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孫中山」、「孫汶」、「孫大炮」

[摘要]「孫汶」、「孫大炮」、「孫中山」都是孫中山曾被取、用的名字和外號。中山大學的李吉奎先生寫有《孫中山，一個被取、用的名字》一文，指出孫中山是一個被取、用的名字，首創者為章士釗。

孫中山先生靈堂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針對幾乎眾口一詞頌揚孫中山的文字，錢玄同認為系因孫中山去世前與段祺瑞有來往的緣故，不禁撰文《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文中，他枚舉十多年來孫中山被取、用的名字和外號，證明其在「國民」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實際是突然起變化的：

您看十三年前稱孫先生為「孫汶」的，十年前散布《孫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稱他為「民賊孫文」的，半年前還是稱他為「孫大炮」的，「近數月來」，都親親熱熱地叫起「中山先生」來了，甚而至於叫起「元勳」「偉人」這一類的字樣來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壇去，居然對於十三年前他想拿來處以極刑的「孫汶」稱起「孫中山先生」來!!!

其中，「孫汶」、「孫大炮」、「孫中山」都是孫中山曾被取、用的名字和外號。中山大學的李吉奎先生寫有《孫中山，一個被取、用的名字》（收入氏著《孫中山研究叢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一文，指出孫中山是一個被取、用的名字，首創者為章士釗。1903年，他「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結果這個名字流傳開來，被廣泛使用，孫中山的本名孫文反而隱沒不彰了。儘管孫中山本人不喜歡這個名字，也從不自署，但只能默認了。此文從不疑處有疑，發人之所未發，剝繭抽絲，披沙揀金，將孫中山名字背後的故事演繹得生動精彩。其實不僅「孫中山」，「孫汶」、「孫大炮」的被取、用也有一番來歷。

孫中山，譜名德明，幼名帝象，年稍長取名文。他自稱從1885年中法戰爭失敗那年起，就有志於革命，決心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但實際至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才被清政府列入黑名單，成為通緝的對象。清代官方文書習慣將叛亂分子視作汪洋大盜，要在他們的名字上加三點水以洩憤，張文祥的名字被寫成「張汶祥」，自然孫文的名字也變成「孫汶」。孫中山回憶這段往事時，像講別人故事一樣，說清政府曾「懸重賞購求那個臭名昭著的『孫汶』的首級」。然而，奇怪的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報紙《民立報》在提到孫中山本名時也經常用「孫汶」，如1911年10月25日，引外電說「香港本有不許孫汶登陸一例」；11月16日報導，香港光復後，有人扛著兩巨幅肖像遊行慶祝，「其一為孫汶肖像，其一為黎元洪肖像」；同日譯錄《南清早報》刊載的孫中山通告各國書稿一通，取標題為《孫汶通告各國書》。兩天後，又報導說：「匈牙利愛國記者噶蘇士之子狄奧西在某雜誌極力贊成中國共和，並深贊孫汶之為人。」更奇怪的是，歐洲的媒體於武昌起義爆發五天後即報導說：「此間輿論已大張一種主義，謂將來中國必立共和政體之新政府，其總統大約孫逸仙充之。」但《民立報》轉載這條新聞時，並不以為然，特加按語說：「此系歐洲人猜測之辭，因於我國政黨多未知其內容，但以習聞之人為革命黨魁也。」同樣，對路透社電：「湖北革命其目的欲設立共和政府，將舉孫逸仙為總統，舉其弟孫□為諮議局議長」，《民立報》也加按語說：「亦系西人猜測之詞。」

《三十三年之夢》中譯本

孫中山至遲在1903年已是舉世公認的中國革命領袖，那年章士釗將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夢》節譯成《孫逸仙》一書出版，在自序中稱「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該書刊行後，「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影響很大，以至被清政府列為禁書。武昌起義後不久，武昌軍政府主辦的《中華民國公報》曾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文」名義發布公告，號召獨立各地同心戮力，率眾前驅，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就此而言，《民立報》的革命報人應該清楚孫中山的真實名字及其革命地位，但為什麼對其名字會沿用清朝官方的寫法，還稱他只是中國政黨中的「習聞之人」呢？

這不得不從同盟會的成立說起。一般認為同盟會是孫中山領導創建的革命政黨，有組織，有綱領，有目標，但實際並非如此，它只是當時在日各革命同志的聯合會。馮自由說第一次開籌備會，興中會有孫中山、梁慕光加上他自己三人蒞會，華興會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參加，其他各省同志由他通知到會的有馬君武、何天炯、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燾等人，由程家檉、黃興通知的有張繼、田桐、董修武等人，由宮崎寅藏通知的有內田良平、末永節等人，而胡毅生又帶來了汪精衛、朱執信、古應芬、李文範、張樹枏、金卓等人。其中，孫中山認識的除興中會同仁外，只有程家檉、馬君武、張繼、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等人，其他都是新同志。可見，參加同盟會的人比較複雜，很多人跟孫中山並不相識，對他的革命主張也未必了解，如何能夠同心同德，凝聚共識呢？所以，孫中山只說同盟會是革命黨，沒有視之為政黨。事實上，同盟會籌備之前，在日本的革命同志就有設立統一組織以推動革命發展的想法，但被程家檉極力阻止，他說：革命是秘密之事，我們做實事即可，無須顯名露臉。孫文的革命之名中外皆知，不久他要來日本，何不等他來，以他的名義設會，而我們可以秘密回國，相機起義，如此事必有成。於是，大家接受其建議。

1905年7月19日，孫中山抵達日本，組建新革命團體的計劃被提上議事日程，但在如何加入這個團體問題上，不同的人和派別各有不同的想法。以華興會為例，陳天華主張華興會與孫中山派聯合；黃興的意見是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保持獨立；劉揆一則反對加入；宋教仁打圓場說，既然有爭議，何不如先研究加入、不加入的利弊怎樣，但大家各持所說，莫衷一是，遂以「個人自由決定」而罷。30日，同盟會開籌備會。到者七十多人，先由孫中山演說革命理由及革命形勢和方法，接著黃興宣布今天開會就是要成立革命組織，請各人籤名。孫中山再宣布這個組織的宗旨，讓大家親寫誓言，並傳授以後相見時的握手暗號等，最後推舉黃興等八人起草章程。8月20日，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三百人左右。黃興宣讀章程時，「會員有不然者，間有所增減」。此外，還有人突然站起來詰問孫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為帝王乎？抑為民主乎？請明以告我。」會場頓時一片死寂，孫中山、黃興不知所措，無言以對。就在此時，程家檉越席而言：「革命者，國人之公事也，孫先生何能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無慕乎從龍之榮，則君主無自而生。今日之會，惟研求清廷之當否革除，不當問孫先生以帝王民主也。」程家檉的臨場機智應變，化解了當時的尷尬局面，確保大會順利進行，使同盟會得以正式成立。

同盟會成員合影

但整個成立過程的一波三折，也預示著同盟會的發展之路並不平坦。果然，成立之後，同盟會內部紛爭不斷，時起衝突，而且每次都與孫中山有關，這些衝突導致同盟會組織渙散，內部事務無人過問，逐漸名存實亡，走向分裂。1910年6月，孫中山前往日本，宋教仁與他商量整頓同盟會事宜，孫中山卻說：「同盟會已取消矣，有力者盡可獨樹一幟。」於是宋教仁等一怒之下，於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會，「參加者亦以《民立報》關係人物為特盛」，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報》主筆之一，該報遂成中部同盟會的機關報。在中部同盟會的促成和推動下，武昌起義很快爆發。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就有如前所述外電以孫中山為新政府總統的猜測，但中部同盟會主要領導人譚人鳳、宋教仁等都「大不慊於中山」，認為他「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不希望他來當領袖，所以藉助《民立報》對相關報導進行闢謠，並且有意無意仍用「孫汶」名字來強調他曾經的海賊身份。

此外，宋教仁等還尋找各種機會力推黃興為辛亥革命的最高領導人。11月2日，在漢口戰事緊急之際，宋教仁、居正等召開秘密會議，擬公推黃興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結果引起爭論，反對者認為大敵當前，不應讓人產生爭權奪利之感，宋教仁覺得有理，便說：「此事不過徵求大眾意見，原無成見，蓋因黃廑午實行革命多年，聲望甚好，諸同志擬推其為首領，藉以號召以達迅速成功之目的，並無他意。我們初來湖北，對於湖北軍隊情形不熟，既有利害衝突，即作罷論可也。」12月2日，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後，南京光復，而武昌卻因漢陽失守，隨時有陷落可能，形勢十分危急。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即藉機聯合留滬各省代表開會，議決：暫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並投票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隨即通電各地軍政府。次日，上海各界舉行歡迎黃興大會。黃興一到，全場「歡呼聲如雷動」。但他以才力不勝，予以推辭，表示只願「領兵北伐，誓搗黃龍，以還我大漢河山而後已」。經與會各省代表反覆勸說，黃興「乃允暫時勉任」，大家激動地站起來，三呼「大元帥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然而，上海方面此舉引起武昌各省代表的不滿，黎元洪甚至通電各省都督，稱「滬上有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元洪為副元帥之說，情節甚為支離，如實有其事，請設法聲明取消，以免淆亂耳目」。可當武昌各省代表和留滬各省代表齊集南京後，又開會承認上海所舉大元帥、副元帥，並責成大元帥暫行臨時大總統職權。黃興本來就不願擔任大元帥，現在又有黎元洪的反對，乃力辭大元帥職，結果各省代表又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並議決「由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還「備公函請君即速來寧，組織臨時政府」。至此，黎元洪方無異議，願意接受。

12月22日，江浙聯軍代表李燮和等專程到上海，迎接黃興到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這次黃興有意走馬上任，他對代表們說：眼下財政困難，人才缺乏，正在想辦法解決，三五天後，有了頭緒，即行前往。事實證明，他所言不虛，除了派何天炯赴日借募巨款外，他還請張謇出面擔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元，供組織臨時政府之用。保證書云：「茲因黃君為中華民國組織臨時政府之費用，向貴行借用上海通行銀元三十萬元。約定自交款日起一個月歸還，並無抵押物。如還期不如約，惟保證人是問。除息率及匯水，由黃君另訂條件外，特具此書。三井洋行鑑存。張謇。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可在預定赴南京的前一天晚上，因獲悉孫中山回國，黃興臨時改變主意，決定不去組織臨時政府，請各省代表馬上選舉臨時大總統。李書城後來回憶前後經過甚詳：

黃先生本擬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職，並已商請張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元作到南京後軍政費的開支。但在預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黃先生忽向我說，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問何故不去。黃先生說：「頃接孫中山先生來電，他已起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們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為鑑戒。肯自我犧牲的人才能從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才有力量打擊敵人。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的權利，互相退讓。」我聽了黃先生這一番話，感到他的人格偉大，感到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純潔，深為佩服。

應該說黃興此舉一方面與他識大體、顧全局、能謙讓、有氣度的品格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時勢使然。因為孫中山革命的名聲舉世皆知，儘管他沒有直接領導武昌起義，但很多人認為他是「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鑑於此，《民立報》也改變立場，迅速跟進，大力宣傳孫中山，為其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造勢。在這種情況下，黃興選擇主動退出是非常理性和明智的，他贏得了好感，收穫了尊重。

而孫中山恰恰相反，雖然如願當選臨時大總統，卻名不副實，聲譽受損。後來多次回憶這段經歷，他總是耿耿於懷，心緒難平。其一云：「弟從海外歸來，他人皆有兵有權，惟以民心所向，舉我為總統，而各種組織俱不能如意，各種政策不能實行。」又一云：「即如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再一云：「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實施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此種計劃，為同志所格而不行」，「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那麼孫中山祥林嫂般的嘮叨是否屬實、有無旁證呢？從其身邊人的回憶來看，確實如此，真有其事。《胡漢民自傳》言：「先生以餘為總統府秘書長，各部之組織，則採納黃君意見。……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獨黃君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也。」張繼在《回憶錄》中也說：「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黃君作主。總理毫未改本來面目。群眾開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並未特置臺上坐位。而諸同志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者。氣度使然，並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趨炎附勢概稱黃君為克老。」

臨時政府成員合影

孫中山三個月的臨時大總統任期如此不堪回首，自然是極為憋屈，但更鬱悶的是為了當上這個木偶總統，他遭受了不少譏笑和非議。武昌起義爆發時，他身在美國，從報上獲悉消息後，他的判斷是「斯舉當有成矣」，並認為德國政府對中國革命懷有好意，決定前往德國尋求幫助，所以沒有立即回國，而是轉赴歐洲活動。到歐洲後，外國報刊廣泛報導他與各國銀行聯繫，爭取財政援助。國內媒體也大肆宣傳他在國外籌措款項、購買軍艦，須「勸募足額，始能歸國」，因此獨立各省對他期盼甚殷，若大旱之望雲霓一般。12月25日，孫中山剛從歐洲回到上海，有外國記者就迫不及待地問他：「君帶有巨款來滬供革命軍乎？」他答曰：「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另據時人回憶，黃興、陳其美等在四川路為孫中山開盛大歡迎會，「會間有人詢孫攜歸若干餉械？孫大笑答曰：『餘攜全副革命精神，載得滿船歐美民氣而回，餉械何足計哉！』聞者忍笑不禁。次日，大炮法螺之謠，遍上海矣」。這就是孫中山被取名「孫大炮」的由來，錢玄同說孫中山去世半年前才被稱為「孫大炮」，恐不確。

此外，有親歷者言之鑿鑿，說孫中山之就是憑藉這種「大炮法螺」當選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返國到滬，「乃與黨人協商，並自謂伊在美募有美金千萬元，兵船十隻；如在寧組織臨時政府，舉伊為臨時大總統，可將錢及船獻出為政府用。此時各方為組織臨時政府事，正無辦法；孫先生為中國革命領袖，如能擔任危局，各方實所贊成。商之代表團，亦認可。於是……舉孫為臨時大總統，黎為臨時副總統」。這種說法無從考證，但白紙黑字，記錄在案，某種程度上對孫中山的形象也是一種傷害。

一般認為癸卯年以後，孫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舉國公認的革命領袖，談振興中國，絲毫繞不開他，但從辛亥時期他被取、用的名字來看，上述說法有水分。尤其從歐洲回國後，其空談的一面被凸顯後，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瞬間下降不少，可以說從神壇走向平凡，並如錢玄同所言一直持續至其去世為止。 （文/李志茗）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