族姓氏源流與遷移的研究，知道問的是堂號，立即回答「江夏堂的黃」；第二題，祖宗詩怎麼念？他大聲誦出「⋯⋯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於是過關，順利完成調查。
「我很喜歡那個時候，沒有現在這麼喧譁，無論城市鄉野都很舒服。」黃永松深感當時在大陸民俗採集的收穫豐盛，此後每年都來幾趟，逐漸將工作重心轉移過來，陸續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建起工作室。
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焦慮感。大陸經濟迅速發展，令《漢聲》的工作者們逐漸感到，臺灣出現的文化生態問題將以更大的規模在大陸重現。
帶著搶救民俗的急迫感，《漢聲》推出了「民間文化剪貼系列」，要求所有的編輯、朋友在北京發出邀請函，請任何對民間文化有興趣的人寫稿子來。同時，雜誌每頁用水膠粘合，很易撕下，在每頁上預留適合活頁夾的洞孔，希望讀者用剪貼簿的方式，分門別類按照目錄自己整理。此系列一直持續了近50期。
「我們認為來不及了，讓大家一起去搶救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不然等我們去拍照、發掘，大陸這麼大，是不可能的。」黃永松說。
「中國結」的發現者
動輒花幾年時間做調查，常常往返於兩岸之間，空間、時間的成本巨大。加之《漢聲》每一期都儘可能做到最恰當的設計裝幀，對印刷要求很高。而以傳統文化為定位又必定無法大賣，《漢聲》是怎麼存活至今的？
「單以雜誌來說，我們一直在赤字。」黃永松稱《漢聲》從未如外人想像，接受企業或社會人士捐助，從來都是自力更生。
創刊的資金是吳美雲向父母借來的，後來黃永松也從家裡借錢入了股。第一期出來後，即被當時「中華航空」的國際部經理看中，說願意一次買幾萬份，放在飛機上。
「我們當時每本成本是12元臺幣，他要8元給他，一本就要虧4元。吳美雲很有經營頭腦，說值得賠。因為雜誌都放在國際航線上，而我們就是做給國外讀者看的。後來果然藉此打開了渠道。」現在，全球共有35個國家的讀者訂閱《ECHO》。
除此之外，由於當時臺灣的外商剛到來，許多企業需要文宣資料，看到這本雜誌做得漂亮，紛紛來找他們做設計宣傳。「我們就靠這些來貼補雜誌，白天賺錢，晚上編雜誌。」
英文版出到第四期時，付不出印刷費，印刷廠威脅要把稿子鎖起來，急得吳美雲跑回家向母親要錢⋯⋯後來《漢聲》乾脆拒絕新訂戶，因為訂閱價格較低，訂得越多越賠。
經歷過各種困難，編輯們卻依然有幹勁，「一來外面掌聲那麼多，好像我們沒法回頭了，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二來傳統文化真的好，一旦你之前播的種子發了芽，又覺得捨我其誰。」說這話時，黃永松以靜坐的姿勢盤腿坐著，「真的應了慈濟基金會的證嚴上人的一句話：甘願做，歡喜受。」
轉折出現在1978年，中文版《漢聲》在第三、四期推出「中國童玩」，反響良好，結集成書，第一次有了盈餘。這開啟了《漢聲》的經營方向。此後他們有了明確的思路：先做雜誌，再將成熟的主題整理成書，以書的利潤來養雜誌。
第二套主題書《中國結》更是成功典範。中國結藝眾多，從最常用的紐扣結到老床帳鉤下的結飾，非常零散。《漢聲》對此進行整理，總結出11種基本結，14種變化結，命名為「中國結」，並出版系列叢書。從此「中國結」傳遍全世界華人區，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
1982年，《漢聲》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下一代的培養上。他們悉心整理出中國民間文化故事，結集成《中國童話》，那個年代臺灣有孩子的家庭幾乎每家一套。此書不久前在臺灣出版了第25版。
如今，主題書、童書的利潤除了用來維持雜誌在臺正常出版，還要保證《漢聲》臺灣總部和大陸9個工作室以及兩個研究所的運轉。
「經濟危機來了我們也不好過，但這麼一路走過來，已經不怎麼在乎不景氣之類的狀況，」黃永松說，「文化產業說到底，只要一息尚存，遇到好的時機總會再發芽的。」
常有大陸出版人探討，《漢聲》的成功能否複製，答案往往是否定。但黃永松認為可以，「我們做的事情其實換誰都能做，只是我們踏踏實實，一步一步來。」
他認為這樣的出版人只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活菩薩的布施心腸，二是忍辱負重的精神。」
他特別向本刊記者解釋了「忍辱」的「辱」，就是「一打開電視就生氣，看到民間藝術不被重視，或似是而非的創意人士們不了解傳統還洋洋自得。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會感到被這樣爛的大眾文化、這樣姑息的環境侮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