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愛國英雄嶽飛曾經寫過一首《小重山》詞：「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裡夢，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其中詞中的「寒蛩」就是蛐蛐，又叫促織，學名蟋蟀。
蟋蟀個頭不大，體長約莫有三四釐米。這種昆蟲以褐色、黑色居多，有個關於蟋蟀的謎語道出了它的生長環境和形象：「家住暗角落，身穿醬色袍，頭戴黑鐵帽，打仗逞英豪。」
蟋蟀卵每年四五月開始孵化，六月間羽化成蟲。成年蟋蟀喜歡棲息在土壤稍為溼潤的山坡、田野、亂石堆和草叢之中。它一般在夏末八月開始發出「瞿瞿——瞿瞿」鳴叫聲，通常在九月初、野外氣溫二十度左右時鳴叫得最歡，十月下旬，氣候轉冷時即停止鳴叫。
蟋蟀是以善鳴好鬥著稱的。蟋蟀生性孤僻，喜歡獨立生活。尤其如果兩隻同性碰到一起，很可能就會咬鬥起來。它的鳴聲也是頗有名堂的，不同的音調、頻率能表達不同的意思。夜晚蟋蟀響亮的長節奏的鳴聲，既是警告別的同性：這是我的領地，你別侵入！同時又招呼異性：「我在這兒，快來吧！」當有別的同性不識抬舉貿然闖入時，那麼它便威嚴而急促地鳴叫以示嚴正警告。若「最後通牒」失效，那麼一場關於「領土之爭」的兇殺惡戰便開始了，兩隻蟋蟀甩開大牙，蹬腿鼓翼，戰在一起，其激烈程度，決不亞於古代兩國交戰時最慘烈的肉搏。
在蟋蟀家族中，雌雄蟋蟀並不是通過「自由戀愛」而成就「百年之好」的，而是通過「決鬥」獲得：哪只雄蟋蟀勇猛善鬥，打敗了其它同性，那它就獲得了對雌蟋蟀的佔有權。所以在蟋蟀家族中「一夫多妻」現象是屢見不鮮的。當然從生物學進化論觀點來分析，這也是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有利於蟋蟀家庭子子孫孫健康昌盛。
人們對於這種鳴蟲似乎格外熱情，「三大鳴蟲」中，玩得最好、最精彩、最有文化韻味的當數蟋蟀。從《詩經》中「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南宋顧文薦《負喧雜錄》的記載、研究蟋蟀專著《促織經》，再到現代詩人余光中的《蟋蟀吟》等等，都是最好的詮釋。
古人玩蟋蟀講究三種境界。第一種境界叫「留意於物」。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南宋宰相賈似道，竟然因玩蟲而誤國；第二種境界稱「以娛為賭」，把鬥蟋蟀作為賭博手段，多地破獲過「蟋蟀賭局」，海寧警方就曾經抓獲了九十一名犯罪嫌疑人，繳獲涉案賭資二百餘萬元，簡直令人瞠目；第三種境界叫「寓意於物」，這是最高境界，多為文人雅士所為，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大書法家黃庭堅以及文學大師曹雪芹等也都喜歡養蟋蟀玩，尤其黃庭堅還總結出蟋蟀有五德：鳴不失時，其信也；遇敵側鬥，是其勇也；寒則歸宇，識時務也；傷重致死，是其忠也；敗則不鳴，其知恥辱也。
除了欣賞美妙的蟲鳴，古人的「蟲趣」還有看蟲形、觀蟲勢。什麼樣的蟲子最好，怎麼看出是好蟲？用現代網絡流行語來說就是給蟲子「約架」，古人叫做「鬥蟲」。是古代玩蟲者最熱衷的活動，讓自己蓄養的鳴蟲「互鬥」，與朋友的鳴蟲「賽鬥」，是古代鬥蟲的兩種主要方式。鬥蟲以鬥蟋蟀最為出名，以賽鬥最為流行。「鬥蛩之戲，始於天寶間」，說明鬥蟋蟀是從唐朝就開始了。
南宋時最會鬥蟋蟀的高手當屬官居宰相高位的賈似道，中國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專著《促織經》就是他寫的，賈似道因此有了「蟋蟀宰相」的外號，民間戲稱他為「賈蟲」。
到明清時，鬥蟋蟀之風颳遍全國各地，尤以京城玩蟲最負盛名。鬥蟲被老北京視為「京秋雅戲」。宮裡鬥蟲更是熱鬧，連不少太監都是鬥蟲高手。明劉若愚《酌中志》記載：「是月（秋七月）也，吃鰣魚為盛事。賞桂花，鬥促織。善鬥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
蒲松齡先生《聊齋志異·促織》一文通過描寫成名一家從悲到喜、喜極生悲、悲極復喜，禍福轉化的奇特故事情節，深刻揭示了古代為政者的貪婪、兇殘、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和罪惡，表現了老百姓為生計奔波的勞苦、辛酸和艱難，寄託了先生對受盡欺凌和迫害的下層群眾的深切同情。
2010年，山東寧津縣被選為「中華蟋蟀第一縣」。寧津縣政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年起，年年辦蟋蟀節，招攬天下「蟲迷」。來自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廣州、深圳的「蟲迷」川流不息，衍生出「蟋蟀文化產業鏈」，促進了當地百姓脫貧致富。
人如蟋蟀。生活在齊魯孔孟之鄉這方沃土上，熱愛生命，而不玩物喪志；踏實做事，勇於創新；不圖功名利祿，注重德行修為；「淡泊以明志，寧靜而志遠」，那才是極好。
作者簡介 蘇健，男。山東淄博人。鄉土文學社會員。現任山東省淄博第六中學語文教師，喜愛文學，尤其散文。迄今有多篇散文、小說等發表於各級網絡及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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